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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风采
开封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都曾在此建都，号称"七朝都会"。也有人称它是北方水城。
开封这个城市，他的兴盛、发展一直到鼎盛时期，最后慢慢走向衰落也和黄河有很大的关系。魏国在灭亡的时候，秦将王贲掘鸿沟水来灌大梁城，鸿沟水实际上和大梁城是相e799bee5baa6e58685e5aeb9331通的。这是开封第一次遭水患，而且是灭顶之灾。李自成三攻开封的时候
黄河从陕西、山西边境折向乐，流入河南，横贯河南省境内，以湍急之势流经著名的三门峡市。豫西主要指的就是三门峡为主的这个地区。下期我们就为您介绍三门峡市的文物古迹，风土民情。
开封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都曾在此建都，号称"七朝都会"。也有人称它是北方水城。
开封这个城市，他的兴盛、发展一直到鼎盛时期，最后慢慢走向衰落也和黄河有很大的关系。魏国在灭亡的时候，秦将王贲掘鸿沟水来灌大梁城，鸿沟水实际上和大梁城是相通的。这是开封第一次遭水患，而且是灭顶之灾。李自成三攻开封的时候直攻了两次没攻破，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千古之迷，到底是官军扒的黄河呀，还是起义军扒的一直在史学界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不管怎么说当时黄河水过来以后，把整个开封城全部淤没于地下。第三次水患，也就是清代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这次黄河水，水围城8个月以后，水才退回去也使开封城遭到了严重破坏。通过这三次较大的水患以后，使开封城深深地淤没于地下，以至民间长期流传着："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这个谚语。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开封自1200多年以来，它的城池的中轴线一直没有大的变化，这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开封旧城区的南北中轴线也就是御街，路的下面8米深处就是北宋东京城的御街，到5米左右深的地方是明代的城池中轴线，3米左右是清代的城池南北中轴线，开封虽然经过历次水患，仍然留下了不少的古迹。开封铁塔，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它虽然叫铁塔，却是用褐色琉璃砖砌成的。因为远远看去象铁铸的，人们就叫它铁塔。它设计精巧，砖与砖之间有榫有槽，垒砌严密合缝。
铁塔自建成至今，经过900多年的风雨洗礼，他经过了地震43次，风灾19次等等的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破坏，但是我们对铁塔进行了一些维修和保护。有一些是后来修上去的，已班驳脱落了，一些是自建成一直保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花纹砖。这也代表着当时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工艺和精湛技艺。
铁塔外壁镶嵌的花纹共有50多种，有坐佛。有立僧。还有五个人一组的伎乐。铁塔外部的花纹砖是研究北宋雕刻艺术和塑造艺术的珍品。繁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结构复杂而独特，是中国佛塔从传统的四角形向更为复杂的八角形过度的典型代表。繁塔全身内外镶嵌着佛像砖，每砖一佛，有菩萨，罗汉，乐伎等等共108种7000余尊，形态逼真，大相国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寺院之一。唐宋两代是大相国寺的鼎盛时期，位于寺内八角亭中的千手千眼佛，是清乾隆年间用一整棵白果树精雕细刻而成的，栩栩如生，华美绝伦。她四面有脸有身，好象四个长得一模一样的连体姐妹，高约7米，每面有6只大手，200余只小手，手心各有一只慧眼，总计1048只手和眼，所以叫千手千眼佛。开封山陕甘会馆是清代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商人集资兴修的。会馆集我国建筑、雕刻、油漆、彩绘之大成，是一座罕见的古代建筑艺术之宝库。
从雕刻的技法上来看，它有圆雕，半圆雕，浮雕、多层次的雕刻。把内容丰富，无所不包的内容，全部包括进去，在一个从他的建筑学和它 的力学，美学上来看，我们身后的这个牌楼，可以说是全国全省地方牌楼的上乘之作，它积力学美学于一体，建筑是非常精美的，再一个就是从它雕刻的内容上来说，他的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山水树木，花鸟鱼虫，神仙故事，人物故事、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尤其是他的吉祥图案是特别的丰富多彩。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学，概括的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算盘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计算器，从宋代已经就发现了，有句俗话说"算盘一响，黄金万两"，也就是日进斗金宝器，所以商人把他们的算盘为了要精打细算，就雕刻在画面之上，是让他们的人看到以后要勤俭节约
