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

内容导航：

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

作者简介(钟敬文)

钟敬文的成就及荣誉

钟敬文的人物生平

一、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

“今天我们纪念钟敬文先生。怎么才是最好的纪念呢?我想，就要接过老一辈的精神遗产，汲取他思想、理论与学术的神髓，脚踏大地，背负时代使命，把我们从事的民间文化事业扎实地做好与不断推进。”

——冯骥才先生在

《钟敬文全集》座谈会致词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他的思想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民俗学者上下求索。2019年，《钟敬文全集》出版，这是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世纪总括式的重要巡礼。

钟敬文（1903—2002），原名钟谭宗，广东海丰人。笔名有静闻、静君、金粟等，中国民间文化界的学术大师，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

钟敬文先生在80余年的学问生涯中，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在他晚年，还以少有的学术自信，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是一位挚爱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爱国感情的学者与诗人，思想学术的纯正与诗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我们今天常读先生遗著，他的思想、学问与人生的情趣成为影响与促动我们进步的精神动力。

今天（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共同回顾

钟敬文先生对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

追随钟先生的脚步，

做一次学术追思之旅!

我致力民俗学的工作，时间是那么长，在这方面，当然要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因为我现在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在日常的独自思考中，或在与同行、学生的谈话中，总不免引起对过去工作得失的反思，或对于后辈值得注意的体会的种种念头，然而，它们平时大都只涌现于自己的心头或口上，偶而形诸文字，也大都是断片的。现在，我想，有必要提出其中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给予论述，或可作为一个老年学者赠与青年们的一点精神札品，先谈反思。

01

从文学切人

我国早期致力民俗学的学者，他们原来的所从事的专业，基本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搞文学的，有的是搞史学的，有的是搞语言文字学的，有的是搞社会学的。自然，也有人一开始就搞民俗学，但那只是众多学者中的极少数人而已。这种情形，也许是一种新学术(特别是从外国引进的)出现的初期，在还没有形成较多的专家的情况下所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

我自己原来是志在文学的。最初，在私塾里上过几年旧学，辛亥革命后，我上了半旧半新的所谓“学校”，在那里开始了对旧文学的学习，基至于也学做起平平仄仄的旧体诗来了。但是，过了几年，新文化运动起来了，我又转向了新文学，耽读新出版的新杂志、新诗歌、新小说，也兼读翻译的文艺作品及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光是阅读，还不过瘾，自己也学习写作新诗和散文，兼及文评。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当我正在热衷着新文学的时候，我又爱上了野生的文艺，并同祥是那么痴情，在1930年以后，我的活动，尽管逐渐向民俗学方面倾斜，但平心而论，我始终没有抛弃我的“老朋友”（文学)，不管在杭州时期，在东京时期，还是后来在坪石或香港时期。民俗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我虽然有偏重偏轻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只务其一，不问其它的情形。这就使我的民俗学活动，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学的熏染，这种熏染的结果，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我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并对它进行着深耕细薅地操作。这种局部地、比较深入地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我对一般民间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一种学科，特别是那些内容比较广阔的学科，作为它的一个研究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他处的不只是一个专门家的位置，而是兼负有引导整个学科前进之责的学者，则武艺越多，就越有利于事业的计划和策进。因此，我对于自己学术上的这方面局限，是耿耿于怀的。

02

书斋学者

现代学者，从他们取得资料的工作过程和形成观点的治学方式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书斋学者，另一类是田野作业学者。前者，他的取材和观察的范围，大致限于古代文献或同时代人的著述；后者，则主要依靠到一定的时空场所去收集、采录和进行直接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来从事写作。这当然是大体上的分类，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交叉的。又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这两方面的情况的侧重也会有所差异。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谨慎一点说，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这种学科，跟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近，它的基本资料和观点的形成，是需要由当前事实现象提供的。因此，田野作业是它的比较重要的路径(除了民俗史或民俗学史等史学著作之外)，这正是现代国际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遵循的。但是，学问的进行或结果如何，也并不是千人一律的。像弗雷泽这样伟大的先驱，就是一个书斋学者(有人把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列入这类学者之中)。我国初期的一些民俗学者，也很少是亲自到社会群体中去有计划地做过田野作业的(顾颉刚先生虽然到妙峰山搞过调査，后来又曾赴西北地区考察，也不过情形稍为好些而已)。但就一般的情况说，民俗学这门学问，是跟田野作业不能分开的。

