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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军训基地管理办法？
1、参训单位由各班级组成。
所有参训单位班主任必须带领本班学生无条件服从统一管理、不得缺训0军训课列入“职业素质”正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严格考察、不及格不能升级或顶岗实习。
2、将参训班级归“军管大队部”统一指挥。
每个年级统称为大队，大队部设大队长1名、副大队长2名、每个班统称为中队、设中队长1名。
副中队长2名。
每个班设两个区队，设区队长2名分别由副中队长代理、每个区队以8人为基数分为多个小队，设小队长1名、小队以寝室为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同时组建1个特勤中队。
执行特勤任务。
3、军管大队设“总指挥”、“副总指挥”、各班班主任为“辅导员”。
由退伍军人任“总教官”。
4、抽调各班部分学生组成督察中队、分男女两个小队。
设中队长1名，副中队长1名、小队长2名、队员工若干。
通过强化培训专门对各中队军管工作进行纪律检查并执行处罚。
5、明确“自尊、白信、自律、自强”的军训目标、重点指导学生怎样通过军训和军管把自己培训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职业素质和较强执业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专业职业者。
同时要培训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国防的思想。
6、军管大队实行严格的等级管理。
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主要负责军训期间训练和学生寝室管理。
不参与日常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还是以班委会为主、班级管理可以延用小队编制。
7、参加军训的班级每周“职业素质课”为全大队例行军训时间，各中队任何原因都不得缺训，天晴以操场训练为主，下雨在室内组织活动，如唱军歌、看军事节目、内务训练、。
8、军管大队支持学校各部门的工作、支持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
但各部门不能越权调动，军管大队部只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管理权。
9、学校领导和各部门已充分认识了军管工作的艰巨性、要创造一个把军管工作长期、严肃地开展下去的环境、各部门明确态度坚决支持军管工作、从经验来看，军训强调的是无条件服从和无条件参与、无条件开展。
10、在军训期间全体参训人员统一着作训服。
对于着装和个人形象不符要求的就地整改，就地处罚。
不服从管理的报学生管理部门从重处罚。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期间，作为守方的中国军队曾数次换将，而且作为主要作战指挥官之一的陈诚也经常让薛岳代为指挥，那么究竟谁是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官呢？首先从战略层面上说，在武汉保卫战中，中日都有鲜明的战略意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两侧是中日共同选择的前期决战之地，战争双方都极为重视。
就战略制定和督战最高长官而言，无疑蒋介石才是总指挥，毕竟李宗仁和陈诚都不能担负战略决策的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蒋及其参谋部对战争局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武汉保卫战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在武汉本身。
武汉是日军势在必得的交通要枢，敌强我弱，国军的优势在于持久战，因此既要以武汉拖住日本，又不能将有生力量全部放在武汉。
武汉会战于中国军队而言，其目的并非保有武汉，而在于争取时间部署西南，所以就此而言，放弃武汉并非失败。
再来说说武汉保卫战的实际指挥者。
中日战争双方都是举全国之力，日本全面侵华是多线共同进攻的策略。
为了应对战争形势，中国军队在全国分战区作战。
淞沪会战以后，李宗仁压缩第五战区的防线，在长江北岸布防；而陈诚指挥第九战区则在长江南岸策应作战。
可以说长江南北各有一个指挥官。
6月上旬，会战重心在长江北岸，到7月即转移到长江南岸。
7月6日，因李宗仁牙疾就医，第五战区由白崇禧代为指挥，到9月白崇禧亦患病，遂交李宗仁指挥。
白、李之间虽然来回换将，但总的来说白只是代理，并不会影响战局。
白、李二人同为桂系台柱子，是关系亲密的政治同盟，而第五战区的军队多是桂系或亲桂系的地方军，因此仅有白、李两人可以稳妥地指挥这些杂牌军。
中国军队战力不及日本，且是防守一方，因此对指挥官的要求是稳重者更加胜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才是正途。
白能稳定军心，所以他未必不如李亲自指挥。
至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则是以中央军薛岳军团和李汉魂军团为主力，其指挥者只可能是蒋的肱骨陈诚，薛岳此时并没有陈诚那样的地位声望，在这样的大会战里，薛仍然不可能真的取代陈诚的位置。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投入上百万人，且是多面作战，兼所纠合之军队派系纵横，因此很难统一指挥，统筹全局。
李宗仁所率川、滇及部分西北军，在国民党政府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和利益链条；陈诚所部除中央军外，还有部分东北军，因此指挥官的选择已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考量。
在彼时彼刻，陈、李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937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到达皖南宣城，其任务是收容和整理在淞沪会战中溃退下来的部队。
此时日军已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一度反蒋的湘军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但能够调集起来尚有战斗力的守城部队不超过15万人，由此可见，整顿参加上海作战的其他50万败军是何等重要。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指挥）次日凌晨，陈诚的指挥所便遭日机轰炸，当场阵亡三名卫兵和重伤二名参谋，而陈诚本人毫发无伤，因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到1938年1月，南京已经陷落二个月，在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
日寇“华中派遣军”为实施武汉攻略特别组建了第11军，下辖五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两个重炮旅团，从关东军调来冈村宁次中将担任军司令官，负责沿长江两岸向西攻击；同时以第2军从大别山两麓迂回武汉以北，近30万日军自6月11日奔袭安庆开始正式实施战役，扬言在8月15日之前拿下武汉。
（第九战区司令长兼陈诚）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搬迁至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当然就在武汉坐镇，因此武汉保卫战真正的战役指挥实际是蒋介石本人。
当时云集在武汉外围及内线防御阵地的中国军队高达100万人，必要的指挥层级还是需要健全的，年初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计选派嫡系将领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从而顺畅指挥和掌握部队。
