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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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二拍中徽商经商故事

徽州的“徽”，从何处来？

二十一岁属龙的什么命，属龙33岁是什么命

一、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王振忠

徽州

一、徽州、徽商与徽州文书

从公元三世纪初开始，安徽省南部先后依次设置新都郡、新安郡和歙州，及至十二世纪前期的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始将歙州改称徽州，下辖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此后迄至民国元年（1912年），这一以“徽州”命名的统县政区——徽州府，前后存在的时间长达七百九十一年。如果再算上唐朝大历五年（770年）一州（歙州）六县格局的实际形成，前后历时更长达一千一百四十二年。由于一州（府）六县格局的长期稳定，使得徽州在长江中下游的地域版图中自成一体，独具特色。

清代的徽州府（取自王振忠著《乡土中国·徽州》）

在明清时代，徽商和晋商是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以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除了经营传统的茶叶、竹木、瓷土、生漆以及“文房四宝”之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清代慕悦风雅的扬州盐务总商，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歙县的徽商。对此，徽州文书抄本《杂辑》记载：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淮盐商为我独揽，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千余万，外此八大商皆拥厚资，不下千万。

徽州珍稀文献《杂辑》抄本

《杂辑》一书是晚清民国时期有关歙县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献，内容颇为丰富。其中就提到，棠樾鲍氏家资多达三千余万，这是十八世纪乾嘉时代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

歙县棠樾牌坊群

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文化之发展也颇为引人瞩目。在明清时代，大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人数众多且持续不断，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具有重要的影响。

迄至今日，徽州仍然遗存有众多的地表人文景观，大批精美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仍随处可见，这在全国均颇为罕见。公元2000年，以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了地表人文景观外，徽州素称“文献之邦”，当地遗存的传世历史文献特别丰富，方志、族谱、文集以及民间文书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从历史文献来看，徽州人的商业活动至少可以上溯至南宋时期。十二世纪前期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皖南的茶、漆、竹、木等土特产品，便通过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源源不断地输出，此类的贸易及交流，既为徽州积累了早期的商业资本，也培育出初步的契约意识。

及至明清时代，徽州更是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频繁的商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契约意识，这使得皖南一域生产出大量的契约文书。此外，商业之发展也极大地重塑了徽州社会。当时，除了旅外的商业活动，在徽州当地，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亦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此种“契约与理性”，又反过来更强化了徽州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能力，这使得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土，成了闻名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温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这些反映徽州社会传统规则（或可称为“民事惯例”“民间习惯法”）的乡土史料，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其规则之严密、措辞之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从地理环境来看，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在历史时期除了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方腊起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之兵燹战乱曾给它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之外，历朝历代，此一区域基本上皆远离战乱，这种封闭且相对太平的环境，使得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较好地保存。此外，徽州在传统上属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诉讼极为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也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历史时期善书的广泛流行，“敬惜字纸”之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徽州契约文书的巨量遗存。

这种状况，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才有所改变。当时，因徽州文书反映的产权关系等大多已时过境迁，这些文书开始大批流向社会。

二、民间传说中的“徽州文书”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皖南做过上百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间收集到为数可观的徽州文书，其中有一些属于颇为珍稀的文献。与此同时，在田野调查中，我也听到过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其中，在徽州，时常听到的一个传说故事，内容大同小异——

明清时期，甲地有一女子嫁给乙地男子为妻。有一年，女儿回娘家省亲，在娘家住了数天后，想回婆家去了。临行前，女儿向母亲讨要点菜籽，好回婆家种菜。母亲不识字，顺手就将一张地契包了菜籽交给女儿。女儿回到婆家，将包菜籽的纸包交给丈夫，丈夫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地契，于是，就将这张地契偷偷地藏了起来。第二年春节，女儿和丈夫一起前往娘家拜年，与他们同行的正好有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走到村前，站在一块地上说，这块地是风水宝地，来龙去脉清爽，谁家人死了葬在这里，必定会大发。这个女婿很有心计，到丈母娘家一打听，原来，这正好是包菜籽的地契所对应的那块土地。于是，女婿就暗暗记在心里，想谋夺这块风水宝地。不久，女儿的公公死了，女婿就将自己父亲的棺材抬到这块风水宝地上安葬，娘家看到这种情形，自然不肯。于是，翁婿两家便打起了官司。官司打到县衙门，县官老爷说：“空口无凭，各自拿出证据来！”结果，女婿拿出了地契作为证据，打赢了这场官司，就将父亲的棺材从乙地抬到甲地这块风水宝地上，顺利地安葬下来。乙地婿家葬了这棺风水，果然后代有人做官，兴旺发达起来了……

当然，各地的传说故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结尾还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说，因女婿心眼不好，生出的儿子没有“屎窟”（屁眼）。或者说是后来遭了报应，棺材被雷电劈了，等等。不过，故事的总体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虽然揆情度理，此一故事并不十分严密，其中也还有一些破绽：因为按照常理，契约上总有当事人的名讳以及花押之类，对此，那位女婿究竟是如何变造以及纂改？在众人的讲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相关的细节。然而，这个故事在徽州各地广为流传，人们也始终深信不疑。它的主要用意显然在于告诉世人，契约文书（地契）对于一个家庭至关重要。有了地契也就有了产权，地契之重要性异乎寻常。所以在徽州，人们在平常要很好地保管自己家的契约，将它深藏不露，并根据自家的条件，做各种各样的防虫处理。祠堂、文会和其他组织的契约，还要放在公匣（也就是专门的盒子或箱子）里，由专人妥善保管。发生战乱时，还要带着这些命根子逃难。

徽州会组织的“公匣”

