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大唐墓在房山，揭秘“幽州十二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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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大唐墓在房山，揭秘“幽州十二时辰”！

唐朝时幽州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它是现今的哪里？

唐朝的幽州在哪里?

北京为什么没有清朝皇帝的陵墓呢？

一、北京最大唐墓在房山，揭秘“幽州十二时辰”！

北京，唐代称幽州

初唐时期

幽州尚是边塞

安史之乱以后

幽州作为节度使

手中的“自留地”

被苦心经营

逐步完成了从军事重镇

到一线城市的角色转化

不过，以往在北京发现的

唐代文物并不多

这成了北京史

研究上“缺失的一环”

2013年

房山区长沟大墓

在万众瞩目下掀开了墓志盖

确认墓主人为

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

随着研究的深入

幽州的“十二时辰”

也鲜活起来～

墓主存疑

大墓“五室一厅”的恢弘格局

北京叫“坟”的地方不少，但“坟庄村”却鲜为人知。2007年，王占勇在研究京畿古镇、房山区长沟镇时，采访了坟庄村的几位老人，把他们讲的神秘事件写进了书里。

老人们说，在坟庄村西北有一处大墓，坐北朝南大概有几百亩。上世纪50年代，地面上还散落着大量石人、石兽。

当地流传着一则古老传说，墓内葬的是鞑摩王，鞑摩王的棺椁下压着通往涿州的海眼，一旦触动了鞑摩王的棺椁，便会海浪翻天，带来灭顶之灾。“鞑摩坟”的守陵人繁衍成村，就是坟庄村。

1930年代末日军侵华时，当地民兵挖防空洞，在大墓里发现了色彩鲜艳的壁画，雕龙画凤的石门、石棺。不过，棺椁底下真有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民兵们想起了海眼诅咒，又一窝蜂地跑了出来。

1954年冬，兴修水利工程，坟庄村挖出了一条一米多长的汉白玉，上有石龙，惊动了文物保护部门，大墓这才重新掩埋。不过，既然有龙，当地便盛传这是一座王陵。

明知地下有墓，为什么不挖呢？“考古可不是盗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负责人刘乃涛告诉记者，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课题研究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一类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考古项目。定陵发掘后，国家就规定，不能主动发掘帝王陵寝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鞑摩坟”，只有传说，当然不属于任何一种。

1970年代，随着千头养猪场的设立，大墓的廓形消失，传说也淡出了村里人的谈资。直到2011年，“文化硅谷”项目落户房山，坟庄村才又热闹起来。按照规划图，“文化硅谷”建筑群将被打造成花朵形状，而坟庄村的“鞑摩坟”就在其中一片花瓣上。

和别处不同，坟庄村这块产业用地有个特殊的身份：地下文物埋藏区。

由于该地曾发现过战国时期的红、灰夹砂陶片、石器等遗存及辽金时期墓葬，故于2008年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批文物地下埋藏区中，“房山区坟庄村地下文物埋藏区”赫然在列。

2011年9月，刘乃涛带领勘探队到了坟庄村。“我们针对这片文物密集区域，做了拉网式的勘查，每隔1米就会打一个探孔，用这样的方式勘探了两个多月。”刘乃涛告诉记者，他们在这块地上，陆续发掘出战国、唐、辽、金、明、清时期的墓葬及窑址130多处。

2011年11月，坟庄村的基建考古勘探已近尾声，一个不太起眼的山坡，引起了勘探队的注意。混乱的填土包含物，以及松软的土层，明显有着人为翻动过的痕迹。根据经验，刘乃涛判断，这座山坡的地下有一座墓葬。

很快，墓葬的形状显露出来，眼前的发现，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震惊。

这座大墓整体面积为500到600平方米，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将近100平方米。墓葬凿山为穴，工程量非常大。在紧挨着大墓的一条土沟里，勘探队还找到一个残破的石像，似乎是一只老虎的造型。

石像生是陵墓前石人、石兽的统称，根据古代礼制，只有皇帝与重臣的陵墓前才能摆放石像生，低级别官员与平民百姓不准使用。石像生的出现，意味着这座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王侯级人物。

从2012年8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合作，对这座墓葬开展了考古发掘。这一消息引发了媒体关注，爆料最猛的是一篇报道：《房山发现古墓疑似金代陵寝》。

“目前不知道墓主人身份高到什么程度，需要等发掘出土文字性文物后才能判定。”虽然房山区文委相关负责人一再强调，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但外界已经在纷纷猜测，这位王者到底是谁了。

“鞑摩坟”里有个“鞑”字，而“鞑子”是老百姓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俗称。在北京建都的少数民族，只有金代的女真族、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清代皇帝安葬在清东陵和清西陵，人口齐全没有悬念，可以排除。元代皇陵在大草原上，不起坟冢，还得万马踏平，也可以排除。那么，就只剩下金代的皇帝们最可疑了。

