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语系：没有人群迁徙，就没有语言大规模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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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语系：没有人群迁徙，就没有语言大规模的传播

语言的形成及演变

语言学概论两个最大的语系的区别

人类语言起源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有语言差异

一、最早的语系：没有人群迁徙，就没有语言大规模的传播

原文作者｜[澳]彼得·贝尔伍德

摘编｜罗东

《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澳]彼得·贝尔伍德 著，陈洪波 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0月。

语系发生及其网络：“语言区”，或“语系树”

语言学家以及那些对比较历史语言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倾向于认为语系的历史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从母语言到子语言的系统发育过程（即“语系树”模式），另一个是共同进化模式，强调相邻语言之间的互动作用（即“语言区”模式）。

语言学家鲍勃·迪克森认为，语系的存在是由于语言短期内间断性扩张所致。语系表现出共同的区域语言特征，这则是长期持续互动和借用过程的结果。正如他所说：“每种语言都有可能与其他语言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个是基因的相似性，它们出自同一种原始语言；第二个是地域的相似性，这是因为各语言在地理上相邻，相互借用造成的”。还有第三个可能，即巧合导致的相似，但这一条对于我们的讨论无关紧要。

电影《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 2013）画面。

在印欧语和南岛语这样的大语系中，以上两个过程造成的结果非常显著。相距动辄成千上万千米的一些语言，却具有显而易见的种系亲缘关系。例如，英语和孟加拉语，马来语和塔希提语，纳瓦霍语和加拿大的阿萨巴斯语。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区域，不同语系表现出共同的区域特征。语言学家讨论较多的这类“语言区”包括印度次大陆、中美洲、巴尔干半岛和亚马逊盆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区域内的语言，尽管存在互动，但一直保持它们自身的种系关系。比如，我们并没有在印度次大陆发现存在结构和词汇上混合了印欧语、达罗毗荼语、藏缅语和南亚语而无法分类的语言。另一个研究很充分的案例是亚马逊的沃佩斯（Vaupes）地区，那里的一些群体甚至实行异语外婚制（即人们必须和来自其他语言族群的人通婚），然而，尽管本地语系存在结构趋同和普遍的多语现象，但类似阿拉瓦语和图卡诺语这样的语系在种系上仍然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亚马逊流域。图片来自《亚马逊萌猴奇遇记》（Amazonia 2013）。

另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是新语系的最初形成。按照迪克森的看法，新语系的形成相当之快。由于内部（遗传因素）和外部（地理因素）两个方面的原因，语言一直处于持续变化中。比较一下盎格鲁撒克森英语、乔叟的英语直到E.M.福斯特的英语，或者将现代罗曼语（Romance）诸语言与其共同的祖先拉丁语相比较，就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这个理由，可以推断，那些分布范围广大的语系，例如印欧语系和南岛语系，应该是在距今很近的年代就达到了目前的地理范围，它们当今所有的语言分支仍然表现出拥有共同的源头就是证明。有些语言学家推算，语言可以追踪到的时间上限在距今7000年到10000年，早于这个时间，文化中常用的基本词汇表中的共有同源词百分比不会超过5%—10%。

因此说，如果早期印欧语系人群从起源地传播到遥远的冰岛和孟加拉所用的时间超过了1万年，那么印欧语系的存在状态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还可以被语言学家清晰地辨认出来。

以上的表达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但它确实表明，今天属于农业族群的各大语系确实是全新世而非更新世发生的现象，它们的历史完全处在以农业方式从事食物生产的时间范围之内。

语系的识别与种系关系

梵高作品《第一步》。画面是一个农村的耕地，背面是农民的房屋。

南岛语系包括大约1000多种语言，分布范围横贯半个地球，从马达加斯加直到复活节岛。南岛语的使用者大约有3.5亿人，大部分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岛语系中各语言的使用者人数不一，从几百人（如西太平洋土语）到超过6000万人之众（爪哇语）。南岛语族群大多数是亚洲人种，但西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人很多也说南岛语，就像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一样。在西方殖民时代之前，这里区域文化的发展差异巨大，从印度教和伊斯兰国家到森林狩猎采集游群各种形态均有。

