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报》的创办写下胶东革命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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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报》的创办写下胶东革命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巴金 峻青的资料!!

峻青的资料

宋教仁：曾以一己之力差点改变中国历史，却在31岁时抱憾而亡

一、《大众报》的创办写下胶东革命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烟台日报-大小新闻

4月20日烟台日报04版

胶东《大众报》（后改称《胶东日报》）是中共胶东区党委（1938年前称胶东特委）直接领导和创办的党报，于1938年8月13日在胶东黄县创刊，1950年由于胶东地区区划调整终刊。《大众报》的创办在胶东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口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鹏介绍，《大众报》作为胶东区党委的喉舌，在战火中诞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渐发展壮大，在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人民群众勇敢对敌斗争和积极进行生产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众报》照片 龙口市档案馆提供

在民族危亡之际诞生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随着日军大举入侵，胶东沿海各港口、胶济铁路沿线各城市相继沦陷。中共胶东特委高高举起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大旗，组织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5月，第三军主力经蓬莱进入黄县，相继与第三军二路和四路会合。5月12日，与八路军鲁东游击七、八支队及掖县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组成抗日联军，初步开辟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

其时，“亡国论”、“速胜论”在社会上四处流传。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胶东特委又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的舆论工具，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以坚定长期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为此，胶东特委以第三军政治部领导的联合出版社为基础创办《大众报》。1938年8月13日，正式创刊，四开四版。第一任社长贺致平，总编辑李研吾，时有工作人员百余人。报社各部门分散住在黄县东南部山区。后来，掖县第三支队创办的《抗战日报》人员和设备并入《大众报》社。

“在创刊的前几个月里，《大众报》集中宣传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思想，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张鹏告诉记者。

创刊初期，《大众报》每日发行份数仅为500份，发行范围除抗日民主政权所辖蓬、黄、掖三县的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和主要学校外，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区和敌占区也能经过不同渠道断断续续地看到。《大众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残酷暴行，无时无刻不在为民族解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以及广大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呼喊，不到半年时间，《大众报》就发行到一万三四千份，打破抗战前山东其他报纸的发行记录。

编辑部旧址龙口姜家店照片 龙口市档案馆提供

在战火洗礼中成长

《大众报》创刊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在经历战火的洗礼下成长的，张鹏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报》社每年都经历几次反“扫荡”。1939年1月间，敌伪军由掖县招远一带进犯黄县、蓬莱，胶东区党委于春节后撤出黄县城，转移到莱阳西北部山区一带，报纸于撤离时停刊，报社则转移到离区党委五里的东馆村。为尽早出报，区党委派出部队，掩护报社人员到黄县抢运设备，“五一”节期间，铅印《大众报》复刊。

1941年秋，《大众报》社进入牙山。此后报社基本是在牙山的栖、牟、海、莱中心根据地坚持办报。1942年，日寇对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扫荡”。报社化整为零，把各部门分散在山区坚持工作。编辑部在山坡上办公，编辑们坐在地堰上，膝盖就是写字台，全部办公用品就在一个包袱里。打开包袱就办公，有了敌情提起包袱就走。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大众报》及时地指导着胶东区军民的对敌斗争和后方建设。

解放战争中，《大众报》社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47年六七月间，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报社经过筹划安排，将全体人员分为两组：大部分转移到海阳、莱阳交界的小纪一带山村，坚持出报；少数人员带着电台和部分印刷器材，转移到栖霞以西艾山附近隐蔽；报社发行部则转移到崖子一带。这样，无论哪一组受到进攻，另一组都可以保证出报，一直坚持到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948年12月1日，《大众报》为突出地方报纸特色，避免与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雷同，易名为《胶东日报》。1950年4月，因全国行政区划变动，胶东区党委奉命撤销，《胶东日报》完成历史使命而终刊。这张报纸从创刊到终刊的12年间，发行量曾高达10万多份，这在解放区报纸里是屈指可数的。

