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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半年量率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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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给各位分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知识,文中也会对其通过2022: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半年量率结构变化和「首席观察」罕见!银行上半年净利同比降9.4% 警惕“不良”升温等多篇文章进行知识讲解,如果文章内容对您有帮助,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进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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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半年量率结构变化
  • 「首席观察」罕见!银行上半年净利同比降9.4% 警惕“不良”升温
  •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是什么
  • 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面临哪些问题,有何对策?
  • 一、2022: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半年量率结构变化

    【野叔观察】

    8月中旬,银行监管方面披露的信息显示,三家有关部门初步考虑选择6个省份开展支持地方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贷款的试点工作;试点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发挥地方作用,压实银行主体责任,做实资产质量分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8月19日,银保监官网公开的《2022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季度)》,披露了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具体数据。那么,从纵向历史变化和横向结构变化看,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有什么样的趋势和特点呢?

    附图一

    不良贷款量率变化

    第一,不良贷款余额长期变化趋势。2007年至2011年,各年末商业银行(不含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总量和比率均为逐年下行;2012年末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增加,但是不良率下降至实施贷款五级分类以来的最低值0.95%。2013年至2019年期间,各年末不良贷款总量和比率均表现为逐年上行;期末不良贷款余额24135亿元,不良率1.86%。

    2020年末、2021年末和今年6月末,不良贷款总量依然保持增加趋势,但是由于贷款余额增长更快,不良率逐期下行。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9539亿元,比年初增加1069亿元;不良率1.67%,比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相关详情见本文附图二)。

    附图二

    第二,不良贷款核销情况。据央行数据,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累计核销不良贷款4776亿元,比2017年至2021年各年上半年累计数都要更大(这五个半年度中最大值为2020年上半年4463亿元,相关详情见本文附图三)。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单月核销不良贷款达到1005亿元,也比2017年至2021年这五年中的任何一个7月份的单月核销数更大。从今年前七个月已经累计核销5781亿元的情况看,预计全年核销金额可能再次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而且不排除接近、甚至超过2020年全年金额1.22万亿元的可能性。

    附图三

    第三,贷款拨备变化情况。2007年以来,商业银行贷款拨备余额持续增加;今年6月末贷款拨备达到60196亿元,比年初增加4137亿元。

    不过从长期看,贷款拨备覆盖率却有明显波动变化。2007年至2012年是上行趋势,至2012年末达到历史最大值295.51%;2013至2014年是下行趋势;2015年至今是整体稳定且略微上行趋势,数值在176%至204%之间变化。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为203.78%,比年初提升6.87个百分点,说明银行整体上的抗风险能力仍然较强(相关详情见本文附图四)。

    附图四

    不良贷款结构变化

    第一,各类机构不良贷款量率变化。从不良增量看,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整体的1069亿元新增不良贷款中,国有大行、城商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分别增加637亿元、299亿元和167亿元,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两类机构分别新增40亿元和36亿元;农商银行是唯一的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的一类机构,即比年初增长-111亿元

    从比率变化看,6月末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50%和0.80%,均比年初上升0.24个百分点;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34%、1.35%和1.89%,分别比年初下降0.03个、0.02个和0.01个百分点。农商银行不良率3.30%,仍然相对最高,但是比年初下降0.33个百分点,是降幅最大的一类商业银行(相关详情见本文附图五)。

    当然,农商银行中大部分是中小型银行,数量众多,贷款质量参差不齐,差的大大高于同类机构平均水平,好的比国有大行不良率还低,譬如浙江农信系统83家农商银行整体不良率只有0.83%,江苏农信系统60家农商银行整体不良率也只有1.21%。

    据央行2021年四季度评级结果,属于“高风机构”的农合机构(包括农商银行、农合银行和农信联社)有186家。一般来说,列入这种机构的不良率均在5%以上,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帮助的对象。

    附图五

    第二,各区域不良贷款量率变化。首先要说明的是,前文均为商业银行口径,本部分为银行业口径(包括非商业银行的机构);一般来说同一区域中商业银行(部分)的不良率优于银行业的整体水平。譬如,今年6月末,黑龙江省银行业不良率2.50%,其中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为2.25%。

