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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犯言直谏”是魏征立身、立业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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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说“犯言直谏”是魏征立身、立业的法宝?
  • 魏征极言直谏
  • 魏征为什么能成为著名的谏臣?
  • 魏征为何敢于多次向李世民直言上纳谏?
  • 一、为什么说“犯言直谏”是魏征立身、立业的法宝?

    作者:郝加献

    (一组《唐砖》里的魏征)

    (一)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佳话”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可谓一代“明君”,早朝接纳200多次大臣魏征的谏言,即使尴尬亦从容纳言,成就了一段“君臣佳话”,并将魏征喻为“铜镜”,他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字直成,河北晋州人。唐太宗时拜议谏大夫,以正直敢谏闻名于朝堂。名言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最著名的是名疏之一的《谏太宗十思疏》,提倡谦冲自牧,虚心纳下,慎始敬终,知人善任等。

    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高度评魏征的这篇谏疏,说:“正如汉初的论政之文曾经以秦为鉴,魏征为文论到隋帝之过,也略似贾谊之写《过秦》。用意相同,文风亦颇相似。在贾谊之后,魏征之前,几百年间,几乎不曾有过这样的文章。”

    唐太宗

    (二)面对杀身之祸,魏征腰板挺直

    魏征早年投靠唐高祖李渊,主要为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服务,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后,又归于他的门下。

    李世民曾经生气地质问魏征说:“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关系?”面对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魏征显出超越常人的气度和姿态,自信的回答:“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那么,他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李世民被魏征这种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精神所征服,马上任命魏征为专门负责给皇上提意见的谏议大夫,后又提升到了宰相的位置上。魏征并没有就此把腰弯下来,却时时犯言直谏,即使唐太宗不自在,也言无不尽。唐太宗赞赏并接受魏征的谏疏,写诏书嘉许他,还将诏书放在案头,以资警惕。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卒,太宗自制碑文,并为书。太宗高度褒美魏征,“以人为镜”,“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三)“犯言直谏”是魏征立身的利器,立业的法宝

    历朝历代,封建臣子对皇帝惟命是从,百依百顺,俯首谄媚,是常态。但是,为什么魏征却独独反其道而行之,以“犯言直谏”而闻名于世呢?

    反思魏征的犯颜进谏,魏征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既无良好的“出身”,也无过硬的“出处”,五易其主的魏征,如果低眉折腰,摇尾乞怜,真的会难免杀身之祸;“置之死地而后生”,“犯言直谏”成了魏征立身的利器,立业的法宝。

    死后,其“镜”破碎,碑文被毁,高大形象在唐太宗心中轰然坍塌,也与“直谏”有关:有人作证,魏征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录下副本,交给了史官褚遂良,以求录之国史。此举激怒了唐太宗,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还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郝加献,北京密云人,自由撰稿人。长期致力于文化散文的创作。长篇历史散文《旷世名园圆明园》荣获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大型征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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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魏征极言直谏

    导语:魏征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谏臣,身为一名谏臣,他始终谨记自己肩上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吧!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二、魏征为什么能成为著名的谏臣?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三、魏征为何敢于多次向李世民直言上纳谏?

    魏征为何敢于多次向李世民直言上纳谏?

    原因有三点:

    第一,首先奠定理论基础,即让太宗明白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在一次上奏中,魏徵特别要求唐太宗说:“但愿您使我成为良臣,而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太宗非常奇怪, 赶忙询问“忠臣”与“良臣”的区别。魏徵回答说:“ 所谓忠臣,就是敢于进谏,但却被皇帝诛杀,这样不仅使皇帝陷人不义,昭著恶名,又使得国家与自己的小家都走向毁灭,唯独自已享有勇于进谏的好名声。至于良臣,则是皇帝勇于纳谏,君臣都享有美名,使得子子孙孙都享有荣华富贵。”太宗听后非常感动,厚赏了魏徵。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魏徵的勇于进谏和太宗的乐于纳谏,才使二者各自享有“良臣”与“明君”的不朽盛名,从岁末战乱中走出来的唐王朝也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第二,投其所好,给太宗树立一个目标和榜样

    古代帝皇都喜欢自比尧舜,唐太宗自然也不能免俗,魏征就用这个来套路唐太宗。比如,有一次太宗实在被魏征惹烦了,就指责他说:“以后我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老插嘴?有问题不能下朝再说?老是这么不给面子。”

    魏征一本正经的说:“当年圣君大舜曾对群臣说:‘你们有什么意见要当面说,不要开会的时候都不说,下来又乱说。’陛下您想做尧、舜那样的圣君,却不让我们做尧、舜的臣子,这也太自私了吧!”这么一番套路下来,李世民的气自然就消了大半了。

    第三,“朝中有人好办事”,长孙皇后帮吹枕边风

    对于魏徵无休止的犯颜直谏,他也有厌烦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那个乡巴佬整天找我麻烦,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他!”而长孙皇后赶紧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徵敢于直言进谏,正是由于您是个有道的明君啊。”太宗这才消了气。

    还有一次: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旧唐书魏徵传为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唐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进言请求双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在李世民并未有所表示的时候,长孙皇后直接对魏徵加以赏赐,并暗示自己会给予支持,可谓给魏徵注入了强心剂。

    也正是因为有长孙皇后这样的靠山,魏徵的正义直谏才会这般顺利。最终才成就了一段君臣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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