上述的契约，就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学界同仁）通常所理解的“徽州文书”。

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2010年前后，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曾综合周绍泉先生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为徽州文书下了一个定义：

……所谓徽州文书，原则上指徽州地域残存的或徽州出身者书写的全部史料。其形式上既有一张一张的“散件”，也有装订成册子的“簿册”，内容方面除狭义的契约文书外，也包括诉讼、行政文书和各种账簿类、备忘录、杂记账、日记、书简等，但照原样抄写刊本的抄本并不包括在文书范畴内。另一方面，因内容的关系，诉讼案卷等原文书印刷成册的刊本，也视作文书。族谱的刊本、抄本暂且不作为文书看待，但其中经常有多种文书史料被引用，这种编纂文献引用的原文书，似乎应该被视作广义上的徽州文书。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清诉讼案卷，刊本一册

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也认为：“徽州文书包括徽州人在本地形成的官私文书，徽州人在外地形成的文书，及外地人在徽州形成的文书。”上述二者的定义，可以互为补充，也就是说：徽州文书既指历史时期残留在徽州当地，或者由徽州人手写的所有史料，也包括旅外徽人在各地活动形成的相关史料。

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徽州文书还包含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或亦称“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案卷等。

从形式上看，既有单张的“散件”，又有装订成册的“簿册”。关于簿册文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曾经指出：

（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

徽州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而置，而欧阳修主要的活动时代是在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所以当时还只能称为“歙州”。这一条史料是说——歙州百姓努力学习法律条文，非常喜欢打官司，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些本子，平日里就将他人的言行隐私记录在本子里，到诉讼时就作为证据加以利用。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社会，不过，由此亦可看出，徽州的簿册文书由来已久，只是宋元时代的此类文书，并未能保存至今。

1、宋代以来的徽州文书

一般认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的卖山地契，此件为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抄白。但若论原件，最早的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李思聪的卖田、山赤契。这些指的都是契约，倘若包括其他的档案，根据安徽档案学者的看法，现存最早的徽州档案还要更早。具体说来，就目前已收藏的徽州档案而言，可以分为抄件和原件两种：如果是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的谕祭抄件；若论原件，则最早年代的档案为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之家祭龙简，距今已有八百二十一年。

1991年前后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南宋契约仅有两件，其中之一就是淳祐二年（1242年）之卖田、山赤契。近年来，南宋时代的契约文书在民间仍偶有所见，如数年前屯溪某书商就在当地发现了一张咸淳四年（1268年）的地契（红契）。

2014年2月，我曾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该文书的版幅、墨色以及文字书写格式等，均与此前出版的《宋人佚简》所收诸文书极相类似。《宋人佚简》收录的纸背文书为舒州酒务文书，其年代自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隆兴元年（1163年），而《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涉及的地点为徽州绩溪，此件虽无明确纪年，但因与《宋人佚简》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故其年代应属相近。只是此件之来历以及传承脉络目前尚不清楚，所以不敢擅断，聊记于此待考。

《扬溪板桥凝德酒坊帐务》（局部）

宋元时代的徽州文书，除了保存下来的契约散件之外，在一些誊契簿、族谱、家族文献中也颇有所见。例如，最近我在续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陆续读到一些新的资料。在新见的婺源《鱼充山文墨》抄本中，见到淳熙七年（1180年）、庆元三年（1197年）的契约，这些，较现存最早的卖山地契在年代上都要早一些。又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婺源沱川余氏族谱》”（该书其实并非“族谱”，而是家族文献抄本）中，收录有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的《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这是目前所见徽州最早的一份南宋分家书。再如，《歙县项氏族谱》有淳熙十一年（1184年）的《推官淳熙甲辰登科拜坟祝文》，其拜坟祝文与明代中叶以后相对定型之“徽礼”中的文本颇多差别。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高岭祖茔渊源录》抄本中，也抄录了一些宋元时代的契约。另据阿风、张国旺教授的研究，《珰溪金氏族谱》中载有多件宋元时期的公文书，对于研究家族变迁、公文制度及相关史事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千九上舍公兄弟关帐序》，见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婺源沱川余氏族谱》”。

至于现存徽州文书年代的下限，根据近年来的诸多发现，1949年以后仍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变动的文书，因其格式基本上与明清时代的徽州文书一脉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书”的范畴。

综上所述，现存的徽州文书时间跨度长达八百年，倘若加上其他的档案则长达千年，故称“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并非夸大其辞。这些文书，是研究十二世纪至二十世纪——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2、海内外徽州文书的收藏状况

徽州文书主要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除了珍藏在私人手中之外，还有的是保存于宗祠、文会以及各种会组织的管理者手中。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文书档案逐渐散落出来。其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大概是书画、尺牍以及那些与艺术史研究相关的抄本。目前所知从徽州外流最早的文书，就是现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时期（当清光绪年间）以前就已流入日本——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之外流。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收藏者应当是将之视作艺术品，亦即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认识这批徽州文书。

陈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

在徽州，最早认识到民间文献重要性的是著名画家、歙县潭渡人黄宾虹。清末民初，他和书画收藏家邓实一起，编辑出版了四十辑的《美术丛书》，其中，就收录了一些民间抄本，如太平天国前后潭渡人黄崇惺之《草心楼读画集》，这是研究明清时代徽州艺术史的重要史料。而与黄氏过从甚密的许承尧，更因主编民国《歙县志》和辑录《歙事闲谭》等，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徽州（尤其是歙县）的历史文献。从安徽博物院收藏的《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来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仅黟县一地，就有大批珍贵的徽州文献为许承尧所购藏。

《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安徽博物院收藏

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徽州的一些旧藏已流散到杭州、南京等城市。抗日战争结束之初，当时的首都南京就有人设摊出售徽州文书，历史学家方豪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书，并于1971年至1973年间撰写了十数篇论文，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上，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第一次收集。

