阳谷社交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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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社交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

山东人见面为何叫“二哥”？为何不是叫“大哥”？

山东人见面为何叫“二哥”？民俗背后的文化

为何山东人称呼别人只称呼“二哥”，而不是称呼“大哥”。

一、阳谷社交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

山东阳谷县景阳岗

作者：孙剑艺

常言道“入乡问俗”，各地有各地的乡风民俗，体现在语言上，就会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语言或曰民间语言。钟敬文先生主编《民俗学概论》第十一章专论民间语言，谓“民间语言是一种民俗现象”，是“民众习俗的一部分、民间文化的一种”，“民间语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并且该书将称谓语作为常用型的民间语言对待。近几年随着旅游文化的升温，各地相继出现了民俗文化热，例如山东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语言现象就不断被媒体和书籍炒作。其实这种民俗语言现象的的根源是在敝乡阳谷县，或者说是盛行于阳谷。那么该称谓是怎样形成的？在山东又有怎样的地域扩散？全国其他地方有无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其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既为民俗语言，则只能向民俗文化层面寻求答案。

一、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习俗及其民俗文化内涵

阳谷有一种传统民间习俗：出门在外，遇到年龄相当的陌生男子，要尊称为“二哥”，而不许称“大哥”，我小时侯在老家赶集，集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请求让道的，问事问路的，人群中便不时传来这种带有尊敬、客气和祈求语气的“二哥”称呼。推车儿的，挑担儿的，要想请人给自己让路，只须一句话：“借光啦二哥！”如果挑副油挑子，就更简单了：“碰身油啦二哥！”——这时别人不让也得让，谁愿碰身油呢？如果是问事或者问路，那得先喊声“借光啦二哥”，然后再询问，例如：“借光啦二哥，木料市儿往哪走？”一声“二哥”，显得客气而亲热，别人听着舒坦，自己的交际目的也就达到了。相反，如果称人家“大哥”，交际目的达不到，恐怕还会遭来白眼。大家看，这不是一种很有趣的方俗语言现象吗？但是，阳谷人在一个家庭之内，老大、老二……兄弟排行好几个，亲属称谓方面却是“大哥”“二哥”“三哥”等俱全，仍是以“大哥”为尊，而不必避讳。可见出门在外称人家“二哥”，已与家庭中的兄弟排行无关。该“二哥”既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它就变成了社会称谓。再进一步限定一下，它应该属于“社交敬称”之列，专用于陌生男子间交际时的礼貌敬称。由于这种社会称谓尚带有亲属称谓的影子，语言学上又称其为“拟亲属称谓”或“类亲属称谓”，

阳谷这种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现象虽相沿已久，但谁也不知起于何时；至于为什么称“二哥”不称“大哥”，阳谷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小时候对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感到奇怪，遍询老人：为什么到外面非得叫人家“二哥”，而不能叫“大哥”呢？初时老人们不告诉，只神秘兮兮的说：“‘大哥’是孬话。”或者确切点说：“‘大哥’是骂人的话”，问急了则说：“大哥是王八！”再问：“二哥呢？”答曰：“二哥是兔子。”这种解释真是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说还好点，越说越糊涂。王八、兔子都是动物，王八固然遭人厌恶，但并没有任何的民俗传说能够说明兔子的高尚和受人尊敬啊？所以，“大哥是王八”似乎还能与讳称“大哥”贴点谱；但“二哥是兔子”的说法，与“二哥”之成为社会尊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民俗语言必定有其得以形成的民俗语源，只是时间一久，其语源和真相被埋没了而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除了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人们的观念认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阳谷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这种现象，不行于家庭内部而行于社会外界，一定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外在原因所致。思来想去，能够影响阳谷民风民俗的文化，最明显的莫过于以景阳冈打虎英雄事迹闻名天下的好汉武松的故事了。武松故事自诞生以来，不断被人们加工演义、敷展铺张，通过小说、戏曲、曲艺等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而得以广泛流传。武松故事以及由其演义而来的诸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武松文化”，而“二哥”尊称的出现，就与武松文化有很大关系：