我开始进行民俗学工作时，曾利用居住本乡本土的方便，从家族、邻里、学校等群体的成员的口中，收集过歌谣、民间故事等资料。稍后还公开印行过这种实地调査的资料集子，《客音情歌集》和《民间趣事》等。但当时我的专业知识很有限，也缺乏应有的技术训练，这只能说是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以后，我虽然制作了调査表向学生征稿，或草拟过故事类型，向社会广泛征稿，但是，这已经是一种间接的资料搜集方式了。此后，虽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所用资料的来源和观察的凭借，大多是取自近人的调査记录或历史民俗文献，这样写成的文章，虽然不能一笔抹煞，但从现代民俗学的方法论看，所走的路却不能说是阳关大道，我现在年龄已经高迈，不能随意到各种群体中去考察人们的行为、心态，亲自体味他们的生活意蕴，只有把这种希望寄托于眼前年富力强的研究生们了，这是我这个书斋老学者对后辈的一种恳切期望。

03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

以前，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我陆续写作了好些关于民间文学及民俗事象的随笔、论文。在那里，往往或明或暗地呈现着人类学派理论的影响。例如，193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的第10节，对于变形、禁忌、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季子的胜利、仙女的人间居留等故事情节要素的指出和论证等，就是例子。此外，从那稍后所作的《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民谣机能试论》等文章里，也多少可以看出那种理论影响的存在。

从我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思想史看，可以知道，那些在学坛上露脸的学者们，如周作人、江绍原、茅盾、赵景深和黄石等，大都是这一派理论的信奉者、传播者、乃至于实践者。我不过是这大潮流中的一朵浪花罢了。

人类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现代世界中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习和心理(特别是信仰心理)等，去解释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所谓“文明民族”）的某些风俗或口头文学作品(故事、歌谣等)。换一句话说，就是从文明社会里寻找原始文化的遗留。这种理论的产生，自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做根据的。它不是那种逞思辨的学说。在世界学坛上，它也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本身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种学说只解释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局部的、停滞的现象，而它(人类文化进程)的其他方面(至于更重要的积极的方面的现象)却被忽视了。人类学派的理论本来是进化论的派生物，但可惜不能找出人类文化进程的根本法则。

我在30年代中期，多少巳经察觉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受影响程度较深，摆脱的痕迹并不明显。后来在东京时期，自己大量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社会史的著作(有考古学的、民族学的、文化史的等》，这就使我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积累，逐渐偏向了远古文化领域，正因为这种缘故，从那时起，我对于活着的民间文学与古老的原始文学(扩大一点说，对现代民俗文化中远古的原始文化)的界限的认识，始终不免有些模糊。记得解放初期，我偶然披读了英国某现代艺术学者的一部关于人类艺术的通论著作，在那书的第二部分里，开始一节的标题是“原始艺术”，过了几节，又有“农民艺术”的标题。我当时没有深加思索，只仿佛觉得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这点颇能说明我当时对两者的界限的认识，很不清楚。其实，民间文学艺术与原始文学艺术，两者虽然有相似，乃至于相同的方面或部分，但是，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能够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我过去对它们在概念上未能自觉加以区分，虽然多少有些客观现象在起作用，但主要的问题，还在自己的认识能力上。

“四人帮”倒台后，学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对以往的学术经历进行了反省。在这种境况中，我经过认真地反思，弄清了自己过去一些没有弄清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混淆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疆界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例。

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我觉得有两点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1)对学术问题，一定要从对象的实际出发，尽力摆脱过去的成见；(2)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注意到它们的两面，即相同的方面与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后者，因为它往往是具有质的规定意义的。