除了方豪之外，1948-1949年，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前身）的梁方仲，也购入了契券、票据和簿记等史料三百零六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徽州文书。

1949年以后，徽州书画古董继续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而在徽州当地，屯溪是古玩中心，当地也有一些书籍字画的买卖活动。

1950年代的焚烧“变天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值中国的土改时期，在徽州各地都抄出成批的古籍，这些古籍通常被用来烧火、造纸、制作鞭炮或包装农产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通过书商韩世保了解到相关情况，马上就在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抢救文献资料。1958年，书商余庭光前往徽州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寻觅古籍，意外购得整整三十只麻布袋的徽州文书。这批原始的徽州文书，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契约目录》之介绍，流向全国各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轰动。此后，徽州文书被不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其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成为此后徽州文书收藏的主要单位。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

1958—1960年屯溪古籍书店《古籍书目》

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结束。此后，这批资料静静地躺在国内的各大收藏机构中，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不过，民间在拆房、建筑施工中，在墙缝、地窖中经常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这些资料陆续被文物部门征购。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商业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学界瞩目，这促进了对徽商史料的广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谱、文集和笔记之外，徽州文书的价值也受到更多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徽州文书得到了大批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除了中国大陆，在海外也偶尔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做过系统而细致的调查。美国方面，除了前述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明代徽州书信之外，197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典业须知》一书之内容悉数标点整理，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4期。根据我的研究，《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典业须知录》等典当文献抄本四种，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另外，“荫余堂”原是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的一幢徽派民居，后搬往美国马萨诸塞州赛伦市（Salem, Massachusetts），成为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在荫余堂整体拆迁时，曾发现约一百件（册）的徽州文书，目前这批文书尚未公布。

安徽休宁黄村

在美国的荫余堂

在碧波地·益石博物馆展出的徽州文书抄本

2004年作者在荫余堂

在欧洲，荷兰莱顿大学也藏有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相关的方氏资料。

2019年5月、10月作者在莱顿大学调查

另外，在英国的档案中也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关于这一点，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等有相关研究。

在日本长崎等地，也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如所周知，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一地与荷兰和中国通商。当时，在中国苏州的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在这种背景下，有相当不少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他们受政府特许，每年都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这些铜商，有不少是徽州的商人，有的是由在扬州的徽州盐商兼任。

苏州商人带往长崎的《唐土门簿》，见宫崎成身编《视听草》

太平天国时期，一些徽商凭借着先前的商业人脉从苏州辗转逃往长崎。其中，以程稼堂及其家族最为引人瞩目。程稼堂是长崎三江帮（江南、江西、浙江）的首领，1860年7月13日（清咸丰十年五月廿五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一个多月，程稼堂就带着家属逃到日本长崎。当时，程稼堂家族十人和仆人两名，共计十二人，乘美国蒸汽船到达长崎，得到长崎奉行冈部骏河的特许，得以上陆并进入唐馆。程稼堂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来往于长崎，咸丰年间逃到日本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以亲身见闻，记述了太平天国时期兵燹战乱对苏州的破坏，受到日本幕府方面的重视。

程稼堂相关文书，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

在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等机构，就收藏有程稼堂的一些文书，这些，对于研究徽州海商的活动及其衰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具体说来，关于徽州海商的衰落，以往虽然也有学者提及，但却难以成为定论。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著名学者藤井宏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徽王”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不过，这一看法在1980年代中叶以后受到质疑。1984年，日本学者松浦章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中日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我发表《〈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广泛收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勾稽中日贸易中的徽州海商史迹，从中可见，在清代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这些研究表明，藤井宏关于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的说法，显然可以再加斟酌。因此，徽州海商最后衰落的过程，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从长崎收藏的程稼堂相关文书来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东亚海域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国内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又对中日贸易造成了剧烈冲击，从而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从这一点上看，徽州文书还是我们研究东亚海域史的重要资料。

除了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之外，根据笔者零星所见，在日本的其他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调查。

四、徽州文书的特点及价值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一些文书档案，比较著名的如福建闽北的明清契约文书、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书、香港土地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浙江石仓文书、闽东文书、畲族文书等民间文献，以及台湾淡新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安徽南陵档案、顺天宝坻档案、冕宁司法档案等州县档案，但还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档案有徽州文书那样数量庞大、历时长久且内容丰富。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内容质量，徽州文书都是目前国内最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宝库之一。周绍泉先生曾指出“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学术研究价值高而倍受人们关注”，并认为“徽州文书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以下，我拟根据此后的调查以及个人的经验略作申说。具体说来，徽州文书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 数量庞大

一般估计，目前已发现的徽州文书在一百万件（册）左右，这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各地民间文献中，就其绝对总数而言，可谓无出其右。

清代鱼鳞总图，安徽博物院藏

2、 历时长久

徽州文书反映的年代跨越宋、元、明、清、民国，甚至到1949年以后，是研究十二世纪至二十世纪，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就其持续的时间长度而言，目前发现的其他各类地域文书，都不能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

3、 类型多样

在传统时代，徽州具有“贾而好儒”的悠久传统，因商业发达滋生出极为浓厚的契约意识，以及凡事必记、有闻必录的日常生活习惯，使得徽州文书的种类繁多，内容具体而微。从形制上看，徽州文书主要有簿册和散件两种形式，其版本形态则有原件、抄件（抄白）、刊印件等。而从书立格式来看，有程式文书和非程式文书。从文书性质来看，大致可分为官文书和私文书两种类型。总之，除了狭义的文书（即契约）之外，还包括其他各类的文书。就现存文书类型的多样化来看，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