而最值得一提的则要推好汉武松武二哥了。相貌堂堂、勇猛英武、刚强侠义的武二哥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而大哥--武大郎，外号“三寸丁谷树皮”者，那副猥琐的形相，那种懦弱的性格，实在为人所不齿。所以人们渐渐以“二哥”为日常交往中的尊称，而不再称“大哥”，称“大哥”那简直等于是骂人。可见“二哥”之称非出偶然。（剑艺、 福为：《陌生人交际的礼貌称谓》，《语文建设》1996年第6期）

而这一见解，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有人谈到了。民初有位名士叫尤半狂，是着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在1926年《红玫瑰》第6卷第26期上发表一篇随笔，题为《俗语噱谈》，开宗明义即说到：

前在皖北，有鲁人某君，在省候补，人极戆直，友人则背呼之曰傻瓜。纳妾甚艳，友朋每以为谐谑资料。我人见之，喜作笑脸，长揖而尊之曰大哥，某必艴然谓：“谁和你胡闹？”旁观者不解，辄谓：“某君太不讲理，人家这样客气，你却以为胡闹。”不知“大哥”二字，适得鲁人忌讳，在笑谑时称之，不啻詈为“忘八”，盖鲁人有俚语，谓：“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为中下等人所流传，此语由来已久，或谓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故鲁人见人以戏谑态度，呼之为老大哥，必勃然云。（见袁进主编：《闲者的盛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44页）

该文以具体生动的事例证明尊称“大哥”乃“鲁人忌讳”，如同骂人曰“忘八”（“忘八”为“王八”旧写，过去同音），并且引出了“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一句山东俚语。同时又谓此种习俗“由来已久”，并推测“或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只是作者不知这位“某君”具体为山东何处，只得笼统谓之“鲁人”，说不定正是阳谷、聊城一带人呢？不管怎样，有了这样确凿的书面文献证据，我们可以下一个更加确切些的结论了：阳谷“二哥”系导源于“武松文化”!

二、阳谷“二哥”尊称的形成年代及“武松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们既已认定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习俗导源于“武松文化”，据此便可对它的形成年代加以推断了。我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上限是--明朝中后期，而不会更早。因为“武松文化”又来源于“水浒文化”，所以“二哥”尊称的形成必定是在水浒故事广泛流传之后。我们知道，水浒故事虽然发生在宋朝，但正史中只有极零星的一点记载，而主要是通过民间文艺形式加工创造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和杂剧，明初施耐庵、罗贯忠对先前的水浒故事进行了集大成性质的加工扩充和再创作，完成了不朽的鸿篇巨制《水浒传》，从而使得“水浒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水浒传》中有关武松的故事共有十回，俗称“武十回”，在书中可算重头戏，成为武松文化的重要蓝本。

明中叶，又有一位大戏剧家沈璟（1553年-1610年），把武松的故事专门演绎为一部传奇，名叫《义侠记》。在原水浒故事中，武松本来已成为一位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了，沈璟的《义侠记》更使武松“义侠”的称号名播天下。因为中国人历来崇尚“义”字，某类人物如果被冠以“义”字，那无疑是至高的褒奖。正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所说：“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武松被塑造成为一位集“义”“侠”为一体的英雄好汉，自然成为日常生活中备受人们尊崇的偶像。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中叶又出现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它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无疑又扩大了武松故事的影响。

清代乾嘉以来，京剧大盛，渐获国剧之名。京剧演义武松故事的剧目，仅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记载就有：《武松打虎》（一名《景阳冈》）、《武松杀嫂》（一名《挑帘裁衣》）、《狮子楼》、《武松打店》（一名《十字坡》）、《安平寨》、《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等多部。该书还提到，着名武生盖叫天将全本武松故事合演，名为《武松》或《武十回》（源于《水浒》中武松故事共十回）。其他演绎《武十回》的戏曲曲艺形式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在山东不能不提到山东快书这种曲艺形式。山东快书确切渊源已不可考，有传说谓早在明万历年间，山东临清落魄武举刘茂基赶集赶会，就敲着瓦片演唱武松故事。一般较为确切的说法，清道光十九年（1839）傅汉章在曲阜林门会演唱武松故事大获成功，迄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了。此种曲艺形式本无确定名称，历史上因多演唱武松故事而称“武老二”，快书艺人则称“唱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总之，《武松传》一直是山东快书的看家作品。

