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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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初期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概述

游击战的简介

抗日游击战影响和意义

敌后战场的抗战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概述

抗日战争中，因敌强我弱，中国以持久消耗战略与日军拼斗。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但因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城镇和交通要线。中国军队除在正面阻击日军外，还在敌人后方大力开展游击战牵制消耗敌军。敌后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以往偏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论述，对于国民政府军以及民众自发抗日武装的游击作战研究较弱。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军留置一些部队在敌后，沦陷区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率领保安部队坚持在原地抗日，战区组织抗日游击武装，还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这些汇成敌后武装抗日的洪流。本文拟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关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和部署，及敌后抗日游击战初步开展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华北敌后各地抗日游击武装纷起

抗战初期，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重要城镇失陷后，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国民政府军撤退时，留有少量部队在敌后游击。一些地方官员留在当地组织武装抗日。许多地方出现了民众自发的抗日自卫武装。八路军则有组织地开辟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抗日武装队伍。

平津沦陷后，北平西山一带、冀东杨柳青一带很快出现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北平附近的队伍主要成分是流亡学生、农民和一部分失散队伍的士兵；冀东一带大抵是反正以后伪军的转化。[1]（P28）据载：东北流亡学生赵侗、高鹏等人在沙河、昌平拉起队伍，8月下旬成立“国民抗日军”。9月8日，该抗日武装在平郊黑山扈与日军作战时，击落日机一架；[2]（P332）9月下旬，又袭击德胜门外北平市第二监狱，救出被囚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随后在天门沟、妙峰山与日军作战，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3]（P46）北平中共地下组织不断派人加入该部，通过成立军政委员会进行领导。八路军晋察冀军区1937年12月25日，将其改编为军区第五支队。1938年2月，该支队向平汉路出击，3月下旬返回平西开展游击战争。[3]（P46）北平市郊另一支由杨博民发起的游击队，曾在清华园开展袭击活动，后与其他队伍合组“民众扫日正义军”，奉关（羽）岳（飞）二圣之主义，誓行“扫平日寇”。[4]（P61）

随着河北省重要城镇失陷，全省各地抗日武装纷起。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民训处发起组织河北民团（后称民军），军事委员会任命民训处主任张荫梧任民团总指挥。河北省民军很快发展为10个民团，在河北平原、晋东南、豫北、豫东袭击日军。[5]（P30）1937年9月20日，平津地区大学教授杨秀峰（中共党员）以保定行营民训处特派员名义，在井陉成立办事处（后移至昔阳皋落镇），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1月5日，杨秀峰率冀西游击队进抵邢台、内丘山区。1938年5月，杨任冀西游击总队司令员。[6]（P13、P20）1937年11月，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部退驻濮阳时，中共直南特委通过高部取得河北民军第四支队番号，此为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7]（P154-155）此时，受中共影响的知识分子赵辉楼等人在宁晋、束鹿一带建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赵县、藁城、栾城一带组织了民军第五路军（支队）。中共津南特委在盐山、庆云等8县组织抗日救国会。[8]（P504）

原任察北保安司令的孙殿英，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加委以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部沿平汉铁路南撤途中，从房山起即收编旧部和平津失陷后的散落士兵、警察和土匪，至冀南山区武安、涉县一带时，其部达五六千人，后进一步发展至万人。孙从军事委员会获得新编第五军的番号，留在华北从事游击作战。[9]（P122）1937年10月，第五十三军（原东北军万福麟部）第三八八旅第六九一团，在从永定河南撤途中，在团长吕正操（中共党员）率领下决心留在冀中游击，14日在晋县小樵镇改称为人民自卫军，吕任司令员。[6]（P17）

中共保属省委在冀中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此外，在无极、藁城地区有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第五、第八支队1000余人。[10]（P39）12月中旬，吕正操部转至平汉路西整训，留一部成立河北游击司令部，以孟庆山任司令员。1938年1月，吕正操部回到冀中，与孟庆山部会合，收编游杂武装，成立冀中军区，吕、孟分任正副司令员。冀中游击武装很快发展到约2万人。当时直接隶属于中共晋察冀军区的有河北民军和抗日义勇军等部3000人。地方武装有郭治书、范子侠（冯玉祥旧部）、乔明礼、姜东升、魏大光、史省三等部1万多人。此外，还有联庄会武装9万多人，会道门武装4万多人。后中共冀中区委和人民自卫军将大多数地方武装争取过来。[10]（P40）

日军侵陷河北尧山（今隆尧县），县长即提出“人人要受训，保乡保家；人人自备枪枝，发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精神”等口号，短期内组织3万余人自卫。大名的民军领袖70余岁，仍跨刀横马，率民出战。[11]（P446）河北省唐县、完县、满城一带土匪孟阁臣部收编小股武装，也抵抗过日军进攻。磁县六河沟煤矿、峰峰煤矿、平汉铁路北平段及正太路工人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4]（P60）

河北省回民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日军占领献县后，回族退役军官马本斋组织武装抗日，后加入河北游击军，编为回民教导队。1938年7月编入冀中军区，史称“回民支队”。[8]（P639-640）6月初，定县、安国、献县地区的回民抗日武装也合编入为第三纵队，1939年7月改称“回民支队”。[12]（P323）