契约散件

簿册文书（明嘉靖分家书《曹氏本素轩创承遗绩》稿本）

4、 内容丰富

2018年，由我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册出版。该丛书在原则上不收录此前常见的土地契约，主要辑录徽州日记、商书（商业书和商人书）、书信尺牍、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杂录和启蒙读物等，所收文献皆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献的现存形态既有稿本、抄本，又包括具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学术价值的印刷品等，以及一些成规模的抄件。

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全三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徽州文书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涉及的领域来看，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诸多侧面，徽州文书皆有所涉及。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文学、哲学、法律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医学以及艺术、教育、人口、武术等诸多学科，皆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徽州文书新史料的发掘。

徽州文书中的武术文献

徽州商编路程图记抄本

从涉及的阶层来看，明清时代的徽州，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同生共荣，故而徽州文书之所涉极为广泛，不仅有反映文人士大夫社会生活的内容，而且还有医卜星相百工技艺者流的诸多史料。特别是后者，以往我们在传统中国研究中，涉及到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时，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传统文献学的视野中，反映民众生活的史料颇为零散乃至缺乏，这使得我们对于一般民众的生存状态所知甚少。而徽州遗存有众多的民间文献，其中，有关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的史料极为丰富。

从涉及的地域来看，不仅有旅外商人及其经营的丰富史料，而且本土的经济活动（田主更易、推收过割、赋役征敛）、社会生活（婚丧报聘、休闲娱乐）也有相当多的反映。徽州文书反映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这与明清时代徽商之无远弗届以及徽州文化极强的辐射能力密切相关。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在这一广大的区域范围内，处处都有相关文书的遗存。可以说，研究南宋以来的中国史，特别是明清时代南中国的社会历史，徽州文书之重要性难以忽视。

5、成规模的文书典型

1980年代以后发现的徽州文书，有不少具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一些家族文书，极富史料价值。例如，1984年前后发现的芳坑江氏文书，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歙县芳坑

芳坑位于安徽歙县南乡，与新安江畔的重要市镇薛坑口相距不远。此处经新安江上达歙县、屯溪，往下则可至长江三角洲的杭州等地。而由陆路，亦可直接前往屯溪，交通颇为便利。当地的江氏，自明代起就开始外出经商，最早的记载见于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其经商地在山、陕一带，可能与开中制度下的粮、盐贸易有关。及至十七世纪的晚明，江氏的经商地改往辽东，主要活跃于平岛（今朝鲜的椴岛），这与明末毛文龙割据皮岛有关。直到清乾隆时代，江氏家族还有成员前往辽东运销茶叶。此后，该家族长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太平天国兵燹战乱之后，转运茶叶至上海。除了从事茶业经营之外，芳坑江氏还独资或与人合股开设转运公司、荤油行、米行、布店、百货店、南北杂货号等。在长年的商业贸易中，江氏茶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贾而好儒”，特别注意将经商心得撰述成文，并保存与商业经营相关的各类契约文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苏州合开荤油行的合同

江氏商人抄录的商业书《江湖备要》

杂抄

洋泾浜教科书抄本

该批文书的发现，是二十世纪徽州文书新发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知名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迄今，这是一批保留颇为完好的徽商家族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刺激了徽州文书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后的“再发现”热潮，也间接影响了中国国内地域性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如清水江文书之再度发现等）。

除了歙县芳坑江氏文书之外，1998年发现的歙县上丰宋氏家族文书，大约有数百件（册），也是极为珍稀的历史文献。上丰宋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之一，虽然在嘉庆、道光年间一度有所衰落，但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事尚未结束时就重操旧业，从盐业经营开始，在扬州以及苏北的盐城、汉口等地经营盐业、茶业、典当等。在现存的这批文书中，既有众多的散件，也有不少汇集成册的簿册文书。对于研究清代后期徽商与两淮盐务运作，以及盐商家族的商业网络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家族文书

就目前的徽商研究而言，宏观描述已几近饱和，在此背景下，新史料的开掘，特别是对系统文书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将是徽商研究纵深拓展的重要途径。

6、学术价值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周绍泉在论述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时曾预言：“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则认为：中国史（尤其是明清史史料学），198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突然变得非常接近理想的状态。特别是在194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的地方性历史史料，目前已经公开。得益于这场“史料革命”最多的恐怕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后，以这批新出史料为基础全面审视，有可能对既有的社会史议题，重新认识和做出大幅度的修正。在这场所谓的史料革命中，徽州文书与大内档案（明清宫廷档案）、州县衙门档案（如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并驾齐驱，尤其是明至清代前期，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能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的重要史料。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历史学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细节，理清原本面貌模糊的问题。

例如，赋役制度是明清经济史上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户帖、黄册底籍、鱼鳞图册、经理保簿等的实物，以徽州文书为独多，这为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以明代黄册制度研究为例，虽然历来备受学界重视，但迄至1970年代末，学者并未见过黄册原本，所论大多皆据文献资料。1983年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先生经过多年的调查，先后发现了一批明代黄册抄底散页、成册的黄册底籍抄件，以及有关黄册的田土与税粮归户册、实征册、编审册等。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他就黄册制度与相关问题作了一系列专题性的实证研究，概述了黄册攒造及其遗存文书，考证了明代黄册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解决了黄册制度与制度史研究中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徽州的家族构成、宗法关系之遗存、析产分户的诸种形态，分析了封建国家、地主、农民三者的关系。对此，吴承明先生认为，栾氏的研究具有“革新”意义，他“使黄册的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范围，扩大视野，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黄册