    至8月末,已经有19个省级区域和多个单列市的监管部门公开披露了6月末当地银行业不良贷款数据。其中,不良率相对最低的2个区域是浙江0.67%,江苏0.71%,此外上海市银行的不良率也只有0.87%,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经济金融的发达和稳定程度(相关详情见本文附图六);披露了相关数据区域中相对较高的是甘肃5.10%,海南6.29%,不过均比年初明显下降(考虑数值较大未在附图中标出相对数据)。

    尽管上半年银行业及其中的商业银行不良率整体上表现为下降趋势,但是仍然有少数区域比年初有所上行;譬如河北从年初的2.04%上行至6月末的2.52%,江西从1.15%上行到2.09%,广东从0.94%上行至1.05%。当然,部分没有披露的区域(主要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可能不良率相对偏高,也是本文开篇中提及相关措施需要重点支持的区域。

    附图六

    野叔的结语

    曾有人说,做好贷款的要求简洁的表达就是“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不违规”。从当前的环境变化看,中小银行的贷款营销相对不易,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相对较难,而在利差收持续收窄背景下营收和利润增长都相对较难。这对它们的经营管理都一场新的考验。

    一、「首席观察」罕见!银行上半年净利同比降9.4% 警惕“不良”升温

    中国银保监会8月10日在股市收盘后公布了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0万亿元,同比下降9.4%,平均资本利润率10.35%。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0.83%,较上季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市场乍惊:近年几乎从未出现过如此净利润降幅的中国银行业怎么了?尽管这也取决于银行对坏账计提的拨备,其可对利润空间进行调节。

    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银行盈利下降原因之一是让利于实体经济,而非自身经营能力恶化的问题。即这是可预期的结果,但降幅之大出乎市场的意料。

    年中重要经济数据发布之际,相关部委官员亦出来重磅发声。

    当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的引导使市场整体利率下行,带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降低。利率的下行,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使得贷款的结构明显优化,普惠小微贷款支持的市场主体明显增加。

    那么,下半年最大挑战是什么?易纲在回答央视新闻《相对论》给出的“部长答题板”提问时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对实体经济精准滴灌。他表示,实体经济的支持一定要聚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这是人民银行下半年的工作重点。

    的确,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企业等部分实体经济仍在嗷嗷待哺……

    不过,易纲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我国GDP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GDP同比增长3.2%,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对投资者来说,日趋复杂宏观形势背景下,当前阶段,优质银行可能也会因为业绩调控而出现好的中长期买点。

    “不是银行经营的问题”

    “让利1.5万亿是此次商业银行利润下降的部分原因。根据央行的表述,1.5万亿元中有利率下行让利9300亿元,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等项内容。”8月10日,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告诉经济观察网。

    他解释,除此之外,估计疫情冲击下,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破产和亏损,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也是利润增速下降的原因。预计随着贷款延期等支持性政策明年到期后,没有暴露的不良贷款将陆续显现,将对银行利润形成新的考验。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较年初增速17.7%。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6万亿元,同比增长为2.7%。

    “这在近年来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是受新冠肺炎影响以及加大对实体经济让利的结果。”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经济观察网。他指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9.4%,平均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也有所下降。

    董希淼解释,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叠加疫情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遇到较大冲击。商业银行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收费以及延期还本付息等举措,积极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推动企业融资明显下降。

    “净利润同比下降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能力恶化,而是商业银行大幅度向实体让利的结果。”他说,“同时,面对资产质量反弹压力,商业银行加大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较上年末增加5003亿元(其中一季度增加2943亿元,二季度增加2060亿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盈利表现。”

    这里,是否还记得银行让利1.5万亿的实质内涵?

    一个月前,在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曾对“金融机构1.5万亿让利”进行解读——表示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将主要通过三方面予以实现:

    一是利率的下行。包括贷款利率下行、债券利率下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的优惠利率贷款的发放,所有加在一起通过引导利率下行,最终会实现大概约9300亿元的让利。

    二是两项货币政策新工具加上前期的延期还款付息政策工具大约让利2300亿的规模。

    三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减少的收费,后面全年还要继续减免的收费,特别是落实6月1号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通知》。

    概之,这三大块加在一起大数是1.5万亿元。

    8月10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央行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有力支持了稳企业保就业。他说,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18个字,就是“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

