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 - 钱穆：科举制度的三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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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夫 - 钱穆：科举制度的三大作用

简要评价科举制

分析科举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

刘立夫 |《黄帝内经》：人活一百岁完全可能

一、刘立夫 - 钱穆：科举制度的三大作用

钱穆：科举制度的三大作用

科举制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它始于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慈禧太后下令将其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可谓巨大，不仅建构了中古中国科举时代和科举社会，也间接影响了西方的文官制度，被称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孙中山直言科举制“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并无不妥。

正因为此，当清末废掉科举以后，很多文人还想不通，颇多微词。如钱穆，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某一制度之创立绝非凭空，它必有渊源和前身可供追溯，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他梳理了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脉络，对于科举制的优胜之处，有一番考察。

一、科举制实现阶级消融

“世卿世禄制”注重血统，“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看重门第，科举制有所不同，它的原则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许多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便有了进身之阶，通过科举入仕登上政治舞台。科举制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实现了政府机构组织由门阀士族向官僚士大夫的转变。

科举制的出现弥补了选举制的不足。汉代察举制度的本意是推荐地方上节操高洁之人入朝为官，但数百年后，却被演化成营私舞弊、拉帮结派的工具。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举，却难以考察贤人而实不贤，中正而并不中正，到后期，其甚至成为巩固门阀政治，阻塞寒素人才入仕的工具。唯有科举制将众人置于同一起点，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家族式的政治垄断。

因此，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

二、科举制实现政权开放

唐代科举制提倡“怀牒自列”，让士人自行报名参加考试，给予平民直接入仕的权利。政权开放是科举制的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以科举社会代替门第社会，是社会形态的巨变。各地方的名士才子经考试遴选，由社会进入政府工作，再以政府名义管理社会，这种公开竞选是进步的表现。

唐朝有一士子名叫王播，因家贫借住于惠昭寺木兰院，却时常遭僧侣欺侮，众僧人斋后才敲钟叫他吃饭。面对残羹冷炙，王播深感受辱，从此发奋学习。王播中举后，入朝为仕，累官至宰相，成为第一位寺庙里出来的宰相。这个“饭后钟”的故事，成为寒门子弟“飞跃枝头”的典范。

三、科举制推动了政治统一

钱穆认为，科举制促进地方和中央情感和文化上的交融，各地方的优秀人才定期聚集到中央，如此一番，便可筛选全国人才，促进地方向中央靠拢，且每年分给地方的名额平均，断不会有不公之声。

此外，科举制的出现提升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以往平民食不果腹，自然无余力思考上层建设，自身也缺少途径实现自治。科举制以民治民，能激发民众的爱国意识，使平民更关心国家，这便是唐代往下一千年来，读书人“家事国事事事关心”的缘由。

政治要实现统一，还需依赖文化的统一。秦始皇统一六国，为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大费周章，科举制的见效却很快，其考试内容固定，唐代偏重诗赋，宋朝考经义，无论是何种内容，都使社会形成了崇尚文化知识的风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科举无形中成为保障文化代际传播的历史纽带。

事实上，科举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也是门阀士族与平民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既为知识分子树立了“做人上人”的目标理想，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清末废除科举后，钱穆痛心疾首，称这一举措为“聚九州铁铸成大错”，惋惜文化之陨落。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钱穆只看到了历代科学的积极作用，他的视野毕竟还停留在“读书做官”这个层面。在东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近现代社会，科举作为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虽然公平公正，是那个时代极为先进的制度，但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读书做官，而是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精英，这是科举制度没落的根本原因。

今天，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种考试制度，其系统性远胜于古代的科举，但二者的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形式更为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穆的批评就显得有些书呆子气了。

一、简要评价科举制

科举制的评价：

积极影响

1、政治方面：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

2、教育、社会风气方面：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

3、文学艺术方面：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消极影响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

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

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本可能是要求用统一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

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

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严复曾对科举制这样描述：“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

第二，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追求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

民间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更是很多人悲惨的一生的缩影。这固然与个人本身密不可分，但是不得不说，是科举制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第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扩展资料：

科举制度历史背景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诸侯、卿、士。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有客卿、食客等。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

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其一，科举制的推行扩大了国家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养。在门阀统治时期，统治权被上层士族垄断，世袭相传，将出身寒族的精英分子排除出权力层之外，从本质上讲缺乏官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的机制，表现出凝固和封闭的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其退化和腐败的倾向愈加暴露。

而科举制则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有助于官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和改善，这样国家的运行也充满了活力和高效。

其二，科举制的推行有助于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科举向全社会开放，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就需要加入考试队伍。

只要努力学习就有可能进入仕途，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识字—读书—考试”的道路，而宋代以降逐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为廉价的科举用书提供了保障和支持。这样，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

经亦载道，书亦载道，四书五经主要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士子长期的经书诵读，在不自觉中实现了道德熏染、内化和对自身行为约束的规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士子把科举考试作为敲门砖、进入仕途后蜕化变质的情况。