04

学习苏联理论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年轻时，适逢本世纪初的所谓“大革命时代”，我又恰巧居住在当时为"革命熔炉"的广州。我怀着热血男儿的激情，诵读了一批马列著作，还对《向导》和《人民周刊》等进步期刊爱不释手，又亲眼目睹了当地如火如荼的工人、农民运动。因此，我的社会观，乃至于部分人生观，急剧地改变了。但我的学术观点彻底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时间上却要迟些。这是我的社会观、世界观与学术观还不能和谐一致的地方。是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也解决了我的人生观和学术思想的矛盾！我感谢现实女神对我的治学境界和情感的开拓、陶炼，也感谢那些活动在我身边的革命同志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震动了我，启导了我!我的学艺活动就此跟整个民族的步调、呼吸融洽了。它从此牢固地奠定了我一般学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态度。

1949年5月，正当天朗气和的时节，我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马上兴奋地投入革命的文教工作阵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当时每个公民的任务，特别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我当然积极地参与了。前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比我国早，在运用马列主义方面是我们的“老大哥”，在民间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我不满足于当时学界这方面的介绍成果，就组织同志，加强译述工作。又在我所指导的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中，请人专门讲授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我自己当然全心学习这种新理论，并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应用，当时所写的文章，像引民间故事中的阶级斗争》《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等，从题目上看，就可想见它们的政治化、前苏联理论化了。有时自己也感到写作的不是文艺评论，而是政治思想评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自己心灵中的一点反省的光芒是很微弱的，它像一些水藻，被淹没在涌的浪涛中。我在1976年10月以前所写的文章，多少保存着这时代思想的烙印。

天佑中国，“四人帮"被摧垮了。学界的思想随之解放了，并提倡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衡量原则。近10多年来，我跟学界一些同志一祥，对过去走过的道路，不断做过反省。现在，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等，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迅速发展变化，自然科学、杜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不断开拓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需要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学术进步的公理，是贤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具有的精神和性质。它也是今天我们学界一般共有的认识。至于17年间我们奉为圣经贤传的苏联理论，像我在上面说过的，当时起过一定的启蒙、涤荡的作用，这不能一笔勾销。但是，它那种唯我独尊的精神和态度，以及我们自己在学习上缺少灵活的、比较的态度，也应该反省。况且，无论什么时候，那祥对待外来的理论学术的态度，都是对学术进步发展不利的。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既应该理解，也需要清醒，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那样，我们在学术上，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于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

以上四点，是我近来常常在脑海里盘旋的反省。

下面，谈谈一些个人在学术上比较深切的体会。

01

深人对象之中

无论从事哪一种学术，首先都要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研究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事象；研究语言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现象；我们研究民俗学，那主要的对象，不必说，就是各种民俗事象。这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识。

我们研究民俗的目的，是要对民俗事象(整个的、或部分的)在性质、范围、结构、功用和历史等方面给以科学阐明。要达到这种目的，不熟悉对象本身又有什么妙法呢?但是，有些急性或懵懂的学者，却主张只读有关那对象的理论著作、并加以运用就行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免要陷入从理论到理论的误区。它也许是一种捷径吧，可惜，它只能使你远离所要达到的学术目标。

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学者从对一定对象的观察和思考中抽象出来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的深浅、正误，要取决于学者应具备的种种相关的条件。而其中极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和熟知程度。作为一个民俗学研究者，当然要阅读有关的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前人有“寝馈其中”的话，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就不但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缺乏一般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因为，他只是个手头缺乏资本和货色的买空卖空的商贩而巳。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人这句名言，对于我们所说的学术研究取得成果的方法，是很适用的。希望选择了民俗学研究而愿意走正路的青年同志牢牢地记住它!