冀东地区，自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发生过多次抗日斗争。1937年12月，中共河北省和冀中组织与各界共同组成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和“华北抗日联军”，李运昌为司令员，首先在迁安、遵化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开滦3.5万矿工举行罢工，6月，乐亭、滦南3千雇农罢工。7月6日起，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胡锡奎，原任书记李运昌负责军事）首先在滦县港北村，丰润、滦县、迁安交界的岩口，蓟县邦均组织起义，18日，开滦矿工起义。一个多月时间内，抗日武装起义席卷冀东20余县和开滦矿区。[12]（P33-34）参加冀东大暴动的有周文彬、节振国等开滦煤矿工人武装7000余人，有冀东上层爱国人士领导的高志远1万余人，国民党人洪麟阁部4000余人，包子经部7000余人。他们与中共领导的武装共同组成抗日联军。8月，起义部队扩大至7万多人，加上其他抗日武装共10万人。抗日联军西撤途中，副司令员洪麟阁率一支4000人队伍在蓟县马仲桥一带遭日伪军进攻，洪氏阵亡。至年底，起义队伍剩下3000人左右，继续坚持冀东游击战争。[6]（P59-60）

在山西，太原失陷后，敌后游击战也广泛展开。八路军成为山西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力量，主要着力于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战争爆发前，阎锡山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对阎做统战工作，加入并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协助其建立以山西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为骨干的武装，称“山西新军”。太原失守后，中共党员运用“战地动员委员会”和“牺盟会”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几个月内组成13个游击队，共13000多人；另有工人武装自卫队5000余人，亦归“动委会”指挥。至1938年1月，成立游击第一纵队，“动委会”人民武装部部长程子华（中共党员）兼纵队司令员，队员6000多人。[13]（P186）

从日军侵入山东起，山东各地陆续出现多起抗日武装。1937年10月16日、11月中旬，日军入侵高唐、临清时，山东省第六行政区（聊城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拒绝韩复榘放弃聊城向黄河以南撤退的命令，决心守土抗战，建立游击司令部。他收编部分溃军和杂牌武装，连同地方保安队，改编为30个游击支队，人数五六万人，与日军进行大小百余次战斗，开创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第六区由12个县扩展至30余县。[6]（P82）

从1937年底开始，山东各地抗日武装蜂起。1937年11月，鲁北乐陵、无棣、宁津和冀南庆云（今属山东省）、盐山等县地方武装，在盐山县旧县城组成“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1938年春先后攻打这几县县城，部队发展至千余人。年底，长山、寿光、昌邑、潍县等地均出现抗日游击武装。是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天福山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1月，复在威海组建抗日武装。2月，第三军司令部建立，理琪任司令员。该部曾攻打牟平。继而蓬莱、黄县、牟平、即墨、莱阳、掖县等地亦出现抗日武装。蓬莱抗日部队攻克县城，3月25日成立抗日县政府。1937年底，长山县黑铁山、寿光县牛头镇、昌邑、潍县等地区均出现抗日游击武装。[6]（P28-29、P38-40）1938年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与红军干部郭洪涛等在泰安徂徕山组织平津、济南流亡学生和当地民众自卫团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在泰安西南夏张镇，张北华等建立的民众武装与肥城进步人士葛阳斋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1月间攻克肥城，在泰安南津浦路进行破袭战。3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第五战区成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14]（P292-293）

原青岛市长兼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1937年年底撤离青岛后，经莒县、诸城至临沂，将其统领之海军陆战队扩充至3000人，以原青岛保安队和武装警察为基础，扩充壮勇，混合编成警察总队。[15]（P306）徐州失陷后，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奉令在山东领导敌后游击。他率省府人员和警察总队经郓城、阳谷、东平等县到达东阿县城。他先后收编16个保安旅、3个保安师（吴化文新四师除外）和9个保安团，这些地方武装分散在全省各地活动。[15]（P309）他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了8条施政方针，表示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在40多个县恢复建立控制权，开展游击战争。[15]（P307）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组织科主任秦启荣，1937年11月间在鲁北惠民组织鲁冀边游击司令部。次年，鲁中沦陷后，秦启荣奉军事委员会令在鲁南游击，任第五纵队（后改为别动队）司令兼任专员，设莒县游击指挥司令部，1938年，组织2万人的游击队。[16]（P98）

日军侵入河南时，豫北十余县纷纷成立动员委员会，一时间，武装民众不下30万人。[17]

河南濮阳行政督察专员兼濮阳县县长丁树本，在日军攻陷濮阳后，继续留在南乐、清丰、濮阳一带，守土抗战。1938年春在小濮州战斗击溃日军，取得胜利。丁升任冀鲁豫八县保安司令。6月，与八路军东进纵队宋任穷部联络，团结抗日，组织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组织乡村自卫队。河南内黄刘相友、汤阴史恩民等组织民间抗日武装，滑县县长陈曙辉与贾心斋也组织抗日队伍。后中共直南特委在八路军东进纵队支持下，争取收编了这些武装。[7]（P156-157）

1938年3月，浚县周口村大仙会首领王钦甫组织会众夜袭马头镇日军据点。博爱县红枪会千余人诈降日军，获得补给后反正，一度收复县城。安阳地方武装首领李伍常率众打击日寇。5月28日，河南商丘失陷，河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宋克宾联合商丘县长刘琨、虞城县长蔡鸿范、夏邑县长彭统立，成立第一战区民众抗敌自卫军总部，在豫东各县组织民众武力抗日，成立抗敌自卫团。宋克宾率部潜入敌占区活动。豫东12县民众武装发展至3个总队。6月8日，夏邑县长彭统立率千余人一度收复县城。[4]（P60-62）

