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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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

红色间谍的传奇经历

情节取材真实历史，《永不消逝的电波》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中国九大美女间谍是怎样为国献身的

一、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油画《龙潭三杰》 王金安 绘

71年前，也就是1950年6月10日。

阴云密布台湾马场町，枪声响起，4位我们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湾壮烈牺牲。

临刑前，吴石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香港《星岛日报》刊文称“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

2013年12月，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这四烈士塑像面东而立。烈士的英魂，念兹在兹的依然是家国的统一，同胞的团圆。

6月4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创作的主题电视节目《时间的答卷》适时播出，该节目第一期，就为我们讲述了潜伏在地下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的传奇经历。

无论是71年前惊心动魄的历史往事，还是近日播出的电视节目，让我们看到了隐蔽战线的变幻莫测，让这些隐蔽的革命者一次次重现在人们的视野。

我们一起沿着时空的长廊，回望隐蔽战线英雄斗士的风采。

上将胸中百万兵

1962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董必武一首诗：

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这是董老为悼念李克农逝世所写的挽诗。诗中用典比较多，总体的意思是说李克农是中华的英才人物，就像唐代的房玄龄、汉代的李左车一样，有勇有谋，可惜天不假年，但是自有后来人，会继续李克农未竟的事业，把革命的红旗高高举起。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有李克农。然而在诸位军功显赫的元勋中，他似乎有些“另类”——终其一生，始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有过一兵一卒，但是他胸中却有百万雄兵。

李克农作为隐蔽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凭着对革命的赤胆忠心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与钱壮飞、胡底并称“龙潭三杰”。

隐蔽战线始于1927年。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情报和地下工作。

党中央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下，一个情报小组秘密潜伏进了“作战位置”。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迅速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后来在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就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等。

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优秀党员。利用这张情报网，我党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1946年8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让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而他不知道的是，恰恰这位谢士炎就是我党的情报人员。

谢士炎根据孙连仲的命令拟好作战计划，同时又拟了一份反击国民党的作战计划，然后通过联系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李克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知道了敌军的行动，而且先敌一步进行了反击。

聂荣臻立刻根据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把国民党“重点进攻”的计划打得七零八落。

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上，李克农更是别出心裁。高福源曾任张学良的侍卫长，是张学良的心腹，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虏。

细心的李克农发现，每当提及东北、提及家人，高福源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为了打开高福源的心扉，李克农专门为他“量身定做”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人民饱受日军迫害的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他立刻表示自己愿意回去找张学良，劝他不要内战，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后来，李克农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研究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誓死保护好上海全市人民的救命钱”

提起黄炎培，我们最熟知的莫过于1945年，他跟毛泽东关于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也是著名的烈士，为了保护即将归于人民的财物，积极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对国民党汤恩伯驻浦东某部进行策反，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依然忠贞不屈，壮烈牺牲。

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1929年秋，黄竞武满怀报国热血回到祖国。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黄竞武转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员，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国共和谈时，他担任周恩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迁回上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在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中，黄竞武积极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保护和撤退民主人士。他所在的中央银行外滩行址，成为秘密活动据点。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策划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美钞等财物偷运到台湾。黄竞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秘密发动中央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他们已经运走了400万两黄金，现在国库都快空了，所以决不能让他们把最后的一点存底再偷运走了……”“誓死也要保护好上海全市几百万人民的救命钱！”

同时，他利用报界资源，向新闻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团结金融界人士出面抗争，致使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不惟如此，他又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然而功败垂成，消息不幸泄露，1949年5月12日，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发了疯的特务在地下室用各种酷刑拷打他：“你一个堂堂的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父亲又是我们党国的元老，蒋总裁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到台湾，何必非要跟共产党过苦日子嘛！”

黄竞武慨然回答：“我能跟一个垂死的政权去小岛吗？”

“既然他不愿跟着我们，那就成全他，让他留在上海吧！”

于是，5月18日凌晨，敌人将受尽酷刑的黄竞武残忍活埋。

黄竞武被活埋的时候，黄炎培已在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讨组建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黄竞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在车站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中被发现：

“看见那具尸体，死者被害的情形，可谓惨绝人寰，双手被用麻绳反绑，头上蒙布，手上身上发红，好似在生前受过酷刑。据说匪军特工是把他活埋的，埋葬的泥窟底层还铺有石灰。”

其状之惨，可谓惨绝人寰。

捧着《大公报》，看着儿子模糊不清的尸首，黄炎培老泪纵横。

黄炎培将对儿子的无限悲痛与思念，化作一首短诗：

“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有一个是你。”

