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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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位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安妮日记的内容梗概及人物形象

安妮日记作者简介

一、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

当地时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揭晓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截至目前，埃尔诺已出版了约十五部作品。其中，埃尔诺的代表作之一，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杜拉斯文学大奖”的《悠悠岁月》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预计将于本月内推出安妮·埃尔诺的三部重要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的中文译本。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图片出自The Swedish Academy官网。

在即将推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中，该书的译者郭玉梅在代译后记《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一文中评析了埃尔诺女性自传体小说的创作特点。以下内容即为该文。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本月内推出。其中，《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由郭玉梅翻译，《一个女孩的记忆》由陈淑婷翻译。图为《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书封。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安妮·埃尔诺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

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正如作者所说：“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

安妮·埃尔诺是当代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和简洁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二战”后法国的平民生活，尤其是当代法国女性的内心世界。她独创了居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社会自传体裁，以平白中性的笔调书写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变迁。

自1974年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空衣橱》问世，安妮·埃尔诺至今已发表二十余部作品。她的小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为代表的自传小说，另一类是以《单纯的激情》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为代表的“私人日记”式小说。这些小说的发表每每引起轰动，读者蜂拥而至，先睹为快。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法国分别创造了50万和45万册的销量，引起了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其中，《一个男人的位置》荣获1984年勒诺多文学奖，并由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她的作品题材朴素，视角独特，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20世纪法国文学中，既代表了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对此，虽然批评界尚有争议，褒贬不一，但这种独特风格至少已使她在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她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坚持写实主义风格：

追求“再现真实”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她青年时代就读于鲁昂大学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获得现代文学教师资格。她幼年家境拮据。她的父亲阿尔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婚后与她的母亲布朗什·杜梅尼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期平民阶层的生存图景。

《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均属自传体小说。它们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作品的“女性特征”可谓直截了当。

这两部小说分别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父亲、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她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在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小说以真实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我”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在渐渐朝资产阶级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亲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二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安妮·埃尔诺写道：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一个男人的位置》）

从作者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

电影《正发生》（2021）剧照。

这种写实风格一直是安妮·埃尔诺小说创作的指南。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她在用她的视角解读、体验和描述世界，她的作品读起来似乎永远都是和她血肉相连的真实故事。其实我们不必去严格考证每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写实的风格。她拒绝某些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对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人们刻意杜撰出来的：

“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我父亲童年的那个时代，父亲的生活背景属于中世纪。” （《一个男人的位置》）

那么作者在其作品里给我们展示的真实情景又是怎样的呢？ 她首先表现的是当时人们贫穷的社会生活状态：

“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想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信神：

“为了治好病，她常去参拜圣里基耶和圣纪尧姆，用一块布去擦拭圣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他们租用了一辆马车，拉着她去参拜圣人。”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生存就会成为最大的命题：

“孩子们的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一个装满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父亲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耻。……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拼写，结果写下了“已阅并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尴尬，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耻辱的阴影。” （《一个男人的位置》）

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人们无非有两条出路：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们好’的理想取代了他们自己的理想。” （《一个男人的位置》）

艰难的生存条件促使父母下定决心，要把女儿朝着资产阶级方向培养，这成了他们年年月月悬在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而同时为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对生活的这种体验之细腻和审视之深刻显然来源于安妮·埃尔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显然，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下层平民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并且懂得如何从人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解读个人心理活动，并揭示其社会动因。她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的人，她竭力表现的是个人心理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由于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这或许是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视角，更使这些作品带上了特定的性别色彩，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长期以来，女性写作常常受到由男性主导的批评界的歧视，被贬为“自我中心主义”。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安妮·埃尔诺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书写的大多是个体的感受，讲述的是女性人物自己的故事，但同时，她的叙述也涵盖了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和群体。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狭隘的视野。特别是作者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女性文学的美学价值。换言之，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由此可见，她的这种写实风格体现了法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在回归传统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她在心理描写方面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

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

解析“内心的流亡”

安妮·埃尔诺作品的主题大多建立在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之上，涉及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自己的爱情，属于“私人叙事”一类，其中表现最多的莫过于展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和心路历程。因此，安妮·埃尔诺的这种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就成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电影《正发生》（2021）剧照。

