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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不沿用汉服？
一、代价高昂。
汉服包括衣服、冠帽、发式、面饰、鞋履、配饰等共同组合的整体衣冠系统。
这么一整套东西，置办这么一套也得花不少银子吧。
在大多数人都在为房子，上学，看病这些东西忙的焦头烂额的时候，我不认为有这个群众基础。
二、不具实用性。
如上一点所说，汉服是一整套衣冠系统，穿戴麻烦，其宽袍大袖的服装风格在生活中也带来诸多不便利，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不相适应。
综上，我认为汉服只能流行与少数有钱有闲的古文化爱好者群体中，难以推广。
汉服虽为民族服饰，现阶段仍有不够成熟，接受程度不高的问题。
民族服饰并非无法作为国服，但若民族服饰作为国服则要么是某一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为统治阶级，要么是该民族服饰在各个民族中接受程度很高。
我们当前的民族政策格局，基本上沿袭了四九年建国时的架构。
换言之，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关系的一种追认。
当然，这种追认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对原有民族观念的社会主义改造。
而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从总体上看，全国农村的交通、通信，并不发达，无论是汉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内部、抑或是各民族之间，交流并不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汉族内部的各个民系，还是边远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自身的服饰、语言、饮食习惯等文化。
在城市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由于城市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较农村更多，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兼之新中国的宣传重点强调阶级差异，更多的认为民族差异是阶级差异的一种衍生物。
因而，当时的城市居民，普遍接受的是一种由党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城市居民，虽然相互之间有一些差别，但更多的体现出一种“体制内风貌”，随着第二代城市居民的出现，第一代城市居民原有的差异也进一步消失。
虽然在后来这一过程被看作“汉化”、“融合”、“地域文化的破坏”。
然而，在当时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国企职工和国家干部眼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换言之，“跟党走”天然的就高于什么民族情感。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城市居民，本就没有什么强调自身民族的需要。
相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他们之间的同质性反而是一种“民族团结”的象征，体现了双方的“包容”（虽然双方除了身份证上的标志，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至少，在我小的时候，无论对于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这都是一件十分值得自豪的事情。
而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村与村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公共事物都要经过政府这个中介，原本的文化差异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又被“体制化”，就显得更不明显。
换言之，这个时代的民族事务，基本被政府规制和包办了。
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干部将自己在民族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上升为民族政策，最终通过政府的宣传机构，形成了一套为国民所接受的话语体系。
那么，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视的是哪一部分人呢？是乡村，尤其是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
对于农村的汉族，虽然政府在农村的组织程度、动员能力略弱于城市。
但是汉族长期处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中央政府的行政动员和行政命令十分熟悉，对国家干部的行为模式有着较强的预期。
事实上，纵使不懂一些城里出现的新名词，一些村民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也很明白如何和官员打交道，动员他们的难度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