这一切表明，“武松文化”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使得刚强侠义的好汉武松，以及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人物形象。而反过来，“武松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又必然会对民风民俗产生某种影响。正如清代着名学者钱大昕在评价通俗小说作用时所说的那样：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喜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

钱大昕把小说称为“教”，且认为其教化作用及对世俗的影响比儒释道三教“更广”，虽然他更多是从坏的方面强调这种作用的。不过客观来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对世俗的影响和教化，主流方面还是积极的、正面的，人们对善恶美丑还是有较一致的取舍判断标准的。文艺作品塑造的某些英雄人物，可能成为人们仰慕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而有的人物形象则可能成为人们讥笑和鄙夷的对象。比如武松的形象，《水浒传》描写是“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而武大郎却是“身不满五尺，面貌丑陋，头脑可笑”，“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诨号“三寸丁谷树皮”，性格方面，武松有“英雄”、“好汉”、“义侠”之美称，有“景阳岗打虎”等壮举，其刚强侠义自不必说；武大郎则生性懦弱无能，终致其妻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使其成为戴绿帽子的“王八”，并最终而死于非命。武松、武大郎弟兄的形象及相关故事，被艺人们搬来演去，自然会影响到民风民俗。文艺作品中的武二哥虽然原籍清河县，本不是阳谷人，但武松成名在阳谷，景阳冈打虎、杀嫂、斗杀西门庆这类重要事迹，又都是以阳谷县为背景的，所以走遍全国各地，人们提起武松，往往首先与阳谷联系起来。就连领袖毛泽东1956年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示都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基于此，所谓“武松文化”首先会对阳谷的民风民俗和民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此以来，阳谷人在社交称谓方面，形成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语言习俗，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吗？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语言习俗中看出来，比如歇后语“武松打虎--一举成名；武松斗西门庆--扔出他去；武大郎的身子--不够尺寸；武大郎卖凉粉--人软货也打颤；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不要；潘金莲给武松敬酒--别有用心；潘金莲熬药--暗中放毒”等等。这足以证明通俗文化对世俗和语言的影响和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说阳谷尊称“二哥”习俗的形成，是在武松文化广为流传后，其下限是清朝中前期，其上限是明朝中晚期，而不会再早。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武松文化影响到社会称谓，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亲属称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历史发展而言，在所谓“武松文化”形成之前亲属称谓已经定型了，家庭内部“大哥”“二哥”“三哥”等称谓已经俱全。而这也可以作为断定社交尊称“二哥”的形成不会太早的证据之一。

三、阳谷社交尊称“二哥”在山东的地域扩散

下面我们再辨析一下所谓“山东人尊称‘二哥’”的说法。首先，这应该是外省人听到山东个别地方尊称“二哥”，未加详辩而以偏概全的笼统说法，因为山东“二哥”尊称并没有普及到那样的程度。但既有这种笼统说法，也就有了在整个山东范围内随意追寻“二哥”源头的做法。历史上行二的名人诸如孔子、管仲、秦琼等都曾被作为“二哥”来源的猜测对象，但却又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如跟孔子和管仲有关，他们都是春秋时人，那么该称谓应该很早，再说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却并没有这样的称谓；秦琼故事流行更晚，他是济南人，济南却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只有武松文化才能成为山东“二哥”称谓的真正根源。

山东人“见面叫二哥” 之俗，着名民俗学家山曼先生亦曾有专门论述，兹节引如下：

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而不是象在别处那样叫“大哥”，这种习俗的来源，并不象有根有据的学术问题那样，可以确切作答，所有的，只是有趣的传说。

说来也凑巧，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山东人，在自家兄弟中都是老二。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儒学创始人孔丘，武的是《水浒》小说中人物武松。