这篇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位于房山区的金陵安葬了金朝的17位皇帝，唯独少了那位把金朝迁都到北京的海陵王。长沟大墓刚好是一座孤坟，会不会埋葬着海陵王完颜亮呢？

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其实是一种大众期待。完颜亮起于弑君，又亡于被弑，身上还背了个千古骂名：《金史》说他“天下后世，称无道之主者，以‘海陵’为首”。

当了12年金国皇帝，迁都北京，南征宋朝，也算干过大事的人，最后却没有被赋予皇帝谥号，还被贬为庶人，赶出“祖坟”，这在帝王史上也极为罕见。

《金史》记载，完颜亮“改葬于陵西南四十里”，经过GPS定位，从金陵中心也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到长沟大墓，刚好也是40里。

王德恒是研究金陵的专家，2012年10月曾受邀去研究这座陵墓。他说：“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多年来研究写作金史的人，我非常希望这是完颜亮的墓葬。可是，冷静下来考虑，对照有关资料，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大墓不可能是完颜亮的。”

首先，里数不对。金代的一尺等于43厘米，那么，此处墓葬距金陵主陵区就只有30里了。而且，“山陵西南四十里”不是指从主陵区开始的40里，而应该从山陵边沿开始测量，那就更不对了。

其次，从墓葬规格看，此墓规模宏大，虽遭破坏，仍能看出满堂彩的壁画，绝对是第一等级的“王”的规格。而完颜亮是死后二十年，金世宗的儿子完颜允恭想起他逼死母亲的仇恨，上旨要求将完颜亮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的。这种情况下，绝不会给他修建豪华墓葬。

如果此墓埋葬的不是完颜亮，又会是谁呢？

唐代大墓

工作人员在发掘现场保护壁画

虽然外界众说纷纭，但刘乃涛心里有数：“当时我们内部已经有所判断，这肯定是个唐墓。从勘探时洛阳铲带出来的砖块、壁画残片等，就已经显现出唐代特征。”

考古现场，一切都呈现出被严重侵扰的样子。

“这个墓不知道被盗掘过多少回，墓顶也不见踪影。”刘乃涛说，大墓顶部早已塌陷，泥土随着坍塌的墓顶，填埋在墓室中，大墓土层中散落着各种陶瓷器残片。

记者不禁担心，数次被盗，还有价值吗？“从考古价值上来说，一个文物残片的价值并不比完整器物低多少。”刘乃涛说，此墓尽管不完整，似乎可以出土的“金银财宝”有限，但是从考古学上讲，价值依然很高。

虽然北京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发现了多座唐墓，如安史之乱时著名叛将史思明的墓、幽州节度判官王淑及夫人吴氏墓、信州刺史薛府君墓等，但与西安、洛阳比，北京发现的唐墓少、级别低、出土文物也不多，而这座大墓有望填补对唐代北京史研究的“缺环”。

正是带着这样的期许，考古队员们按土层以及大墓的形状，一层层细致地往下清理，大墓中的惊喜也越来越多。

“最先发现的是一块汉白玉石门立柱，上面还有牡丹花纹，而牡丹在唐代最为盛行。”刘乃涛说，大墓发掘几天后，就可以“百分百定为唐墓了”。除了石门立柱外，更有力的证据是封门砖。

石质墓志上盖和底座上的牡丹纹饰

摆在墓口的灰砖，呈人字形排列，是用来防盗封门的。砖头上有一种特殊的纹路——绳纹。唐代砖厂会把未干的砖坯放在麻绳上，使砖体留下绳子的痕迹，不仅美观，还可以增大摩擦力。

随后，墓室中又发现了壁画。画面上一个马厩，里面有几匹马，门口还有两个侍女，从侍女的服饰以及画法上判断，这是唐代的壁画。

2012年12月，连续发掘两个月后，大墓已清理到二分之一的深度。随着恢弘的形制显现，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惊呼：“北京地区发现规模如此大的唐代墓葬，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

大墓背靠上方山，南临拒马河，占据了绝佳的风水宝地。墓葬长34米，宽15米，最深处距离地表5米，下部是岩石，凿石为穴，上部为夯实的土，墓室为青砖砌筑，超过500平方米。

更霸气的是，墓室呈“五室一厅”格局——中间是主室，主室南部两侧各有一间耳室，北部两侧各有一间侧室，主室后部还有一后室。

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唐墓的研究，在唐代，能享受“两居室”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史思明自称皇帝，也就是“两居室”，这个“五室一厅”的阴宅主人，简直是个土豪。

他是谁呢？这可真吊足了考古人员的胃口。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习俗，从墓葬壁画猜想主人喜好，最为直观。已发现的壁画，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侍女、动物、植物等，描绘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状态。让刘乃涛印象最深的，是画面里不同毛色的骏马，可见主人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体现了唐代的尚马之风。