然而，南岛语族各实体的这种时空分布状态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尽管南岛语族分布十分广大，而且有一些其他族群特别是西美拉尼西亚人是后来学会的南岛语，但它们在语言和文化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地区，所有语言都是由此发散出来的。

再来看一些相关概念。语系（language family），是指一组语言，具有一套同样的语言特征，主要是从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保留下来的。某些重要特征确实来自语言肇始期（原语言阶段）的发明，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外部语言作为佐证，这一点还无法确认。语系或语族由关系亲密的语支（subgroup）构成，语支的共同特点是有创新（而不是对原来特点的保留），类似于生物分类学上的派生或自形特征。

不可否认，对同源词的识别复杂而困难，在理论上这会影响历史解释的准确性。例如，如果一个语支所有的语言在分化不久都开始借用，那么借词通常就会模仿同源词。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早期借词与真正的同源词（一般是继承而来）一样，因产生于类似的地理环境而内在含义相近。

此外，如果出自祖先语言中的保留词只是保存在一个语支而非在周边语支均有，经常会被误以为是创新词，这样传播较远的真正的同源词就会被忽略而得不到记录。在这些情况下，语言研究的样本密度显然非常重要。人们必须搞清楚，其他语言是真的没有这些词，还是没有被记录下来。

语系树建构起来之后，从中可以发现语言的某些特征。所有语言都有一个可重建的祖型——原始语言（proto language）（或者是一组多层次的原始语言），表现出一套可复原的特征。对于试图重建古代文化的史前学家来说，最重要的特征词汇是传达了最原始含义的古代事物。

如果复原出的事物词汇其现代含义宽泛而且与其他词汇含义交叠，那么价值就比较有限，但一般来说，这类原始词汇是非常有用的文化信息来源。例如，原始语言的重建证实，下文讨论的很多重要语系确实植根于农业人群而非狩猎采集者。语言分析有时也能揭示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是来自原始语言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是后来才引入的。因此，西太平洋地区许多与农业、航海、渔业和制陶有关的物质文化看起来可以连续不断地回溯到原始海洋语阶段（Proto Oceanic stage），即太平洋地区所有南岛语言的最初发展阶段，大约距今3500年。类似的情况，根据白乐思的说法，密克罗尼西亚马里亚纳群岛查莫罗语（Chamorro）里的大量词汇，是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直接来自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而不是更晚时候通过借用来到这些岛屿的。

狩猎的“原始人”。

然而，人们一定会问，如何确定所重建原始语言的地理范围？它只在某个村子使用，还是在一个大的方言区广泛流行？很久以前，戈登·柴尔德曾经评论原始印欧语：“雅利安语（原始印欧语）起源的摇篮在地理上必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单是语言资料就体现出存在一组方言体系，在特定区域或大致相同的统一地理环境中构成了一个语言连续体。”莱曼的观点与之类似：“很显然存在一个社群，不管其规模大小和内部一致性如何，它们在一段时间内都说着后来名之为原始印欧语的相对统一的语言，而且这个社群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一定发源于某一个单一族群，比如说来自一处村落。正如迪克森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特定语系“可能并非来自单一语言，而是来自某个小区域内一组结构和形式类似的不同语言”。但是，一个原始语言不能在多个不相关的语言方向上走得太远，否则会破坏其内涵的统一性。

另一个方面，不同语系树可能有强弱之分，或者语系树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有强有弱。强语系树的形状就像真正的树那样，具有明显的根和发散出的枝。举一个例子，波利尼西亚语在其早期分化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树状结构，其中包括一种现在研究很透彻的原始语言——原波利尼西亚语。根据安德鲁·帕利的研究，该语言有大量创新内容，包括多达1392个事物名词（其中也有一些可能是同源词，但在波利尼西亚之外尚未发现）、14项形态特征和8项语法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边界清晰且统一的起源地创造出来的，地理位置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西波利尼西亚，特别是汤加和萨摩亚群岛。这意味着存在一段漫长的发展停滞期，就相关考古材料来看，停滞了1000多年，在此期间，本地区人群之间保持交流联系，共同经历了大量而广泛的语言变化，但这些变化从未传播到周边其他地区，如斐济或瓦努阿图。