栾成显著：《明代黄册研究》

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不仅表现在它是研究徽州区域的一手资料，而且还在于，由于徽商活动之无远弗届，徽州文书还提供了跨区域研究的诸多线索。例如，在贵州清水江流域，徽州木商、临清商人（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商人）和陕西商人是当地最为活跃的三大商帮。而近年来新发现的三种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因其涉及婺源木商在清水江流域的木业经营，从而将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这两大区域性的重要文书紧密地联系起来，为跨区域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清水江木材贸易相关的清代徽州商编路程

徽州木商与清水江贸易示意图，李甜清绘

综前所述，无论就其绝对数量还是学术价值，徽州文书无疑都是近数十年来各地域文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文书群。

五、小结

徽州文书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意义重大。《中国历史手册》（Chinese History: A Manual）的编者Endymion P. Wilkinson（魏根深）在谈及中国的历史档案时指出：徽学与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共同构成了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中国史学研究的五大领域。他认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原始资料未曾经过儒家历史著述者、官方历史编纂者之手，反映了其他历史文献中难以展现的各种制度实态和极具地方特色的生动细节。中岛乐章也认为，“在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研究中，徽州地域无疑具有最好的史料条件”，“明代至清代前期，没有可以与徽州相匹敌的史料群”。

具体说来，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书而言，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因此，徽州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着手的许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这将极大地推动了明清社会文化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1988年以来出版的大批徽州文书资料集，提供了许多无微不至的史料，但迄今对这些资料的利用还相当有限。而且，新的文书资料仍在源源不断地发现和出版。在这种背景下，有相当多的文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远远没有跟上。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对徽州文书的利用与研究。我在2016年倡议召开“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从2017年开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连续召开过五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定期的聚会、讨论，见识新材料，交流新见解，以推进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历史的深入探讨。

在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各类徽州文书资料也在陆续出版。今后，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如何对徽州文书加以全面地整理、揭示、发布以及提供网上检索，可能是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由于现存的部分徽州文书辗转来自市场，通过徽州文书数据库之建立，可以找出彼此之间的联系，提高各类散件的利用价值。与此同时，应加大对土地契约之外其他类型文书的披露，建设开放性的“徽州文献数据库”，以共同推动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的深入。

最后，我想引用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徽州文书研究与中国底蕴学术体系建设》一文中的一段话。他指出：

利用徽州文书开展的学术研究已蔚然而成大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代徽学研究者的学术成就，都离不开对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经过几代中国民间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民间社会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即使是面对着欧美最好的研究，也仍一直保持有学术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深入，是有助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2019年6月徽学大会之主题报告，合肥）

此一论述，反映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与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联。当然，要达致此一目标，仍然需要今后长时段、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

（附识：本人以此为题曾在不同场合演讲过数次，最早是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持（合作）“第二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徽州”时的讲题，后曾于2018年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2019年10月法国巴黎中国地方史学术会议以及2021年3月19日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云端讲坛系列讲座”上发表，每次所讲，都根据新见史料及论著做了一些补充，也得到诸多师友的指教，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一、二拍中徽商经商故事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它是从叫《辽阳海神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是嘉靖年间的，一个故事里面演义过来，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了，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金声说：“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顾炎武也说，徽人“中家而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在这样多的经商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出自“无田业”的贫下之家，他们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商人。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采访内容〗苏州山塘街居民 胡润源

　　这个“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当时安徽人开的茶厂不亚于十个人、二十个人（规模），听我老丈人讲，当时他是从安徽歙县黄山一带到苏州开茶叶厂的。

　　〖采访内容〗北京森泰茶庄创始人王子树后裔 王建明

　　我们家在北京现在那个茶庄，以后还分了有王森泰茶庄，还有王福泰，还有利泰，解放以前有三帮，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有个四合院，四合院是现在煤市街培智胡同二号，现在四合院还在。

　　〖采访内容〗黄山毛峰谢正安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能兴旺起来，大概与我曾祖父的艰苦奋斗有关，就讲他对这个茶叶非常精通，他从管采集到营销，都非常内行……他跟外商谈判时，我的曾祖父他不懂外语，但是他洗脸有一个习惯，他洗脸的时候，毛巾在水里浸湿以后，敷到脸，头低下去，他毛巾是不动的，只有头这么摇，外商看到大老板摇头，肯定是价格谈不妥，他就加价，等他脸洗好，要摇四五摇，价格就要翻一番了。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

　　〖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徽商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汪直，这是最大的，一支是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个兄弟的海外贸易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徐海的，徐海是一个和尚，他是在杭州的虎跑出家的，他又转而去经商到海外。

　　他们海商行商的路线，一个是往东北方向，就是到日本，这是他们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比如说汪直，他主要就是到日本……第二条路线主要是到东南亚的，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许氏兄弟，他们就在今天的马六甲，马六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东部要想到非洲、欧洲，那是必须要通行的这样一个海道，这样一个海道当时是掌握在许氏兄弟手中，这样他们通往东南亚一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汪直、许氏兄弟，还有徐海，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在明代禁海政策下，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海上贸易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徽商汪直，这是一个代表。还有就是闽商，这些商人的特点我把它概括叫做亦盗亦商，所谓亦盗亦商，他是海盗兼商人，或者说商人兼海盗，这个话怎么说呢？当年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因此必然有政府的武装力量，水上的，海上力量进行巡查，他们为了做商业，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生冲突了，那就要武力对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的，这个时候就有了亦盗亦商这个特点。当然我们知道亦盗亦商这个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所谓“祭酒”，是我国古代大飨宴时，对年龄、品德最高之人的一种称呼，由他首先举酒而祭得名的。以后，祭酒成了一种官名，但在民间依然是对德高望重之人的尊称。盐商中“盐策祭酒”，指的是盐商中人格、才略出众之人，是被众盐商推举出来的管理人和调解人，当然，此人也要得到官府的认可。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河下镇最大的一户盐商是徽州的程本殿，程本殿从河下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他利用返航船只从安徽、江浙等地运回的石板，就整整铺设了河下镇九条街道、二条小巷，并且还架了2座石桥。徽州商人盐业利润之巨由此可想而知。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

