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文人墨客欢迎的泰戈尔，为何会在中国的演讲中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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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文人墨客欢迎的泰戈尔，为何会在中国的演讲中遭遇尴尬？

徐志摩、林徽因与泰戈尔访华发生了什么？

鲁迅为何在泰戈尔访华时，拂袖离去？

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如何影响我国现代文学

一、受中国文人墨客欢迎的泰戈尔，为何会在中国的演讲中遭遇尴尬？

我一无所求，只站在林边树后。

倦意还逗留在黎明的眼上，露润在空气里。

湿草的懒味悬垂在地面的薄雾中。

在榕树下你用乳油般柔嫩的手挤着牛奶。

我沉静地站立着。

我没有走近你。

... ...

泰戈尔作为世界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曾与中国文坛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尤其在泰戈尔晚年的时候，这位不辞辛苦的印度老人来到了中国，与中国的很多学者进行过深度的学术探讨，并与当时的中国大学生进行过特别深切的沟通与交流。

然而，如同泰戈尔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一样，当时的每一个国家，都处于政治的极度不稳定期，人民的生活也是十分动荡。

所以，在泰戈尔来到中国拜访的那一段时间里，也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场不小的文化风波。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先生带领着由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学家，以及艺术界的杰出人物共同组成的国际大学访问团，应梁启超、蔡元培两位中国学术泰斗的邀请，一同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当时的泰戈尔先生，已经是享誉全世界的著名文学大咖，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可想而知，泰戈尔当时的文学地位在亚洲乃至于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能来到中国，在当时的很多中国文人的心中，都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当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热烈欢迎。

梁启超和蔡元培两位泰斗，当时是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先生拜访中国的。当先生来到中国的时候，“讲学社”又委托徐志摩先生专程陪同泰戈尔先生完成中国游学之旅，并照顾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生活起居。

泰戈尔是一位特别讲究文学情感的人，所以，在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华期间，由于，徐志摩不会说印度语，泰戈尔先生也不会说汉语，所以，两人只能用英语来互相沟通。泰戈尔先生认为：“如果，美好的诗被翻译成了另外一种语言，那么，诗人想要去借助诗来表达感情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学术交流上，泰戈尔对于大家不懂印度语，不能更深切的感受他的感情，感到特别的遗憾。在行程中，泰戈尔的主要目的地是北京，而上海和南京都只是经过的城市，并不作为主要的逗留地点。但是，当时南京各所高校师生，都不想放弃这次与泰戈尔先生深度沟通的机会。

尤其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总是想争取更多的机会请国内知名学者来到学校，与大学生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交流。

当时，郭秉文校长不辞辛苦地多次邀请正在北京做学术拜访的泰戈尔。最终，泰戈尔先生盛情难却，只好答应到东南大学为在校学生做一次公开的演讲。

然而，泰戈尔先生本人，特别不喜欢应酬的场合，亦或是宴会。因此，在泰戈尔到达南京之前，徐志摩就专门嘱咐南京一方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道：“这样的场合，能避免惊扰泰戈尔先生，就一定要尽量去避免，目的是为了给泰戈尔先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访问氛围。”

到4月20日凌晨二时的时候，泰戈尔一行人出发前往南京，上午八、九点钟学术团抵达了东南大学。首先来到校园餐馆用餐，用完餐之后泰戈尔先生在草丛中休息，碰巧遇见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也就在那里，临时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谈。

面对学生们的提问，泰戈尔先生体会到很多中国学生对于自己的了解，以及对于自己作品的喜爱，并且，很多学生阅读他的作品，更是为了理解泰戈尔先生对人生的态度。最后，有一位名叫董凤鸣的学生大胆地追问泰戈尔先生的年龄，先生便十分风趣幽默地回答：“我已经64岁了。但我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探讨文学，始终做一个少年，大家也一定不要把我当做老人看待。”此举更是惹来大家无尽欢笑。