黄河水埋掉了开封几座城池，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却保留了下来。其中开封的名菜佳肴、风味饮食流传至今而且被发扬光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开封的饮食业十分繁荣，名酒楼、饮食店、茶肆比比皆是，近百家风味小吃夜市遍步全城。
豫菜具有"用料广泛，讲究刀功，五味调和，口感适中"的特点，一些中华老字号饭店，如又一新、马豫兴、中兴楼、稻香居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特色。我们豫菜的代表菜是 鲤鱼焙面，很有代表性，也有历史性，象鲤鱼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说大吉大利和年年有余。这种面是一种拉面，它拉出来的细度象头发丝一样，如果用卡尺量的话，它就是几丝，一公斤面大概可以拉几千公里。
开封作为豫菜的代表地，不仅豫菜闻名，它的风味小吃也很有特色，象第一楼的灌汤小笼包子、马豫兴的桶子鸡，稻香居的锅贴等等，风味小吃有近200种。其中第一楼的灌汤小笼包就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北宋时期，其特点是皮薄馅大，灌汤流油。在吃的时候，夹起来象个灯笼，里面一包水，象菊花一样，先把汤慢慢的吸出来，尝汤的鲜味，然后再吃，这叫"先开窗，后吸汤，满嘴香。"
鼓楼夜市在开封是远近闻名，由于夜市处在市中心，为了不阻碍交通，每天夜市开市的时候，几分钟之内所有的小吃摊各就各位，马上开始营业了。
开封作为七朝古都。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古代文化，其中有许多的文物瑰宝和艺术珍品。至今，开封还保留着汴绣和木版年画等民间的古老技艺。
汴绣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名绣之一。《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开封皇宫内设有文绣院，绣工数百人，后来汴绣在民间传播发展起来，盛及一时。汴绣以绣制中国古名画而著称，作品以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代表。近年来又增加了为各国元首及著名人士绣制肖像。以及绣制油画名品。
汴绣讲究印物象形，象《清明上河图》我们创造了很多种针法比如象那个建筑物的房顶，表现瓦片，我们就用了一种反针绣，反针绣能够充分表现出来瓦片鳞次栉比，那种排列，象一些绳索绣，我们就用丝线攒成一些绳子，在作在画面上，这样呢，个印物象形，比如说哪个我们选择了席蓖绣，象水纹呢用哪个滚针绣，动物呢，象驴、马用这种悠针绣，这样表现出来更加生动逼真，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呢，又显示出刺绣意义的这种特点。
和汴绣一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仍然保留着手工制作，朱仙镇木版年画起源于唐朝，兴于宋，鼎盛于明清。是中国最早的木版年画之一，那么他具有那些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就是神像夸张，这个造形比较夸张一些，第二线条粗旷，再一个颜色鲜艳，色彩鲜艳跟用中药材配成的有关，这个再一个人物没有媚态，它大部分是神像画多，再一个戏曲画，歌颂英雄人物的画比较多。
朱仙镇木版年画乡土气息浓郁，民间情趣强烈，散发着浓郁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淳朴古老的民族风格。
整个黄河流域的人们都非常喜爱鼓乐，喜欢用鼓声来传达自己的感情，而黄河岸边流动性、舞蹈性最强的鼓，就要属开封盘鼓了。开封盘鼓源于北魏，兴于北宋，当时是用在军事上，用来鼓舞士气，在北宋时期的首都开封因繁华的庆典、祭祀节目活动的需要，鼓的活动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服装、道具及表演调度上有了统一规范的要求
开封盘鼓应该说自黄河流域的鼓乐来讲，它是具有第一鼓膛比较大，鼓 比较大，特别鼓的面积来讲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一尺六寸，这个鼓的高度来讲一尺或一尺二变成这一个鼓以后背在身上以后整个人加上绊带他的左手在绊带里面，他的两条腿是在鼓的下面，那么行进中间呢，那个鼓本身的影响，稍微有一点坎坷，他就不可能行进，靠的是右手解放，跨步提手迈头甩手，把鼓的动作比较完整的表达出来。
开封盘鼓有一种雄壮美，严谨美，神圣美，以他火暴虎威，击如雷，动如涛的黄河气派，表现出了中原黄河儿女们的淳朴和执着。
开封这座古城，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民间工艺，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要想在短期全面地了解宋都开封的民俗，最好的去处就是清明上河园了。