大麦地岩画（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的史前岩画。

一般来说，语系的发源地，就像古生物学那样，最可能的地方是语支最早分离的地方，或者说语系树开始分叉的地方。但是，请记住，要想确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语系树。如果是一个呈“耙形”结构的弱语系树，那就不太可能确定语言的准确起源地。幸运的是，许多语系都同时包含了耙形和树状两种分支结构。例如，印欧语系的大多数语支是耙形结构，但是古代安纳托利亚语有足够的特征说明印欧语系可能起源于土耳其的某个地方。同样，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也是耙形结构，但是，在南岛语系里，台湾土著语不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支，而是形成了几个第一层语支，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台湾岛是南岛语言的发源地。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语系并不总是起源于当前分布范围的中心。中心区域起源的推断显然不适用于类似南岛语和贝努埃刚果语（包括班图语）这样的语系，这些语系早期基本上是从发源地单向向外传播的。

语言和语系是怎样传播的？

语言学家一般假设，一个真实存在的语系，一个可以通过对共享创新的比较研究得以证明的语系，其内部结构系由遗传构建而成，包括人群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多层次的可复原的原始语言。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是唯一有意义的解释。历史资料表明，如果语言单独传播，没有伴随本语种人群的迁徙或者扩散，那么永远不可能产生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跨大洲级别的基因相似的语言群。人们只需要考察一下过去许多大帝国的多种多样的语言历史——亚述、阿契曼尼德、希腊、罗马、蒙古、阿兹特克，甚至西班牙和英国——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征服者没有进行大规模永久性移民，单靠帝国征服本身，那么长期来看，当地很少会去使用外来语。

以大航海时代为背景的电影《哥伦布传1492》（1992）剧照。

贸易在大规模语言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大。在注重贸易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语言的多样性在民族志时代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新几内亚当时有大约760种语言），现在这里普遍使用巴布亚皮钦语（一种混合语言——译者注）和英语，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现代力量如国家、文化、电视和族外婚等造成的社会巨变的结果。然而，即使存在所有这些诱因，巴布亚皮钦语的统治地位仍然只是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一个局部现象，而且规模和遥远的史前时期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征服、贸易和文化扩散可以传播语言，但除非得到另一个因素——语言使用者自身移民活动的支持，单靠传播永远不会达到跨洲大语系的规模。

这里我不再过多引用其他历史文献，重点以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世界为例，来证明上文所说语言传播必须有其使用者参与方能成功的观点。我们首先看一下阿拉伯语本身的传播情况。在约旦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早在7世纪前已经有大量阿拉伯语人群从阿拉伯半岛北迁至此，所以穆斯林征服这里的时候并未发生多少语言取代。将阿拉伯语引入伊拉克和埃及则需要进行征服活动，途径是通过驻防此地的阿拉伯士兵（如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驻有大约40000人）及其家庭传播开来。因此，此地阿拉伯语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移民和士兵之口开始的，不管后来此地（例如整个北非）有多少人学会了这种语言。

然而，阿拉伯的征服行动并没有延伸到南亚或东南亚，甚至没有直接进入伊朗和巴基斯坦。结果，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也许是80%）的穆斯林（其中印度尼西亚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不会说除《古兰经》之外的阿拉伯语（外来词除外）。在念诵《古兰经》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也是7世纪的阿拉伯语而不是现代阿拉伯语。正如曼斯菲尔德所说：“尽管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有特殊和优越的地位，但只有约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穆斯林说阿拉伯语。”这给了我们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没有人口迁徙就没有语言传播，和宗教状况没有什么关系。

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重复了一个1000多年前曾经发生的故事。一千多年前，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也在这里传播过，但同样也没有大量人口迁入东南亚，除了少数商人和宗教人士。尽管印度的宗教和王权制度对印尼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马来语和爪哇语借用了数百个梵语、帕拉克里语和泰米尔语词汇，然而，印尼人从来没有转而使用印度语。除了偶尔学习一下之外，印度尼西亚语和印度语甚至没有因为相互联系而产生任何明显的形态上的相似性。正如科林·马西卡所指出的那样，仅靠宗教和政治的力量并不足以促进语言融合，而是需要人群之间“打破结构地亲密交往”。