安妮·埃尔诺笔下的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但天资聪颖。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学校里学习优秀。但她的思想也由简单开始变得复杂。换句话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的卑微。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同学要来她家里玩,她总是要事先对同学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即便是“我”结婚后，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丈夫家里，这种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

“在他（丈夫）的家庭里，比如说，如果打碎了一只杯子，有人立刻就会喊道：‘不要去碰它，因为它已经碎了’。”（《一个男人的位置》）

对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作“内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出身阶层的桎梏，迈入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内心的流亡”，则完全有赖于细腻的心理描写。

我们不难发现，在女主人公讲述的故事中，写实的叙述与心理描写已经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里，我们试从小说叙述形式的角度来分析安妮·埃尔诺作品中的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首先，如前所述，其作品在叙述形式上全面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自传体叙述方式，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直接用女性的眼睛和心灵看世界。 这样一来，作者就彻底避开了男性话语的笼罩，便于直接抒发女主人公自己的真情与体验，直接将她自己的情绪和心路历程展示出来。显然，从创作的角度看, 以“我”作为切入点，更有利于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多变的情感、心绪和内心世界， 也更具有表露个人“私秘性”的便利之处。这虽然不是女性文学的一项专利，但却可算作以文学方式展现女性自我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其次，其作品普遍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形式。例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追忆父亲母亲一生的多个瞬间时，叙述者常常把叙述往事的进程暂停下来，把读者从往事所处的“过去”拉回到她“写作时的现在”，详细讲述她在写作每个片段时的感受，发表一番议论。

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把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情感交织成一个特殊的时间图景，使追忆者（女主人公）通过“现在”这个维度去透视“过去”，使“过去”变得更加清晰，使意义与情感更加厚重。这样，作者很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例如在这两部小说中，这种手法使女主人公“我”通过反思过去，获得了忏悔和自我疗伤的机会，使“我”流亡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宁静。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使读者强烈地感到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感到故事是真人真事，从而更增加了真实感和感染力。其实，我们尽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为我们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发生学考证，而是对文本风格的美学批评与欣赏。

电影《正发生》（2021）剧照。

最后需要指出，两部小说的主题本身就使得心理描写成为题中之意。这些小说都是围绕女主人公的 “私人叙事”，其主题和话语反叛了传统作品喜好的宏大叙事, 倾注于边缘个体的感性体验，创建了一种当代文学的“私小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女主人公每每面对着矛盾而无奈的世界，只能逃逸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选择内心的流亡。

简洁与朴实无华的语言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纵观两部小说，它们都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题材。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波澜起伏的复杂故事情节，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描写，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日常琐事的回忆。但作者却运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娓娓道来，把一个个平淡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细节展示在读者面前，将生活的平常与真实贴切地表达出来。

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大多采用平淡的叙事语气。她尽量将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如同潺潺流水般的述说之下，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让生活的本色呈现出来。例如：

“父亲在咖啡馆里、在家里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一声不响，保持缄默，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是不是？”或者简单地说“不是”，然后用手势示意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一个男人的位置》）

在语言的运用上，安妮·埃尔诺用词之清淡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不饰雕琢，然而实际上却是独具匠心。她从不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多采用单部句、省文句，以及结构松散的日常口语句式，通俗易懂。她很少使用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她认为只有白描的写作手法才是最精确的。她说：

“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音、傲慢的语调、嘲讽的口吻、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被用上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作。我永远也不会体会到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耻辱》）

“我尽量地贴近我所听到的单词和句子，……而我之所以这样写，仅仅是因为这些词和句子说出了我父亲所生活过的、我也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限度和色彩。那是一个语言是现实的表达的世界。”（《一个男人的位置》）

当然，平淡不等于乏味。这需要作者极高的写作功力。这种写作风格，加强了作品厚重的现实感与真实感，透出了作者追求真实叙事的努力。

简洁清淡的语言已成为安妮·埃尔诺表达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构成了她的小说的美学特色。