抗日战争爆发后，豫北天门会活动中心由林县、涉县移至浚县、滑县、汤阴一带，在浚县三角村成立总会，1938年，会长杨贯一率几十村会众抗击日伪军前来抢粮，会众发展至3万多人，控制300多个村庄。浚县县长李庆西委杨贯一为人民自卫团团长长。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曾委杨师长职，杨拒绝。天门会采取伪化形式保存实力。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积极开展对天门会的工作，吸收其参谋长胡紫青等上层分子入党，派中共党员在天门会中建立党组织，掌握天门会武装，建立地下军。后至1945年8月，天门会向中国共产党起义。[16]（P511）华北地区红枪会亦是积极反日的农民武装自卫组织，中共积极开展在会道门中动员组织工作。日军通过新民会等伪化团体争取会道门组织，但因红枪会持有民族立场，日军并不能利用。[16]（P512-518）

二、国民政府和中共对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和部署

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实行的是持久消耗战略。开战之初，国民政府军采取阵地防御，逐次抵抗。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和淞沪战场英勇抵御日军的进攻，但因敌强我弱，中国军队虽然迟滞了日军攻势，挫折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攻击方针，但阻挡不了日军进占中国的领土，部队自身损失很重。太原、上海失守后，中国统帅部总结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开始注重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线的作战。据白崇禧回忆：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对敌战法。白曾提出建议：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18]（P353）军事委员会制订的作战计划规定：在进行正面阻击敌军进攻的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下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敌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19]（P18）

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及其后第一战区重视发动组织民众武装，袭击日军，留置部分部队于沦陷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军事委员会任命战区民训处主任张荫梧任民团总指挥。第一战区委任留在冀中的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支队游击司令，李福和为独立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1937年10月，宋哲元将河北两个保安旅改编为第一八一师（石友三），留冀南游击。[18]（P223）

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重视敌后游击。11月25日，第二战区即向统帅部报告，除正面抗战外，拟按原山西省行政区划分7个游击区，发挥机动作战作用。[20]（P186）第二战区于1937年12月23日拟定游击指导方案，1938年1月3日军事委员会核准。其方针为：“以确立华北长期抗战基础，分区武装民众，配合国军发动游击，逐步扫荡晋中之敌，尔后推进冀察，规复失地。”战区指导方案按原有7个行政区域划分作战区和兵力[21]（P8）1938年1月29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二战区反攻太原，以策应徐州南北津浦线之作战。因此，上述游击计划暂未实施。第二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命令，部署向太原发动反攻。但2月12日，日军先机发动进攻，沿同蒲路南进。第二战区作战受挫。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二战区部队不许退过黄河，留在山西实施游击作战。第二战区调整部署：东路军（朱德）以主力歼灭东阳关之敌，确保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南路军（卫立煌）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北路军（傅作义）以太原、雁门、大同以西山地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21]（P12-13）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不断指示第二战区发动游击战，打击牵制日军，以配合国军在鲁南作战和保卫武汉战役。

军事委员会对山东的敌后游击也早作部署。原青岛市长兼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率部撤离青岛到达鲁南。在韩复榘伏法后，沈升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5]（P306）4月9日，蒋介石电令沈鸿烈，迅速整理山东各游击队积极袭扰敌人，妨害敌由鲁北或鲁东增援。

[19]（P615）4月15日，蒋介石电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速派正规部队到大岘山附近与新泰、东明、荚芜、泗水、泰安、大汶口、磁阳和胶济线两侧建立根据地，实施游击。[22]（P258）5月13日，军事委员会曾电令第六十九军石友三（6月扩编为第十军团）留在蒙阴、沂水一带山地，一师在泰安南北，诸城、莒县间，青州、潍县间，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23]（P264）

中国共产党自抗战开始，即明确提出自己参加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24]（P299）在这一方针下，中共军队只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独当一面”，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25]（P9）8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内涵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24]（P336-337）

八路军开赴山西后，9月21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自己的“拿手好戏”。做群众工作与打仗不能并举。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可一个师暂时抽一个旅、一个团参加作战。[24]（P339-340）后八路军受命部署于晋东北和晋西北，参加太原会战中袭击日军侧后的战斗。

起初，八路军拟部署3个师集中于晋东北。随着日军在山西南下，向太原进攻，为免处于敌人的大迂回中，八路军改变方针为：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南下，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和扩大自己自身。[25]（P21-22）太原失陷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八路军应成为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兵力具体部署为：第一一五师（林彪）转入吕梁山脉建立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全部在晋东南，第一二〇师（贺龙）在晋西北。

1938年初起，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向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沦陷区发展。1938年春，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中、晋冀边、冀南等地，组织以八路军名义的许多游击支队兵团。[24]（P475-476）中共中央部署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发展根据地，以宋（时轮）、邓（华）支队到冀热边区雾灵山创造冀热察根据地。

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冀鲁豫等省平原地区各种抗日游击武装蜂起。中共中央于1938年4月指示八路军：对在当地坚持抗日的国民政府地方专员范筑先、丁树本领导的政府，进行改造；吸收民间枪枝加入游击队和军队，以人民自卫军为组织形式；慎重应付会门土匪，依据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24]（P505-506）