为了让那些仅能看清轮廓的彩绘侍女“重焕”新颜，考古队还通过高光谱成像技术，提取了模糊不清，甚至肉眼无法识别的壁画及底稿信息，为下一步的壁画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虽然诸多现象使人浮想联翩，但天气寒冷，“为保护大量壁画、石刻等遗迹，我们决定暂停考古，进行防寒处理，待来年开春后再进行考古发掘。”据后来统计，墓中保存了大约20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

才发掘到一半，这座大墓已经被认定为北京现存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唐墓。不过，考古的无穷魅力，就在于它不断破解历史旧谜的同时，又增添新谜。初定为唐墓后，在被盗最严重的后室，又发现了几枚大定通宝铜钱。

经研究，出土的大定通宝，是金世宗在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发行的第二套金代钱币，而金世宗就是海陵王的死对头和继任者，绕来绕去，谜团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在墓的前室和后室，分别发现唐、金两种钱币，使用时期至少相隔350年，难道说穿越了吗？考古专家可不会被这些障眼法迷惑，他们分析了河北最大的唐墓，该墓有“大金皇统九年三月□日重修保”字样的砖刻，可见墓主的后人曾在金代修葺过墓葬，大定通宝会不会也是重修墓葬时留下来的呢？当然，还有可能是盗墓者在某种盗墓仪式中所用。

对于一个破坏如此严重的大墓，会有各种可能。但有一点仍是确定的，墓主人只能到唐史里面去找。

墓室结构示意图

幽州风云

隋唐史里的北京地区有很多名字，幽州、范阳、卢龙、涿郡，但治所一直是蓟城，也称幽州城。

上古时天下分为九州，今北京地区为幽州。武王伐纣后，在此分封了蓟国和燕国，后来燕国灭蓟国，迁都于蓟城（大概在今广安门一带），所以北京古称“蓟城”“燕都”。

自汉至隋，幽州地区皆以蓟为治所。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分割幽州东部的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另置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州区），蓟的名称逐渐用来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来的幽州蓟城则大多称为幽州城。

提起幽州城，人们总会想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公元696年，陈子昂跟着武则天的兄弟武攸宜北征契丹，不被重用，还吃了败仗，“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乐生、燕昭之事”指燕昭王设黄金台招贤纳士，对乐毅有知遇之恩的典故。不过，这一招并没能抵御强秦，蓟城一带，此后一直战乱不断。有专家盘点从战国到唐初的近千年，蓟城真正太平的时光加在一起，竟不超过一个世纪。

幽州城就叠在原来的蓟城之上，陈子昂登上蓟北楼，只见满目疮痍，不由慷慨悲歌。蓟北楼在哪儿？有人说是今蓟门桥一带的“蓟门烟树”，也有人说是“金台夕照”前身，更有人说遗址在大兴一带，这幽州台早已成谜。

幽州台不可寻，幽州城又在哪呢？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征高句丽，第二年四月，在幽州誓师。同年十一月，铩羽而归，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法源寺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确定了幽州城的东南角。

再参考墓志和文献，专家们基本确定了幽州城的四至：北墙在今宣武门大街，南墙在白纸坊西街，东墙在烂缦胡同沿线，西墙在甘石桥沿线。辽南京和唐幽州的位置几乎重合，金中都只是在幽州城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点而已。

幽州城总面积为8点多平方公里，不足长安的十分之一，城市西南的四分之一是子城，即军队驻扎地，范阳节度使最多的时候拥兵9万多。陈子昂眼里的幽州，刀光剑影，是个军事重镇。

公元752年，“赴蓟门，觅封侯”的李白抵达幽州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此时的幽州，不仅是边陲重镇，还是通商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必经要道，所以经济繁荣、胡风盛行，因此留下了“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的名句。

几乎可以肯定，李白是从南门进幽州的，当时南墙外就是隋炀帝打通的永济渠，从江南乘船，可直达城下。此外，幽州还有海运便利，杜甫曾写道：“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李白到幽州，离安史之乱只差3年，史书中称，安禄山已为此做了多年准备。李白在长诗中影射道：“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也被认为是最早揭出安禄山野心的诗句。

李白没写幽州城内的状况，这可能是因为幽州效仿长安，也划分为里、坊，实行严格宵禁，没什么特别的。虽然这26坊的名字在文献里不明确，但专家们在各种石刻中，已经发现了25个坊名。

观察这些唐代地名，就会发现，像罽宾这样在中亚一带活动的部落，在幽州的商人和移民竟多至专有一坊；肃慎是东北古老民族，在幽州也专有一坊。

唐王朝还将归顺的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内迁到幽州，建成羁縻州（类似今天的自治区）。从怀柔、顺义这些留存至今的地名，可见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深。

多元给幽州带来了巨大财富。据记载，幽州“城北有市，百物山偫（音如至，意为储备）”。出身商贩、会六种语言的安禄山，“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在房山云居寺保留的大量唐代石经中，出资赞助的商业行会竟达30多个，从中也可见幽州经济的发达。