电影《正发生》（2021）剧照。

文学批评界的有些人，认为她过于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埃尔诺则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多年来，作者一直坚守着平民的立场和视角，抵制着以权力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为主流的文化世界和空间。她说，“我背叛了传统的文学创作，即我在大学所学习过的那些创作规则”。她就是要通过书写那些类似超市、公交车、堕胎等这些被文学嗤之以鼻的“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

谈到小说的形式，她认为，是有事要说才导致说话的形式。她从新小说那里得到的启发就是“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只有把握自己的心灵自由这一基准，其作品才会有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也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诠释。

原文作者/郭玉梅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杨许丽

一、安妮埃尔诺位置

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婚前原姓杜切内（Duchesne），1940年9月1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利勒博纳市，法国女作家。
安妮·埃尔诺成长于工薪阶层。1960年，成为互惠生，在英国伦敦市留学，同时开始创作首部小说。曾就读于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7]。1967年，成为中学教师。1974年，出版首部小说《空衣橱》。1977年，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1983年，出版自传体小说《位置》，她凭借该部作品获得次年的勒诺多文学奖。1987年，出版小说《一个女人》。1992年，出版小说《单纯的激情》。1997年，出版小说《耻辱》。2000年，从法国远程教育中心退休；同年，出版小说《事件》。2003年，出版小说《占领》。2009年，出版小说《悠悠岁月》，该书被法国杂志《读书》评为“年度20部优秀作品”之一，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21年11月，获得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2022年10月6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安妮日记的内容梗概及人物形象

保尔.柯察金，出生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全凭母亲替人洗衣做饭维持生计。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在那儿他受尽了凌辱。他憎恨那些欺压究人的店老板，厌恶那些花天酒地的有钱人。

　　“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家乡乌克兰谢别托卡镇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岁月。红军解放了谢别托夫卡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老布什维克朱赫来在镇上做地下工作。他在保尔家住了几天，给保尔讲了关于革命、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朱赫来是保尔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领导人。

　　在一次钓鱼的时候，保尔结识了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

　　一天，朱赫来被白匪军抓走了。保尔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在匪兵押送朱赫来的途中，保尔猛扑过去，把匪兵打倒在壕沟里，与朱赫来一起逃走了。由于波兰贵族李斯真斯基的儿子维克多的告密，保尔被抓进了监狱。在狱中，保尔经受住了拷打，坚强不屈，为迎接白菲头子彼得留拉来小城视察，一个二级军官错把保尔当作普通犯人放了出来。他怕重新落入魔掌，不敢回家，遂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冬妮娅的花园门前，纵身跳进了花园。由于上次钓鱼时，保尔解救过冬妮娅，加上她又喜欢他“热情和倔强”的性格，他的到来让她很高兴。保尔也觉得冬妮娅跟别的富家女孩不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避难，他答应了冬妮娅的请求，住了下来。几天后，冬妮娅找到了保尔的哥哥阿尔青，他把弟弟送到喀察丁参加了红军。

　　保尔参军后当过侦察兵，后来又当了骑兵。他在战场上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能干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宣传员。他特别喜欢读《牛虻》、《斯巴达克斯》等作品，经常给战友们朗读或讲故事。在一次激战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但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他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回前线，于是他立即投入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他做团的工作、肃反工作，并忘我地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去。特别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尤为艰苦；秋雨、泥泞、大雪、冻土，大家缺吃少穿，露天住宿，而且还有武装匪徒的袭拢和疾病的威胁。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冬妮娅的爱情产生了危机，冬妮娅那庸俗的个人主义令他反感。等到在修筑铁路时又见到她的时候，她已和一个有钱的工程师结了婚。保尔在铁路工厂任团委书记时，与团委委员丽达在工作上经常接触，俩人逐渐产生了感情。但他又错把丽达的哥哥当成了她的恋人，因而失去了与她相爱的机会。