在攻艰克难中发展壮大

《大众报》是在艰困的环境中诞生，报社工作人员在设备不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以他们最大的热忱、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克服困难前行，千方百计地为办好报纸出力献策，保证了报纸的持续出版。

孤悬敌后、偏处海隅的《大众报》，稿件来源是办报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无法使读者看到各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正面报道，更无法使读者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听说中共中央成立了新华通讯社，在不知呼号、波长和播发新闻时间的情况下，电台工作人员日夜守在收报机旁，耐心、仔细地搜寻新华社的讯号。1939年9月的一天，电台终于收到新华社的一条新闻，全体工作人员无不欢欣鼓舞，读者纷纷写信祝贺。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当电台的同志抄收电文时，突然传来一个紧急情况：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部正向我报社进袭。如继续抄报就有遭袭危险，如果立即转移，至少要在半年之后，胶东人民才能读到。最终电台的同志们置安危于不顾坚持抄收。当他们抱着电文稿爬上驻村北山坡时，敌人的机枪已在村南狂叫起来。不久，《新民主主义论》在《大众报》上全文刊登，给了战斗中的胶东人民一件威力强大的精神武器。

在创刊3周年时，报社还建成了发报台，在纪念日当晚新华社胶东分社首次发报。其中一条消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重镇黄城集”第二天就被新华社总社就向全国转发。从此，报社不仅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号令，看到兄弟部队的捷报，而且也可以把胶东军民的英雄事迹向外界及时报道。

《大众报》社还形成自己的发行系统，后来的新华书店胶东分店和战时邮局，都是从《大众报》社派生出来的。在敌人“扫荡”频繁情况下，《大众报》社的同志仍然坚持自学，钻研业务的氛围浓厚，报社就象一所大学校，培养了大批新闻宣传、电信机要、出版发行和文艺创作人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YMG全媒体记者 王军华 通讯员 李颖 王贞贞

本文来自【烟台日报-大小新闻】，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及传播服务。

一、关于巴金 峻青的资料!!

巴金:

峻青: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卿，当代作家。山东海阳县人。1922年3月生。幼年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13岁便去工厂当童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写出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后担任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工作。解放后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从1954年起写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学，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本文选自散文集《秋色赋》，节选了原文开头、中间和结尾几个描写海滨仲夏夜景色的片段.
峻青是擅长写革命斗争题材的有成就的作家。他18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战斗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他，便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已经过去了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斗争生活再现出来。他说:"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多少父老兄弟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想到这些为了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人们，我的心就情不自禁地跳动起来，发生了一种要用文学创作来表现他们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写出了这些作品。"正是这种难以抑制的革命激情和崇高的使命感，峻青回忆"了同故乡山东老区人民战斗的峥嵘岁月，描写了战争年代中所熟悉所难忘的英雄人物，相继发表了《马石山上》《党员登记表》、《黎明的河边》、《最后的报告》、《交通站的故事》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作者善于用浓重的笔墨，从正面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刻画在艰苦的环境中解放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为青年一代提供了一部生动形象的传统教材。
50年代以后，峻青也写了一些反映胶东人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业绩的小说，如《老水牛爷爷》、《苍松志》、《山鹰》、《丹崖白雪》等，但总的来看，都不如描写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小说的成就高，影响大。而正是这些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的创作，确立了峻青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峻青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小说从不回避革命斗争的艰苦、残酷，甚至流血牺牲。他往往把人物置放在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尖锐复杂的矛盾旋涡中去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使人物性格闪现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展现蕴积在人物身上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黎明的河边》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特色。小说描写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解放区时，通讯员小陈一家为掩护武工队队长通过敌人封锁区，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作品始终把小陈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危难中受命，要带领两名武工队负责人连夜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潍河东开展工作。这必然要遇到种种艰难险阻，对于一个18岁的小战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潍河狙击战"是小说情节的高潮，也是展现小陈英雄性格和崇高思想境界的最动人的章节。当敌人卷土重来，捆绑住他的母亲和弟弟作人质，步步向他逼进的时候，他能听从母亲的召唤，开枪向敌人射击;母亲和弟弟牺牲后，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抱住还乡团头子跳下了浊浪滚滚的潍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描写，展现了他勇敢机智，忠于革命事业，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峻青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特色，其美学风格是悲与壮的高度融合，同时又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所以说，悲壮的格调和理想化的色彩是他描写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小说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在峻青的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总是十分险恶严峻的，人物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又总是惊心动魄的。作者就善于把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他们在血与火、生与死面前的举止、抉择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质。《党员登记表》写的是女共产党员黄淑英母女为保存一张全区党员登记表，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小说以一张"党员登记表"作为中心线索来安排组织矛盾冲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占区海莱山区，敌人为破坏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利用叛徒黄有才的告密，千方百计要想得到这张党员登记表，在敌人连续十个昼夜的严刑拷打下，黄淑英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黎明的河边》更能体现这一悲壮的风格。小说一开始就把人们带进了尖锐激烈的矛盾之中:河东的武工队由于叛徒告密被打垮，队长和副队长都壮烈牺牲，"我"和老杨必须连夜过河，整顿队伍，坚持斗争。任务是这样的紧迫，斗争是这样的艰险。小陈为掩护"我"和老杨过河，在被敌人发现、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在敌人采取诱降、拆散骨肉等卑劣手段的压力下，大义凛然，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这种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通过人物在危难关头的一系列行动的描写，充分地展现了人物在艰难困苦中的崇高精神境界。
峻青在浓笔重彩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时，始终都在作品中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的作品，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正义的力量。尽管人物的处境险恶，斗争残酷，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带给人的却是振奋激昂、信心和力量。无论是《马石山上》的十位八路军战士，《党员登记表》中的黄淑英，还是《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交通站的故事》中的姜老三，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充溢着一种面对困难和险恶而具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对凶恶狡猾的敌人而表现出来的蔑视它、战胜它的英雄气概，面对死亡而大义凛然与视死如归的精神。
为了突出这种悲壮的风格，峻青还常常在小说创作中着力于场面的烘托和气氛的演染，把自然环境的描写、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结合起来。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场面惊险，情节曲折紧张，真可谓波澜起伏，险象环生，扣人心弦。《黎明的河边》写"我"和老杨、小陈三人夜间经过敌占区从永安到河东的一段路上所遭遇到的情况就很惊险:小说先渲染了"暴风雨之夜"的严峻的斗争环境，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了了伏线。然后写他们三人和敌人的遭遇战。由于天黑，他们走进了荒草洼，迷失了方向。天快亮时意外地发现了河边，不料摆渡的船又被暴涨的河水冲走了。后来，庆幸地找到了小陈爹，正准备渡河，敌人又追上来了，步步向他们逼进。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小陈娘、小陈弟弟相继牺牲，小陈也负了重伤，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故事情节回旋起伏，紧张惊险，有力地烘托了小陈的英雄性格，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二、峻青的资料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1922年。山东省海阳县西楼子村人。幼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从事教育和群众工作。1941年写了第一篇作品。1944年后。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敌后武工队小队长。1948年春，随军南下，作中原新华记者。后调《中原日报》、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2年，调中南文艺界联合会从事专业创作。后调上海，任作协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1957年任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1960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短篇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最后的报告》、《胶东纪事》、《怒涛》；长篇小说《海啸》；散文集《秋色赋》、《欧行书简》。

三、宋教仁：曾以一己之力差点改变中国历史，却在31岁时抱憾而亡

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里一群人正有说有笑地向火车走去。他们是刚刚组建成的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的主要成员：宋教仁、黄兴、于右任以及廖仲恺等人。他们是准备前往北京参加4月的国会开会礼。

但是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热闹的氛围，紧接着宋教仁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刺客仍不肯放过他，又接连开了两枪，随后逃亡。奇怪的是，每天必有警察巡逻的火车站，今日竟然一个巡警也没有。