但我们更应看到这种国家治理经验学习和伦理道德养成合一的培养模式的作用。封建社会许多有操守官员的存在，正是这种独特的具有多重功用培养方式的结果，对此应给予正视和积极评价。

其三，科举制的某些规定有助于促进偏僻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文化进步，增强了其向心力和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传统国家认为：天下黎民皆为天子赤子，一视同仁。

如在明代，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根本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

而且随其整体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乡试解额，甚或给予一定的倾斜，这则有利于边疆和僻远地区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这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科举制的局限性。

首先，八股文的局限。八股文是文体形式，它不是从科举制产生时就出现的，据学者考证，它始于明朝成化年间。乡试、会试第一场的四书义和五经义的题目均须用八股文来做。八股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分两股。当然，这里面肯定遵循了一定的作文原则，即起承转合的关系。

其实，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因素。现在学生在写作时也讲破题，即导入和切入主题，然后渐次展开，最后收束和归结。但是，当你把它精细到第几句必须如何做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它的格套意义超过了表现作用，限制了思想的自由表达。

其次，时文盛行的弊端。在科举时代，年轻士子为走捷径，不去读经书白文和大量注疏，做融会贯通的功夫，只读时文。当时书坊出于利益驱动，迎合这种需要，或从诸科程墨中选取，或是雇人编撰，刊刻售卖，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宋元明清时期这样的考试用书。

稍聪明的士子只要背诵百十篇时文，然后加以拼接，便可侥幸获取一第。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两种负面结果：

一是导致年轻士子养成不看儒家原典和注疏的习惯，因而不可能养成真才实学，造成“束书不观”的空疏之风。

二是这种做法会产生连带作用，导致士子形成浮躁、轻薄的作风和侥幸念头，不能稳健持重，也就不可能在未来的为官行政中踏实肯干、产生实效。

最后，考试科目的单一和僵化，阻滞了多方面人才的成长。如在唐朝，除了明经科外，还有明法、明算等科。宋代之后，却归于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也限于四书五经的狭窄范围，清代虽有试帖诗，但基本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单一的科目设定不利于多种专门人才的生成。

二、分析科举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

1、科举制的创立：隋朝
（1）背景：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2）创立：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褒贬不一。其实，当我们冷静、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它蕴涵着十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选考。

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的“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考试的做法起始甚早，如乡兴贤能过程中的射选，贤良的策问，秀、孝的策试等等，皆可视作不同类型的考试。不过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考试，却是自科举制开始的。因为这之前的种种考试，大多只是通过此种形式来确定授官等第或检验举主荐贤的态度，而非试有黜落，故还不算真正的考选。科举制时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换言之，即白丁能否释褐为官，全凭考试成绩为转移。这样，考试就成了选官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有这种考试，才属真正的考选。

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作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样几种基本精神的:一曰公开平等，二曰竞争择优，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内行管理。这些，也就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以及择优选拔、据能授任原则。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基本上是体现了这些原则的一一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一一主要指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据社会学家用清代资料所做的抽样调查可知，当时五代之内均无功名的布衣子弟在科举录取的总人数中，约占13．33％，父辈一代无功名的布衣子弟约占33．44％。这一社会流动的速率，同20世纪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大体相当，而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大三倍还多(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载《社会科学》[清华]第四卷一号)。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网罗选择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长治久安，这样的活力和生机都是必不可少的。

科举制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唐代分为州县预备试和吏部省试两级，宋代发展为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明清时则进一步完善作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制度。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定抑制作用。诚然，就整个封建社会的用人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唯亲”的，但科举制度的层层考试，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只凭“门第”、“裙带”进身者来讲，毕竟是一道道严峻的关口。何况科举考试在思想意识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更是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众所周知，科举时代科举制是与多种其他仕途并行的，但朝野上下对以科举进身者与以他途进身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早在唐代便已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之说(王保定:《唐摭言》)。以后各代，此种观念愈益根深蒂固。小说《红楼梦》中贾政硬逼儿子玉玉走读书科举之路，而不让他荫补世职，即是最生动的例证。另外，尽管封建社会朋党比周，关系用人的事实比比皆是，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杂记中，公开倡言“任人唯亲”者却绝无记载。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出考选制度深入人心所产生的社会威力。

为了保证考选的公正与客观，科举考试中所形成和建立起的回避、保密等一系列制度也是颇具借鉴价值的。

科举制下的回避制度，归纳起来不外两种类型:籍贯回避与亲属回避。

籍贯回避:指本籍人不任本籍官。早在汉代的“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的内容。科举时代，这种回避越发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某些官不由某籍人担任的特殊规定。再如清顺治朝规定，外官及户、刑二部司官须回避本省，教职须回避本府。康熙时规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之内者，即需回避。本籍回避还包括对祖籍和游幕过地方的回避。如清道光时，戴三锡为顺天大兴人，祖籍江苏丹徒，初欲迁江宁布政使，因回避祖籍，故只好调任四川（《清史稿�6�1戴三锡传》）。