所有这一切说明，阿拉伯语基本上只在中东和北非被征服地区的阿拉伯移民者口中传播，而且在早期，似乎其他非阿拉伯人很少转向使用该语言。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是由阿拉伯语与《古兰经》的联系所推动的，但这显然不是阿拉伯语传播的重要驱动因素。当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许多非阿拉伯血统的中东人和北非人肯定采用了阿拉伯语，但这有点离题，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最初的传播及其因果关系，这显然不是语言转换带来的传播，而是母语使用者迁徙造成的。

电影《疯狂原始人》（The Croods 2013）画面。

相反，由于人口源源不断地从英国大量迁徙到美洲和澳大利亚，英语也因此传播到了这两个地区。然而在被英国人征服和控制的另外一些地区，比如南亚、非洲大部和马来西亚，密集的土著人口外加热带疾病使得殖民进程陷于困境，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曾经对此做过精辟的描述。如今，非洲、印度和马来西亚的英语主要是精英阶层在使用，并没有显示出取代印度语、泰米尔语或马来语等主流语言的迹象。根据布雷顿的调查数据，198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印度尽管有1100万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印度总人口为11亿），但母语为英语的人只有20.2万，大部分是英裔印度人。而今天在印度尼西亚，荷兰语基本上已经灭绝，原因在于尽管荷兰在这一地区殖民统治了300年，但其间没有发生任何较大规模的从荷兰到印尼的人口迁徙。

基本上，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观察到，如果用比较方法识别出某语言是具有来自共同祖先语言（或一系列相关方言）历史的一个遗传单元，那么该语言必定是通过母语使用者的迁徙传播来的，而不可能仅仅通过语言转换来传播。考虑到这里所研究的语言关系万年以内的证据已经很难明确找到，以上观察对于从整体上认识现代人类的历史至关重要。既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和人群都可以划入少数几个大语系，那么现代人类的史前史很可能就是由大规模的洲际人群迁徙造成的。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不应该假定说母语的迁徙人群全部来自语系最初产生地区的土著居民。很多情况下，人群的生物特征和其语言并不完全对应，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解释。举例来说，西欧和南亚的人种有着明显的生物学差异，但他们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在生物学特征上，美拉尼西亚人和说南岛语的菲律宾人更为接近，但他们的语言完全不是同一个语系。语言转变和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化在今天显而易见，在人类整个历史上也同样如此。

一、语言的形成及演变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的假设都没有实证做辅佐，相关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历史痕迹。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居然成为哲学和宗教学探究的热门课题。为了使“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消失，一些进化论者选择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巴黎语言学协会于1866年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语言的起源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另外，语言起源的其他学说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本能说等依然是“空中楼阁”，探究简直“原地踏步”，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功能强大的一种技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编码符号，将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同时通过这种编码符号了解别人的想法。语言还是连结和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强大工具，还可以通过语言，将各种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些行动，说服、诱导甚至是欺骗他人。如今，全世界这种特定编码的语言大约有7000多种。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有语言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全方位沟通人类经验和体验的功能，没有哪一种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好”或“更优越”。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认为，20万年前，当现代智人在非洲崛起时，可能已经有语言存在了。不过，人类语言是如何演化成7000多种语言的，这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语言学才被用来与其他学科进行类比分析，但有关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人群迁徙和分化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单一生成也是母语理论支持者的偏好，与非洲之外的理论相关。基于今天所说的大量语言以及早期祖先的位置多样性，多元理论家反对这种单一的起源。由于学者尚未提供第一个口语单词的具体证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起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人类的起源看做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出非洲记》。通过基因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科学家们认为绝大部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据说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点集中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开了非洲，漂洋过海，来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人类分布体系。如果人类的起源在非洲，那么人类语言的起点很可能也在非洲。在到达世界各地之后，人们根据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