此时一行人赶忙将宋教仁送往医院，即使经过一整天全力的救治，宋教仁还是没有活过来。在死之前，宋教仁向旁边的人口述自己的革命生涯，并且说到这些时一度哽咽，眼角带泪。宋教仁还让黄兴拟电报给袁世凯，希望他能够完成自己的遗志，保障民权，即使自己死了也没关系。

而此次案件也成为了一个导火索。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孙中山相互猜忌，指责，后者很快就刀枪相向，开展了"二次革命"。而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成了典型的独断总统，并且在民主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一度复辟了帝制。而这行为，恰好是对宋教仁先生的遗嘱的一个讽刺。

在袁世凯死后，更是逐步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国内政治与宋教仁先生一开始的初衷越走越远，中国再次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而有人便说道，如果宋教仁不死，那么中国的 历史 说不定会应该改变，中国能够提前走向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战乱。

这就要联系到宋教仁先生在死之前所提到的革命生涯了，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的民主成长，但是却在欲图鸿鹄之志时抱憾而死。

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的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这里也是谭嗣同大举办报，开学堂，宣扬新思想的地方，宋教仁从小便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宋教仁自幼聪明好学，并进入了漳江书院进行学习，在老师的思想影响下，宋教仁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反倒是民主思想颇为上心。

宋教仁在20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读了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而此时发生了抗议沙俄入侵东北的爱国主义运动，清政府加大了舆论的压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如何拯救中国，成了包括宋教仁等青年在内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时章太炎、邹容等革命人物的诸多文章流传于国内外，而刚从日本回国的黄兴也在此时到武昌的两湖书院进行反清演说，听到黄兴的演说之后，宋教仁与他结识并成为了莫逆之交，共同商讨中国的民主计划。

在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一同成立了同盟会的前身——华兴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希望能够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在此之后，他们准备在湖南多地组织起义活动。

但是在起义活动遭到了败露后，政府来逮捕时，宋教仁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友人匆匆报信时他才逃跑。在他逃到了江边时，追兵越来越近，还好此时一个渔翁恰巧经过救了他，他才能够得以逃亡到日本。 也正是如此，宋教仁也自号"渔父。"

居于日本这段时间是宋教仁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他在此博览群书，熟读西方多国政体论文，并且进入了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进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将西方的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度与中国的实际相联合起来，称之为"良方"，希望能够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在日本期间，他还大力宣传新思想，创立了民国著名报纸《民报》的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并且在此时，他还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并且成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宋教仁不断策划发动了多场起义，例如东北的沈阳起义，后又是在南方的黄花岗发动了起义。但是由于敌众我寡，再加上有叛徒等多项原因，起义均遭到了失败。并且同盟会还失去了一大批骨干。

但宋教仁却从未灰心，而是将视线转向了长江流域。在革命党人的积极带领以及响应全国的动员下，终于在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份纷纷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清政府一时之间几成土崩瓦解之势。

宋教仁一刻也未闲下来，他带着厚厚的法制文献前往武昌，参与制定《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人人平等、人民选举等诸多法令第一次记录在了中国的法律之上。在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了南京，参与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依照文献资料，参照了西方的实际政治体制，对中国提出了三权分立，民主共和的多项政治主张。

正当宋教仁踌躇满志之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并且对《临时约法》大肆破坏，中国的民主之路又开始危险。而宋教仁十分不满此行为，辞去了农林总长一职。

但是他并未沉沦，而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重新构建民主的中国。

在当时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政党内阁制度，只需要宋教仁的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大多数的席位，宋教仁便可以组织责任内阁，而袁世凯的元首地位则会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没有太多实权。

为了实现这个夙愿，宋教仁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他先是将同盟会以及诸多小党连接成中国 历史 上的第一个大党派——国民党，并且实际领导权由宋教仁来担任。

即使袁世凯设置了许多手段来阻碍他，并且还有共和党等一系列强劲对手的障碍。宋教仁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口才，以及他的深得民心，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大获全胜，取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