　　在筑路工作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组织上不得不把保尔送回家乡去休养。半路上误传出保尔已经死去的消息，但保氏尔第四次战胜死亡回到了人间。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入了党。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和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坏，丧失了工作能力，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让他长期住院治疗。在海滨疗养时，他认识了达雅并相爱。保尔一边不断地帮助达雅进步，一边开始顽强地学习，增强写作的本领。1927年，保尔已全身瘫痪，接着又双目失明，肆虐的病魔终于把这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战士束缚在床榻上了。保尔也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个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并且没有丝毫写作经验的人，开始了他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文学创作。保尔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先是用硬纸板做成框子写，后来是自己口述，请人代录。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他用生命写成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终于出版了！保尔拿起新的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文名称：安妮日记

　　英文名称：The Diary of Anne Frank

　　德语名称：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

　　作者：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莫珍·普莱斯勒 Mirjam Pressler, 奥图·弗兰克 Otto H. Frank

　　内容简介：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和作家，却因为希特勒发动的一场邪恶的战争，于花季之龄死于纳粹集中营。这本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

　　“二战后我想出版一本书，叫做《密室》……”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岁的安妮和家人为逃离纳粹恐怖统治，躲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仓库里，从此展开两年多的密室生活。“我经常心情沮丧，可是从来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危险与浪漫情事，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安妮的日记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写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起初，她这日记是纯为自己而写。后来，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杰瑞特·波克斯坦从伦敦广播电台宣布说，他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搜集有关荷兰人民在德军占领之下苦难生活的目击报导，公诸大众。他特别以信件与日记做为例子。安妮收听到这段话，为之动心，于是决定在战争结束之后，要依据她的日记出版一本书。她开始将她的日记加以改写、编辑、润饰，删去她认为不够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忆增加一些内容。同时，安妮也保留了原始的日记。

　　学术界编纂的《安妮日记：评注本》将安妮第一次写成、未经整编的日记称为A版，以别于第二次所写、经过整理的版本，是第二种版本，一般称为B版……奥图·法兰克斟酌许久，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问世。他从A与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日记》就是这个版本。

　　奥图·法兰克的遗产由坐落在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继承，该会拥有安妮日记的版权。后来，基金会决定为日记推出一种增订的新版本，从安妮的A与B两个版本取材，对奥图·法兰克的内容加以补充，内容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希望让读者更了解安妮的内心世界。

　　自从安妮死后，她的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五十五种文字，销售二千四百万册，安妮的确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她的梦想。这个最新披露的绝对版本对于已经认识安妮的人来说，提供一个重新发现安妮的机会；对于未识安妮的人而言，更是一个值得珍藏的版本。

　　精彩书摘：
　　一九四○年五月以后，好日子很少，而且相隔很久……我们的自由被一连串的反犹太命令严格限制：命令犹太人身上要佩一颗黄星；……犹太人禁止搭电车；……犹太人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才能买东西；…… 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可是日子还是过下来了。贾桂琳常常对我说：“我现在什么事都不敢做，怕做到不准做的事情。”

　　你一定想听听我对躲起来过日子的想法。这个嘛，我只能说我还不是很清楚。我想我在这幢房子里永远不会觉得宾至如归，不过这并不表示我讨厌它。我们很像在一幢奇怪的公寓里度假。

　　我不要像大多数人那样，过了一辈子，结果白活。我要有用，或者带给所有人喜悦，即使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天赋，我利用这天赋长进，并且表达我内心的一切。

　　在当前这样的时代，的确很难：理想、梦想和宝贵的希望也在我们心中浮现，但只有被残酷的现实压碎。我没有把我的理想全都抛弃，也是奇事，那些理想看起来那么荒谬，那么不切实际。可是我仍然紧抱着它们，因为世界虽然这样，我还是相信人在内心里其实是善良的。

　　电视剧简介：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在针对犹太人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成批杀害的唯一的理由，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犹太人巨大的抗争诉求中，美若仙童的安妮·弗兰克就是这其中的一脉细微而柔韧的声音。战前的安妮拥有田园般的梦幻童年，豆蔻青春的她宛若一朵盛开的花蕾，然而盛开的花蕾在纳粹的牢狱里倍受催萎。取材于安妮·弗兰克的本片，用一个青春少女的日记记录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横遭虐待，最终被送进冒着浓浓黑烟的焚尸炉的地狱生活和悲惨命运。