八路军在山西初步建立根据地后，积极向河北、山东一带扩展。1938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武装和根据地；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对范筑先、丁树本两专员地区原有政权，“迅速改选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民间的枪枝，加入游击队与军队；筹粮筹款；对于会门土匪，依据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24]（P505-506）中共派出干部在河北、山东地区创建了一批根据地。

在鲁西北，中国共产党对范筑先创建的鲁西北根据地极为重视。范之部下原有许多中共党员。在他委任的聊城地区县长中，有10人为中共党员。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师级军官袁仲贤等一批军事干部到范筑先部工作。中共鲁西北特委以政训处名义活动，组建山东第六区第一、第十游击支队，随后从延安、西安、武汉又派来几批干部。聊城地区集中干部逾万，中共党员达7000人。是年春夏间，范筑先率部先后击退日军的入侵，根据地扩展至鲁西3个专区20多个县。10月5日，范筑先将30多个支队整编为4个纵队，分别由范筑先（兼）、张维翰、袁仲贤（张、袁二人为中共党员）和齐子修（国民党人）任司令员。中共特委直接指挥的部队近8000人。1938年11月范筑先牺牲后，鲁西北部分武装合编为“筑先支队”，张维翰任司令员。不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部进入定陶、冠县、邹县地区，重建几个县的政权，在冠县成立鲁西北救国会。[10]（P94-95）

八路军各师迅速在山西和华北展开，创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太岳山南根据地、晋西南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冀南根据地、冀鲁豫边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冀鲁边根据地、大青山根据地。

武汉会战期间，中共中央特别重视豫鄂皖地区发展游击武装的工作。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和游击区。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路和陇海铁路沿线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和革命分子到乡村组织民众，成立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建立豫皖边和鄂豫边工作委员会，加以领导。[24]（P518-519）

对于新四军在南方发展武装，扩大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路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24]（P511）

三、华北地区抗日游击战的展开

抗战初期，华北各地抗日游击武装袭击日军，对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形成了威胁，策应了正面战场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日军不断围攻抗日游击队及其根据地。

河北民军在河北平原、晋东南、豫北、豫东打击日军。1937年秋季，文安县夏村回民袭击日军，击沉汽船，俘虏日军。[8]（P640）1938年二三月间，日军第十四师团向道（道口，今滑县）清（清化，今博爱）铁路进攻。第一战区令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向陵川、林县游击，以骑兵第四师与张荫梧、孙殿英、吕正操各部防守晋、冀、豫边区，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牵制敌人，策应正面战场。张荫梧曾在河北省任教，河北民众纷纷参加抗日游击队。张荫梧、孙殿英、吕正操、李福和各部发展甚快。孙殿英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攻了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敌机多架。1938年春，张荫梧部深入大名一带，击破日军一联队。[18]（P223-224）路家庄一役，日军福荣中佐率部包围民军，中民军埋伏，福荣被击毙。束鹿县境内日军一部被民军包围，最后以煤油自焚。[5]（P30-31）

1938年初，吕正操部从冀中袭攻大清河以北地区日军据点，断敌交通，攻克高阳、安新县城，北上平津保三角地带，攻克新镇、霸县、永清，4月，收复河间县城。[12]（P32）冀东抗日武装队伍歼击日伪军，攻占乐亭、玉田、卢龙等据点，攻占北宁路上洼里、古冶二车站，使唐山-昌黎间铁路断行半个月。[12]（P34）

太原失陷后，晋绥战事仍很频繁。日军除继续正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外，并多次“扫荡”其占领之点线周围之抗日部队。1937年11月-12月间，晋北日军向井坪以东进攻，骑兵第二军（何柱国）击溃日军。骑兵第一师（彭毓斌）和第十三军（汤恩伯）击退日军由交城向南和由太谷沿白晋路的攻势，稳定了战局。1938年1月6日，骑兵第三师（徐梁）阻击朔县附近日军，2月24日，攻击朔县乃河堡之敌。晋北绥西骑兵第五军（何柱国）、第六军（门炳岳）和东北挺进军（马占山）自1937年11月后，对日军游击，抵抗日军进攻。绥远方面，马占山率东北挺进军于1937年11月18日攻入乌泗壕康王府，下旬攻入沙克图，召集蒙族王公会议，誓拥护中央政府，打击日军分化企图。12月9日-12日，骑兵第六军（门炳岳）续取得蓿亥淮作战胜利，肃清伪蒙军。但次年1月，伪蒙军占杭锦旗，门炳岳军予以进剿，2月1日，骑兵第七师与保安一旅攻克安北。[21]（P19）

抗战初期，八路军属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当日军进攻山西时，与国民政府军共同抗击日军，朱德、彭德怀受命指挥右路作战（1938年春指挥东路军）。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两万多兵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正太路分8路对晋察冀根据地围攻，12月中旬进入边区腹地。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和第三四四旅（徐海东）截击伏击，打退日军围攻。至1938年12月21日，日军除侵占蔚县、广灵、繁峙、定襄、盂县、平山、行唐等县城外，其大部兵力撤至铁路沿线。根据地扩展到30余县辖区，部队扩展至2万余人。[13]（P190）