当天下午三点，泰戈尔先生身穿印度盛装，出现在了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开始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激情澎湃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泰戈尔先生先用英语演讲，然后，由徐志摩先生做中英翻译。

当天，体育馆中一共汇聚了六、七千人。有很多不是学校的学生，而是一些听闻过泰戈尔其人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哪怕是农夫、工人，也有很多来到了会场。大家都想目睹泰戈尔这位世界文学泰斗的风采。由于听众实在太多，体育馆的承重出现了问题，差点导致坍塌，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在泰戈尔激情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会场又出现了另一个小小意外。

原来，意外的制造者是一位青年学生，当时，这位学生十分愤怒地在四处散发传单，内容都是批判泰戈尔，甚至，要求泰戈尔即刻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么，一直受到中国文人欢迎的泰戈尔先生，为什么会在演讲中遭遇如此尴尬的情况？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对泰戈尔表示不满，但是，并不是来自于泰戈尔创作的作品，而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东方的很多传统文化，抱有不赞成的态度。当这位同样来自世界东方——印度的诗人，在表达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批判的时候，这样的言论触动了很多激进文人的心。

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对于泰戈尔很多的评价，也都是大相径庭的。

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主要分成了两大阵营：

一方以梁启超、徐志摩为代表，他们对泰戈尔的文学理念高度赞同，所以，泰戈尔先生的到来，他们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

另一方以陈独秀、林语堂等人为代表，他们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人学者，是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也是左翼文化人士。他们对当时影响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各国学者们，给予了很激烈的批判，尤其对泰戈尔本人来说，他倡导的理念，更是左翼文化人士极度反对的。

所以，当泰戈尔来到南京的时候，有这种思想的学生，才会在当时的会场，有如此言辞激烈的行为。最终，泰戈尔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说结束后的第二天，便离开了南京继续北上，并完成他此次行程的各种安排。到了5月29日，泰戈尔一行人乘船离开了中国，返回了印度。

其实，泰戈尔的很多作品，他在世之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尤其是中国的很多文人学者，他们觉得：泰戈尔文学作品的风格太过柔弱，甚至，有些懦弱的色彩，这与当时中国激烈的思想改革是矛盾的。然而，事后中国学者徐志摩，却对当时泰戈尔先生来到中国拜访的这个举动，做了极高的评价。

徐志摩先生认为：“泰戈尔先生不为名利趋炎附势，也不为在政治上引人耳目而高谈阔论，如此高龄的老人，没有必要忍受这样令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来到中国完成拜访。泰戈尔先生拖着生病的身体，暂停自己在家乡文学事业的进程来到中国，为的只是践行他看不见的情感。”

可以说，这个看不见的情感，就是泰戈尔先生一生要去完成的事：

一是、用文学去修复中国与印度两个民族之间的桥梁；

二是、泰戈尔先生想去召唤世界的年轻人，用他的演说和书籍的影响力，让全世界更多的学生都能感觉到他真正的情感。

泰戈尔先生，他不仅信仰生命，还崇拜真挚热情的青年，所以，他愿意为这些人点亮生命前行的明灯。

参考资料：

【《泰戈尔与中印文化交流》、《印度历史人物介绍:泰戈尔》、《徐志摩新传》】

一、徐志摩、林徽因与泰戈尔访华发生了什么？

1921年10月，林徽因与父亲一道回国，告别了伦敦的阴霾和那段与徐志摩欲说还休的感情。徐志摩一年后尾随而归，目的之一便是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灵魂伴侣。但实际上，徐志摩从英国返回中国还另有原因，那就是要协助梁启超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他回国后，在松坡图书馆和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处理英文事务，泰戈尔1924年访华事件，也是由徐志摩负责联络和组织的。

泰戈尔的中国行

作为东方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传开，便在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成为时尚。