前不久，新西兰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博士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阿特金森博士认为，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语言演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心智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周海中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道出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为广大语言探索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言语（Speech）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沟通方式，所以理解言语的起源能引发对语言更深刻的认识。近6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喉头的下降而导致的声道延长是言语出现的第一步。由于这一特征在解剖学上被认为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该理论将语言的发展限制在过去20万年。但有一研究团队最近证明，至少在200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可以发出对比元音，作为言语的基础。该团队主要研究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波伊博士表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特性，是人类物种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之处；了解它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与了解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出现以及世界的起源一样重要。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谜题至今尚未破解，仍属于科学上的千古之谜；哲学与宗教学都可以直接以猜想言之凿凿，但科学需要证据，可惜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语言到底是如何起源又如何演化的，当然追求未知谜题的过程才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根本，而对语言谜题的探索同时也可能有助于认识人类自我。

二、语言学概论两个最大的语系的区别

成员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它和社会的发展、人群的聚合离散息息相关。因此，在社会中，语言的运用由于人群、地域、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一个国家、乃至一个省、市甚至一个小镇的各阶层的人们不可能都运用着统一的语言而没有任何差异。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或某个阶段里，势必会分化成不同的社会团体、地域行政区划。同样，语言也会随着社会的分化而产生分化：社会各阶层会产生不同的言语团体，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方言；各个大小地域行政区划，比如一个省、直辖市、市、县、镇、区甚至一个村都可能使用具有独特言语特色的方言而就产生地域方言以上两种方言是语言的有限分化产生的结果，即在同一种语言里由于社会阶层和地域的不同而使语言产生的分化，是全民语言的分支，这种分化局限于一种语言的范围内。然而如果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原因，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几种独立的语言，彼此有同源关系，那么语言的这种绝对分化就产生了亲属语言。

3.1.1社会方言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社会分工，有了不同行业，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在统一的社会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长期的言语活动中会形成与自己职业、阶层等相关的言语社团。不仅如此，同一社会中的人，会由于性别、年龄等因素不同也使人群中产生相关的言语社团。在这些言语社团里，人们之间联系密切，交际频繁，拥有自己特有的一些词汇和语言使用方法，各个社团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各有自己特点的语言分支或语言变体，就是社会方言。人们常说的“官腔”“干部腔”“学生腔”，或者老百姓称自己的话是“大白话”等等现象，都是对某一言语社团在语言表达上的一些共同特点的概括，这种“腔”或“话”就是一种社会方言，是社会方言的通俗说法。

那么一个社会中究竟有多少种社会方言呢？数量难以计算，因为言语社团的多少是无法统计的。少到几个人，多到整个语言社会，只要有语言特色的区别，都可以看成一个言语社团。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不同都可以形成不同的言语社团。在日语中，男性和女性使用着两套用语，如果女性使用了男性的用语，就会显得十分粗鲁，男性使用了女性用语则会显得“娘娘腔”，这是由性别所构成的言语社团形成的社会方言，也是以日语为目标语的学习者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年龄上的不同也影响到言语特色，以上海话为例，老年人对“烟”和“衣”、“简”和“既”两类字的读音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已经不分。北京话也有类似的例子，老年人在“论斤卖”时，很多把“论”发成[lin51]，把“把”发成[pai214]，而年轻人已经大都是标准的普通话发音了。I have none”“I haven’t any”和“I haven’t got any”是标准英语，是“好”的、出生于有地位、有教养家庭的人说的英语；而一些出生微寒的孩子说“I ain’t got none.”，就是所谓的非标准英语，“坏”的英语。我们常听到的“贵族语言”和“平民语言”也是一个例子。还有，美国的“黑人英语” （African American English, 简称AAE）他们在发音、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黑人不常发齿间擦音，these[Di:z]发成[di:z]；常脱落各种功能的词尾－s，比如第三人称单数标志-s脱落，把“She hates me” 说成“She hate me”；把表示复数的-s脱落，把“some dogs”说成“some dog”；表示所属格的-s脱落，比如把“Jack’s car”说成“Jack car”。由于黑人的社会阶层普遍较低，这种“黑人英语”被看作是一种属于社会下层阶级的社会方言。在中国古代，上层阶级说弄璋（生儿子），弄瓦（生女儿），东床（女婿）等“雅言”，也是语言阶级差别的表现。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些社会方言无所谓“好”“坏”之分，他们都是一种特定语言的社会功能变体，他们在语言学上是平等的。

