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毕业后不但参加了远东奥运会，还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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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毕业后不但参加了远东奥运会，还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钱伟长，物理考过五分，是怎样成为力学之父的？

钱伟长曾入选国足? 科学家和足球那些事儿！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著名人物

一、他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毕业后不但参加了远东奥运会，还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钱伟长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

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担任上海大学校长。

钱伟长从一个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成为远东奥运会运动员，乃至在科学上取得大的成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敢于胜利”的特质。清华求学的经历对这一特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体育尤其成为他在随后七八十年无往不胜的支撑力量。

钱伟长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9月16日去学校报到，前往体育馆接受体格检测，这一“关”是体育教授马约翰掌管的。第一项是测量身高，钱伟长由于家境贫寒，营养跟不上，身体瘦弱，只有1.49米高。标杆起点是1.50米，钱伟长站在下边，尚且够不到标杆。在随后的测试中，钱伟长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篮球扔不进篮圈，表现不佳，跑步总算跑完三圈，但得到了马约翰的勉励。

当时清华设立了体育部，明确要求体育是四个年级的必修课，必须修满八个学分才能毕业。钱伟长进入了物理系，体育教师由马约翰担任。马约翰尤其关怀体弱的同学，根据各人情况给予不同的辅导，让学生尽可能经过体育运动的过程，由自身的锻炼获得健康的体格，创造学习的条件。

在清华求学的经历对钱伟长的一生影响深远

1932年10月，清华大学举行全校越野赛，按年级分为五个队，每队十人，算各队总成绩。钱伟长从图书馆走出时，比赛在进行，在同学的招呼下，借了一双胶鞋穿上，一路跑了约五千米。到终点时，居然是第八名。钱伟长所在的越野队获得了团体冠军，个人优胜者取前十名组成清华越野代表队，他得以入选。他说，这成为“生命史上的新篇章”。

马约翰不断教导越野队成员：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体力，更重要的是锻炼意志；要带着脑袋锻炼，正视自己的缺点，不断努力克服缺点，战胜自己得到进步。在马约翰的指引下，清华越野队连续五年在北平市五大学运动会上夺得冠军。从清华毕业时，钱伟长身高已达1.66米，全面掌握了跑、跳技能，以至有实力参加全国大赛。马约翰的教导带给他强健的体魄，获得在漫漫人生路上承担风雨、克服困难的本钱，这些也成为他倡导体育教学、惠及后代学子的宝贵财富。

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时，钱伟长被班里足球队临赛缺人“拉夫”，此后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牢记马约翰教授“带着脑袋锻炼”的思想，苦练基本功，掌握了传球、射门的技能，可以用脚尖、脚背等不同部位传球。

读研究生时，钱伟长已成为清华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还曾入选国家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选自《作家文摘》合订本

一、钱伟长，物理考过五分，是怎样成为力学之父的？

力学之父钱伟长

“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球，还穿了对方守门员一个裤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胡思乱想，工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方式。”“我这个人是搞什么学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乍一听这几句话，会让人觉得这是个傲气的工作狂魔。可是力学之父钱伟长，用他98年的人生印证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一点一滴缔造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出自名门

出身书香门第，文科青年藏着理科的心

钱伟长，191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祖上是吴越国王钱镠一支，叔父则是我国鼎鼎有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钱穆。

溯源家族历史，钱家可谓家境显赫，底蕴深厚。但民国时期国家动荡，他的生活并不顺利，16岁时父亲的过世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钱伟长夫妇

即使家道中落，钱家依然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他少时便耳濡目染，在文史方面自带学霸光环。父亲过世后，他随叔父钱穆去苏州求学。

1930年，他一举获得5所国内顶级高等学府递过的橄榄枝，最终听叔父的建议，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有叔父这一近在咫尺的榜样，本来他的人生方向应顺势而行，但是后来因国内环境变化，他最终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1931年，战争爆发，国家遭受凌虐，愤怒的他拍案而起，做出了弃文从理的惊人决定，想要争取物理系仅招的10个名额之一。