孔丘因为后来被尊为圣人，没有人敢再直呼其名，世上只知有孔子，除了个别年代称他为“孔老二”，大多时候总叫他“孔圣人”，而且，他的大哥是怎样的人物，也没有人知道，因此，山东人见人叫“二哥”和孔圣人的关系比较淡，只有文人们作这样的附会。武松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言语行为处处合山东大众的脾味，因此在山东人的心目中，他比活人更有生气，称名道姓还不足以表示和他的亲近，便象称呼自家兄弟那样，叫他“老二”，喊他“二哥”，因为和他相亲相爱，便离开《水浒》的本本，更编了许许多多说书的回目，敲两片梨花板说起来，直令山东老乡废寝忘食，搞得说书也不叫“说书”，叫做“说武老二”，人们是那样崇爱武松，却并没有认识到，武松的高大形象，在不少方面是靠他的兄长武大郎的反衬而成立的。

在武松成为英雄而深入人心的同时，武大郎作为一个其貌不扬，言行缺少英雄气概的男子，也被人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日久天长，这兄弟二人强烈对照的形象，在山东男子汉中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叫“大哥”，心中浮起的是武大郎的影子，叫“二哥”精神上升起的是好汉武松的豪气。

既然这样，见了山东的朋友就响亮地喊他一声吧：“二哥！”（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这段文字通俗而精彩，考辨可谓精到：列举了孔子和武松作为“二哥”尊称的来源，同时认为孔子之说是文人附会，而最终定位于好汉武松身上。这无疑是卓见。但“随俗当个山东人”，“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却与前引《俗语噱谈》笼统谓之“鲁人”之称谓一样，定性过宽，难免使外省人将“二哥”尊称笼统地当作了整个山东的民俗语言现象。

那么是否山东省除阳谷外，别处就没有这种“二哥”尊称呢？也不是的。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形成后，就纵向而言，它具有历史传承性（当然也有变异性）；就横向而言，它又具有地域扩散性或曰流布性。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习俗，发源地固然应该首先断定于阳谷，但它形成后不会凝滞不动，而是迅速向周边地区发生地域扩散，所以鲁西的聊城、莘县、东阿等县旧时均有此称，至今老一辈人，尤其在较为偏僻的乡村中，仍在使用。早些年听说青州一带曾有此称，只是未审确否。除此之外，山东其他地方这种称谓则罕见。

相比之下，山东有的地方，如鲁西南的滕州、梁山、曲阜等处，不仅不以“二哥”为尊，反倒有意回避它，因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本地方言中男性生殖器的隐语--“老二”，因此， “而在鲁东南地区，见面须称‘三哥’，俗以为‘大哥王八二哥龟，就数三哥是好人’，” （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那为何会有尊称“三哥”之现象呢？此处我们不妨试予揭秘：这里的王八、龟都不是指水中动物，“大哥王八”指武大郎戴绿帽子已如前述，“二哥龟”就是指男性生殖器。《水浒传》里“王婆贪贿说风情”那段，王婆给西门庆说要把潘金莲勾搭上手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二件就是“驴儿大的行货”，西门庆回答说“第二，小时候我也曾养的好大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把这段吸收下来，到六十九回又写道：“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原来，“龟”指男阴，也是于古有征的，山东方言“老二”又有指男阴的隐秘意义，于是就有了“二哥龟”之说。看来在鲁东南等好多山东方言里，“大哥”“二哥”都是避讳，算来算去“就数三哥是好人”，于是这些方言“三哥”成为社交尊称。唯独阳谷及周边方言，“老二”虽同样有指男阴这项意义，但最终没能战胜打虎英雄武二哥的力量，乃至使“二哥”成为社交尊称。这恰从另一方面说明：笼统把“二哥”当作整个山东地区人们的社交尊称，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山东阳谷等地尊称“二哥”语言习俗的历史成因是一种“武松文化”，“大哥”避讳的是武大郎。“二哥”尊称滥觞于阳谷，并在其周边地区扩散，但并没有扩散至山东全境。河北清河县等地亦有此俗，则是“武松文化”的正常延伸。天津尊称“二爷”、“二哥”的历史成因是“拴娃娃”民俗文化，“大爷”“大哥”避讳的是那位泥娃娃。而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阳谷还是天津的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现象，都在日渐衰微，社交称谓习俗已开始向以“大哥”为尊的主流文化看齐。老派的人虽仍维持旧称，但新派的年轻人已较少使用或不知道了。这里面有开放交流、主流文化影响和计划生育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语文生活的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因而这种习俗，今天看来渐已成为“旧俗”，再过多少年，恐怕更是趋于湮灭了。而本文的写作，对这类特殊民俗和语言现象，正带有某种发掘整理或抢救性意义；同时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考索，力争将其真相予以澄清，给后人和学界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期免“扑朔迷离、一团乱麻”之叹。治学有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二途，本文自属后者，故不避繁琐考据之嫌。初稿早成，多年思考，反复考订，不敢自是，公诸同好，敬祈方家是正。