得天独厚的资源，成了滋养少数民族地方军事集团的温床。至大唐极盛的巅峰，安禄山和史思明终于从幽州起兵。他们引发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幽州。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所谓“地气”，相当于现代人常说的“政治经济重心”。

中央民族大学的蒋爱花副教授研究唐幽州多年，她告诉记者：“唐时期的幽州角色多变，国力强势时，为开疆拓土的经略之地；国力衰微时，则为军事防守的要地；多数时期，充任中央政府经营东北的前沿。”安禄山抓住机会经营幽州，百姓日子过得不错，以至于有人在墓志中为这位乱贼歌功颂德。

在区域博弈中，幽州的优势与长安的短板，日渐凸显。在古都长安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同样历史悠久的幽州正在崛起。蒋爱花分析说：“从隋唐至元，幽州的戍边角色悄悄发生了巨变：从胡地、戎墟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安史之乱是个关键。”

史思明墓

公元757年，安禄山集团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禄山的亲信史思明不服安庆绪的节制，杀死安庆绪，篡取大燕政权，并将当时的都城幽州，改名为燕京。

造化弄人，他与安禄山的命运竟极其相似。两年后，史思明也在洛阳被儿子杀害。史朝义弑父后，用骆驼将其尸体从洛阳驮回燕京（今北京），一年后才以王礼发丧下葬。

在唐幽州称帝，又葬在幽州的，仅史思明一人，他是少数配得上长沟大墓葬制的历史人物。不过，史思明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了。

在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西约100米处，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称之为“大疙瘩”。农民长年在此取土，封土取尽后，就露出汉白玉石块和石条。

“农业学大寨”时，农民为了修大口井，就把石料取出做井壁。待老百姓取石料到底时，发现有鎏金铜牛（缺一条腿）、玉册、马镫等几件文物。

1978年，北京市举办“文革”后的第一次出土文物展，展品中的玉册引起了关注。按照唐制，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使用玉册随葬，玉册上的内容跟墓志相仿，都是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展出中的玉册，有“血未干唐有异端谗人罔极”等字，清楚地说明文物出土地应是一座唐墓，而墓主又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

“知道这个线索后，我和袁进京就到林家坟去调查。我们先看了大口井，看见石料上有做工，确信出自高等级墓。但是当时经费有限，并没有拆掉这口井。”1981年3月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赵福生队长说，由于砖石已经被百姓取到底部，能看到石室墓顶部有一层灰，灰印还在，墓室的大门已经碎了，石棺床还在，但多数也被起走，残损的石棺盖还剩下一两块。

“幸亏棺床下面还有个金井。”古人讲究“金井玉葬”，在陵寝地宫的核心，棺床正中央的位置，往往有一个圆形通地脉的深孔，称为“金井”。史思明的棺床已经被推开，金井显露出来，是个直径1.5米、深1.75米的井状坑。

盗墓小说里也常写到金井，墓主人往往把最贵重的陪葬品放在那里，史思明也不例外。赵福生说，这次发掘中，文物大都是从金井里出土的。

新发现的三十多块玉册，用汉白玉磨制，长28.5厘米，宽3厘米，两端各有一孔，用于连缀。每枚玉册上面刻有11个字，字口填金。其中一块玉册上写有“帝朝义”字样，足以说明史朝义以君主自居。还有一块玉册上写有“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王芝”，文中“昭武皇帝”是史思明死后追赠的谥号。

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

棺床周边散落着两块头盖骨，还有一些腿部肢骨。“1980年代还没有DNA分析，我们请了社科院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潘其风做了年龄分析，和史书中记载史思明去世时的年龄接近，都是50多岁。”让赵福生遗憾的是，史思明的头盖骨不知存放在哪个库房，没有进入国家相关基因库用于研究，史思明到底是突厥人还是粟特人？至今仍是个谜。

最特别的文物，当属如今陈列在首博的铜坐龙。这条龙长得有点怪，四脚着地蹲坐着，背生双翅，尖嘴猴腮。赵福生后来请教过考古学家孙机，他说这东西的学名应该叫“辟邪”。东汉的铜镜上有铭文，对这些神兽做过解释：一个角的叫做“辟邪”，两个角的叫“天禄”。这铜坐龙虽然只出一个，但最早应该是一对，是镶在皇帝所乘马车前扶手的横木上的辟邪之物。

玉册、铜坐龙、石像生等，史思明墓处处僭越，均是帝王规格。即便如此，也仅是“两室一厅”，这让长沟大墓的“五室一厅”格局，更加令人费解。

唐初的皇亲国戚讲究归葬邙山，不会葬在边塞幽州。安禄山父子横死军中，仅安禄山有衣冠冢，史朝义在幽州城外自尽，也不会如此厚葬。如此算来，这王侯级别的墓，就只有晚唐时期的节度使们敢用了。