    按照易纲的话说,货币政策的引导使市场整体利率下行,带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降低。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的贷款利率都降至 历史 新低。特别是普惠金融的贷款利率目前在5%左右,比去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

    “利率的下行,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使得贷款的结构明显优化,普惠小微贷款支持的市场主体明显增加。6月末,有授信的市场主体近3000万户,有贷款余额的超过2300万户,这些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易纲称。

    此外,银行净息差的空间亦在小幅收窄。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净利润同比下降9.4%,其中,银行的净息差从2.10%降至2.09%,下降了1 BP,净息差有所收窄,包括盈利下降等……由于今年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一方面,今年上半年银行的LPR利率下降30个BP;而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逾30个BP,但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有限,所以,整个净息差处于收缩状态。

    不过,温彬认为,虽然利润同比下降,净息差收窄,但在目前疫情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幅度,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了金融的支持作用。

    不可否认,疫情冲击下,一些受冲击的企业出现信用风险,违约也在增加,不良率和

    同期,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0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2060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2.4%,较上季末下降0.80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54%,较上季末上升0.04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风险总体是可控,经营相对比较稳健,特别是拨备覆盖率虽然较一季度有所下降,但超过180%,远高于监管的红线要求,所以,整个银行业的风险抵补能力比较充足。”温彬说。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外,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二季度净息差较一季度均有所下降。

    然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面临诸多挑战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的“双升”不容小觑。IMF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9%和 5.2%,世界银行称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

    不良?不良!

    尽管中国风景独好,央行表示,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即使信贷资产质量目前无恙,防范于未然亦未尝不可。

    董希淼坦言,在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压力骤增的情况下,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为充足,实属不易。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反弹压力非常大的,在内外部环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还可能有所上升,非信贷不良资产业也可能进一步爆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具体来看,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二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27364亿,较一季度的26121亿,上升1243亿,其中,次级类贷款二季度为12918亿,较一季度的11469亿增长1449亿 ;可疑类贷款10653亿,较一季度的10638亿略增15亿 ;损失类贷款3793亿,较一季度的4014亿增长221亿。不良贷款率为1.94%较一季度1.91%增加了3个BP。

    所以,“商业银行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另一方面要坚持标准,严格把关,严控新的不良资产产生。”董稀淼说,监管部门要继续采取针对性措施,支持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多渠道、高效率地处置不良资产。在服务实体经济、让利实体企业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保护好商业银行合法权益。

    7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的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指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指出,下一阶段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支持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就此,光大证券首席银业分析师王一峰告诉经济观察网,银行盈利同比增速大幅下滑,结合前期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下半年工作要求,银行业中期业绩呈现出了三大特点:

    首先,营收预计相对稳定,盈利增速明显下行,拨备前盈利增速与净利润增速差拉大。二季度,行业净息差为2.09%,预示着净利息收入平稳;非息收入占比下降除季节性因素外,还有利率上行对于债券交易和估值的变化。

    再者,分机构看,大型银行盈利增速-12%,股份行-8%,城商行-2%。大型银行盈利增速回落更快。主要是大型银行相对更为审慎的财务规划所致。从分机构的盈利增长可知,上市银行中“夹心层”的优质城商农商银行预计中期业绩盈利增速表现将明显好于上市国股银行。

    展望下半年,王一峰认为,商业银行盈利增长仍可能受到以下因素压制:“资管新规”后问题资产回表对准备的消耗,I9准则下非信贷累资产准备计提的增加,以及存量风险的进一步确认与化解。预计未来银行业营收与盈利增速差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也应注意到,对于优质银行来说,未来业绩表现不会过分恶化。尤其是在当前阶段,银行业营收增长依然稳定,优质银行会因为业绩调控而出现好的中长期买点。

    其实,“未来风险点不在于业绩调控,更多在于中美摩擦加剧下金融制裁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复苏强度的不确定性。”王一峰说。

    温彬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小微,精准滴灌,银行在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会优化信贷结构,聚焦小微企业、制造业,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同时,相对前期,货币政策会出现一些边际上的变化调整。