亲属回避，指婚姻之家、亲属之间不得交互为官。科举考试的亲属回避，滥觞于唐，制度确立于北宋。其规定，凡省试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校，称为“别试”，或曰“别头试”。科举制后期，亲属回避更臻细密。明代不仅规定亲属之间彼此引避，而且兄弟、同族也要避嫌，原则是“以下避上”。另规定，大臣子弟不得任言官，不得参加殿试，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等等。清代亲属回避，尤重科道官。如顺治朝题准，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子弟不得考科道；若父兄赴部候补，而子弟现任科道者，查照资俸，调吏部主事。康熙朝考选科道时曾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即不与考选，总督、巡抚子弟亦不准考选。清代还规定，大臣子弟不得充任军机章京等等。

科举考试的保密制度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

锁院制度。即将负责考试的官员锁宿于贡院，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以达到保密之目的。

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简单说，就是把试卷密封起来，糊去举子姓名，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用情于其间”(《欧阳文忠公集�6�1奏议集�6�1论逐路取人札子》)，以“革容私之弊”(《归田录》卷二)。

三、刘立夫 |《黄帝内经》：人活一百岁完全可能

人人都希望 健康 长寿。《尚书》提到人的“五福六极”，即人生有五种幸福和六种不幸。人生的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 健康 平安，四是遵行美德，五是老而善终。人生有六种不幸：一是早死，二是多病，三是多忧，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愚弱。可见，长寿是人生的“第一幸福”，而夭折是人生的“第一不幸”。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学问人品都很高，可惜四十才出头就短命而死，孔子为之恸哭。所以，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本事才华，若是天不假年，也无法成就大的事业。

中国古来流传各种长寿之道，其中，《黄帝内经》作为中医之祖为我们揭开了人类 健康 长寿最关键的密码。《黄帝内经》涉及到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脉象、藏象、经络、诊断、治疗，以及 养生 、运气等理论，从自然、 社会 、心理等整体上论述医理。特别是其“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为先的思想，被唐代孙思邈名医发展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末病”，成为 养生 宝典。

按照《黄帝内经》的理论，古代的真人遵循天性自然之真，而毫无人心之杂，都能活过一百岁而动作不衰；而那些不知 养生 之道的人，却年过半百而夭折。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这段话是《内经》 养生 的总纲。这里告诉我们，影响人体 健康 长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外界的环境，一是人的精神。外界的致病因素统称“虚邪贼风”。由于人体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与四季气候变化节律同步，无论在哪一节令中，如果有与该节令所应方向相反的气候出现，人体都可能因不适应这种反季节的气候而发病，那么这种反季节的气候便成为邪气，人若能避开它们就会少生病。

不过，影响人体 健康 长寿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的精神。这就是《内经》强调的“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若能够做到生活简朴，心境开阔，精神向内，不受物欲的诱惑，那他先天的所赋予的生命力就自然充盈，人体的“正能量”大，免疫力强，疾病就不会来找麻烦。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古时候的真人都能做到淳朴自然，心态安闲少欲望，心境安定不忧惧，形体劳动而不疲倦，真气从容而顺调，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们生活要求都不高，吃什么都觉得甘美，穿什么都觉得舒适，不贪图环境的安逸，不计较地位的尊卑。这样的人，想不长寿都难。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对于善于 养生 的人来说，嗜欲不会干扰他们的视听，淫邪也不能扰乱他们的心态，无论愚笨聪明，都能追求内心的安定，而不汲汲于名利得失。这些人因为深通生命的大道，所以他们的年龄都超过一百岁而不显衰老。

中医认为，精充、气足、神全是人体 健康 的标志，精亏、气虚、神怯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 健康 长寿的秘诀就在于保养好精、气、神。所谓“寡欲以养精，寡言以养气，寡思以养神”，做到了这“三寡”，那么， 健康 长寿将不请自来。

首先，少欲则养精。中医认为，“欲多则损精”。纵欲会伤及五脏之精。历代医家都主张， 养生 之道要以保养精气为首务。清心寡欲是 养生 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少言则养气。气，是构成人体的最基本物质。它具有动而不息的特征，维持并推动着人体的生命活动。养气的基本要求是，少废话。若一个人经常喋喋不体，则会使体内元气不足，外邪乘虚而入，导致疾病。

最后，少思则养神。寡思，即让人不要胡思乱想，以免用脑过度，影响大脑皮层的生理活动。中医认为：“善摄生者，不劳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祸患何由而至?”思虑过度，则使人气机郁结不行，同样也会引发种种疾病。

总之，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三者相互为用，是保持和恢复人体 健康 、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基础，为 养生 长寿之根本，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人身“三宝”。《黄帝内经》“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预防 养生 原则，涉及精、气、神三个方面，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医家和 养生 家在 探索 生命奥秘、防老抗衰、防治疾病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整体生命观。实践证明，依照中医 养生 的原则去做，人活过一百岁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