安史之乱后期，为了应对吐蕃的侵袭，唐代宗不得不对安史叛军采取了招降的方法。而这一举动，使叛军盘踞在魏博、成德、幽州，这河朔三镇成了国家认可的“独立王国”。

他们独立于中央，自立节帅，尽管三镇内斗不断，杀将夺权屡见不鲜，不过名义上仍奉唐朝为正统，各地节度使也时常向中央进贡。起初唐朝想收复三镇，但后来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他们拱卫京城即可。陈寅恪认为，唐朝“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而这个“二国”，就是河朔三镇。

在这个连皇帝都不敢惹的势力集团中，又属幽州实力最强。有趣的是，最早意识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诗人。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幽州为题材的诗歌竟达219首，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均有佳作。

“士人在失意之际，投奔强大的藩镇在唐后期已经是惯例，藩镇要想做大做强，也必须吸引人才加入。”蒋爱花说，幽州成为几代诗人文学想象的焦点，为“地气”转换提供了依据。

不过，“土皇帝”不好干，幽州节度使更难。有学者统计，幽州镇共发生内部兵乱24起，而同时期的魏博镇为11起，成德镇为4起。幽州的兵乱问题比魏博、成德要严重得多。

作为幽州节度使，他们除了管理兵马钱粮军民事务之外，还得时常为朝廷守卫边疆、讨伐邻镇，更要时时防范自己手下的骄兵悍将，甚至身边的父子兄弟。

安史之乱后的152年中，幽州换了25任节度使，其中仅5人平安地度过了任期，其余20人中，有11人被杀，1人自杀，5人被驱逐，3人自行出奔，结局大多十分悲惨。

长沟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呢？

刘济墓志

2013年3月，在长沟大墓的主室内，考古队终于将一张巨大的石质棺床清理出来。这张石棺床长约5米，宽约3米，上下共有6层，在刘乃涛的印象中，就连明清帝王陵，也从未见过如此多层的棺床。

在石棺床的侧面，每一层都雕刻着不一样的图案。第一层雕刻的是一些兽面，有的瞠目，有的含笑，形象各异，栩栩如生；第二层装饰着祥云纹；第三层是牡丹花纹饰；依次往下分别装饰着瑞兽、彩绘牡丹和祥云纹。

难以理解的是，棺床还是个“烂尾工程”。在石棺床的第五层和第六层的纹饰上，只描绘了墨线，并未完成浮雕，而且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雕刻也非常浅。只有第一层浮雕的兽面纹饰精致细腻。刘乃涛认为，这可能与下葬仓促，没有最终完成有关。

石棺床本应是墓主人的棺椁安放处，但该墓葬被发掘时，外层的石棺已经不见踪影，猜测这些石料是被居民盗走，用于盖房、铺路或修水渠等，而内层的木棺已经残毁，墓主人的尸骨也散落在石棺床一旁。

刘乃涛用超声波技术对刘济夫人墓志进行无损探伤

刘济夫人墓志怀抱十二生肖人物浮雕

2013年5月，最受期待的文字性文物出现了：一块墓志盖，描金篆书5行21个字，四周还以彩绘浮雕的手法雕刻了文吏怀抱十二生肖。

在唐代，墓志一般分为上下两层，称为一合墓志。墓志的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

这块墓志盖上的每一个字里，都进行了描金处理，以示重视和豪华。从标题看，墓志铭是属于“太夫人”清河张氏的。

墓志边长1.6米多，大小与号称全国唐志之最（边长接近2米）的魏博镇何弘敬墓志比较，稍逊一筹。但是，它所具有的绚丽色彩和浮雕则更胜一筹。

一位女子的墓志盖都如此精美，那男主人的墓志自然更值得期待。当考古队员小心而又急切地刮开另一合墓志的土层后，令人沸腾的一幕出现了，顶盖清楚地刻着“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

墓主人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姓刘，如此丰富的信息，降低了解谜难度。专家们到《全唐文》上一查，就查到了题目相同的墓志铭。宰相权德舆曾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撰写了墓志铭，还将铭文收入自己的文集。

从权德舆写的这封“表扬信”可以看出，刘济享年53岁，在任时统辖范围涵盖今天的北京全境、河北北部、天津大部及辽宁西部地区，是三镇中实力最强的藩镇。他还曾为唐王朝对抗鲜卑族，打杀俘虏2万人。

在大多数节度使骄横不法时，刘济却对朝廷恭顺服从，因此很得赏识。为了对刘济之死表示哀悼，唐王朝宣布辍朝三日，并指派宰相权德舆为其撰写墓志铭，由书法家归登书志并篆额。

虽然发现了相关史料，但在没有实锤之前，“刘公”的身份还只能是猜测。令人奇怪的是，相比前一合张夫人墓志，刘公的墓志显得更小巧，也更简单。装饰中完全没有浮雕、描金、彩绘的手法，只是简单地在石头上刻出人物线条。

由于刘公墓志盖断裂缺角，考古人员不敢轻举妄动。通过对墓志进行超声波探伤，刘乃涛发现，两块墓志的外表看似牢固，但内里已经风化，出现了较深的裂纹。同时，墓志的密度分析显示，这两块墓志重量惊人。其中，张夫人的墓志虽然大，但较薄，重达1吨，而刘公墓志虽然面积小，但比较厚，重达1.6吨。