一、山东人见面为何叫“二哥”？为何不是叫“大哥”？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二”不是作为一个数字，而是被人用作称呼的话，总显得不大正式，甚至于在某些特定语言环境中还有贬义。但是如果你去到山东，你会发现山东人很喜欢叫人“二哥”，而不是“大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于这个比较奇葩的地方语言习惯，有很多种解释和说法，下面就给大家分别都说一下。

第一种说法是说因为老大在山东被认为是鳖，尽管民间以为鳖很长寿，有灵气，但在实际生活中也认为鳖是不好的用语。

第二种解释是说这是因为武大郎的原因，《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武大郎作为大哥，胆小懦弱，猥琐无能，和二弟武松相比起来实在是过于负面，因此山东人不愿意被称为大哥。

第三种说法，则是有关于民间对于亲生兄弟间的一种偏见，人们普遍认为老大比较憨厚，老二比较精明，老三比较娇生惯养。

第四种原因，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传说故事当中，大哥总是不光彩的负面形象，比如说牛郎织女神话中的大哥对牛郎就不好。

第五种说法则是和山东骄傲孔子有关，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而他除了是山东人之外，还是家中老二。

第六种原因则是说，山东人普遍比较谦虚，他们在与人的交往中不愿意为“大”、“老”的身份，所以更加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二哥”。