　　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采访内容〗评弹演员 江肇焜

　　《描金凤》是苏州传统的长篇弹词当中，非常主要、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部长篇，主要是讲苏州江湖术士钱笃笤和徽州人典当老板汪宣两家的一段婚姻纠葛，那么，这两个人物，应该讲，在苏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都晓得的，讲起钱笃笤也晓得，讲起汪宣也晓得。汪宣因为看中钱笃笤的女儿，准备送礼金，礼金银子一送就是五百两。汪宣的钱是偷得来的，还是抢得来的？既不偷，也不抢，是从他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用他的父亲的话讲起来，创这点家当，心思花得不少。汪宣的父亲名字叫汪裕大，从小父亲就死了，娘改嫁。汪裕大争气，14岁托一个徽州同乡把他带到苏州，进了一家典当里面学生意，做小徒……

　　过去称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朝奉先生”，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是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名声响了，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甚至徽州的士绅，就一起把他们称为“徽州朝奉”了。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

　　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

　　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ldq

二、徽州的“徽”，从何处来？

1987年11月，国务院发文，宣布撤销徽州地区，转而成立地级黄山市。对于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于怀”：我们徽州便只剩下了一个旅游景区吗？
徽州的珍贵并不在于名字。山水与村落，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人探访徽州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从哲学艺术到生活方式的自成体系。形成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后力量又是什么呢？
01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古徽州长期保持一府（州）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近代以来徽州府经历行政区划的变革，先是婺源转隶江西，后是绩溪划归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体部分则作为今黄山市存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的确确是徽州地区，乃至安徽、中国的一张名片。
徽州经历过剧烈的地质运动。从而形成了中部断陷盆地，两侧断块隆起的基本格局。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黄山山脉是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接天目山，北连九华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枢。以黄山为首，徽州有着众多的山地丘陵。根据《徽州地区简志》，徽州地区撤销前辖区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些山，才有了新安画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徽州。
外地游客去到徽州游玩，多半也是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达夫到徽州旅行时也对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车里默数着，要绕几个弯，过几条岭才到得徽州，但后来为周围的险景一吓，竟把数目忘了”。
徽州的山太过有名，以至于水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最重要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江，阊江、乐安江南流入鄱阳湖，青弋江北流入长江。徽州山地丘陵占主导，但是发源于其间的河流水系不断冲刷侵蚀，使得徽州境内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进而为后来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间。徽州的古镇、古村落都是依托盆地与谷地兴建。
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为本，徽州的地理条件绝对算不上优渥。比如满是奇松怪石的黄山，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种地的好地方。徽州人只能在盆地与河流沿岸平原，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不过，多亏了这种艰苦环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个道理。
02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里，山的作用在于阻隔，水的作用则在于沟通。
徽州被山脉包围，形势险固，甚至有人将之比作“蜀之剑阁”。山越是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他们就倚仗地形优势，拒绝接受中原的统治。在中原王朝势力逐渐南下的过程中，这些山中土著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就不时发生。东汉末年，孙吴重兵围剿山越，将山民驱逐出山，才第一次在这里建郡（新都郡），开启有效统治。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西晋末年战乱爆发，徽州险峻的山峰，足以成为挡在战乱与百姓之间的屏障。这块开发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方难民落脚地之一。
以家族为单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陆续定居于此，徽州人对血缘纽带的执着，此时已埋下了一颗种子。类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两度发生，迁入的百姓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属于这里。
徽州人的脚步倒也真的没有停下过。徽州移民社会的属性不光是“走进来”，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贞就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徽州连接周边省份除了数条古驿道，靠得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系。因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难进。对于打算外出谋生的徽州人来说，水流湍急却是自有好处。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过“放木排”的方式将木材销往外地，也就是将木材捆扎成排，顺水而下。
君主专制时期，商人受歧视，经商被视为“舍本逐末”，徽州人却“寄命于商”。他们脑后有反骨吗？偏要与朝廷对着干？徽州人经商是迫于无奈，毕竟这里的耕地太少了。不过，正是他们的背井离乡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时的物质基础。
03 无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茗州吴氏家典》就有“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这样一条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资本也大多是通过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获得。《清稗类钞》中记载，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后，只与程氏联姻，因为两家都是富商巨贾。不仅如此，徽商甚至雇佣学徒伙计都优先选择家族内知根知底的人。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倒也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04 再穷不能穷教育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称号。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放眼全国也难有能与之相比者。
歙县鲍氏的徽商鲍柏庭曾直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有钱了不办教育，有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处呢？徽州的诸多大家族也几乎都有先弃农从商，致富后再投资办学让子弟读书的经历。绩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经胡氏，就是因为始祖胡昌翼中科举，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经指代家族。
徽州文风兴盛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程朱理学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学所阐述的那一套“纲常伦理”，既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内核。希望通过科举取士得到更多话语权，又必须保持家族稳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视儒学。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书院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是徽州儒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明朝起，徽商通过垄断盐业取得巨额财富，书院也得到了大量资助，即使是深山远谷之中，也能听到诵读声，时人称徽州为“东南邹鲁”。
中国人向来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啬的。家里再困难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徽州人可以说是最佳的例证之一。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歙县人许国，少时父亲经商失败，只好自己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可惜连续五次乡试不中，家产变卖一空后跑到河边寻短见，最后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资助才能够继续读书。许国一人的经历，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商人与士人的良好结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则最低，科举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而徽州人能够直接说出“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样务实的话，或许才是这片土地发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05 徽，中式美学的一个符号
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时扬州的繁荣，就得益于客居当地的徽州盐商。由于尊儒的传统，这些商人，并不是只知挥霍的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独特的一种美。
士农工商之中，最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直观印象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州工匠。
或许是学风兴盛，徽州的工艺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由于徽州多山地，松树极多，可以满足大量生产松烟墨的需要。徽墨制法复杂，在徽州本地还要细分为歙（县）、休（宁）、婺（源）三派。此外，往来于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参与到工匠制墨的过程之中，使得徽墨实用性、艺术性并重。尽管世事变迁，徽墨一直名列国人通称的“文房四宝”之中。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于徽商雄厚的财力。徽商兴建住宅，或者为家族修建祠堂，都离不开砖雕、石雕、木雕的装饰。从人物、山水到花草、鸟兽，都是徽州三雕常见的题材。装饰房屋的同时，也起到潜移默化的说教作用，让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为这些精致的雕刻存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远观素雅，近观则充满丰富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审美情趣。
徽州文化大概也是这样。乍一看是徽商文化主导的一种地区文化，其实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背后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里面装着的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人穷则思变的务实思想，也是对于家族传承的深刻体会。
大的徽州的区划已不存在。但是，历经沧桑的徽州文化，传承未曾断绝。她在山水之间展现一如往昔的姿态，也藏在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之中，向后人证实着自己的存在。
参考资料：《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及文化内涵》，陈秀伶、肖东发；《徽州地区简志》，何警吾；《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唐力行；《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王振忠；《中国历史文化概论》，颜吾芟；《郁达夫文集》，郁达夫；《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张建平。