阶级和阶层的差别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也造成语言差异。比如在美国，社会阶级的分界线把美国人的语言分成了标准英语和非标准英语。例如“

行业语也叫行话，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不同，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职业集团。这些职业集团具有各自的职业特色，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从事这项职业的人使用不同的行业语：从事某一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和操作方式的名称，生产所用的原材料及其性质、名称，劳动成品及其各部分和性质名称等各行各业特殊的词语，构成行业语。例如：长刨、短刨、边刨、槽刨、手锯等是木工的行业用语；处方、休克、血栓、粥样硬化等是医药界的行业用语；行头、龙套、鹞子翻身、虎跳、角色、亮相、生旦净末丑等是戏曲界的行业用语，等等。科学技术的术语是一种特殊的行业用语。音节、元音、辅音、主语、谓语等是语言学的术语；有机、无机、催化、卤素、氧化等是化学术语。由于社会各方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或者由于某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很重要，行业语中的某些词语可能被吸收为全民语言的成分，从而成为丰富全民语言词汇的一种途径。例如：休克、处方、角色、按揭、催化等，都已被汉语普通话所吸收，成为全民语言词汇的成员了。

黑话，也称隐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是某些集团所创造使用的秘密词语或语句。其他的社会方言没有排他性，不拒绝其他集团的人使用本集团的用语，并且这些社会方言中的部分词汇也为全民语言所吸收，但黑话具有比较强烈的排他性，除了集团内部的人可以了解和使用外，对本集团外的成员采取保密政策。《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就是掌握了座山雕盗匪集团的黑话，才取得了盗匪的信任，打进匪窟，生擒匪首。又如旧时的商业界，不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说“旦底、挖工、横川、侧目、缺丑、断大、皂底、公头、未丸、田心”，这些都是黑话。黑话一般来说存在时间是有限的，也无法进入全民词汇。

社会方言是因为社会成员集聚为不同的言语社团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如果处在几个言语社团的交叉点上，就可能同时掌握几种社会方言。比方说一个部队的女炊事员就可能同时掌握部队的、炊事的、妇女的社会方言；一个警方人员潜入敌人内部做卧底，可能就必须同时掌握警方的和盗匪的社会方言。语言上能使用一个集团的社会用语是融入一个集团生活的重要标志。

那么，同一言语社团的人是不是固定地使用同一种语言形式呢？比如，一个教师永远是用“老师的口吻”说话吗？不可能。一个生活在某一言语社团中的人还须因交际环境的不同、交际对象的差异而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语言的风格变体。在庄重的开学典礼上，在和朋友们欢聚的节日晚会上，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这个老师不可能总是以老师的口吻，像教育和引导学生那样跟家人和朋友说话；对子女、对长者、对朋友、对陌生人的说话都不一样。如该老师对学生是关心和教导的口吻，然而对她的两三岁的孩子，就会用另一种口吻：“小宝宝，好好吃饭饭，妈妈带宝宝上街街，给宝宝买新鞋鞋，新袜袜！”这里，常见的儿化、“子”之类的后缀不见了，名词出现了重叠。语言风格变体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方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从上面的几种社会方言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方言的特点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但明显的还是词汇上的不同。社会方言及其风格变体是语言的支流，虽然各社会方言各具特色，但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和结构规则都是全民共同的，相对共同语而言，绝大多数社会方言不具有封闭性的特征体系，因此，对它们来说，其他言语社团的成员都基本懂得或能够弄懂的，一般不会因为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而影响相互的交际和理解。现代社会交流日益广泛，各行业用语不断地进入全民语言，社会方言的存在使语言更加富有表现力和生活色彩，是丰富语言词汇的一种重要途径，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1.2地域方言

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社会里，不同地区的人所操持的话可能有地区性差异。比如同属汉语的上海话和北京话：