02

必备的知识结构

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除了学科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大部必须具备相关的基础学科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这种知识的集合体，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知识结构°。各种学科自身的性质不同，它所要求的知识种类也不同，数量多少也会有所差别。民俗学这门学科，到了现在，它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到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它所要求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知识也是相当广阔的，如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文化史、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工艺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应该知道的。当然由于个人研究的课题不同，所具备的相关知识也应当有所侧重，但总之，这些学科群的知识，对于考察、探索民俗事象，多少是需要的，因而也大都是必须具备的。

由于民俗学在我国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需的相应知识，只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例如，大钟寺的传说，本来是人性型的故事。匠人的女儿投身烈火中，是古代人以人为牺牲献神的信仰和行为的故事化的结果。这本是宗教学上的一种常识，但有的同志由于缺乏这种知识，就用常识性的猜想去理解了——把她去跟革命的女烈士刘胡兰的英勇的、自觉的献身行动相比拟，这就不可能真正地解答什么问题了。这类的例子是颇常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缺乏应具备的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民俗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管其它条件怎祥具备，也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

充实必备的学科研究相关的知识结构，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

03

要勤奋，不要浮躁

不论自然现象、人文现象或心理现象，它的生长、成熟，大都要遵循一定的过程。果子不成熟，味道就不能香甜；蚕子不经三眠，也就不能作茧。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的知识。个别的情形虽有出入，但一般的情况总是有规律的。“欲速则不达”，“强扭的瓜不甜”，“水到渠成”，这些传世的话语，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体味到了这是不能违拗的真理。

民俗学是一种学问。它的产生、成长，自然有一定的程序。从事这种学问的人，在学业的成长上也要经历一定的阶梯。勤奋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无从前进。但它只能加速进程，却不能由此跃过应该遵循的程序，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70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朴”‘’我现在所悟到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经验的结果。如果我在六七十岁时去世了，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聪明力学，这是将来成大器的可贵基础。但是，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须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诫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

摘自：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1998年第6期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作者简介(钟敬文)

钟敬文于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的海丰县，从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1927年起在中山大学工作，与顾颉刚等组织了民俗学会，从事编辑了《民间文艺》和《民俗》等刊物。1928年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工作，1934年到日本进行民俗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49年在香港的达德学院任教。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钟敬文作为诗人、散文家也是有名的，20年代开始到今天出版了很多的著作和编辑的书。他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领域内具有多方面的论述。《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家（第一分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的《钟敬文》条中对其研究的整体特征曾有这样的评价：第一，其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解放后的重点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民间文艺的研究。第二，开拓了民间文艺研究的新的领域，在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成果。第三，重视民间文艺的比较研究法。第四，重视活的材料，强调民间文艺作品的真实性。第五，对民间文艺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研究，建构了自己的民间文艺学体系。第六，同时是卓越的民间文艺教育家。
关于歌谣研究，他在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写的《“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1979年，集上）中记述了其历程。虽然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讲述自己的歌谣研究，但是在指出现代歌谣研究的得失的同时表现出了锺敬文本身的研究特色。例如说：“当时歌谣学的目的既是文艺学的（包括文艺鉴赏、文艺创作在内），又是民俗学的，或社会学的（包括语言学、方言学等在内）。”他指出当时参与歌谣学运动的沈尹默是优秀的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周启明（作人）因在留学时受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而关注研究民间故事和歌谣等。这与他本人是诗人，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又留学日本并吸收了日本民俗学成果的情况有关。另外，他又指出：五四以来的歌谣学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即以科学的思想和态度进行研究，这也说明了钟敬文本人的研究倾向。
钟敬文在歌谣学方面的著书有《歌谣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但此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对在《歌谣周刊》上发表过的他人论文的编辑，他本人的论文只收进了两篇（实际上只有一篇——译者）。本书以曾被各种单行本中收入过的有关歌谣的言论为材料表现了钟敬文对歌谣的看法。