1938年2月第二战区北路军傅作义率部北上后，相继克复偏关、清水河、和林格尔。下旬，日军1万余兵力从同蒲路、平绥路和太（原）汾（阳）公路向晋西北根据地围攻，占领县城7座。傅作义、赵承绶两部击溃后宫师团黑田旅团，伤亡二千余人，攻克日军占领的神池、五寨、保德、岢岚县城。[1]（P48）第一二〇师集中第三五八旅（张宗逊）、第三五九旅（陈伯钧）4个团兵力，打击深入岢岚、五寨日军，其他各部积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5月上旬，第一二〇师袭击了太原-原平间播明、高村等车站和龙泉等据点，在部落镇等地进行伏击战。5月28日，晋北日军3路进攻，6月5日，傅作义部放弃偏关、清水河。7日，日军退出偏关。其后各军仍不断袭击日军。

1938年2月4日、5日，按第二战区反攻太原、石家庄之部署，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命令，令各部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晋察冀军区派出部队出击平绥、正太、平汉铁路，9日破袭平汉路北段，激战三天两夜，攻占定县、望都、新乐3县城，袭入满城、保定及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第一二〇师于18-27日以主力4个团，进攻同蒲铁路忻县至阳曲段，袭占平社、豆罗车站和关城镇等据点，歼日军500余人。第一二九师袭击正太路上旧关，并于长生口设伏歼日军一部；继后，师主力于邯（郸）长（治）路展开破袭；3月16日，第一二九师以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入黎城后，主力撤出，该团主力击退由涉县来援日军。被诱由潞城来援之日军在神头岭遭到第三八六旅（陈赓）之伏击，日军被歼千余。日军称神头岭伏击为“支那第一游击战术”。3月31日，第一二九师在东阳关至涉县间响堂铺伏击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歼日军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13]（P195）

1938年4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3万余人，从正太、同蒲、平汉铁路沿线及邯（郸）长（治）大道、临（汾）屯（留）公路，分9路向晋东南根据地武乡、辽县、榆社地区围攻。早在3月24日，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在沁县召集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曾万锺、李家钰、李默庵、高桂滋、赵寿山、武士敏、朱怀冰、王奇峰等将领参加。会议商讨对敌作战方针。4月13日，日军有3路深入根据地，并占领武乡城。各路军互相配合，一些部队转入外线待机。留在内线之部队八路军、游击队和国民政府军第三军（曾万锺）经10余天之英勇作战，阻止了其他各路日军之进攻。深入根据地之日军遭到不断打击。外线部队适时转回内线击敌，4月16日于武乡东长乐村地区，歼灭由武乡东撤之日军1500人。各路日军后退。第一二九师和第三军等部乘胜追击。27-28日，八路军特务团、第三四四旅（徐海东）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于高平以北歼灭由长治南撤之日军近千人。反围攻作战23天，歼日军近4000余人，收复辽县等18座县城。[13]（P199-200）

1938年4月，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陈赓）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在邢台、武安、磁县以西山区打击日伪军。6月-7月下旬，攻克水冶、观台，开辟安阳、林县、辉县山区根据地和道清路两侧游击区。第三八五旅（王宏坤）及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在正太、平汉路及平定-昔阳公路沿线袭敌据点。[12]（P42）

7月上旬，第三四四旅在山西阳城以北町店附近地区截击驰援同蒲路作战之日军，歼敌500余人。[12]（P37）9月上旬，日军进攻晋南，同时沿汾离公路西犯黄河渡口，攻占离石、柳林等处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陈光）向汾离公路进击。14日，该旅先后在吴城镇东南之薛公岭、以西之油房坪和薛公岭东南之王家池，伏击西犯日军及其运输部队。在此前后，第三四四旅于平汉路以东和道清路两侧积极作战。[13]（P211）

1938年9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出动5万余人，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四条铁路沿线出动，向以阜平、五台、涞源为中心的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〇师主力第三五九旅进行反围攻作战，阻击、伏击日军，苦战6日，毙伤日军甚多，击伤日军指挥官清水喜代美少将。10月6日，日军占阜平。晋察冀军区主力转向外线袭敌。10月下旬，日军开始从根据地中心区撤退。八路军对日军进行伏击。三五九旅在滑石片伏击中，歼敌一个大队。至11月7日，反围攻战役结束。日军虽占五台、灵丘，但损失较大。[12]（P40-41、P226-227）九十月间，第一二九师对正太、平汉、道清、津浦（沧县-德县间）进行了4次总破击，使日军运输遭遇到很大困难。[12]（P38）

山东各地抗日游击武装建立过程中，袭击攻克县城多处。抗日游击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2月13日，胶东成立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理琪，率部攻入牟平县城，与日军激战，理琪牺牲。[6]（P39）1938年2月22日，日军攻陷莒县，抗日游击队司令刘震东在作战中牺牲。[19]（P563）

台儿庄战役期间，八路军山东游击队袭击博山之八陡、樊厂和临城车站，破击胶济路和津浦路，攻克莱阳、掖县县城，一度攻入福山城、烟台市。8月中旬，山东游击队曾袭入济南、烟台等地。[12]（P37）

1938年春夏，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筑先率部先后打退日军对范县、濮县的进攻，并进行东阿庄战斗，取得胜利。8月下旬，范筑先组织14个支队，发起袭击济南战斗，攻至济南西郊张庄，烧毁敌机数架。1938年11月中旬，日军从德州、禹城、济南、大名分4路“扫荡”鲁西北。15日，范筑先和县长郑佐衡（国民党人）、姚第鸿（中共党员）等及所部800人在聊城守卫战中壮烈殉国。[6]（P68、76）