    不过,“因为风险有滞后效应,下半年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银行加大信贷的逆周期投放,有助于企业保持正常经营。预计下半年的经济将恢复性增长……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总体上会保持平稳。”温彬说。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是什么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是什么?来看看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与戴相龙是怎么说的吧!下面由我与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喜欢!欢迎阅读!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时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加速由商品经济阶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过渡。在这一关键而特殊的历史时期,金融体系承担着时代赋予的巨大挑战。传统的金融运行、管理体制和风险控制模式面对着改革任务的加码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风险成本增长所形成的巨大挑战。

      同时,20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领域的问题集中显现,特别是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中国国有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一度成为国外各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

      2004年5月31日,《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 文章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其中,对于不良贷款的成因有一段这样的论述。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央银行多次组织有关人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以及构成做过详细调查,分析表明: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不良贷款在整个不良贷款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根据中央银行的调查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历史形成主要来自于政府干预较多、法律环境薄弱、国有商业银行客户群管理不善等原因。具体来看,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约3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导致;约30%的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约有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军工产业)所形成。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所造成的。

      我们再来看看在本书撰写期间,编者对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访谈,这次访谈时间在2017年4月到2018年7月中间,他也归纳 总结 了不良贷款的成因。

      从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上看,我归纳了八个方面。

      一是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支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国有银行在扶贫、就业、发展等方面发放了大量政策性贷款,有时还要为企业发放贷款缴税、解救危困企业。据工商银行分析,1997年8月不良贷款5627亿元,其中因政策性放款形成的不良贷款为3086亿元,占54.8%。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垫付了大量铺底流动资金,如天津无缝钢管厂投资概算34.9亿元,实际投资134.6亿元,除政府划拨部分土地用于工厂建设外,其余全部为银行贷款和应付款项。

      二是国有企业亏损挂账数额巨大。199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业)总资产约为15万亿元,却有3万亿元亏损挂账,亏损挂账必然占压大量贷款。

      三是1992-1993年,全国出现“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造成大量不良贷款。仅广东、海南和广西的北海市,积压在房地产上的不良货款就有1500亿元。

      四是重复建设,亏损严重。据对“七五”时期202个国家重点项目的调查,总投资为3482亿元,其中贷款(不含“企业自筹”中实际占用贷款)1091亿元,约有四分之一没有还款能力。1997年8月国家下达关闭“十类土小厂”,也给银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

      五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企业“改制”为名,逃废对银行的债务。工商银行统计,截至1998年底,与工商银行有信贷关系的企业有133459个,其中悬空逃废债务19939户,占“改制”企业的15%;悬空透皮债务本金和利息1390亿元,占“改制”企业所欠本金的41%。农业银行统计,逃废债务的“改制”企业占“改制”企业的45.46%,悬空逃废的债务占50%。中国银行统计,“改制”企业逃废债务占65%。建设银行统计,“改制”企业逃废债务占37%。四家银行合计,因企业“改制”共逃废银行债务2662亿元。

      六是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资不抵债,银行合法债权得不到保护。1998年,四家银行的法规部提出依法收贷案件共计148819件,涉案金额1841亿元。已审结案件涉案金额875亿元,银行胜诉率高达99%,但可以收回的本金仅220亿元,占涉案债权的25%,银行还付出诉讼费15亿元。

      七是国有银行重放款轻管理和违规放贷也形成许多不良贷款。1997年,人民银行抽查四家银行的贷款发放,有41%的贷款不符合贷款条件。四家银行绕过贷款规模控制发放的贷款和账外贷款2246亿元,对外办经济实体1656亿元,也造成大量贷款损失。

      八是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够有力。人民银行对违规贷款发放的处罚不够及时有力,有些分支行还自办经济实体,丧失了监管权威。

      小川行长曾在2004年发表的演讲中总结说,

      总体来看,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过高,改革是有希望的。

      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方意识到中国金融风险山雨欲来,国有银行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而改革的起因开端之一,变是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造成的银行资产恶化的隐患。

      事实上,导致我国国有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原因是最主要的?这一判断至关重要,详细的论述本书第二章做了细致的阐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进行进一步阅读。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本书的精彩选段以及商业银行股改亲历者的访谈,期待您继续关注,与我们共同回顾这一段重要的改革历程。

    三、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面临哪些问题,有何对策?