　　荷兰KRO电视台访谈：
　　反映二战期间犹太人真实经历的《安妮日记》早已享誉世界。这部日记的作者、德国犹太姑娘安妮·弗兰克去世快62周年了，她生前曾渴望成为一名荷兰公民。

　　为实现她的遗愿，荷兰KRO电视台日前把她列入200名荷兰伟人候选者名单，以此方式要求荷兰政府追授她荷兰国籍。但荷兰司法部4日明确表示，虽然司法部同情请愿者们的苦心，但荷兰法律不允许死后追授国籍。

　　安妮是德国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大屠杀，安妮一家到荷兰避难。后来，中立的荷兰也被德军占领。从1942年7月到1944年8月，安妮等人一直躲藏在阿姆斯特丹一所房子的秘室里。安妮以她14岁少女的目光记述了这段苦难煎熬的岁月。

　　后来盖世太保得到密报，将他们抓进集中营。安妮因伤寒在集中营里病逝，当时距德军投降仅一个星期。1947年，死里逃生的安妮父亲将女儿遗留的日记付梓出版。这本日记已转译成54种文字，共印刷3000万册。她避难的房子已被辟为安妮故居博物馆，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缅怀那不堪回首的人类悲剧。

　　KRO电视台女发言人莫尼克说，“我们知道她不是荷兰人，但提名委员会认为她为荷兰作出了贡献。而且，很多人都赞成安妮当选荷兰伟人。”

　　安妮故居博物馆女发言人帕特里夏说，不论安妮是不是荷兰人，都丝毫无损于她是荷兰一部分的事实。因为“她的遗产属于荷兰，她的日记用荷兰语写成”。

　　KRO电视台将于下周公布10大荷兰伟人评选结果。除安妮外，其他著名候选人还包括画家伦勃朗、梵高，足球明星克鲁伊夫、古利特以及“喜力”啤酒公司创始人弗雷迪·海内肯等。

　　安妮故居发人深省 人民网驻比利时记者 章念生

　　荷兰阿姆斯特丹。淅淅沥沥的春雨中，一支由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人群组成的队伍沿着街角向后蜿蜒。五颜六色的伞下，稚气未脱的孩子依偎着父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静静伫立，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姑娘们则乾脆在雨中挺立。他们在等着参观《安妮日记》中的主人公安妮·弗兰克躲藏了两年零两个月的阁楼。

　　《安妮日记》是荷兰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部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述了她与家人以及另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安妮从13岁生日写起，一直写到1944年8月4日他们的隐居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后不久。这个不到16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的日记在战后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今天，由65种语言出版的《安妮日记》已售出3000万册。安妮故居也成为各国游客访问阿姆斯特丹时必去的地方之一。2004年，共有93.6万人参观了安妮小屋，平均每天2564人。今年前3个月，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1万人。

　　5月2 日，记者随着人群进入安妮小屋，走进那扇书架后的暗门，爬上那狭窄楼梯，来到安妮与3位家人及另外4位犹太人当年蛰居的密室。幽暗的屋子里没有家具，没有日用品。在一片静穆的气氛中，每位参观者都在仔细地端详一幅幅相片，观看一段段电视录像，阅读墙上的安妮日记的一个个片断。记者发现每一个参观者都神情庄重，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已被深深打动。

　　安妮的父亲奥托当年曾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人们，让悲剧不再重演。”“没错，我们的确是在实现奥托的夙愿。设立博物馆的长期目标也正是教育”，安妮·弗兰克故居管理委员会总经理汉斯·威斯特拉先生一语道出了安妮故居的努力目标。他说，40多年前，欧洲到处都是战争遗迹和幸存者，幸存者们还可以用亲身的经历向孩子们讲述战争的故事。但现在年轻一代的父母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关于战争的记忆正在渐渐淡去，因此关于二战的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如何获得最佳的教育效果，是威斯特拉和他的120名同事们不断研究的课题。“我们时常接到从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要求举办安妮·弗兰克展览。有一点我们会始终坚持，那就是布展理念一定要由安妮故居的人主导。”威斯特拉说，除了阿姆斯特丹，全世界每年还有150多个城市举办为期约4周的安妮·弗兰克展，以便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安妮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故事。每一次展出，都会有大量的小学生前往参观。他们在来之前，已看过了半小时的短片。回校之后，老师还要请他们结合生活实际谈自己的感受。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正是安妮故居工作人员培训的结果。他们还结合实际，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例如在有些国家利用文学作品，在另外一些国家则通过精致的卡通画来讲述安妮以及二战的故事。又如先培训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请他们给小学生作展览向导，这叫做“让孩子帮助孩子”。