经过细致周密的准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最终决定，用龙门吊开启两合墓志。2013年6月22日，随着龙门吊缓缓启动，刘公的名讳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墓志上书写的“刘氏讳济”几个字，证明大墓的主人就是刘济。

刘济墓墓志出土现场

与宰相文集对比，刘济墓志出入不大，他死于7月，下葬于11月。从选址到下葬，仅用了4个月，难怪墓中建造出现了赶工的痕迹，有些粗糙不够完美。

刘济夫人的志石正面楷书46行，共1438字，其中正文1315字。由于张氏事迹未见诸史料，此次发现的墓志，是第一次揭秘刘济夫人张氏的身世。

根据墓志，张夫人被封为蓟国夫人、蓟国太夫人、燕国太夫人，有唐一代，三次尊封，可谓荣耀至极。除了贤良淑德等一般性描述外，墓志还提到，张氏在刘济死后，为稳定幽州政局做过贡献。受封后，“栖心释教”，普济贫困，并仿效刘济生前用旧宅兴建崇效寺之举，捐资修葺寺观。儿子刘总也十分孝顺，母亲病重期间，服侍左右，茶饭不思。

从墓志铭看，这简直是夫唱妇随、事业有成、母慈子孝的一家人。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呢？在刘济墓志上，提及刘济的死因：“寝疾薨于莫州之廨舍”，而按照史书的记载，刘济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儿子刘总下毒害死的。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的呢？

刘济墓中的长明灯

藩镇之乱

北京电视台对墓志的开启进行了现场直播，将这位1100多年前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到公众面前。刘济墓的发掘，也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在齐心、张天虹、蒋爱花、杨亦武等专家的研究和讲述下，刘济和刘总的故事也丰满起来：

刘家是幽州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历任幽州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刘济、刘总父子。其中刘济在位25年，刘总在位11年。

刘家统治幽州，始于刘济的父亲刘怦。刘怦是唐德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滔的部将，朱滔造反后，大败而归，本以为留守幽州的刘怦会趁机上位，然而刘怦却厚道地出城迎接。朱滔死后，刘怦为节度使，但他在位仅三个月就病死了，其子刘济继任。

刘济不同于一般军阀，他曾在长安读书，还中过进士，文化素养很高，而且很有政治才能。他继承了父亲在军中善加抚慰的做法，同时保持着忠于朝廷的政治姿态。

从墓葬的壁画，大致能推断刘济歌舞升平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却危机四伏。为了争权夺位，弟弟刘澭、刘源相继与刘济反目成仇，相互厮杀。

战争，以及与亲兄弟反目，或许让刘济感到倦怠，他虔诚地信仰佛教，并积极地行善积德。在云居寺藏经洞中，保留着一万多块石经，其中有一百多块为刘济所刻。在担任节度使期间，刘济持续刻经，为后人完整地留存了唐三藏翻译的佛教经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刘济还曾兴办学校，推广儒学；舍宅为寺，建了现在西城的崇效寺。虽然深得民心，但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来说，平安终老根本就是奢求。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朝廷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刘济立即出兵七万，攻打成德管辖的安平、饶阳两县，可谓十分卖力，朝廷也评价他在河朔藩镇中“最务恭顺”。

不过，白居易在《请罢恒州兵马事宜》中揭穿了刘济“最务恭顺”的老底，大意是，刘济本质上和王承宗是一伙的，他出兵攻打王承宗，并不是真心要灭了成德，而是企图向朝廷邀功请赏，挣几个外快而已。

事实证明白居易的眼光很准。刘济在攻下安平、饶阳两个县城之后，本该继续进攻，但他以卧病在床为由，退回幽州镇内驻扎，以致朝廷不得不宣布赦免王承宗。

刘济自认为可以在各方势力间纵横捭阖，最终却栽在了儿子身上。刘济出兵攻打成德时，让长子刘绲为副大使镇守幽州，次子刘总随军出征，这等于公开宣布了刘绲的继承人地位，引起了刘总的不满。他散布谣言说：中央对刘济因病请假的工作态度非常不满，要安排刘绲接班。

唐宪宗即位以来，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原本就有病在身的刘济，听说儿子要在中央支持下篡位，一气之下不吃不喝。直到有一天想喝水，被刘总趁机下毒，就这样被毒死了。

刘总又假传父命，让蒙在鼓里的刘绲赶往行军大营，刘绲刚走到涿州，就被打死了。唐朝的执政者明知刘济死得不明不白，仍顺水推舟，承认了刘总的节度使地位。

遗憾的是，这段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并没有通过考古得到最终验证。刘济的头盖骨被发现后，经过体质人类学分析，尸骨口腔内没有检测出中毒痕迹。不过，没有检测出来，也不能说刘总清白，毕竟，仅靠头盖骨，很多毒是验不出来的。