上海话：

侬实在老接棍各，吾交归陪服侬！今朝丫里相，老辰光，老地方，吾请侬切饭哦！

北京话：

你实在是挺厉害的，我非常佩服你！今天晚上，老时间，老地方，我请你吃饭哦！

上面两种方言的词语用汉字写下来，差别不大，各方言区的人大体上能看得懂，但如果念出来，语音上的差别就很大，甚至很难听懂。

一个生产和交通不太发达的统一社会，本来使用着相同的语言，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员迁徙，民众分布在疆域内的各个地方，经济上、政治上、交通上发生了各种变化，各个地域人们的交流相对不那么频繁，而使本来相同的共同语的共同点不断减少，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不同点不断增加，使共同语在不同的地域产生了变体，这就是地域方言。一个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居民的大规模集体迁徙，也会形成社会的不完全分化，从而使一种语言内部出现方言分歧，中国南方方言多数主要是历史上北方人大规模向南迁徙所造成的。如客家方言就是一个例子，据研究，我国东晋到明朝初年间，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三次向我国南方进行大迁徙，长时期分布在南方，从而形成了承袭了原来北方话特色又混和了本地话特点的客家话。地域方言在汉语中俗称“话”，如上文中的“客家话”“广东话”“江浙话”“北方话”通常指的就是客家方言、粤方言、吴方言和北方方言。

现代汉语一般可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在每一个大方言内部，还存在着方言差异，我们可以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再分为“次方言”和“土语”。比如，在我国分布最广，分支最多的北方方言区，包括了长江以北各省，长江以南的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以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然而，北京人和南京人说话不一样，成都人和西安人说话也不同……，因此，在北方方言内部又分出了“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西南方言”又有“四川话”“贵州话”等土语群。

方言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般来说，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拿前面所举上海话和北京话比较，北京话有卷舌音zh、ch、sh，而上海话所属的吴方言只有平舌音声母z、c、s，没有卷舌音；北方方言只有m、n、l、r浊声母，而吴方言还有[b][d][g]等浊声母；北京话只有四个声调，没有入声，而吴方言则有七个声调，保留了入声。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情况，稍有区别的是在一个标准语推广较好的国家，地域方言更多的表现为口音的差异，如美国，南方话里元音变长，开口度也变大，five[faiv]发成了类似[fa:v]的音，词尾“ing”多变为前鼻音，“fixing to”就读成了“fixin’ to”。

方言间在词汇和词义上也会有一些差异。首先，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方言里可能有不同称呼，北京话说“小孩儿”，苏州叫“小干”，长沙叫“细伢子”，广州叫“细佬哥”。北京话的“媳妇儿”，相当于苏州的“家小”，湖南、湖北的“堂客”和云南的“婆娘”；北京话说“月亮”，广州话说“月光”；北京话说“家具”，广州话说“家私”。 在美国，各地对那种“甜的碳酸饮料”的称呼不同，东北部称“soda”，中北部称 “pop”，而东南部则称 “coca-cola”。超市中使用的纸袋，美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部叫做“bag”，中部称“sack”,中南部有的地区也称 “poke”，而宾夕法尼亚地区则称“toot”。澳大利亚英语中“人行道”说成footpath，英国英语则说pavement，而美国英语却说sidewalk；同样，澳大利亚和美国英语中的“卡车”是truck，而英国英语则说成lorry；澳大利亚和英国英语中的“汽油”念patrol，美国英语中却说成gas或gasolene。

其次，相同形式的词语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蚊子”在长沙话里可用来兼指“苍蝇”，在北京话里就没有这个意思；“水”在广州话里可以兼指“雨”，“下雨”叫做“落水”，在别的方言里“水”就没有这样的意思。

一般来说，方言之间语法上的差别不如语音、词汇显著。就现代汉语各方言而言，语法上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北京话说“一把刀”，广州话却说“一张刀”，潮州话说“一支刀”；北方话说“你先吃”“猫比狗小”“多买几斤菜”，而广东话则说“你食先”“猫细过狗”“买多几斤菜”（温州话则说成“买几斤菜添”）。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在语法方面也有差别，比如英国英语说“Have you ……？”而美国英语则说“Do you have……？”英国英语说“to get in or out of the train”而美国英语说“to get on or off the train”。