据载：8月11日，留在山东敌后游击的石友三部攻入济南4天，13日袭占泰安，9月8日一度攻克曲阜。[26]（P49、P54）10月上旬，山东游击队出击胶济路，一部袭击津浦路，占领黄河崖等车站，破坏德县以南铁路25公里。[12]（P38）

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军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摩擦。最早发生在河北地区。1938年5月31日，河北省政府改组，鹿锺麟任省主席兼河北游击总司令。鹿锺麟收编侯如墉、赵云祥、夏维礼等游击队。他并组织投效抗日的青年成立政治大队。他到达冀南、冀西建立抗日根据地，但很快在抗日政权问题上与中共游击根据地之间发生矛盾。同一地区，双方重叠委派官员，摩擦逐步产生。

四、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上海、南京失守后，江浙一带抗日游击武装纷纷兴起。正规军之流散兵员、地方自卫团勇、爱国学生、产业工人、农民、大刀会、帮会等各种成分都有，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争取领导权。第三战区也派出部队向敌后推进，培植游击武装。为配合沪郊黄浦江南、杭州湾地区游击斗争，钱塘江南时有正规军北渡。[1]（P55、P58）新四军建立后，更向华中敌后发展。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于是兴起。

早在淞沪会战期间，统帅部即秘密部署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组织。遵蒋介石电令，戴笠、杜镛（月笙）二人合作，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武装，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担任阻击、绕袭、袭击，牵制日军行动，并派分遣部队埋伏在上海近郊，搜捕敌谍和汉奸。组成的别动队5个支队（相当于团），由在粤军中担任过师长的刘志陆任总指挥。总指挥部之上设军政合一的机构“苏浙行动委员会”，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任副主任委员兼书记长，俞鸿钧、俞作柏、杨虎、蒋伯诚等人任委员。陆京士、朱学范率领的两个支队，曾在苏州河一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表现非常英勇。上海沦陷后，该别动队即留在沪郊开展抗日游击斗争。[27]（P69-70）

上海、南京沦陷后，江南从事抗日游击战之武装不下一二十万人，经第三战区整饬，计有：1.江南挺进军，总司令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有第一、第二两军（后改为攻击军），活动于正规阵地左近，然缺乏民众基础。2.忠义救国军，由军事委员会军统局长戴笠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俞作柏（后俞作柏接任总指挥），总部设于皖南。其前身为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系统别动队，后改编为游击军12个支队和太湖总队。第五支队（袁亚承）驻江阴东乡，周正刚支队驻无锡，以此为支柱。其他各支队分布武进以东各县，每县大约一个支队。3.江浙游击军，司令兼军长邓本殷，该部多系国军西撤时散处南京、上海四郊之粤、桂、川、湘军掉队士兵，成分复杂。在苏州、常熟、无锡、荡口一带，原叫抗日自卫军。邓氏离队，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4.沪郊六县游击队，指挥熊剑东，为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一部，1937年冬-1938年春，在上海任锄奸工作，后由租界撤退，改编为游击队若干梯团，未及千人。1939年春，熊奉战区司令长官令，为挺进军司令，移驻常熟。5.江苏义勇军，由蔡仁基、张少华分任正副指挥，后由省政府改编为常备旅，蔡旅驻江南，张旅驻江北，一团（承寿根）驻武进，二团（贾长富）驻扬中。后新四军呈报张部不轨，张被撤副旅长兼团长职，改任泰兴县代县长。6.（南）通海（门）崇（明）启（东）四县人民自卫军，正副司令彭龙骧、魏湛元和参谋长陈赓尧分任3个支队司令。[1]（P61、P62、P64、P65）

太湖地区因有沪、杭、宁、锡数十万产业工人，该地区游击队成分较好。抗战初期，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共分5路：第一路（总指挥管文蔚），以管山（邻近武进西北乡孟河）为根据地，活动于金坛、丹阳等县，与新四军联络。第二路（总指挥叶某）千余人，于金坛编成，战斗力最强，后成为1939年3月东征之主力。第三路（总指挥梅光迪，何克熙副）。第四路（总指挥强某），系邓本殷（原琼崖镇守使）“江浙游击军”所部，部分为忠义救国军周正刚支队编成。第五路（总指挥吴肇璜，陆某副，政委官岳），1939年5月由沪郊六县游击队熊剑东部及苏州吴肇璜部编成。[1]（P59、P62）

第三战区派赴敌后部队不断打击日军。1938年1月17日，第七十九师袭击富阳附近第六师团。2月11日-25日，第五十九师袭吴兴附近敌人。2月中旬，浙西余杭、海盐、孝丰、临安、曲星附近第六十二师（陶柳）、第七十九师13日不断广泛游击。日军为“扫荡”江南，保持京杭公路安全，以上海派遣军一部分由长兴、宜兴、溧阳、宣城等地向苏皖边区进攻。战区乘势诱敌深入，予以重创，日军主力窜至广德，复遭第七十六师（王凌云）阻击，日军“扫荡”企图未得逞。3月下旬，第六十二师北渡钱塘江，至敌后游击。该师在海盐、海宁、平湖、嘉兴一带，对敌反复袭扰战斗，凡5个月，毙日军佐藤中将以下官兵4千余名。为牵制余杭附近敌军转移兵力于海盐、海宁方面，战区另以第二十五军（万耀煌）由临安方面数度进袭。4月15日，第六十二师（陶柳）克海宁。16日，第八十六军（何知重，后吴剑平）于诸暨、绍兴间攻击日军第三师团。24日，第七十九师克复余杭双溪镇以西地区。5月1日起，第一0八师袭击余杭，第七十九师袭武康，均有斩获。为阻由江南抽调兵力援救台儿庄，战区令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对当面敌全面袭击，牵制其转移鲁南。第十集团军（刘建绪）第五十五旅及第十九师（李觉）一部出击富阳，第九十八师（夏楚中）相继出动，于皖南及苏浙边长兴、梅溪、林城桥一带，牵制第十八师团等部不能自由进攻，或予相当打击。[28]（P7）