另外还有

二、钟敬文的成就及荣誉

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
新的20年，是钟敬文先生获得巨大丰收的时期。1988年他所领导的民间文学的学科点，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4年北师大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建立，钟敬文先生亲任所长。1997年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进入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2000年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领导的学科点培养了近五十位博士、博士后，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其中绝大部分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主持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创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项目分别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
钟敬文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后，便亲自领导组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完成这项工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国各省故事卷的审稿中，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参加每一次的审稿会，认真阅读文稿，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集成编审工作中的重大贡献， 1997年文化部向他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 钟敬文先生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始终关注、指导着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在病重住院期间，他多次向前来看望他的民协领导建议，应尽快恢复协会的学术期刊，加强学会的学术研究力量。由于钟敬文先生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建设事业及作出的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
1979年以来，钟敬文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登上新的高峰，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出版了《新的驿程》、《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学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这些成果标示着民俗学科的不断进步，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论文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获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最高荣誉奖（2001）。此外，在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为中国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资料库、以及建设中的民俗博物馆，已经成为开展中国民俗研究的信息与资料中心。
志存高远的钟敬文先生，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曾在95岁的《自寿诗》中表露自己的心迹：“事功未竟意难安”，认为自己所倡导的民间文化事业还远远没有成功。他不断地思考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1999年他推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新主张。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深入研究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民俗文化，2000年钟先生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旗帜已经举起，钟敬文先生热切期待着中国民俗学早日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科学。
2001年11月22日，由钟敬文先生亲自发起、由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钟先生十分兴奋，他在会见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代表时说：“这是我住院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80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钟老面对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壮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郑重地嘱咐民俗学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就是这样挚爱着他的事业，他的学问人生与祖国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2002年1月3日，由钟敬文先生的老朋友启功先生的提议，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友谊医院为钟先生庆贺百岁华诞，钟先生面对前来祝寿的学界与新闻界同仁，说:我要养好身体，回去讲课。最后，他使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常在胸怀激荡的肺腑之音：“人民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
钟敬文先生经历新旧社会不同的时代，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与文明的一生，他与祖国、民族同呼吸、共命运。钟敬文先生常讲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精神是钟敬文先生永远青春洋溢的精神血脉。他经常说：“我喜欢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为人类工作。”钟先生就是以这样的情怀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医院里，他时刻挂念着教学科研工作。嘱咐教研室的老师代他为新来的博士生开设民俗学史课程，并亲自帮助二年级博士生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检查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钟先生一向对学生学业有着严格要求，他轮流约见18名同学到病房汇报学习情况。他惦记着学科建设的大事，一再询问北师大民俗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进展情况，还与出版社商谈出版一套中国古代民俗史志丛刊。 2001年9月他在作《拟百岁自省》一诗以铭志：
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
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
宏思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
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人生与学问在钟敬文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是那样水乳交融。钟先生的百年之旅不仅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且以其对民族文化的挚爱，对学问的虔诚，以及他与生俱来的人类善良品性，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有人用“国瑞文宗”来赞誉，可谓实至名归！
他毕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事业，直到百岁仍然筹划着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大事，在临终前的几小时还在说：“我有好多事没做”。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视事业、工作为生命的超凡脱俗者，他是一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位真正的仁人。 “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对此，许多人都感到颇为困惑。因为他在学术研究、散文和诗词创作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以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大家闻名于世的。可是为什么他却只是以“诗人”来概括和评价自己呢？
其实，纵观钟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包含了这样两层的意义：首先，他是要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诗歌乃至文学密切相伴的一生，强调自己在诗文创作领域的角色特征。其次，在他那里，“诗人”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的标志，它更是指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而这后一层的含义，大概是他以“诗人”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用意。
从30年代以来，尽管他把主要的精力投在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上，但对诗文的关爱却始终没有中止。散文的写作，虽然时断时续，他却一直在坚持，写出了多篇新的佳作，而且由于多年的探索，越到后来，文风越老醇深挚、施展自如。对于诗，他更是一刻也未曾抛开。多年以来，他时时刻刻在吟诵着他所仰慕的那些古人的诗作，像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诗集，便常常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期间，在他挟笔从戎、战地行脚的三四年中，他的行囊里所带的唯一一部书籍，也是《陆放翁全集》。而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外出，不管是出差还是住院，书籍必然是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所热爱的诗集，则是这些书籍中的主角。