怎么区分方言？要多大的差别才算是不同的方言呢？这没有统一的标准，要视方言的具体情况而定。首先，方言之间的差别大不大和能不能互相听懂不能成为划分方言的标准，汉语中宁波话和金华话互相间很难听懂，但他们都属于吴方言；然而操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的人相互间可以通话，却是不同的语言。因此划分方言不能光凭语言本身的差异，还要看使用方言的人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以及各方言之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共同语作为各地区人们的交际工具。方言是同一个民族语言里的地域分支，在确定方言时，应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统一的社会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只有社会的统一而没有语言的差异，谈不上方言；同源而有差异的语言如果不是从属于一个统一的社会，一般不能算作方言，应算作不同的语言。不过也有两个或几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的情况，例如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说英语，西班牙和巴西以外的南美洲其他国家都说西班牙语，这种特殊的情况往往是殖民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分化，不断扩大分歧。例如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已有显著差别，有的人甚至认为美国英语已是American（美语），而不是English（英语）。

方言形成后，它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条件而定。如果一个社会继续处在不完全的分化状态，那么，方言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服从所属语言的发展趋势，继续作为方言而存在。如果一个社会从不完全的分化状态而发展为互相独立的社会，那么，原来的方言也就不断地扩大它的不同点，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最后甚至成为独立的亲属语言。如果一个社会达到高度的统一，那么，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方言逐步走向统一，最后将融合在全民的共同语里，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快慢。

3．1．3亲属语言

三、人类语言起源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有语言差异

非洲人遗传结构多样性分析
现代人类在大约200,000年前起源于非洲。从距今100,000年起，他们中的部分群体走出非洲，随后遍布全球。可以说：现代人类在非洲连续存在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区都要长。此外，非洲人一直保持着相对大的人口数，这导致非洲人中遗传多样性的程度较高。基因组宽度的表征可以给出遗传多样性；另一方面，非洲人在居住地和民族方面的种种差异，导致在语言、文化和外形等方面的多样性。在非洲有2000个以上说不同语言的群体，占全世界语种的近三分之一。除了少数孤立语种，其余大多数语种已经被归类为4个“主要家族”： ①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②亚非语系③尼罗-撒哈拉语系④ Khoesan语系(在南非和东非的某些地区使用, 语言中包含有倒吸气的辅音)。科学家面临的问题是：上述两类多样性是否匹配，又如何关联？
最近，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Sarah A. Tishkoff 及其合作者（总共25位，分别来自美国、非洲和欧洲的18个单位）在Scienc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于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遗传变异图谱所作出的分析。有关专家高度评价这一工作：对于重构人类进化史，对于弄清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变迁，对于遗传疾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新的基因突变、基因漂移以及特定区域的强制性选择，可能导致与疾病相关的变异受限于某些地区。因此，这项研究还将使生物医学研究受益（特别针对这次研究所关注的人群）。
研究小组基因型样本取自2432名非洲人（来自113个居住地各异的人群）、98名非洲裔美国人和21名也门人；另外还取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公开数据。这里所谓遗传多样性是指：在对1327个多态标记（其中包括848个染色体随体片段——观察等位基因的改变，476个插入/删除标记和4个单核苷酸多态位点）进行基因组测序中，观察到的个体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现代非洲人是从14个先祖人群集团进化而来；遗传多样性随着远离非洲而减弱，这与现代人类“连续奠基者”（serial founder）的模型相符。在大约10万年前，有一个离群的非洲人小团体走出非洲（出发地在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海岸，迁徙出口位于东北非的红海中段），这些人分别在欧洲、亚洲、澳洲和美洲继续繁衍，其过程形成了一条条顺序的迁徙-殖民链。无论是当年走出非洲的，还是未走出非洲的，他们的后代共同组成了今天60亿人口的世界大家庭。非洲人与中东人群共享了最大数量的等位基因。研究组还使用基因组宽度的标记，推断作为研究对象的若干非洲裔美国人群的血缘。研究表明，他们主要来自西非的“尼日尔-科尔多凡家族”（人群）（平均占71%）, 也来自“欧洲-中东”（平均占13%）；此外，还来自印地安（平均占5%）、东亚（平均占1.5%）, 以及其他的非洲人群。
（戴闻 编译自 Science Vol. 324. (2009) : pp. 1035 - 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