　　安妮故居还善于利用现代科技。例如，他们充分利用网络，让孩子们管理网页，在网上制作节目与游戏，让安妮以及二战的故事更加适合孩子的口味。目前，安妮故居的网页上已有荷、英、德、法、西、意6种语言。5月9日，安妮故居还将在网上开通“安妮导游”栏目，介绍欧洲各国的二战历史。5月2日，安妮故居监事会主席、荷兰前首相科克向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捷克6个国家的元首发去了亲笔信，希望他们予以支持。

　　参观完毕，记者在安妮博物馆的留言簿上读到了这样几句话：“难以想象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我希望不会再有人过这种生活。”“这是一段非常打动人心的经历，应该永远铭记，永远延伸。”记者留心数了一下，在博物馆开馆4小时内，共有55条用各种文字书写的留言。就在记者翻看留言簿的几十秒钟内，后面又有好几个年轻人悄无声息地加入了参观的队伍。

　　Anne Frank,

　　1929—45, German diarist, b. Frankfurt as Anneliese Marie Frank. In order to escape Nazi persecution, her family emigrated (1933) to Amsterdam, where her father Otto became a business owner. After the Nazis occupied the Netherlands, her family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 Jews) hid for just over two years (1942—44) in a "secret annex" that was part of her father's office and warehouse building. During those years, Anne kept a diary characterized by poignancy, insight, humor, touching naiveté, and sometimes tart observation. The family was betrayed to the Germans in 1944, and at 15 Anne died of typhus in the 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Anne's diary was discovered by one of the family's helpers and after the war was given to her father, the only immediate family member to survive the Holocaust. Edited by him,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47)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1952) and 66 other languages. It was also adapted into a play (1955) and a film (1959). A critical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86, and a complete edition, containing almost a third more material, appeared in 1995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her death. Anne Frank also wrote stories, fables, and essay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1959. The Franks' Amsterdam hiding place is now a museum, there is a foundation established by her father, and institutions devoted to her exist in New York, Berlin, London, and other cities.

　　See biographies by M. Müller (tr. 1998) and C. A. Lee (1999); M. Gies, Anne Frank Remembered (1988); R. Van Der Rol and R. Verhoeven, Anne Frank, Beyond the Diary: A Photographic Remembrance (1995); C. A. Lee, The Hidden Life of Otto Frank (2003); W. Lindwer, The Last Seven Months of Anne Frank (documentary film, 1988 and book, 1992); J. Blair, dir., Anne Frank Remembered (documentary film, 1995).

三、安妮日记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安妮·弗兰克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为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儿，由于当时纳粹德国排斥犹太人风气日盛，父亲奥托便放弃于德国的事业而将家庭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

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安妮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15岁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安妮日记》是德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写的日记。

扩展资料

《安妮的日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安妮等8人在秘密小屋2年多的生活。安妮的日记不仅真实再现了秘密小屋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也揭露了德国纳粹党的罪恶，是指控他们残害犹太人罪行的见证。

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安妮表达了自己对战争、对种族灭绝政策的怀疑与愤怒。开始时安妮只把避难看做一种冒险，但是，逐渐地她发现自己必须思考这场战争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该日记写作形式独特，全篇都是以日记方式来叙述，安妮把她的日记取名为绮蒂，并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朋友，以书信的方式给绮蒂写信来记述日记。语言亲切易懂，朴实无华，真实的反映了作者的心里感受。安妮躲藏的时间和在不同时间里的不同的态度也表现在日记的语言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