反复诵读前人的诗作，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诗歌修养，也是为了滋润自己精神的血肉，而坚持不断地写诗，则是为了记录和抒写自己的旅迹心痕。从少年时起，一直到今天，用诗来吟唱心声、歌咏时代，成了他生命中占有最主要位置的习惯。多年来，它非但没有一丝的改变，反而越来越深厚。据统计，他在八十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体诗作，现存的就有八百余首。这些诗篇，在表现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历经的时代的风云，可以说既是文学殿堂中的精品，也是我们借以了解他、了解他所走过的时代的可贵史料。
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先生曾这样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在他的心目中，诗是自己情感的家园、精神的故土，他怎能与之分离？即使偶尔稍有远离，燃烧的乡愁也会迫使那情感、那精神，回归到它的故乡来！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促使钟敬文在坚持用自己熟悉的旧体诗体裁写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尝试、探索着其他诗歌形式的写作，像词、新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多，赵朴初、林林等一批诗人开始倡导写作“汉俳”——一种中国式的俳句，钟敬文先生也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干将。由于早就熟悉日本俳句，并对其神韵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写过类似的小诗，再加上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功底，因此，他所创作的一组汉俳作品，具有颇为隽永、独特的韵味。且以下面两首为例：
错过
花事正荼蘼，
又错过赏春时节。
且待来年罢。
赠加藤千代女史
重踏神州土，
像女儿回到娘家，
梦样的喜悦。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也使得写诗对钟敬文来说，成了心灵的一种自然咏唱——自然得就像心脏的搏动一样，而不是一种劳心费神的工作。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创作出大量诗坛佳作的主要原因。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还使他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诗文方面的功底，使他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特有的文采。
与诗的这种莫逆的联系，更使得诗渗透在了钟敬文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他人生的导师，让心灵得到了充实，生命得到了升华：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论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与诗——〈脚印〉自序》，1943年）
这也就使“诗人”这个字眼，对他而言具有了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它指的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而更是指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内质的人。与它密切关联的，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这些因素，用他经常作为座右铭的几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正直、勤奋、淡泊”。这是真正的诗人素质的内核，也是决定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有生命力的诗篇的根本。
“以天下为己任”的天赋使命感，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十分久远而深厚的传统。钟敬文显然是这种伟大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投身何种活动，从事何种工作，对国家命运、民族利益的关怀，始终在他的心灵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在五四时期积极组织、参加爱国活动，抗战时期挟笔从戎，反右时期慷慨直言，都是这种情怀直接发生作用的表现。而在学术研究领域，他一直强调为民族文化的“发采扬辉”而奋斗的目标，并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学问自身的体系，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的结果。
“据说古代希腊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这是诗人职能最好的象征。”（《诗心》，1942年）在钟敬文那里，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是这样要求着“诗人”，同时也用自己一生追求真理、不屈奋斗的实际行动，对这种要求进行了实践，尽管曾经遇到了无数的挫折，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却始终无怨无悔。即使是在“年登大耋”之时，还是那样地“勇冠三军”。（程千帆语）下面的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这种精神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其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由于经费问题的困扰，有一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进行都十分艰难。钟先生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放弃。“就是当裤子也要搞学问！”他用这样充满黑色幽默风格的话，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决心。
其二：钟敬文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要开展日常工作，诸如印刷刊物并向会员寄发，等等，这些都需要经费。但学会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有一年，为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他和学会的其他领导成员，不断商讨，费尽了心思。恰好当时国家教委要评选全国优秀教师，钟先生所在的北师大，把以90多岁高龄仍然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他，也作为候选者之一推荐了上去。那些日子，本来并不关注荣誉的他，却忽然显得很振奋：“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能获奖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奖金来开会了！”
钟先生曾经谦虚地说，自己的资质只能算中上，如果说还有所成就的话，那主要是来自勤奋。在我们看来，这前半句话当然是谦虚，因为他的资质，单是博学强记这一点，就远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后半句话，却是不争的事实。勤奋，几乎是钟先生的一种天性，它突出地表现为“腿勤”、“手勤”和“脑勤”。比如，1927年，他在广州时，听到鲁迅先生来羊城的消息，尽管他和鲁迅并不认识，却约上友人，费尽周折找到了鲁迅先生，进行了交谈，并在当天晚上就写下了散文《记找鲁迅先生》。在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少年时期的刻苦攻读古典文学、积极参加歌谣和故事的搜集并踊跃投稿，到年届百岁时还在不断思考和探索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各种重要问题，并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点，勤奋，成了贯穿他一生的素质。在《〈孟姜女研究集〉校后附记》中，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好朋友顾颉刚：“有颉刚聪明的，颇不乏其人，但有颉刚的成就的，总觉得太少了。你问问缘故么？缘故就在努力和谦逊与否而判断！”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这是钟先生经常用来自勉并教育弟子的话。他所谓大事，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以探讨民族文化的意义、性质为主要目标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研究，是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教学，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为了这种大事，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阻挠，他都会知难而进。小事，既是指那种为了利禄功名而追逐的蝇营狗苟，也包括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各种要求。对这“小事”中的前一类，他从来就不屑一顾；而对其中的后一类，他所表现出的淡漠，也常常会让一般人感到吃惊：有的时候，对于本来属于他个人但由于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没有发给他的经费或物质奖励，他知道后也从不去追问！当有人不解地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这些东西，有了它也不见得会过得有多好，没有它也饿不死！”1998年的春天，他拿出了自己刚刚从出版社得到的一笔稿费，租车、购买门票，组织全教研室的师生一道，到陶然亭公园春游。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在盎然的春天里，体验了聚会的乐趣，也再度体验了来自钟老——这位良师益友的关爱。以后连续几年，这种全室春游的活动一直都在进行。
“诗人钟敬文”！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来爱诗、写诗，又用诗来装点、升华了他的生命，他的人生。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钟先生累了，钟先生走了，他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他的事业松柏常青。
钟敬文先生安息吧！
(本文由萧放执笔，刘铁梁、赵世瑜、万建中等参与修改，经钟敬文先生子女钟少华、钟宜二位审定)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4-03-20