1914年，胡适在美国接触到了泰戈尔。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尔。

真正有意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泰戈尔的是陈独秀。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郑振铎从1921年1月在《小说月报》第12卷1号上发表了《杂译太戈尔诗》以后，便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大量发表了翻译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和《新月集》中的诗篇，并于1922年出版了《飞鸟集》的中译本。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按照他的回忆文字，其没有出版的《泰戈尔诗选》汉英对照本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诗的汉译诗集，比我们今天通认的泰诗汉译第一人郑振铎于1922年10月出版的《飞鸟集》和1923年9月出版的《新月集》等译诗集还要早5年以上。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掀起了空前的“泰戈尔热”，当时有影响的刊物都刊登了他的作品，而且从1920至1925期间，泰戈尔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或节译本。比如王独清和郑振铎都译了《新月集》，选译《新月集》的人更多。

陈独秀、刘半农、黄仲苏、郑振铎等人以及《小说月报》和《少年中国》杂志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诗，以及介绍泰戈尔的文章。

中国诗人和读者对泰戈尔的名字十分熟悉，因此对泰氏访华充满期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中国之行。

上海文艺界人士、中国各文学社团代表以及外国记者在码头排队迎接，热烈欢乐的气氛让泰戈尔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

泰戈尔随行有五人：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泰戈尔私人秘书姆赫斯特（Elmhirct），即我们常称的恩厚之。

泰戈尔在华日程安排充实有序，徐志摩充当翻译，常陪在泰氏左右。除参加上海的各种活动外，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去了杭州，游了西湖和灵隐寺。

在北上的时候，路过南京和济南，泰戈尔停足演讲。据说在南京演讲时，东南大学图书馆挤满了3000多听众。

4月26日，泰戈尔一行到了北京，梁启超、蒋百里等讲学会主持者设宴欢迎。之后参加了京中各种欢迎仪式，4月30日到清华园，一边演讲，一边休息。期间，也有很多文化人前去拜访泰戈尔，和他探讨诗歌和东方文化。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人士为他准备了一场生日庆祝会，当然以新月社诸君为主。这场庆祝会由胡适作主持人。盛会上，中国人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

根据梁启超的意思，泰戈尔在会上获得了刻有中文名字“竺震旦”的大印章，“竺”当然是中国对古印度的称呼，“震旦”则是印度对古中国的称呼，意味着泰戈尔是中印文化的联系纽带。

除用中文和梵文朗诵泰氏的诗歌外，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徐志摩等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而且为了让寿星理解，特地用英文演出。

泰戈尔（中）与徐志摩（右）、林徽因（左）

台上演戏的徐志摩，据说对林徽因的爱慕之心复发，借助演戏的掩护，与林徽因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可惜姻缘天定，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后来，因为中国知识界很多人攻击泰戈尔，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因此他后面的演讲就取消了。在西潮涌动的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界注重的是西方思想，泰戈尔的东方情思，显然与他们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离。

5月20日，泰戈尔一行去太原，目的是宣扬印度的农村建设计划，但此事不了了之。5月23日，泰戈尔离开太原，返回石家庄，然后南下武汉，从长江走水路到达上海。6月初，徐志摩和张歆海送泰戈尔去日本，其访华的历程到此结束。

泰戈尔访华，给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见面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俩同为泰氏的翻译，而且共同演出泰戈尔的剧本，这让徐志摩陷入更为严重的单相思状态。泰戈尔在北平的时候，徐志摩特地请泰戈尔出面劝说林徽因，还是无果而终。

1924年5月20日，文化界人士送泰戈尔山西之行，林徽因也前来与泰氏道别。徐志摩在车窗里望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心潮澎湃。

联想到林徽因下个月即将和未婚夫梁思成赴美留学，从此与他天各一方，或许形同陌路，唯有茫茫的大海万古不变地鼓动着波涛。徐志摩此时感到“眼前又黑了”，在车未启动前即刻给林徽因写信，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伤感过度，终止了他的书写。