令人唏嘘的是，在杀死父兄后，节度使之位不仅没给刘总带来欢愉，反倒无时不在折磨着他。文献记载，刘总失眠，坐卧不宁，找来几百个和尚给他日夜念经，后来又干脆搬到庙里去住，可见罪恶感一直伴随着他。

母亲张氏去世后，刘总精心准备了墓志，也算一种赎罪吧。不过，在张氏墓志中，对除刘总外的子嗣只字未提，而史书记载刘济至少有三子。这种刻意掩饰，客观上造成了对刘氏后代传承信息的隔断。

幽州节度使这份工作也越来越难干。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死后，其子王元逵执意入朝归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也宣布献出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名震天下的河朔三镇，已有两镇归顺朝廷，剩下的幽州孤立无援，一想到这里，刘总禁不住浑身发抖。

经过深思熟虑，他上表唐穆宗请求削发为僧，将幽州卢龙管辖内九州之地归还朝廷。为了稳定幽州政局，他还向朝廷献了两计：

一是建议朝廷将幽州镇一分为三，削弱实力，使其不再具备对抗中央的条件。二是将一批最为骄悍的将领派到长安，希望朝廷加官晋爵，将他们稳在长安，让幽州军队群龙无首。

唐穆宗收到刘总的上表，非常高兴，赐给他“大觉”法号。刘总披着御赐袈裟，悄悄出幽州城，赴长安为僧，走到定州时，却暴毙身亡，终与佛法无缘。

他处心积虑的两条计策，也没得到朝廷的重视。拆分幽州的建议，被即将出任幽州节度使的宰相张弘靖否决，他不希望自己执掌的藩镇只是个弱镇。那些被刘总派到长安的将领，张弘靖也没有厚待，终致放虎归山。再加上张弘靖在幽州处事不当，幽州叛乱又起，再度进入割据时代。

正如蒋爱花所论，唐以前，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

一、唐朝时幽州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它是现今的哪里？

唐朝时的幽州是现今的宣武区。

唐幽州城唐代幽州的治所，是当时北方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城域大部分在今宣武区域内，幽州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约在战国时期。

据《吕氏春秋·有史览》载北方有幽州属燕国之地。汉武帝时，除京城附近7郡外，其他地区划分为13州， 北京地区属幽州。

幽州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北京、河北北部和辽宁一带。东汉时，幽州治所在蓟城，又称幽州城，为蓟城称幽州城之始。隋炀帝大业初年，废州置郡，改幽州为涿郡。

唐武德元年占据涿郡的罗艺奉表归唐，此战略要地为唐所得后，复改涿郡为幽州，更蓟城为幽州城，并为幽州治所。

唐时幽州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每当国势强大时，必以幽州城为经略基地，用以开拓疆土，国势衰微之时，则成为军事防守的要地，国势稳定之时，成为北方的一个贸易中心，促进汉族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扩展资料：

幽州镇位于唐帝国疆域的最北端，治所在今北京市，其辖区因与邻镇争夺，常有变化，但其核心辖地为幽、涿、蓟、瀛、莫、檀、妫、平、营九州之地。

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二市及山西省东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它东邻大海，北接大漠，西靠太行，南为平原，纵横二千余里，是唐朝实力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因在平州卢龙县设有卢龙军，节度使由幽州节度使兼任，两镇实为一体，所以幽州节度使也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或称为卢龙节度使。幽州镇兵将骄悍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当地社会风气及其政治军事体制有密切关系。

幽州镇地处边陲，位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界处。长期以来即为胡汉杂居的地区，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历来民风彪悍好斗，《汉书·地理志》记载幽州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

同时，幽州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在平乱之后又长期保持独立地位，当地人在安史之乱后多年仍崇拜安史，将二人奉为二圣加以祭祀，对唐朝廷反而没有什么感情，君臣观念十分淡薄。

因此《旧唐书·李全忠传》言：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幽州风气如此，所以就算把这些骄兵悍将都杀了，再换一批人来，最后也会变得一样骄悍。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幽州兵将骄悍蛮横，藐视上官，稍不如意，就发动叛乱，让历任节度使都十分头疼。

为此，历任节度使都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财力来安抚、讨好这些骄兵悍将。幽州节度使在手下的骄兵悍将面前都要做出没有什么特权的样子。

二、唐朝的幽州在哪里?