为什么说惊人？因为那时他严重偏科，中文、历史双百，而理科成绩却惨不忍睹，数学、化学加起来20分，物理更为夸张，仅得了可怜的5分。

如此两极分化的分数，转专业的前路注定坎坷。他只能一请叔父挚友顾颉刚劝说叔父同意，二请叔父说服历史系主任陈寅格放人，三又动用“磨”字诀蹲点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争取转习机会。

据说吴教授被打动，给他一年时间，如若他数理的三门课能考70分就可以试读。

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此后的每一天，都早早便到达科技馆学习，还在此结识了数学家华罗庚。

有了学霸的辅导辅助，他顺利完成要求，得到了这来之不易的名额，学界的一颗新星闪耀升起。

华罗庚

留学海外，助力反法西斯战争

顺利转系的钱伟长十分勤奋刻苦，上天也没有辜负他的努力，他那一届，清华物理系仅有8人顺利毕业，而他便是其中之一。

不仅如此，193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曾经的系主任吴有训成了他的导师。他跟着导师进行光谱分析，又在带有传奇色彩的学校——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教学任务。

1942年，在应用数学系博士毕业后，他选择师从冯·卡门继续深造，潜心进行博士后科学研究。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新领域的理论研究发展，他被国际学界公认为该领域的奠基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伦敦遭受德国导弹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饱受困扰，便向冯·卡门所在研究所提出请求。

经过细致的数据研究与测算分析，钱伟长率先提出了一种解决思路和方案，最终成功蒙蔽了德军，得以保护伦敦城区免遭导弹摧残。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也为他的个人留学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成归国，致力国内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1945年战争结束，一心想学成归国的钱伟长深感机会来临，待手中项目一收尾，便马不停蹄向冯·卡门表示想回国，虽遭到重重阻碍，但他回国的愿望只增不减。

次年，为使导师和美国政府放松警惕，他预付半年租金，特意将研究资料全都留在公寓，以探亲为由辗转回国，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

50年代，因为主张通识教育，他被当小人诬告，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生活条件很是艰苦，可即便如此他亦苦中作乐，从生活实际出发坚持科学研究，还解决了不少问题。

在力学方面的建树自不用赘述，第一个力学系、第一个力学专业、第一个力学研究所、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

这一个又一个国内首创，为中国机械工业、军工事业和航空航天事业等贡献了不朽功绩，也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下放农村

年至古稀，他将事业重心转移到教书育人上。1983年，他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主持组建新上海大学。

从1991年两校合并再到1994年四校合并，他一直在路上奔波，只为四校各取所长、互相成就，只为给上海乃至全国创建又一个培育人才的摇篮，他也成为上海大学的终身校长。

能文也能武，做永远的追梦人

钱伟长这一生，除了儿时积累的文学底蕴、科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对棋艺和体育运动也颇有研究，是实打实的文武全才。

闲暇时的他会操起棋盘、左右手对弈，尽情享受这纵横的黑白世界。提起体育运动，便不得不提一个1米49的小故事了。

据说当时在清华校园里他备受瞩目，是因为他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有着因营养不良导致的1米49身高。

但可别因为个子矮而小瞧了他，大学里的体育战绩可是一再惊了众人，他先是成为跨栏运动员并独创钱氏跨栏法，在1933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爆冷夺得100米栏前三名。

后来，加入清华足球队的他担任主力踢左前锋，出了名的身体灵活、脚下功夫好，1937年，他代表国家出战远东奥运会，临门一脚助力国足顺利取得冠军。

大学期间，他积极锻炼，身高增长至1米65，达到了那时男人的平均身高。锻炼的习惯得以养成，后来即便古稀依旧坚持长跑，甚至90岁仍要日行3000步。

无论是科研、教育还是运动、棋艺，我们都可以看到钱伟长的百分百用心和坚持，这就是前辈学者们对待事业和生活的精神和态度。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二、钱伟长曾入选国足? 科学家和足球那些事儿！