二、山东人见面为何叫“二哥”？民俗背后的文化

山东人见面叫“二哥” “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是个堂堂的数字，以它为称谓，总含有蔑视、贬评的含义，如：小二哥(酒店伙计)、二大人(官者之弟)、二大爷(横行乡里者)、二流子(地痞)、二小(奴仆)、二本(汉奸)、二水、二手货、二婚头(再婚妇女)、二毛子(洋人)、二奶、二房(妾)、二杆子(鲁莽之人)、二混子、二汉(男佣人)；形容品质恶劣低下，则为“二虎八蛋”、“二性”、“打二五眼”、“二百五”、“二不楞登”、“二乎”、“二流大挂”、“二蛋”。但与山东人打交道，则必需称其为“二哥”。称“大哥”反而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 一说老大为鳖。民间对鳖奉若神灵，而内心则是厌恶的，以为其寿百千年，必有灵，故称百岁之人为属鳖的，平时也以鳖为詈语。 二说因为武大郎。《水浒传》和《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山东，其中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武松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武大的猥琐，令人羞耻；武二的正气，刚烈，嫉恶如仇，令人称赞，堪为山东大汉的代表。 三说因为老大憨。俗以为，弟兄同胞，一般是老大憨厚，老二精明，老三娇惯。 四说老大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民间关于兄弟分家的故事很多，以“牛郎织女”为例，老大往往娶了一位没有仁慈心肠的恶老婆，便成了“妻管严”；父母双亡以后，不是好好照料未成年的老二，而是将其撵出家门。但后来，老大往往成为受社会公德惩罚者，如民间流传的一些贪心故事，说老二被老大骗入井中，或骗进山林。正遇到狐仙们聚会，谈论所见所闻，无非是××员外女儿生了一种奇怪的病，用××草就能治好，谁治好就招谁为婿；或皇帝公主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与池塘里鳖精有关系，除去鳖精，就会得到高官厚禄。老二按所说去做，果然娶得好妻，得到高官，而老大眼馋，去学老二，而葬身井水、林中、成了野兽美餐。 五说因为孔子。孔子是山东人的骄傲，他的仁义礼智思想给予山东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而孔子正是排行老二。 六说山东人谦虚，不愿被人视为“大”，故而喜欢被人称为“二哥”。 但也有例外。在鲁南广大地区，则禁忌人家称自己为“二哥”。其中原因，有的说“老大王八老二鳖，只有老三是好人”；有的则说“老二”在民间指男性生殖器，除非排行而称二是无可奈何之外，外人称“老二”，就是污辱自己。 一个称谓，打上了鲜明的地方文化烙印。在旅游成为一种文化消费的今天，必需知讳问禁，只有这样，才能既尊重了别人，又方便了自己。黑龙江渡船，没山东人不开 在祖国最北边的河流黑龙江上，每当船家要开船时，总要习惯性地问一问船上有没有山东人。这时，船上的乘客中不管有没有山东人，总是回答说有，如果说没有，那么船家就不开船。这种习惯的形成和“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有关。 相传，秃尾巴老李被他爹砍断尾巴以后，一口气往北跑到黑龙江边才住下。那时，江里住着一条白龙，经常欺凌两岸的百姓，民众不堪其苦。秃尾巴老李听说以后，立志要为民除害，赶走小白龙。 秃尾巴老李召集了当地的山东老乡，请他们帮忙准备很多的馒头和石灰，并吩咐乡亲们说：“我和小白龙打仗时，江里冒黑沫子，你们就往江里倒馒头；江里冒白沫子，你们就往江里倒石灰。我吃了馒头就会越来越有力气，他吃了石灰就会越来越难受。这样，就能帮我打败他。” 秃尾巴老李入江以后，两条龙就打起来了。江水被他们搅得大浪滔天。老乡们在河边观战，看见江水冒黑沫子，就赶紧扔馒头；看见江水冒白沫子，就倒石灰。经过几天的鏖战，秃尾巴老李终于赶跑了小白龙，并且在江里住了下来。由于秃尾巴老李的形象是一个黑面汉子，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江称为黑龙江。 秃尾巴老李战胜小白龙，靠的是山东老乡们的帮助，因此，老李特别照顾山东老乡，只要在黑龙江上行驶的船上有山东人，老李就会保佑船只一路平安。后来人们都知道了老李的这个特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开船前问船上有没有山东人的习惯。 秃尾巴老李的传说是在山东和东北地区流传十分广泛的一个民间故事，其中的情节自然只能当作故事来看，但这个传说及其“黑龙江上行船，没有山东人不开”的习惯，却反映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事实，以及山东人在东北的开发过程中团结互助的精神。人参娃娃红绳拴 挖野山参，俗称“放山”。在深山老林中挖参，充满神秘色彩。然而，细加推究，那种种神秘的言行，原本是一个个实用的目的。 放山人一字排开，用“索拨罗棍”(即拔草的木棍)拨开野草，寻觅人参，这叫“压山”。另一种方式叫“掇山”，众人分散寻找，以敲“索拨罗棍”为联络信号。无论哪种方式，都严禁说话，更不准吃东西。放山人说，一旦惊动了穿红肚兜的人参娃娃，人参就跑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找人参要全神贯注，说话、吃东西会分散大伙的注意力。还有，倘若在山林中大声呼喊，容易产生回声而麻达山(迷路)。 谁发现了人参，便立即将“索拨罗棍”插在地上，用系了古铜钱的红线拴在人参茎上，并在人参下面铺上一块红布。据说，人参娃娃有遁土而逃的本事，一拴红线就跑不掉了。其实，拴红线是为了醒目，因为人参长在杂草丛中，一不小心就会踩坏了。拴上一根红线，红绿相间，格外醒目。至于红布铺地，那是用来接一碰即掉的参籽——这东西也很宝贵，是一种催生助产良药。 做完这一切，那位幸运者才喊一声“棒棰！”——东北人俗称人参为“棒棰”。伙伴们忙问：“什么货？”回答：“四品叶！”众人一听，高兴地说：“快当！”快，捷也；当，顺当。这是东北林区的一句行话。 “拿火！”发现者话音刚落，便有人为他递烟点火。向发现者敬烟，这是放山的规矩，一来表示慰劳，二来让他吸一袋烟，把心静下来，因为接下来由他来挖参，免得他过于激动而挖坏人参。倘若不慎而碰破一点表皮，或挖断一根参须，人参浆就会渗出来，价值就大减了。