武汉会战期间，第三战区分令第十集团军（刘建绪）任沪杭一带游击，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任京沪一带游击，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任江南铁路沿线及长江沿岸游击。各部遵令行动，一度克复富阳、溧阳、宜兴、当涂、宣城、海宁、海盐、安吉各县城，随时对日军后方连络线及汉奸组织以重大破坏。江防部队炮兵袭击敌之军舰及运输艇。[28]（P71）

江南失陷后，江苏省政府迁往苏北。徐州会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以第八十九军军长、第二十四集团军代总司令韩德勤为江苏省政府代主席（1939年月10月正式任），留苏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苏北地区除第八十九军（韩德勤）外，保有新编第六旅及省保安旅、团若干，与各县保安队，地方团队及民众武力。这些武装力量控制苏北广大地区，予敌威胁甚大。韩德勤以兴化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除海州、徐州、南通、江都及江苏境内之陇海、津浦铁路沿线为日军占据外，运河及通海公路仍为中国军队控制。[18]（P379）徐州失陷后，原第五战区之第五十七军由缪瀓流率领，李明扬、李长江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指挥的税警团，都留在苏北进行游击战。

杭州沦陷后，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黄绍竑兼任第三战区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国民抗敌自卫团，在浙江省内杭嘉湖地区和浙江省西部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其第五支队于1938年10月曾收复海盐县城，克复吴兴县新丰镇。[29]（P767）

新四军成立后，各支队分别在皖南、苏南、皖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12日，集结于豫皖地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先遣队进至巢县以南，第九团一部在运漕河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20余人，此为新四军江北首捷。[30]（P252）

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在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下，于28日从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先遣支队5月中旬到达镇江地区，6月17日，在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由镇江开往句容之日军，毙伤20余人，击毁汽车4辆。[13]（P205）此为新四军江南首捷。

5月中旬，第一支队（陈毅）随先遣支队之后向苏南进发，6月中旬到达溧水竹箦桥。7月，第二、第三支队主力进入苏南皖南沿江地区，军部由岩寺进驻泾县云岭。以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别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江宁、当涂、溧水、高淳、芜湖、繁昌及青阳等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13]（P205）7月1日，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北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民众配合下，夜袭镇江东南之新丰车站。8月12日，该团又夜袭句容城。8月下旬，该团又在珥陵镇伏击了日军。[30]（P250）

8月22日-23日，日军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出动围歼位于小丹阳地区之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部。24日，第二支队主力在鸡笼山予日军有力打击后转移，日军合围扑空。同时，第一支队动员地方武装对南京至杭州、南京至上海、句容至丹阳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并派精干小分队袭击南京近郊麒麟门。[13]（P209-210）第三支队（张云逸副军长兼支队长）于9月底、10月29日、11月上旬，担任青弋江阵地防御，多次击退日军进犯。

第四支队7月间袭击运漕地区伪军，9月3日，在桐城以南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毙敌70余人，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二县城。11月，张云逸副军长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抵达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第四支队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30]（P253）

中共河南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余人，于9月30日从河南竹沟出发，经遂平挺进豫东，10月11日到达西华杜岗，与豫东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仍称新四军游击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下旬，该部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27日，进至淮阳窦楼，击退日军进攻。11月下旬，进至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击退日伪军“扫荡”，为发展豫皖苏根据地打下基础。[30]（P253）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华中完成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抗战之初，新四军根据地内，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地方士绅。1938年7月7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4县抗敌总会，以茅麓茶叶公司经理、当地自卫队负责人纪振纲为主任，进步人士樊玉琳、新四军第一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为副。8月，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以著名绅士叶文明为主任，国民党员张干农、新四军干部夏定才为副。[8]（P526）

五、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蜂起，因日军的绞杀，至1933年转向低潮。而1933年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步成为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1934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第二军（王德泰）、第三军（赵尚志）、第四军（李延禄）、第五军（周保中）。1936年1月，汤原游击队编为第六军（夏云生）。1936年2月，各军联合，称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增至第十军。6月，第一军与第二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据载，至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2万余人。[13]（P155）自1936年起，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游击队实施“治安肃正”的“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处于艰苦时期。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全国抗战，积极牵制和打击日伪军。在吉林省南部和辽宁省东部的第一路军先后取得抚松县庙岭、宽甸县、四平街、本溪、辑安县（今集安县）老岭和长岗等战斗的胜利。活动于吉林省北部、黑龙江省东北部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三至第十一军也取得了依兰、土龙山、青龙山、孟家岗、聚宝山等战斗胜利。1937年11月，日军增调兵力，对松花江下游实行大“讨伐”，采用压缩包围法，抗联部队损失很大。