20世纪70年代，这封信被香港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寻得，其中所写无非是不相信他和林徽因会分手：“离别！怎么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这段恋情，似乎从一开始都不在徐的掌控之下，林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约定，他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承诺。

时过境迁，也许当时在心灵的碰撞中产生过热量的林徽因，回国后面对更为现实的生活，开始逐渐冷却，徐志摩已经成为她成长过程中熟悉的朋友，而不再是恋人。

1924年6月，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轮船载着两个年轻的中国人驶向美国，逐渐接近他们的人生目标。而大洋的另一端，徐志摩的人生目标却越来越远，他与林徽因的缘分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泰戈尔与徐志摩?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泰戈尔左右，担任翻译工作，排演泰戈尔的戏剧，陪泰戈尔游山玩水，深得泰戈尔的喜爱。泰戈尔给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名“索思玛”，徐志摩则直呼泰戈尔“老戈爹”。1924年7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问了日本。

1925年，泰戈尔要去南美讲学，希望3月能在意大利与徐志摩相会，然后一起旅游欧洲。

1924年新月社的成立给徐志摩的交往构筑了平台。梁启超的弟子们是新月社聚餐会的常客，其中，王赓和陆小曼夫妇就是徐志摩在新月社活动中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徐志摩和陆小曼逐渐产生了恋情。在那个时代，著名诗人爱上有夫之妇，而且双方都是社会名流，当事人难以招架突如其来的巨大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躲避风头正劲的流言，徐志摩选择了出游欧洲。此次出游，也有泰戈尔的邀请，他希望能在意大利见到徐志摩。

1925年3月，徐志摩经西伯利亚到欧洲。3月下旬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祭扫契诃夫、列宁等人的墓地；在柏林见到了张幼仪，见到了儿子彼得的骨灰，陪张幼仪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四月初赴法国，祭扫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雨果、曼殊斐儿等人的墓地；在罗马，祭扫雪莱、济慈的坟墓。

徐志摩自己说：“这次到来倒象是专做清明来的。”徐志摩怀着虔诚的态度去瞻仰文化名人的墓地，从内心来说，是景仰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名人崇拜症。但泰戈尔在徐志摩到达欧洲时先行离开，二人没有碰上面，虽属遗憾，但徐志摩毕竟借助泰戈尔的邀请避过了情感的旋涡。

1928年6月，徐志摩为躲避家庭的残缺现状，为躲避无法正视的婚姻，他决定再次出国。出国前，翁瑞午交给徐志摩一些珍藏的字画，希望他拿到国外变卖，攒钱满足陆小曼的生活开销。

这次出游，是徐志摩此生最后一次出国。也许心里隐隐觉得时日不多，他要将之前走过的地方，重新再温故一遍。

照例是乘船，照例经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照例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照例去了剑桥，照例拜访昔日的朋友，甚至绕道去印度，在秋天的时候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泰戈尔。旧地重游，物是人非，徐志摩感慨良多。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辜鸿铭（前排右坐者）等人合影

1929年，泰戈尔去美国和日本讲学，顺便到上海看望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徐志摩夫妇为泰戈尔精心设计了印度式的住房，泰戈尔和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返程的时候，徐志摩又把泰戈尔接到家中休养了几日。

泰戈尔来华之前，中国学界一片欢呼声。但等到泰戈尔抵华后，部分人却唱起了反对的调子，让泰氏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阴影。

闻一多曾批评泰戈尔的诗“是没有形式的，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能存在，我更不能明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闻一多代表了当时冷静思考泰戈尔热的部分人的观点，但他对泰氏诗歌的批评似乎并不准确。

泰戈尔的诗歌采用孟加拉文写成，原诗具有节奏、韵律和排列等形式要素，但翻译成英文后原诗的形式艺术便遭受了部分折损，而五四前后人们又根据英译本翻译泰诗，受翻译自身的局限使英译本泰诗的形式艺术再次遭受了折损。