宋教仁如愿大获全胜，准备组织内阁时，袁世凯致电宋教仁，让他前往北京参加国会开会礼。而正当宋教仁走进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时，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宋教仁的死，是中国 历史 的一个大悲剧。彼时他意气风发，准备一展宏图，却丧命于刺客之手，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但宋教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在 历史 上的定位，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他在 历史 书中，必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差点改变了中国 历史 的人物"绝不是玩笑话，宋教仁先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深，在死前是如此，在死后亦是如此。

宋教仁所带来的最大影响便是政治方面。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袁世凯持兵自重，手握大权，革命派不得已把大权交给袁世凯。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已成了天下人的共同观念，袁世凯也不敢妄自称帝。如何通过政治方面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重新夺回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革命党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孙中山曾提出三项办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其中包括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以及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律章程。就是想要通过切断袁世凯与北方的封建势力，以此达到削弱袁世凯权力的目的。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南北较量之下，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唐绍仪内阁解散，并且转而成为了由袁世凯所控制的陆征祥内阁。孙中山所提出来的三项办法自然便破灭于现实当中，想要让袁世凯乖乖听命于革命党人立下的规矩，自然是不可能，而宋教仁却拥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相比于孙中山，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的威力便比孙中山所提出来的"三项办法"要厉害得多。宋教仁通过符合宪法，符合规矩的手段，一步步将政权集于政党之中，并且将其组建新的内阁，此举在实际方面，对袁世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袁世凯自己也说："以攀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

也正是如此，在组建内阁的前夕，宋教仁会遭到暗杀，可见宋的做法的的确确对封建派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以至于要撕下自己的脸皮，使用暗杀这种手段。

宋教仁的政治抱负也未能够实现，统一中国、民主共和，也成为了泡影。而宋教仁也遗憾地成为了"差点彻底改变中国 历史 的人物。"

宋教仁死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一触即发，双方从一开始的权力斗争到最后的武装斗争。双方从一开始"二次革命"到后来的"护法运动"，来来回回打了好几年。在袁世凯死后，军权被各路军阀所瓜分，中国再次分裂，并且陷入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当中。这是中国人民，也是中国 历史 的悲剧。

如若宋教仁成功将属于自己的政党内阁组建好，那么中国的政权便会重新回到革命党人手中，而袁世凯的元首变成了个空架子。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稳定，便不会陷入到军阀混战的悲剧当中。宋教仁的死对于中国 历史 来说，的确是一个大损失。

此外，宋教仁的另一大贡献便是组建了国民党。一个民主的国家，施行政党政治是其最根本的方面。而宋教仁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中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以此来对抗封建势力，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在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家有实际统治力的政党来领导，而眼看袁世凯的势力触及到宪政时，宋教仁便提出要组建一个为人民福祉着想的现代党派。宋教仁东奔西走，联合了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诸多党派，再以同盟会为主体，共同组建了当时的国民党。至此，革命党人终于有了实际的力量对抗封建势力。

在政治方面，宋教仁先生可以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国政党政治的先行者，中国宪政体制的奠基人。这一系列名头不是虚名，而是他在短短的31年时间里用血和汗所奋斗出来的实名。虽然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够完全实现，但是他为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在 历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经济方面，宋教仁曾经担任过内阁的农林部长，并且对中国的农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措施，在民国初年大力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此外，宋教仁还对金融、财税、人才、外资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在文化方面，宋教仁主张"教育为立国之本"，并且创办了江汉大学等诸多新式大学，一改以往的办学方式。提出以科学民主为学习目标的计划，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近代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宋教仁在言论自由，科学思想，人文主义等诸多方面，都拥有自己的见地，并且广为传播。宋教仁先生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在他死后，孙中山便给他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下联是：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短短二十字，便道出了宋教仁先生的人生。生前为民请命，建立共和；死后血流于宪法，抵抗封建。生前死后，宋教仁一生都是为了国民，为了中国，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铭记。

在他短短的31年的人生时光中，宋教仁以自己的热血铸就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勇士，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