三、钟敬文的人物生平

人民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2002年1月10日零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不幸逝世，享年100岁。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钟敬文先生是汉族，原名谭宗，又名静闻、金粟。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少年聪颖勤奋，爱好诗文。1922年毕业于海丰县陆安师范。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开始学做白话诗。毕业后在家乡一带教小学，20年代中期到广州岭南大学国文系工作并学习 。
1920年，先生年仅17岁，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因感受了“五四”的春风，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先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22年陆安师范毕业后，他留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这一时期他受到新文化思潮和北大歌谣学运动的影响，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故事等，并在北大《歌谣》周刊陆续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同时开始写作白话新诗，1923年与两位好友共同出版新诗集《三朵花》。
1926年夏，受彭湃、聂绀弩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充沛的思想滋养，先生来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广州，这是先生走上治学生涯与追求真理之路的关键一步。在岭南大学工作、学习之余，先生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谦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这一年他整理的第一本故事集《民间趣事》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927年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来到广州，钟先生兴奋地邀约一批青年朋友拜见了鲁迅先生，并广泛搜集有关鲁迅先生在羊城的行踪，编成《鲁迅在广东》一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同年秋天，先生经顾颉刚介绍，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授预科国文。这时一批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聚集中大，他们继续开展在北方从事的新学术事业，钟先生便成为积极参与者与组织者。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学讲习班，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积极宣传与推进民俗学这门新学问。这一时期钟先生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1928年夏，正当先生努力追求思想与学术进步的时候，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学校保守势力借口钟先生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问题，解除了他的教职。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到了杭州。
在杭州，钟先生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先生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1935）。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中认为钟先生的散文不少篇章是“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钟先生这些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钟敬文先生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杭州他团结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这一时期，是钟敬文先生学术迅速成长的时期，他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如《〈山海经〉神话研究的讨论及其他》（1930）、《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中国植物起源神话》（1933）、《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3）等，从而奠定了他在神话学、故事学方面的学术地位。并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民俗研究的重镇。1928年至1933年间，钟敬文先生先后任教于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此时，他十分强调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的社会教育功能，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内容。钟敬文先生还创办了《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在季刊上专门出版了“民间文学专号”。1933年夏，他曾应江西教育厅之邀，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昌，作民间歌谣的公开演讲。
1934年春，钟先生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教职，与夫人陈秋帆一道东渡日本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先生成为一名出色的研修者，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每天的午餐是一毛钱一碗的荞麦面，为的是省下一点买书的钱。生活是清贫的，但精神却是快乐的。在跟随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先生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盘瓠神话考察》等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钟先生在日本结识了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参加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并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的专题演讲。在日本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之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他在《艺风》上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夏，钟先生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约3000件浙江及部分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的好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先生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他跟随部队转战粤北，亲赴战地采访收集军民抗敌事迹，与陈原共同编辑《新军》杂志，还与同志一道创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钟敬文先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多篇报告文学。他的这些战地篇章，鼓舞着南国抗战军民。钟先生本人对有着同样爱国激情的“欧罗巴的良心”罗曼·罗兰无比崇敬，他在《纪念罗曼·罗兰先生》的一文中说：“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
1941年钟敬文先生重返当时设在坪石的中山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等职，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5年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钟敬文先生继续在中大执教。1947年钟敬文先生因思想“左倾”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在批阅完研究生考卷后，悄离广州，前往香港，任教于进步人士云集的达德学院文学系。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党的邀请，钟敬文先生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久所敬仰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给钟敬文先生写下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亲笔赠言。8月，应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之聘，钟敬文先生就任师大中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教育部任命钟敬文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1954年又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部主任。