2016年10月，随着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赛场上越来越让人失望，各种各样的判断和评论又一次占据了大众的视野：中国的“足球基因”不行；中国人不适合踢足球；搞足球对中国人没啥用...... 但作为足球的发源地，中国和足球的渊源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中国人对它的喜爱和重视也绝非那几句丧气话就能掩盖的。即使是在人们印象中“单调刻板、不爱运动”的科学家里，也有一群 “足球健将”。他们有着深深的“足球情节”，也生动地诠释着足球带给人类的积极意义。下面，就来看看他们和足球之间的趣闻轶事吧。

1. 钱伟长：曾是清华校队主力前锋，入选国家足球队

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是科学界有名的“超级球迷”，他曾入选国家队、创办大学生足球赛、资助女足队员，对足球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1年, 18岁的钱伟长考入清华大学，他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9米，是“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他师从体育家和教育家马约翰,积极锻炼身体。钱伟长尤其酷爱足球，曾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以身体灵活、速度快、脚法好著称，而清华大学足球队也是当时华北足坛的一支劲旅。1937年，他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并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晚年他还颇为自得地回忆说：“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球，还穿了对方守门员一个裤裆。”

清华足球队（网络图）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科研任务的增多，钱伟长踢球的机会减少了。但他对足球的热爱丝毫未减。上世纪80年代他还曾请秘书帮他买门票,直接去球场看球。后来出行不方便了,就看电视转播。八九十岁的钱老从来不用秘书提醒，半夜会自己爬起来熬夜看球。

2002年钱老九十岁时,上海大学体育中心落成。这位九十岁的大学校长亲自创意举办了“钱伟长杯”上海大学生足球邀请赛,出资打造了“钱伟长”奖杯,并挥笔制定了比赛章程和规则。钱老还请上海女足把主场落户上海大学，并为食宿标准不够的客队女足贴补资金。

2、 王淦昌：足球练就的好身体让他长寿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十分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学校规定，每天下午4点以后，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体育锻炼。王淦昌除了喜欢游泳外，还喜爱踢足球。几年的大学生涯使王淦昌练就了强壮的体魄。30年代，王淦昌出国留学，做核物理实验时，经常会接触到放射性有害气体--氡气。他的恩师居里夫人及其女儿一家都是因为吸收氡气和受到辐射，身体受损而过早离世。而王淦昌则因为大学时候练就的好身体和训练游泳时学会的长时间屏气，身体未受影响，得以长寿至90多岁。

3、 茅以升：绰号“射门猛将”

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享年95岁。他生前体健神足，思维敏捷， 84岁还能奇迹般地把圆周率小数点后边100位，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来。他曾多次强调“我喜爱体育运动，因为它给予我丰富的智慧和充沛的精力，而科学的成功，则是需要人们为它付出巨大的脑力和体力的代价。”

少年时代，茅以升就积极参加晨跑、打篮球等健身活动，而足球，则是他的最爱，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射门猛将”。正是贯穿终生的健身锻炼让他得以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科研，并得享高寿。正如他所说：“干什么工作都要打好基础，特别是从小打好基础。而健身的基础，则是基础的基础。”

4、 杨振宁：与邓稼先曾是足球场上的好搭档。

杨振宁与邓稼先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青年时期的杨武之，学业上进，体魄健全，每天课后他都要踢足球直到汗流浃背，晚饭之后则十分专心地上晚自修。父亲的爱好也影响了少年杨振宁。在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杨振宁因为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被大家冠名以 “机灵鬼”，而与他形影不离的，则是以待人忠厚而赢得“邓老憨”绰号的邓稼先。两个人不仅爱在一起看书、讨论问题，也经常是足球场上的好搭挡。尤其是每当周末，他二人必然是踢出几身臭汗，才肯回家吃饭。这对学业和球场上的好搭档友情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现在，年逾90的杨振宁仍然精神矍铄，还在做学术研究、写作、外出讲学和旅行……