按道理这一职务应该归于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当时的军委会“四巨头”分别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去掉桂系的白崇禧和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既然放弃黄埔系的何应钦，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着力培养的第一心腹陈诚。
（参谋总长何应钦）陈诚果然是“必有后福”，不仅卸掉了在军政部屈居何应钦之下的次长一职，转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同时一下子成为了当时中国大部分野战部队的总指挥官，就职后立即任命土木系大将郭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同时着手部署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很是春风得意。
选择陈诚其实也有道理，因为1936年他曾经代理武汉行营主任，对武汉及其周边情况有一定了解。
但是有一个人不干了，那就是桂系老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当时正指挥部队在长江以北且战且退，也将成为保卫武汉的重要力量。
李宗仁在北伐期间已经是第七军的军长，而陈诚当时不过是第21师的上校团长，现在要他和桂军接受陈诚的指挥，自然不爽，于是借着生病回到武汉养了起来，白崇禧跟着一起推波助滥，蒋介石知道麻烦来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权衡再三，军事委员会终于在1938年6月21日作出决定，武汉会战的作战序列调整为：蒋介石自兼总指挥，新设第九战区，所有野战部队分属第五和第九战区指挥，其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下辖孙连仲第三兵团和李品仙第四兵团，负责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南北两麓抵抗日军东迩久宫第2军和第11军第6师团的进攻，李宗仁“抱病”期间，白崇禧担任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长江南岸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下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负责逐次抵抗日寇冈村宁次第11军的溯江西犯；同时成立武汉卫戍区，以陈诚的铁杆兄弟罗卓英担任卫戍司令。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为了安抚陈诚，同时下令其兼任湖北省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湖北军管区司令、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务，以致于日军方面称其为“蒋委员长的后继者”，至此，武汉会战的军事指挥问题告一段落。
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的作战打得还是可以的，期间取得了万家岭大捷等战役的胜利，从6月到10月底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中付出重大代价。
而武汉的沦陷，也始于北路日军于10月24日窜至黄陂，攻破武胜关后已逼近汉口门户，当天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总指挥蒋介石离汉赴湘（衡阳），陈诚率第九战区司令部退往长沙。
（武汉军民誓师）。
一九三七年的八。
一三淞沪抗战和十二月开始的南京保卫战，使国军主力死伤十分惨重，在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中，惨痛的现实使他面对巨大的武汉地图作出深深的沉思状，他的奉化普通话在军委会会议室响起：武汉三镇必须守卫，但又守之不易，武汉北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城区又有长江分离，城外湖沼遍地，非用兵之地，各位：战武汉而不守武汉，我们的战场在远方、请看，潜山、太湖、双门关、武胜关、幕阜山、大别山和长江，都是我军最佳作战的天然屏障。
何应钦的贵州腔普通话语速缓慢到一字一顿：军委会命令：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辖两大作战兵团、薛岳和张发奎分任总司令，共辖五十八个师，四十万人枪。
白崇禧任五战区司令长官，辖两大兵团、以李品仙，孙连仲分任总司令，共辖三十八个师。
两个战区分别在长江两岸与日军十一军、第二军展开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武汉大会战。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
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另以一部沿长江西进。
后因黄河决口，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
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战斗序列，由其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
以冈村宁次指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以及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120余艘舰艇，日本第一个飞上天的飞行员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另以华中派遣军直辖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以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团的兵力。
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在徐州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
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10万人。
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4506，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负伤7600人，还有900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适应新的战略方针的需要，重新调整了部署，将全国划分为6个战区和1个武汉卫戍总司令部。
第一战区程潜；第二战区阎锡山；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四战区何应钦；第五战区李宗仁；第八战区蒋介石兼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组织规模与战区平级，负责全区的备战工作。
其下设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为陈诚“土木系”的郭忏。
后来又曾设了江防军总司令部，任命刘兴为江防军总司令。
1938年5月，蒋介石得到情报，说日军可能兵分3路进攻武汉。
同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并任命薛岳为武汉卫戍区第1兵团总司令。
同时为了适应新的战局形势以增强机会机构和部队的作战能力，组建了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陈诚仍兼任武汉卫戍区总司令）。
第九战区下辖第1、2兵团，主要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五战区负责长江北岸的作战。
第五、九两战区协同作战，阻止日军西进。
两战区的作战区域大致为长江沿线，但是长江北岸的武穴、田家镇部分及武汉卫戍区总司令部归第九战区统一指挥。
因此，武汉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两个，分别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