    2005年,世界银行小额信贷年会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也称“包容性金融”。 一般认为,普惠金融是指在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以保证金融服务排斥对象逐步获得其需求的相关服务。

    2015年12月, 我国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通知》 ,明确: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政策引领和推动下,我国银行业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普惠金融,如大型银行纷纷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强化薄弱缓解的金融服务供给,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不过, 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水平不一,全面推进普惠金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而进行的伪创新在我国大行其道,侵害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了扰乱金融秩序,影响 社会 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普惠金融如何做到“成本可覆盖”“风险可控制”仍有待进一步 探索 。

    要改变普惠金融的不足和问题,除需要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做好基础设施及信用环境建设外,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和创新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发布《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毫无疑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从银行层面看 ,关键是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依靠金融 科技 创新产品和服务, 探索 普惠金融发展新模式,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

    普惠金融的范围很广泛,普惠金融就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较便捷、较低成本获得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包括存取款、小额贷款等,甚至还包括零钱兑换。如要得到更准确的答案还应说具体点。这里说下在农村推小额贷款的问题,这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最大困难是平时找不到人,都外出务工了,再就是放贷款后,到期收款难。如要进一步了解,可私聊。

    问题一:普惠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目前各行在普惠产品的营销上并无行业较统一的利率定价,因此在营销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率战”和抢挖现象,使企业融资结构不稳定,或出现盲目扩张的行为。

    另一方面,为适应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有效增强客户粘性,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小微企业服务新模式,目前四行均已创新推出“互联网+企业纳税贷产品”。比如目前市场上的四款企业纳税信用贷款产品,如下表所示:

    总体上看,以上产品均通过大数据连接工商、税务、财务等模型,实现大批量在线获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担保难问题,同时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便利程度。但从产品开发及客户定位上看,如何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打造有特色的小额化信贷产品体系,是普惠金融业务拓展中面临的挑战。

    根据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20年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均有所上升,但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平稳,主要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和疫情带来的短期性冲击造成了一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不良的爆发还存在滞后性,这也给银行拓展普惠业务带来挑战。

    近年来,部分银行已经组建普惠金融事业部,初步建立起能够实现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机融合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运营机制。

    但从普惠条线从业人员人数上看,兼职普惠业务的居多,尤其是在县域等普惠业务十分重要的基层网点。

    总体而言,银行普惠条线呈现出专业化团队建设发展滞后的问题。一方面是客户经理队伍人员不足。辖内部分支行客户经理业务受理速度跟不上小微企业的发展速度和他行营销速度;另一方面是从事小微企业业务的团队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发展需要,小微金融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很快,但部分客户经理习惯于传统小微信贷业务的办理流程,对新型小微企业产品的接受度不高,对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基础都相对薄弱。


    对策:

    (一)强化理念更新,充分认识深抓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战略意义。

    (二)强化服务内功,全面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强化战略联盟,着力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新的生态环境。

    (四)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一支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

    2005年联合国推出普惠金融概念后,国际 社会 开始对其广泛关注。欠发达国家、地区大力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年来我国政府也不断发文大力推动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旨 让 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都能够享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建立有效、全方位为 社会 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政府大力推动、 社会 各界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初步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服务覆盖面达到一定水平,移动互联网支付得到一定普及。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 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13.39万亿元人民币。但相较于其庞大的服务对象和资金需求,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我国经济 社会 发展的要求和 社会 的期望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 普惠金融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1 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中暴露的 问题

    1.1 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高度重视,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推动其发展。这些文件 宏观层面上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但是没有进行细化,对普惠金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布局,从而导致金融机构 发展普惠金融时缺乏主观能动性。

    另外,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顶层设计也存 在问题 。首先,普惠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的发展缺乏清晰的法律规范。其次,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比较特殊,导致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困难重重。最后,普惠金融的监管政策不健全,导致普惠金融监管的缺失。

    1.2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

    无论是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存 对普惠金融认识不到位的情况。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普惠金融存 误解,把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贫”,要不就是忽视了风险 问题 ,降低信贷标准,盲目 推进普惠金融 的发展,要不就是感觉风险过大,不愿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阻。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是弱势群体,这类人群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金融不甚了解。他们很容易 对普惠金融提供的产品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只看到了高额回报却忽略了风险 问题 ,结果与服务提供者产生纠纷。还有一些不法机构利用消费者金融知识的贫乏,假借普惠金融的名义,做一些诈骗的违法行为,产生非常不好的 社会 影响,从而制约 普惠金融发展