1938年1月，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及姚振山之东北义勇军和王荫武之救世军等在饶河县组成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从年初起，第二路军之密营遭到日伪军之连续进攻。4月，第二路军决定第四军、第五军主力西征，第四军、第五军留守部队和第七军等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7月初，西征部队越过张广才岭，先后取得攻占苇河县楼山镇、奇袭珠河县（今尚志县）元宝镇“集团部落”等战斗胜利。在日伪军围堵下，西征部队一部到达五常、舒兰等地，一部转回原地。[13]（P191-192）10月中旬，第五军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准备过河时，被日军冲散，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弹尽路绝时走入乌斯浑河，壮烈牺牲，史称“八女投江”。11月、12月，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副军长王光宇在五常县先后牺牲，第四军西征部队损失殆尽。[31]（P351、P325）

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等军坚持在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至1938年6月，已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取得相当战果，但本身损失亦重。上述诸军主力800余人于8月、10月、12月先后三批从萝北、富锦等地区进入海伦地区，依托小兴安岭在黑（龙江）嫩（江）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九军主力仍留原地坚持作战。1939年5月30日，上述四军在黑龙江省德都县朝阳山组成第三路军，张寿（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为政治委员。该部在黑龙江东北部十几个县境内活动，至1940年底，先后开辟了朝阳山、阿荣旗、甘南等游击区，取得讷河、德都、肇州、肇源等战斗胜利，毙伤日伪军警数百人。[13]（P223-224）

1939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共7万余人，以抗联第一路军为主要目标展开大讨伐。抗联第一路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讨伐”作战，取得安图大沙河、红旗河伏击战，奇袭哈尔巴岭车站和天宝山铜矿等战斗胜利，但因敌众我寡，本身损失很重。1940年2月23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在蒙江（今靖宇县）壮烈牺牲。同时，第二路、第三路军也积极进行反讨伐作战，在黑嫩平原给日伪军重创。

1940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之中共吉（林）东、北满党代表会议在苏联伯力市（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确定东北抗联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游击运动方针。12月，东北抗联代表第二次在伯力举行会议，确定在特殊状态下，东北游击运动临时接受苏联方面领导。是年底-1941年初，因东北抗日联军欲在东北继续坚持斗争，形势更为严峻，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大部和第三路军一部先后转入中苏边境整训。东北抗日联军人员进入苏境后，分别在苏联远东军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和伯力（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费·雅斯克农庄建立南北两个野营。[32]（P366、P372）

1941年冬，东北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的南北野营，进行集中训练。1942年7月22日，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国际第八十八旅）旅长。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编成。野营训练总部以周保中为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副旅长，苏军石林斯克为参谋长。[33]（P568）其后，教导旅派遣十几支小部队深入东北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和战略侦察。直至194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配合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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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击战的简介

游击战是非正规作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并能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争。
游击战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512年的吴楚之战中，就有游击性质的作战行动。相传为黄帝风后撰写的《握奇经》认为：“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赢挠盛，结陈趋地，断绕四经。”对游击部队的作战行动，作了生动的描述。而在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详细使用游击战战术的人是楚汉时期汉的大将彭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依托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大规模、长时期地开展游击战，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解放战争时期，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长期的革命战争，使中国人民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战法，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这些灵活机动的战法，显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丰富多彩。

二、抗日游击战影响和意义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画上了句号，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在人类战争史上矗立起一座战略制胜的伟大丰碑。

抗日游击战争开辟的敌后战场实质上是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中向日军实施的带战略性的“反进攻”，是处于被动地位中的主动出击，从战争形式上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把敌之战略包围变为我之战略反包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最大的价值，在沦陷区建立大面积的根据地，解放沦陷区大量人口。此举，使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之后，却没能控制这些土地，也没能控制这些土地上的人口，无法将这些掠夺到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战斗力，无法以战养战。

扩展资料：

抗日战争正面和敌后战场的关系：

1、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是主战场，从抗战中期到抗战后期，主战场发生了转化，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作用有所下降敌后战场逐渐形成并开始独当一面。最终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2、这两个战场的形成和地位的变化，对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政局和前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中日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采取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两种战争方式的战略主张。

三、敌后战场的抗战

        淞泸会战期间，日军侵入山西，企图占领太原。1937年9月，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向平型关开进。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太原的重要门户。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在平型关一带隐蔽设伏。当日军1000多人进入伏击圈时，八路军从不同方向全线开火。日军乱作一团，死伤惨重。八路军冲杀下去，同日军展开了肉博战。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将日军全部歼灭。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苏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和指挥中枢。

      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主力部队和地方基干民兵为骨干，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组织各方力量，展开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敌后战场涌现出许多抗日英雄和模范人物。根据各地不同地形特点，根据地军民采取地道战、地雷战、夜袭战、麻雀战等战法打击日军，使日军攻防无措，疲于奔命，不得安宁。

      为了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项政策和措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发展生产，使根据地成为敌后游击战得以长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地。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

      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日军实行“囚笼政策”，依托公路、铁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与蚕食。

      1940年下半年，为了粉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振奋抗战军民的士气，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指挥下，组织100多个团，在华北广阔的地域，对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这次战役的主要目标是破袭日军交通线，摧毁敌人交通线及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百团大战历时数月，战果辉煌，有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日军遭受打击后，立即组织重兵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实施报复性“扫荡”，八路军随即转入反“扫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