泰戈尔虽然主张创作自由诗和散文诗，但他本人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建构，认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畅的节奏表达找到通向人类心灵之路的感情”，而且“缺乏精雕细琢的自由体诗应该受到鄙视和嘲笑”。

不管当时人们对泰戈尔访华以及他的诗歌持怎样的看法，泰戈尔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它业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一份珍贵的外来资源。

（作者：熊辉）

二、鲁迅为何在泰戈尔访华时，拂袖离去？

我的存在，乃是所谓生命的一个永久的奇迹，这就是生活。 ——泰戈尔

众所周知，泰戈尔确确实实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一代文豪，浪漫多情，更别说他还是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被这样的光环所笼罩着，这样的文学大家被无数人所崇拜似乎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泰戈尔的一生中，他曾经三度访华。

第一次乃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公开访华，而后面的两次访华据说是为了来看望徐志摩。可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第一次公开访华期间，鲁迅究竟是为何中途甩袖而去，以至于批判道“一塌糊涂”用以这样严重的字眼呢？

泰戈尔的生平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的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中，在兄弟姐妹整整十四人中他是最小的一个，也因此他得到了全家每一个人的宠爱与照顾。纵使全家都关爱他，可家人并不会溺爱他。他的家庭文学氛围很浓，不少兄姐也成为了文学家，当然后来他是其中最著名的影响力最广的那一个。

他的文学方面的素质和修养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培养出来，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泰戈尔他天性爱自由，不喜拘束，又怎会忍受学校刻板的要求，他曾在加尔各答先后的四所学校里读过书。尽管他并不喜欢这些学校，且没有完成学校正规的训练，他却还是在家人的照料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小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诗歌，并潜心于诗歌创作，在十三岁稚龄之时已然开始写诗，他的诗歌也令他小有名气。

在家人的劝说下，泰戈尔尊重他们远赴英国开展新的学习。由于他不喜法律，便转学开始学习自己从小就很感兴趣的文学。在1880年泰戈尔回国，从事了他喜欢的文学创作并开始一步步的崭露头角，成为冉冉上升的文学新星。

在1913年凭借着《吉檀迦利》一举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第一位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是爱国主义诗人，厌恶法西斯，他天性敏感，并由于当时乱世之中，所以他对于弱小的国家充满了同情感。

高调访华，不同评价

在泰戈尔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接受了邀请，第一次访华，这一次访华及其高调。在当时有着众多的学者及专家去接待他。在泰戈尔访华期间，有一人不可不提，因他全程陪同，寸步不离，那就是徐志摩。

在中国长达五十多天的辗转游历中，泰戈尔与徐志摩先后到达多个城市，去了大半个中国。而后，到达北京，又加才女林徽因陪同。这二人对泰戈尔可谓是崇拜得很，担任着翻译工作，真真不离其左右。而后泰戈尔两次访华据说都是来探望徐志摩的，也正是因此建立了感情。在访华期间，正值泰戈尔生辰，中国学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晚宴，来了众多著名学者，而鲁迅自然不会例外。

事情总是有着双面的，有人喜欢自然也有人厌恶。在众多学者对着泰戈尔表达着崇拜之情时，也有着那样一部分人去破坏，去讨厌他。在这样的分歧上，文坛除了这两种对泰戈尔的评价，自然还是有着明哲保身的中立派的。

但讨厌泰戈尔的像着陈独秀，郭沫若等人，他们不仅不喜欢泰戈尔，而且在泰戈尔的公开演讲期间，他们故意去搞破坏，让泰戈尔出丑，演讲不成，这样的事件自然会使泰戈尔心里不舒服。而不喜泰戈尔的还有一人，一位对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那就是鲁迅。鲁迅也并不喜欢泰戈尔，并曾经在泰戈尔生日宴会拂袖而去，在文章中也多次的提现，公开的批判过。