除了以上的四位，我国科学界的足球迷还有很多。如，擅长守门的数学泰斗苏步青、求学时期常代表系里参加比赛的钱三强、在美参加留学生足球队的施一公等等。在他们眼里，足球不但是强健身体的工具，也是磨练意志、完满人生的好帮手。正如钱伟长所说：“……（它）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能给人以无比坚强的意志，一个人只有具备完整的人生，才会勤奋钻研、努力创新，才会有精力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著名人物

校长唐文治，太仓人，著名教育家，跟版里某著名人士算是老乡挖。17岁中进士，曾任上海交大校长，无锡三中校长，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其主要贡献在教育。
钱基博，字子泉，别号潜庐，无锡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初二日生，与弟基厚孪生。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不过对唐文评价不高。儿子钱钟书，著名学者。侄子钱钟韩曾任东南大学校长。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
鲍鼎（1898-1973）镇江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兼擅诗文书法。1941年，鲍鼎任大夏大学兼无锡国专教员。主要著作有《张夕庵先生年谱》、《目录学小史》、《金文略例》、《<铁云藏龟>释文》、《<铁云藏龟之余>释文》。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著名历史学家。
周谷城，历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代表作《中国通史》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
胡曲园（1905-1993）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1937年胡曲园赴上海,先后担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法商学院、上海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教授。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甚丰。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周予同（1898—1981）复旦大学教授。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
陈衍（1856～1937）中国近代诗人。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诗论家，陈衍是同光体诗人、儒学家、经学家、史学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的领袖，著有《石遗室丛书》、《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等。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
陈柱，字柱尊，广西北流人，是著名的国学家。他191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堂（即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是唐文治的得意门生，稍后肄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1929年任交大预科国文教员，1930～1939年担任交大国文系主任、教授，为南社社员，曾任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陈柱以诗词擅长，，著有《待焚文稿》一集、二集等，国内颇具影响。西安交大校歌歌词据说来源于其手笔。
朱东润（1896 一1988）泰兴人，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2年调复旦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直至去世。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永嘉县城区（今属鹿城区）人。著名词学家,被誉为“一代词宗”。先后任瓯海公学、温州中学和宁波、严州中学教师，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太炎文学院和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
饶宗颐，字选堂，潮州人，擅史学地理宾），主要成就在甲骨文，敦煌学，楚辞。在人文科学方面，有“北钱南饶”之说（“北钱”，指钱钟书，主要成就中西方比较文学）。在甲骨文方面，饶宗颐被称之为第五堂（甲骨四堂主：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
冯其庸, 无锡人，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人大教授，著名红学家，著有《论庚辰本》《春草集》《曹雪芹家事新考》（PS：新红学由胡适开创，周汝昌对新红学贡献最大）。
钱仲联(1908-2003)原名萼孙，号梦苕，江苏常熟虞山镇人。苏州大学教授，新中国第一批博导。
钱伟长，在国专待了一年，后插班至县立初中。18岁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成“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曾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
范敬宜，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
唐兰（1901～1979）嘉兴人，历史学家，中国古文字学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3年，主要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垠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
王蘧常（1900-1989）嘉兴人，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曾任无锡国专老师，教务长，出版有《礼绝大义》、《王蘧常章草艺术》、《秦史》等。
吴其昌（1904-1944）嘉兴人，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多跟梁启超联系在一起。吴其昌亦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之从表弟，其弟吴世昌是著名红学家。
吴其昌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陈钟凡，字觉元，号玄。中国古典文学家。历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等职。1927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著名文史大家，复旦大学教授。他的名字多跟陈寅恪联系在一起，是他整理了陈寅恪文集。
王绍曾（1910－2007）字介人，号介盦，又号霞客乡亲。1927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国学大师唐文治、钱基博两先生，研治中国古典文献学。我国著名古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