清明上河园位居开封的西北角，是以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复原的，集中再现了原图的风物景观，是一处欣赏古都风情，体味大宋文化的好去处。清明上河园把《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北宋汴京的繁华展现在游客面前，园内店铺林立，在木兰织纺，年画社，文绣院您看到的是巧夺天工的宋代技艺。剪纸、泥人、服装等民间工艺和开封的小吃更可以大饱您的眼福口福。
清明上河园里的杂耍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的表演难度高，节目惊险。斗鸡表演精彩激烈
开封斗鸡用的鸡可不是一般的鸡，这种鸡脸皮比较细，冠形长的比较规矩，腿是黄腿，毛色红：尾巴乌，没有杂毛腿不起棱叫红鸡。 斗鸡前还要有科学的喂养和训练。
清明上河园中还有定时的精彩表演：编锺乐舞，包公断案，梁山好汉救宋江，宋代科举，王员外招女婿。其实到开封最好还是在深秋时节，那时满城金菊盛开，游人络绎不绝，一年一度的传统花会在这里举行。开封菊花，早在北宋时期就盛极一时，明清时代养菊之风更为盛行，已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品种繁多近千余种，所以开封素有菊城之称。
今年的菊花花会是跨世纪的盛大花会。高水平、规模大，效果好，龙亭公园在900公里的上布置了8个景区16个展点。今年的主要特点有4个特点，一个是：早，往届都是10月28号开幕，今年早了10天提前10天咱们园林职工在年初的种植菊花的时候，重点培育了早期开花的菊花，第二个就是采取短日照的这种技术方法，让菊花按人们的意志开放，第三个特点是培植了大量品种花卉。菊花会虽然提前了10天，但是开花效果非常好。第二个特点是新。整个景点的创意和构思都非常好，满园菊香回归自然来布置今年的菊花花会效果非常好，第三个就是精，在景点的设置扎花的摆放都比较精致细腻，让观众看是一种精品，第四个是美。用现代园林的大手法、大色块、大气派来布置今年的菊花花会。
开封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貌独特，地位特殊，人才辈出，如果没有黄河之水，开封城里的水就是死水，就不能形成水城风貌,，开封与黄河密不可分
老派一点的，你可以以一个国家的变化来写。。。比如近现代的中国，工业革命的英国，这些都相当好写
新颖一点的，你就以生活中的一件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来写。比如战争，古代战阵，工业革命后的战争，现代战争
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峻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不再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种积贫积弱，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种贫困落后！
而今日早晨神六飞船的成功的发射升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
是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培养了一大批在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在老一辈科技人员的知识已经明显老化的情况下，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毅然挑起重担，承担起航空航天的开发研究的重任。是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能力，为神州飞船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用更加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主动吸收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果，推动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的新发展。是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否认了“知7a64e59b9ee7ad94361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口号，落实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航空航天专家才能的发挥。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树立了中国人民的自信，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重大决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样，也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根本动力！
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必定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更大贡献！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0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