三、二十一岁属龙的什么命，属龙33岁是什么命

二十一岁属龙的什么命

王振忠

从前徽州有一句俗谚，叫“生在扬州，玩在苏州，死在徽州”。这是说扬州盐商以徽州（特别是歙县）人居多，他们的子弟后来也都出生于扬州，所以说“生在扬州”；“玩在苏州”或作“玩在杭州”，意思是“上有，下有苏杭”，苏州市肆繁盛、杭州湖山美景甲于天下，是一般人游玩的好去处；而“死在徽州”则寓徽州人叶落归根的朴素愿望——皖南山水清幽，自元代以后便是南方堪舆学之中心，而徽州罗盘（俗称徽盘）更是蜚声天下，所以人生一世落葬徽州，可谓死得其所。

在明清时期，有相当多的徽州人在扬州务工经商，特别是一些囊丰箧盈的盐商，聚居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河下一带。当时，有一首《扬州竹枝词》这样描述：“鹾客连樯拥巨赀，朱门河下锁葳蕤，乡音歙语兼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这些盐商因久滞异域，他们的子弟也往往随之在侨寓地接受教育，并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因扬州素为东南形胜，自古繁华，特别是其俗尚轻扬，盐商子弟更是大多侈逐奢华，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亦牵缠功名，身列青衿，但却日夕徜徉于烟柳画桥之间，实际上对于读书一事并不上心。

近见徽州文书中有一份散件：

具禀廪膳生员吴世淮，为呈明患病事。切生于去年六月感受风寒，手足麻木，延医至今未痊，现在卧床不能行走。今值学宪岁试案临扬属，诚恐点名不到，有干查究，为此，据实呈明，伏乞老师台老爷据情转详，深为公便，上禀。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廿二日。

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是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之一类。清沿明制，廪生数目视府州县大小而异，月给廪饩银四两。经过考选，廪生可入国子监，称为贡生。充当廪生的一大好处是，童生欲考府州县学生员资格者，在应试时必须找一廪生做保，以前者并无冒籍、顶替及匿丧等情事，称为“廪保”。有此特权，廪生届时往往可以借机索贿。

上述的廪膳生员名叫“世淮”，是 徽州、寓居扬州的盐商子弟。在明清时代，徽州人取名，有时也与经商之地密切相关。例如，婺源东北乡的岭脚詹氏，多在湖南从事墨业经营，从族谱世系上看，其后代子弟的名字中，便多有将“湘”字镶嵌其中者。而在明清两朝，淮南盐业富甲天下，徽州人特别是歙县人麇聚扬州，所以不少人的取名也就与此有关。上揭的“世淮”之名，其寓意可能就与徽人世业淮南盐务密切相关。

1759年扬州盐商子弟吴世淮的请假条及相关批复

上引散件中的“学宪”亦即学政，是“提督学政”（或“提督学院”）之简称，亦称“督学使者”、“学政使”，俗称为“学台”“督学”或“大宗师”等，这是清代派往各省的教育行政长官，主掌生员之考课、黜陟，并按期前往所辖府、厅视察。根据清代科考制度的规定，岁试每三年一次，届时各省学政对所属府州县的全部廪生、增生和附生等各类生员加以考查，以所考成绩定其优劣，并酌定赏罚。通常情况下，岁试成绩分为六等。对此，著名学者商衍鎏在《清代科学考试述录》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

顺治九年，题准岁考生员有六等黜陟法，并有青衣、发社两名目，为考劣等者降级之处分。由蓝衫改着青衫曰青衣，由县学降入乡社学曰发社。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亦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一、二等赏绢纱、绒花、纸笔墨，三等前十名赏纸笔、纸花，四等以下罚如例。

当时，对于优等生员有升格的奖赏，而对劣等者则会给予相应的处罚。考列劣等的生员，在上也为时人所蔑视。例如，根据著名“绍兴”汪辉祖的回忆，乾隆四年(1739年)，邻居有位生员在例行岁考中得了劣等，周围人都对他嗤之以鼻，当时汪辉祖年仅十岁，竟也跟着起哄……