    1.3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商业 银行 为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但是由于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端客户,对 普惠金融发展 缺乏重视,导致普惠金融进展很慢。而以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为主的金融机构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金融、小微金融,但是其自身实力不足、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其服务不够深入、覆盖面不广。政策性金融机构则大多数是靠财政拨款,缺乏商业可持续性,无法保障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

    1.4 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

    普惠金融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具有高风险的特性。普惠金融除了要 面临 着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等传统风险之外,还要 面临普惠金融发展 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信息安全风险、资金挪用风险、洗钱和套现风险。[1]普惠金融更需要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

    而目前我国的普惠金融没有建立起安全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 风险控制 方面 较大的 问题 。普惠金融消费者主要是长尾群体,信息收集难度大,导致其风险控制的难度非常大、调查成本非常高,传统的风险控制方法根本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风险控制。[2]因此许多金融机构罔顾风险,导致大量风险积聚。

    1.5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融资成本高

    目前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虽然推出许多普惠金融产品,但是大多数产品设计存 许多 问题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担保方式等 方面 设计呆板,同质性强,缺乏创新,尤其是利率 方面 普遍较高。普惠金融消费者来源广泛,需求也不一而足,这些产品往往根本不能满足其需求。而且,大量普惠金融产品消费者缺乏对产品的鉴别能力,监管部门对产品的监管不到位,导致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混乱,普惠金融的风险加大。再加上目前大多数普惠金融产品的融资成本都 15%~20%左右,虽然要比高利贷低,但是却远远高于 银行 的贷款利率。这无疑对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普惠服务的提供都带来不利影响。

    2 促进我国 普惠金融发展 的对策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普惠金融的发展应该是以市场为主导,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引导。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细致规划普惠金融的发展, 统筹规划、均衡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等 方面 做出系统性的布局,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 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有机统一。

    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方面 ,首先要加快普惠金融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步伐,积极出台普惠金融法律法规,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行规范的同时为其保驾护航。其次,加快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积极结合金融 科技 ,扩大现有信用体系的覆盖面,缓解 普惠金融发展 中遇到的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最后,加强监管,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及时打击不法行为,纠正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2.2 提高认识,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保护

    方面 ,对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加强培训、提高认识,使其清楚认识到普惠金融不是“扶贫”。普惠金融虽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金融模式,但业务面非常广、资金需求非常大,是一片业务“蓝海”,等待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大力开拓。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时不能罔顾风险,不能盲目推进,应遵循市场规则积极推进。

    另一 方面 ,要完善消费者教育保护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借助互联网、微博、微信、宣传册、宣传流动车等工具积极进行金融知识扫盲,普及金融知识,使普惠金融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运用金融工具来享受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发生金融消费纠纷时妥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此,方能营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2.3 健全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应加快现有传统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转型,积极引导以商业 银行 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继续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其 普惠金融市场的渗透率和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国家应 现有小额贷款公司、村镇 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学习格莱珉 银行 的经验,通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普惠金融市场,成立专门的普惠金融机构,以此增强直接服务普惠金融消费者的力度。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和能力也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全面扶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2.4 借助金融 科技 ,健全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随着普惠金融的高速发展,潜 的金融风险也正 不断积聚。目前大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对风险的防控仍然采用传统的风险控制体系,这已完全不能满足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化的 普惠金融发展 体系, 风险防控时我国也应该借助金融 科技 的特征将其合理地运用到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中去,建立一套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相匹配的普惠金融风险控制体系。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积极主动将大数据等金融 科技 运用到普惠金融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每个环节中,提高自身的金融风险分析和评估水平,完善风险控制模型,准确识别、预警、防控普惠金融风险。而各级政府也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推动普惠金融数字化的进程。

    2.5 降低融资成本,推出产品定制化服务

    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根据消费者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结合金融 科技 ,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消费者自身的情况, 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担保方式 方面 进行合理设计,为其提供优质的普惠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产品创新时,尤其要注意担保方式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不动产抵押担保,要积极尝试保险基金担保、互助联保、再保险担保等担保方式。产品贷款利率设计时要走保本微利之路。普惠金融应该是以低成本、广覆盖、易获得、可持续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应该 经济利益和 社会 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切实为普惠金融消费者提供“普惠”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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