还有，东北的“小咬”特别多，烟可以把它们熏跑，免得它们骚扰挖参者，使他分心。 挖参要用木刀、鹿角，因为铁器过于锋利，碰上人参就会划破了。与别的花草往下扎根不同，人参是贴紧地面平卧着的，其根须则向上生长，以便吸收表土的露水和腐殖质。因此，挖参须从人参的外围开始，自远而近，由下往上，一点一点地挖。 一棵野山参终于挖出来了，伙伴们找来桦树皮和青苔，把参包扎起来。有柔软、湿润的青苔裹着，外面再包上桦树皮，人参就不会干瘪了。 离开前，他们又走到附近一棵红松跟前，削去一块树皮，先砍出四个大口子，再砍上五道小口子，这叫“留兆头”。日后有人到这里放山，一看就知道曾有五个人在这里挖到了一棵四品叶的人参，他们也会撞上好运。其实，一些参籽落入地里，会长出新的人参，留个记号，告诉后来人注意这一带；若日后自己路过这里，也便于查寻有没有新的人参长出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是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俗信。许多地区的人们认为，老人到了七十岁以后，如果到了亲戚或朋友家，主家不应该强留其住宿；到了八十岁以后，便不要再强留其吃饭；到了九十以后，如果老人自己想走，便不要再留他多坐。如果违背这种俗信，人们认为可能会给老人家和自己家里带来不吉和灾难。尊老重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民间俗信看上去似乎与传统美德相违，但从中国传统养葬习俗和人的生老规律来看，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中国人对自己的双亲和没有亲生子女的孤寡老人，具有传统的赡养秩序和终老习俗。一般情况下，父母由亲生儿子们共同赡养送终。如果儿子早于父母去世，则靠孙子赡养。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一种情况是给女儿招赘女婿上门，由女婿和女儿共同赡养送终，即所谓“招养老女婿”。另一种情况是等女儿出嫁后，同没有儿女的老年夫妇们一样，过继他人的儿子上门做养子，继承财产、养老送终。 这种传统赡养秩序的特点是，老人们始终不离开他们生活了一生的生存环境，从熟悉的生存环境中得到主人感和生存安全感的双重满足，从而平静安详地安度晚年。这种传统赡养秩序又给中国老人们造成了另一种心理现象，即非常重视他们的最终离世之地。圆满理想的目标是在自己家的正房中离开人世，即所谓“寿终正寝”。 在中国传统赡养秩序中，作为赡养者儿孙辈是以“孝顺”为道德准则的。“孝”指赡养父母尽心尽力；“顺”则指对父母意愿的遵从。父母的愿望是寿终正寝，儿女们当然应该遵从老人的心愿。对儿孙辈来说，只有能使老人顺心如愿地寿终正寝，才能被社会舆论视为符合“孝顺”的赡养道德规范。在 这一点上作为赡养者儿孙，和被赡养者父母的愿望是一致的。人到七十岁后已进垂暮之年，病老弃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外出不幸死丧他乡或亲友家中，首先是违背了老人们寿终正寝的心愿。其次是赡养老人的儿孙们会因自己不孝，使老人外出死于他乡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批评。再次是接待老人的亲友家会因老人不幸死于自己家中，产生许多尴尬和麻烦。显然这种局面是人人都不想看到的。因此，老人们到了七十岁以后，儿孙们都尽可能劝阻老人到亲友家走动。亲友们也并不欢迎老人们到自己家里来。 当然。这并不代表老人的亲戚们对老人没有亲缘感情。这种老人与亲戚间的亲缘感情交流，在民间遵循着另一敬老尊长秩序，即每逢过年过节晚辈应主动去看望前辈，同辈年轻者主动去看望长者。即便是有这样的亲缘感情交流机制，作为儿孙辈也不愿老人外出。但因特殊情况，如家庭矛盾，想念亲友，年节去探望比自己更老的长辈等原因，老人外出去亲友家的事还是时常发生的。遇到这种情况，亲友们会想法劝老人尽快回家，或通知老人的儿孙们尽快接老人回去。 民间对待外出老人“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的信条，是说年龄越大发生不测的可能性越大。民间所说违背这一信条带来不吉和灾难，主要是指万一老人发生不测，会给接待老人的亲友家带来许多意外的麻烦。 门前房后，种上几裸树，不仅能美化环境，也是一项经济收入。 但是，什么地方栽什么树，民间很有讲究。如： 门前一棵柳，珍珠玛瑙往家走。 门前有棵槐，金银财宝往家来。 门前植柳、槐为好。还有一句民谚云： 前槐枣，后杏榆，东榴金，西柿银。 庭院之中，植什么树，栽什么花，也有讲究： 前兰后桂庭牡丹，迎门松竹梅耐寒。 影壁墙上爬山虎，金银菊花门窗前。 刺梅不是庭中物，除去丁香留金兰。 小桃花开红似火，月下夜赏斗颜鲜。 这些花草树木，有些是根据位置安排的，如“影壁墙上爬山虎，金银菊花门窗前”；有些则是从审美情趣出发，如“前兰后桂庭牡丹，迎门松竹梅耐寒”；有些则是心理需求，如门前植柳、槐、枣，乃取其谐音“流”、“怀”、“早”，意为珍珠玛瑙流入大门，怀有金银财宝，早生贵子。 最忌讳的是门前栽桑，院中植杨，屋后种柳。谚云：“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鬼拍手。”所谓的“鬼拍手”，即杨树，民间又叫“呱哒手”等。刮起风来，杨树叶子“哗哗”响，噪得人心烦，也易为盗者遮音，故此院中不可植此树。桑与“丧”音近，民间忌讳；柳与“流”谐音，屋后植柳，有金钱财宝流出之嫌。 这种俗信，应是汉唐以后形成的。因为，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门前植桑的简文。这条简文讲的是某乡一个官吏奉县丞之命，查封一个人的家产，此人家产有：“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意思是说，这人有堂屋一间、卧室二间，都有门，房屋都用瓦盖，木构齐备，门前有桑树十株。可见，当时云梦一带并不忌讳门前植桑。云梦古属楚地，楚地巫风极盛，素以“好巫鬼，重淫祀”著称，却不见“前不栽桑”这条俗信。君不见蚕茧之乡遍地皆桑，也不忌讳房前屋后，并以“桑梓”代称故乡，可见此俗信未必死板恪守。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这一俗信，乃后人的一种求吉心理，也是一种迷信说教，我们今日理应摒弃；“院中不栽鬼拍手”，乃是为了安静，尚有一点道理。 摘自《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定价：18.00