在如今的北京南，幽州城东城垣在今北京宣武区烂熳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城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北城垣在白云观西至头发胡同一线；南城垣在今宣武区姚家井以北的里仁街东西一线 。
西墙 ：1959年在海淀紫竹院南出土一合唐文德元年(888)“唐卢公夫人赵氏墓志”，称其“葬于府城西北十里”(府城即幽州城)，说明墓地距幽州城10里。1974年在宣武区甘石桥北，北京钢厂出土一合唐大中九年(855)“涿州范阳县主簿兰陵肖公夫人侯氏”墓志，称其“殡于幽州幽都县西三里仵原”，从墓地(今北京钢厂)向东1.5公里，就是幽州西城墙所在。
南墙 ：1965年右安门外出土唐元和六年(811)唐王郅墓志，记载：“起坟于蓟县姚村南一里之原”。1981年在丰台区大葆台博物馆南500米处出土唐永泰二年(766)“唐阳氏墓志”称其“宅兆于蓟城西南二十里”，1985年在丰台槐房乡发现唐会昌元年(846)“唐王邕墓”墓志载：“卜葬于蓟县南十三里”。由上述墓志记载推测今天陶然亭西边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即为唐代幽州南城墙所在。
东墙 ：50年代在永定门外安乐林出土唐建中二年(781)“棣州司马姚子昂墓志”记载：“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在东单御河桥发现唐代任紫宸夫妇合葬墓，称其“宅兆于幽州城东北原七里余”，因唐代幽州治所设在蓟城，志中所记幽州城即是蓟城。根据墓志出土地点，任氏墓应位于唐幽州城东北7里左右的地方。上述两墓位置一南一北，几乎在一条直线上。而幽州城东墙应该在此线以西6—7里的一条南北直线上
北墙 ： 早在19世纪20年代在今西城区二龙路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唐仵钦墓志”载“咸亨元年，迁柩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50年代又在西城爱民街出土唐开成三年(838)唐卢龙节度使却押衙周元长墓志，称其“葬于蓟城东北七里龙道之古原”。根据这些资料记载的距离与方位，唐幽州城的北墙应该在今头发胡同一线，向西延伸到白云观以北一带

三、北京为什么没有清朝皇帝的陵墓呢？

明代的十三陵和景泰陵都在北京市辖区内。清东陵、西陵都不在北京市辖区，清东陵在河北遵化，清西陵在河北易县。北京没有元朝帝王陵，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也只是衣冠冢，元朝皇室是“密葬”，成吉思汗以及元朝历代皇帝埋葬在何处始终是个谜。其实，北京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并不是明十三陵，我来简单叙述一下。

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

提到北京的皇家陵寝，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昌平的明十三陵，这当然没错。然而北京还有一座大型皇家陵寝，它埋葬有十七位皇帝，还有许多王公贵族的陪葬墓，它就是比明十三陵还要早二百年之久的地处北京大房山云峰山下的金陵。

据王德恒先生编写的《北京的皇陵与王坟》载：“地处北京西南九十余里的大房山，有一山明水秀、林木葱郁的云峰山，又称九龙山，沿主峰而下，延伸九条鲤鱼背似的山脊，伸向山间平地。两旁高山如屏，屏下两股清泉终年不断，正中一道石门，仅有一口可以出人，峰顶正前方有遥相对立的一排千刃绝壁。”

关于金陵的布局该书指出：“金陵则以云峰山为主峰，向两翼展开，正中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的陵墓，称睿陵、恭陵，两侧依山而葬的是完颜家族的子孙，其布局如同雁翅排开。”

房山金陵是很庞大的，按里算范围最广时曾达130里，主要分三个等级。

一、主要的帝陵部分。

二、埋葬后宫皇后、妃嫔的坤厚陵。

三、诸王兆域（皇帝的兄弟或有王爵的人）。

陵墓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金太祖第四子梁王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的陵墓，人们对金兀术没有好印象，把他看成是异族侵扰和凶恶的化身。其实金兀术在统一北方，促进女真族向封建化过渡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惜金兀术生前未能当皇帝，当然不能留下陵号。因此他的陵墓在诸王兆域中的可能性极大。

金陵为何要选在北京大房山作陵寝，这里还有一个缘由。

早在12世纪初，完颜阿骨打统一了东北女真族后，经过几年艰苦的对辽国征战，逐步强大，于公元1115年立国称帝，建都会宁，国号金，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金太祖。 1125年，女真族两次发动对北宋管辖不久的燕京（今北京）战争，最后占领了燕京，当年辽国天祚帝被杀，辽国灭亡。1127年，又南下攻占汴京（开封），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靖康耻，北宋亡。

这时的完颜阿骨打已死，由他弟弟完颜吴乞买继承皇位，即金太宗；太宗死后，又将皇位传给了太祖之孙熙宗完颜亶；完颜亶被他的堂兄弟海陵王完颜亮杀死篡夺了皇位。完颜亮为了就近攻打南宋，统一中国，决定迁都燕京，但遭到顽固势力的强烈反抗，有一批王公大臣以“会宁乃祖宗灵寝所在不宜远离”为借口，不愿迁都燕京，完颜亮力排众议，诛杀了宗族一百七十余人，选址大房山，毅然迁都，因此才有了北京的金陵。

当然，金陵经过八百余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过明王朝天启年间的大规模破坏，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有些陵墓已经被盗，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陪葬墓的出土和一些碑文的发现，金陵的神秘面纱将逐渐地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