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先生与郭沫若、老舍一道满腔热情地筹组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宣告成立，大会选举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二位为副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主持该会的日常工作。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全国性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专门机构，钟先生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他心身畅快地工作着。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了园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后改名人民口头创作）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他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该领域的高级人才。
1954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并参加了政协全委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钟敬文先生充满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他打入了冷宫，1957年钟敬文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也被撤销，此后一段时间，钟敬文先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1962年，“右派”摘帽，他悄悄地开始了学术研究，撰写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晚清革命派作家的民间文艺学》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学术论文。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钟先生的学术生命又被无情地中断了十年之久。
岁月蹉跎，先生弘毅之志未坠，改革开放之后，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的学术青春。1979年，年近80的他为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亲自邀约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罗致平等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术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成都、贵阳，南至广州、桂林，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
1979年钟先生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组中国语言文学评议组成员，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为了推进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1981年出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民俗学概论》（1998年出版，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并在北京先后六次举办民间文学、民俗学讲习班及高级研讨班，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民俗学学科急需的人才。80年代初，钟先生还承担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部分的主编工作。在钟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中国民俗学被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80年的民俗学事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先生，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人才，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钟先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人民的伟大学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人类文化的建设而奋斗的最高理想，无私忘我地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才华，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他创立和发展了中国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学两大学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高级专业人才，是中国民俗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声播海内外。他为人忠厚仁爱，公而忘私，高风亮节，世所称颂。他率先垂范、殚精竭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上世纪70年代，钟敬文教授主持16所高校民间文学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从1979开始到1980年结束，前后经历的时间将近一年。据曾经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回忆，在这段时期，大家通过学习、讨论、试写（草稿）、试讲、改写（初稿）和集中修改等一系列过程，终于完成了这部暂时可以付印的稿子。尽管如此，钟敬文教授在该书“前言”中特别指出，“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严谨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钟敬文先生学问深厚、品行高洁，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在长达80年的教师生涯中，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教育原则，始终重视民众教育事业。他将教育看作是人格学识提升的过程，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职责十分看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人才培养上，他有着独到之处，人品是第一看重的标准，其次才是学问，因此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材施教是他培养学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他根据民俗学学生来源不同学科、程度各异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为他们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确定不同的培养要求，力求使学生按阶段性目标不断进步，有效地促成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钟敬文先生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教学、研究资料与研究心得无私地奉献出来，让学生去完成一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看到学生的论文受到学界好评，有的还获得全国性学术著作奖，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钟敬文先生一向重视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在招收博士生时，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特别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鼓励他们学成之后回去从事本民族民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他已为国家培养了包括蒙古、藏、彝、维吾尔、壮、朝鲜、纳西、满、鄂伦春、白、土家等民族的十多名高级研究人才，他们大多成为本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骨干。钟敬文先生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他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2）、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一等奖（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