三、为何山东人称呼别人只称呼“二哥”，而不是称呼“大哥”。

一说老大为鳖。民间对鳖奉若神灵，而内心则是厌恶的，以为其寿百千年，必有灵，故称百岁之人为属鳖的，平时也以鳖为詈语。

二说因为武大郎。《水浒传》和《金瓶梅》故事的发生地，主要在山东，其中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武松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武大的猥琐，令人羞耻；武二的正气，刚烈，嫉恶如仇，令人称赞，堪为山东大汉的代表。

三说因为老二憨厚，更能代表山东大汉的特点。俗以为，弟兄同胞，一般是老大精，老二憨，家家有个坏老三。

四说老大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民间关于兄弟分家的故事很多，以“牛郎织女”为例，老大往往娶了一位没有仁慈心肠的恶老婆，便成了“妻管严”；父母双亡以后，不是好好照料未成年的老二，而是将其撵出家门。但后来，老大往往成为受社会公德惩罚者，如民间流传的一些贪心故事，说老二被老大骗入井中，或骗进山林。正遇到狐仙们聚会，谈论所见所闻，无非是××员外女儿生了一种奇怪的病，用××草就能治好，谁治好就招谁为婿；或皇帝公主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与池塘里鳖精有关系，除去鳖精，就会得到高官厚禄。老二按所说去做，果然娶得好妻，得到高官，而老大眼馋，去学老二，而葬身井水、林中、成了野兽美餐。

五说因为孔子。孔子是山东人的骄傲，他的仁义礼智思想给予山东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而孔子正是排行老二。

六说山东人谦虚，不愿被人视为“大”，故而喜欢被人称为“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