鲁迅甩袖而去，道“一塌糊涂”的原因

有人说鲁迅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看人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自己没有所以讨厌泰戈尔，对其满是敌意。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应该先要想清楚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了救国救民先应救其思想，鲁迅先生因此弃医从文。

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思想研究。这样的一个人，在国家动荡间，在这样风雨飘零之时，站了出来只为拯救国人麻木的思想，这样的人物怎么拘泥于小思小情的嫉妒上呢？他的心中满是家国大义，鲁迅先生的文章至今对青年一代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确确实实的影响了中国的几代人。

也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泰戈尔的冷嘲热讽更可能的不是针对于泰戈尔，而且徐志摩林徽因等这样的将泰戈尔捧上神坛的崇拜者。

鲁迅在他自己的杂文《骂杀与捧杀》之中，多有体现。在其中批判徐志摩等人对泰戈尔的奉承，以及将他奉为“神仙”的举措，尤其在国家不稳，政局动荡之际，这样的谄媚行为令鲁迅十分厌恶。

他认为泰戈尔不过也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将他捧得如此高，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不是好事情，崇拜他的青年学者难免会落入下乘，是对文学创作最大的亵渎！学者想要以他为标杆进行创作，但是千人千面，泰戈尔的文学未必适合中国，未必适合时局。

鲁迅不满这件事情是必然的，也是明显的。可他也无法阻止那些人对泰戈尔盲目的崇拜，就像他也不能唤醒装睡的国人一样。

在泰戈尔生日宴会进行之中离场，这样的行为是不礼貌的，可正能看出鲁迅当时已经十分愤怒，无法再看那些学者对于泰戈尔的奉承，同时反映出鲁迅先生的真性情。文人的脾气就是这样，感情浓烈，喜爱厌恶一念之间。他们以一支笔为武器，书写出不同的感想，或者如同利刃刺入心尖；或者如同清香剂令人清凉醒脑。

这件事还是对于泰戈尔有了影响，或者说不止鲁迅这一件事让泰戈尔难过，上文提到过的郭沫若，陈独秀等人对他也十分不喜，而后的泰戈尔两次访华都是隐秘的，不过探访好友，置身于中国来感受这样一片神秘而古老的土地。

低调的访华，只有徐志摩等几个人知晓，也因此并未像第一次引起那样的轰动。当然，也许泰戈尔是位喜欢安静不喜人打扰的人。

三、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如何影响我国现代文学

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中文。从20年代中期，《飞鸟集》、《新月集》一类表现随感的短诗出现了。可见，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萌芽的新文学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一位作家。1981年，她在《吉檀迦利》中回忆到：“泰戈尔是我年轻时代最羡慕的外国诗人。”事实的确如此。早在1920年冰心还是一位大学生时，她就写了一篇题为《遥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散文。文中表达了她对泰戈尔无比崇敬的心情。她写到：“泰戈尔！谢谢你以优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卓越的哲理，慰籍我心灵的寂寞。” 

冰心早期的著名诗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影响而创作的。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的‘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甚至在诗的形式上，《繁星》和《春水》也“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都是很短的三言两语 ”。在《繁星》和《春水》中，那些晶莹亮丽善于捕捉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在当时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这种富于哲理的诗，在“五四”后的文坛上颇为流行，对于中国新诗的创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郭沫若曾经说过：“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在谈到自己作诗的经验时说：“自己作诗的经验上，实际是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郭沫若模仿泰戈尔作过无韵诗，如《辛夷集》中的《题辞》。在著名的《匪徒颂》中，他将泰戈尔与华盛顿、托尔斯泰、列宁等革命家、文学家并列，任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的道德，对他们表示崇敬，三呼“万岁”。1917年，郭沫若亲自从《新月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三本诗集选择部分诗歌，汇成一册，题为《泰戈尔诗选》。他甚至把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称为“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泰戈尔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除冰心、郭沫若以外，还有许多作家和诗人，如徐志摩、王统照、郑振铎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