闲棋冷子不寻常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后，打算出动十万大军突袭中共中央机关，形势万分危急。

毛泽东举重若轻，用一篇文章唱了一出“空城计”：他以记者之名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计划详细公开，号召解放军和民兵三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傅作义大惊，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撤兵。

毛泽东一纸巧退十万兵，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连国民党军队进攻计划、各部番号、大小将领都摸得一清二楚。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率领一个警卫连和部分中央机关干部，牵着胡宗南大军在陕北绕圈的往事。这其中，熊向晖的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1949年11月6日中午，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周恩来指指熊向晖，“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恍然大悟。

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13年，深得胡宗南信任。事实上，早在到胡宗南身边工作以前，熊向晖（当时叫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熊向晖成了我党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13年，熊向晖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为党默默地工作着，“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深得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让胡宗南完全信任。

熊向晖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就像毛泽东所说：“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的意义。”

今天回望隐蔽战线，致敬这支神秘的队伍，我们会发现伟大也许就展现在某一个瞬间，一个情报，可能会影响一个战局，甚至改写一段历史。（穆铎）

一、红色间谍的传奇经历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生平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员。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吧。”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牺牲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为揭开佐尔格之谜，而掀起了一股运动，其中还涉及史沫莱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们则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处奔波。
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钱壮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生平
钱壮飞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牺牲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壮飞同志墓址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情节取材真实历史，《永不消逝的电波》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预告视频，先睹为快！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这是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插曲《延安颂》。

一曲《延安颂》，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的革命年代。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地下工作者李侠，其忠心耿耿、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和许多影片一样，《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李侠，并非虚构，而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的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那么片中 “金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李侠，原型究竟是谁呢？

在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园的一角，一座白色的雕像静静的矗立着，塑像上刻了四个大字“李白烈士”。这个李白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男主人翁李侠的创作原型。

李白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之后，一直从事无线电通讯，他将“电台重于生命”奉为座右铭。1937年从延安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的12年间，他白天伪装潜伏与敌人周旋，夜晚利用无形的电波向延安传递珍贵的情报，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设起一座秘密的“空中桥梁”。

李白与妻子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李白以电波为武器与敌人斗争的故事确实堪称传奇。然而，在那个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的故事被搬上银幕的呢？

提议将李白的故事拍成电影的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

李克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在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人称“红色特工之王”王”。李克农对于隐蔽战线有着特殊情结，1958年，李克农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建议，以他的老战友李白为原型，拍摄一部讲述上海地下共产党员故事的影片。

八一厂对这部电影非常重视，选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参与创作，由著名导演王苹来执导该片。

王苹

说起王苹，可能您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要提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霓虹灯下的哨兵》《柳堡的故事》《闪闪的红星》等影片，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这些都是王苹的作品。除了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王苹本人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这段经历对她出色完成这部影片的艺术创作，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导演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找到合适的演员。李侠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谁来扮演最合适？导演王萍找到了一位在当年绝对是偶像兼实力派的演员——孙道临。

孙道临

孙道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先后主演《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早春二月》、《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十余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

影片中的李侠风度翩翩，比起普通军人多了些儒雅之气。但透过温文尔雅的外表，英雄的凛然正气藏于眉宇之间，尤其是眼晴里有一种深邃的感觉，这正是长时间做地下工作的人所特有的眼神。孙道临扮演的李侠沉着果敢、英勇不屈，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电影开拍前，一些参与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远万里跑到片场去给孙道临做“指导”，这老地下党给实力派演员到底指导什么呢？《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何成为当今谍战片的教科书？

影片中，狡猾恶毒的敌人为了抓住隐藏在上海的秘密电台，采取了分区停电的方式，李侠不幸被捕。现实中李白也因为被搜到了发报机而被捕入狱。身陷囹圄的他，如何虎口脱险呢？

在电影中，李侠入狱后，中共立刻展开了救援计划。通过不停止发报的办法成功的迷惑了日军，李侠重获自由。

现实中的李白出狱后，中共中央重新给他安排了处所，以这个商店为中心，他依然为组织传递着各种情报。影片中花式递情报的方法，让许多现在的谍战片都望尘莫及。

更多更多精彩内容，锁定5月8日6:30播出的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永不消逝的电波》。

三、中国九大美女间谍是怎样为国献身的

一、关露：命运坎坷的才女间谍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二、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三、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四、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五、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六、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七、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八、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九、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至此，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1950年2月6日，萧明华不幸在自己的宿舍被捕。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在狱中，尽管经受了酷刑，萧明华始终英勇不屈。直到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