前引的徽州文书散件讲述了一个故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江苏学政将到扬州府视察，并岁考。为此，这位叫吴世淮的盐商子弟赶紧写了一张请假条，说自己从去年六月起便因感受风寒，手脚麻木，虽经延医治疗，但直到当年的九月下旬仍然尚未痊愈，只能卧病在床，难以行走……因为学政岁试时必须点名，他担心缺席会被查究，故上书提出请假。对于他的请假申请，条子上有一批复：

查节次奉到学宪檄饬，凡生员岁试，游学患病，俱候及蚤【早】报明，照例汇详，由府核转，毋得零星禀详，临时避考，等因，当经饬令各该路遍行传谕在案。该生既于去年六月患病，何以不蚤【早】呈明？今学宪将次按临，碍难详转。仰即遵照原报赶赴候试，毋得自误。如实因病难考，亦即于点名时候验可也。

这应当是扬州府方面的批复，此一批复点明吴世淮请假条中的破绽：此人既在去年六月就已患病，何以不早日呈报备案？现在到了学政莅临扬州视察时，才临时抱脚提出请假。显然，批复者并不相信吴世淮提出的理由，所以要求他仍然必须参与岁试，实在不行的话，也应当在学政到时，在场听候点名。

在清代，生员例须参加岁试。曾国藩在教中曾谆谆教诲：“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从制度设计的初心来看，岁试是为了防止生员荒废学业，所以每三年必须一考。学政根据成绩分别优劣，酌定赏罚。生员不得规避，连续三次不参加，将遭斥革。2022 年，笔者主编、出版的《徽州珍稀文献集成》中，收录有一册《清光绪徽州府休宁籍（二十一年岁试）同登录》，其中列举了当年的岁试考题：

正场：四书题：见牛；次题：龙；诗题：赋得木牛流马（得龙字五言六韵）；

覆试：四书题：虽覆一篑；诗题：赋得淡云微雨养花天（得天字五言六韵）；恭默谕。

1895年岁试《同登录》

从中可见，岁试题目为四书五经，外加诗歌以及谕默写。上引请假条的年代是乾隆二十四年，而在前一年，岁试科目刚刚有所变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改岁试四书文一篇、一篇和五言试帖诗一首，并默写《谕广训》一则，此后遂成定制。因此，上述《同登录》虽然年代较晚，但仍可反映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岁考的一般状况。

对于此类的岁考，平素勤读不辍的青衿学子自然是胸有成竹。乾隆时代婺源人汪文芳编纂的《见心集》（亦名《增补书柬活套》）中有一段对话，其一为《邀友赴考》：

岁试届期，正兄台太阿出匣之日也，弟愧未能操刀，敢与兄交锋对垒，酣战文场哉？然而见猎心喜，亦欲执鞭以从。不审骐骥之尾，肯容驽骀一附否？倘蒙不弃，幸示启行之期，谨订。

其二之答函则曰：

槐黄期逼，正欲结伴偕行，适承翰约，深属可喜。吾侪各怀利器，畴不欲脱颖而出？矧兄台之抱负素优，游刃有余者乎？奋勇登先，扶摇直上，可预贺也！弟敬拜下风矣，兹承不弃，谨束装以附后尘。

常言道：“秀才不怕衣裳破，只怕肚里没有货。”岁考是成绩优异者高标秀出，受学政赏识、奖励的绝佳机会，故上述活套中有“吾侪各怀利器，畴不欲脱颖而出”之说。不过，在庞大的科举人群之中，这些人显然并不占绝大多数，更多应考者则是平日里无所事事的平庸之辈。对于后者而言，“秀才好做，岁考难当”，岁考无疑成了一场大限临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引“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之谚，而在，更有不少秀才与岁考的滑稽故事。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见于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有位秀才惧怕岁考，一听说学台已经驾临，不禁大惊失色，赶紧跑去迎接。他一见到为学台的轿夫，就急切地抱怨道：“你个轿夫奴才，为什么要把一个学台抬了来？吓得我飞天外！哪一世我做轿夫，你做秀才，我也把学台给你抬了来！看你儿在不在？”另一个段子则是说——某生性惧内的知县与即将岁考之生员聚首快谈，其时皓月，酒过三巡，二人对句，各浇块垒。知县出对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老婆也不怕！”而生员应声和曰：“杀何妨，剐何妨，即便岁考又何妨？”酒壮俗人胆，二人遂得将各自的难言之隐一吐为快。而在冯梦龙的《山歌》中，也有一首《月子弯弯》的山歌，说某秀才岁考三等，其仆作歌嘲之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赏子红段子，几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里官人考得好，也无欢乐也无愁。”这是说生员岁考一、二等有赏，四等受学政申饬，五、六等则发交板责罚。这位名列三等十名以后的生员虽属无赏无罚之中等，但因其才具平庸，角色亦颇为尴尬。

正是因为岁考对于生员是一种考验，所以有的人只能装病避考，得过且过。按照规定，岁考的对象是所有生员，仅患病、丁忧、游学在外者可暂时免考。不过，即使是患病及游学者，也需要在三个月之内补考，倘若再不赴考，则要惨遭黜革。而病情较重者，可再宽限三个月。若再不至，最后亦只能黜退了局。岁考的题目虽然并不复杂，但由于一些生员平日里滥竽充数，临到考试方才慌了手脚，担心届时考居劣等而遭黜罚，故而千方百计地规避岁考，以致遂以“讨饭怕狗咬”与“秀才怕岁考”相提并论，意思是各人都有最为惧怕的事情。而遗存于徽州文书中的这份请假条，便成了俗语“秀才怕岁考”的一个生动例证。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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