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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在于推理
——我眼中的中国法学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霍姆斯
摘要：本文从中国法学当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预造成法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普遍对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发，强调在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实践推理）的价值，以期通过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确性，挽回普罗大众对法律的信心，最终实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至于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确，更具预测性，我选择的进路是建立以类比推理为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词：法学困境? 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 实践理性? 类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谓的当下中国法学的困境?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最大困境乃在于它的权威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而“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但中国当下的法律人显然没有足够尊敬法律[2]。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困境的关键是因为主体性中国的身份缺失。中国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为留声机或者传话筒，看似对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根据本身是没有的，或者说是物质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未来，拥有的只是西方的过去和今天”[3]。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其对中国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现。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
中国人并不习惯法律思维，中国人乃是最务实的。中国人习惯的是信仰权威[4]，所以，“有困难找政府”才是中国人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思维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爷出来给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这种传统乡土中国[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难以更易。而所谓法治又必须首先活在普罗大众心中成为其生活之常态始有实现之可能[6]。这种悖论造成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尴尬[7]。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法律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并不是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遑论唯一途径）。“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这几乎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深深藏在每个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脑海深处，无论遇到什么案件，这e5a48de588b6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65条原则总是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最多只是第三选择。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当法律（特别是司法和执法中）过多掺杂进意识形态、政治、民愿、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后，法律并不能给人以确信。也正是这种不确信导致了普罗大众甚至法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国的法律人显然又没有告诉，似乎也没有资格（甚至是违心地）告诉普通人“法律是确定的”[8]。当然即使他们说了，有多少人愿意天真地相信也实在是一个不难想象的问题。
二.法律推理
中国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天理，国法，人情”，国法夹在两者之间，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动弹[9]。即使在有限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所体现的业务素质依然让人难以恭维[10]。
弗里德曼用信息论的观点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原材料的输入、加工、判决输出和信息反馈等阶段[11]。我在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分析是对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博登海默干脆认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这两种说法都难免太抽象。那么法律推理究竟是什么呢？德沃金说：“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12]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释。它是逻辑思维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即对法律命题所进行的一般逻辑推演[13]。可以说，它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始终，甚至还一直都是关键。
法律推理根据法律推理在不同难度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逻辑形式和推理规则，可以划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部分[14]。
三.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但在进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吗？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德沃金相信法律问题客观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即对有争论的法律问题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通过推理和想象的方法去求得正确答案。”[15]但显然波斯纳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称德沃金为“道德实在论者”，主张衡量法律推理结论正确与否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标准，认为客观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认为其他具有常规智力和良心的人们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当作正确的东西”[16]。有论者认为，他“把正确性和真理性对立起来，陷入了一种真理神秘论”[17]，会导致法律没有明确性，从而变得不可预测[18]。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法律问题从来不会像数学或者物理逻辑那样能够用公式穷尽一切可能，最终得到真相。法律问题因为人为的参与，不自觉地必然会掺杂很多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法律问题很难说能有一个客观答案[19]。而只能通过各种综合实践理性的方法找到最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认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不可预测。在后面我将论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逻辑推理（司法三段论）的作用与缺陷
相信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尤其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但这种将法律适用看作是自动售货机式的简单思维[20]，“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倒退”[21]。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其实演绎逻辑的简单推论已经足够了。
演绎推论的实质/关键是：个案是否是规则的一个事例。还是以这个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为例：“所有的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论证的有效性不过在此：苏格拉底会死这一结论，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人”的定义——之中。事实上，大前提说的只是，这里有一只标有标签“人”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会死的”。小前提告诉我们，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个名字牌上写着“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盒子时，我们就知道他会死，因为盒子里仅有的东西都会死。波斯纳指出这种三段论之所以拥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22]。
演绎推论的适用前提有两个[23]：1、法律体系的公理化：穷尽事理和自成体系。A、法律体系是完备无缺的；B、体系是和谐一致的，不允许同时肯定又否定一个命题；C、消除了所有符号表述规则及其适用领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题的形式化。
演绎推理（司法三段论，或者如波斯纳所言还包括所谓缺省三段论）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难案件或是涉及伦理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的时候），仅凭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演绎推理本身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24]：三段论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实可靠性并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也即，当大小前提存在虚假的情况下，结论是否正确是或然的，并不确定。再用关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恰当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很聪明；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因此，苏格拉底很聪明。”在这里，尽管结论正确，但由于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所以它真实但不合法。而这必然在司法实践中给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扰。
五.实践理性粉墨登场
那么，如何克服演绎推理对疑难案件的无能为力呢？波斯纳的方法是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补充[25]。实践理性“这一术语缺乏一种标准含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来说，实践理性方法是与逻辑推理的纯粹理性方法相对应的注重行动的方法。实践理性则是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法官、律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法庭审判实践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智慧。”[27]
实践推理应该包括若干实践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识推理、直觉推理、类比推理和解释推理则是典型。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类比推理的传统，所谓“春秋决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的类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随着近现代中国选择大陆法系发展道路，并且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类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人看来，法律推理的中心是类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类比推理是什么？
“类推推理，亦就是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30]所以，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逻辑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属性a,b,c；所以，B事物有属性d[31]。
就法律适用而言，“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甲规则适用于乙案件，丙案件在实质上都与乙案件类似，因此，甲规则也可适用于丙案件。”[32]所以类推其实就是“以前一个案件的相同方式来判决后一个案件。”[33]
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七.遵循先例原则
“当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明确或隐含地提出某个法律主张的法院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构成了法律的一般渊源和正式渊源”。但“在罗马法系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认为，司法先例不应当被视为是法律的正式渊源。”不过我以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交流融汇，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判决”[34]——就对判例制度心存偏见。而大陆法系国家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35]。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系列对法律主张做出相同陈述的判例，其效力几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权威性。注意到判例汇编是颇具意义的，例如，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律师如果无视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汇编中所发表的一个判例，那么他本人便应当对此产生的后果对其当事人负责。”在中国，自199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年都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也有学者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诚实信用这则号称“帝王条款”的原则为例，来研究遵循先例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只简单提及此名称而已，相关法学教科书对此也语焉不详[36]。我以为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带来的隐忧，因为这种道德条款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的，后来的法官或者律师只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轻松得出在他经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尽管这并意味着他们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样被轻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势在必行。成文法相对滞后和若干抽象原则难以解释的特点，使得判例制度这种能有效弥补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司法传统并不排斥判例制度[37]，这使得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成为一种可能[38]。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选编是有判例之名而无判例之实，我国早已出现判例制度的端倪。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应该注意到案例和判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明了的益处：1.补充成文法漏洞与不足；2.弥补法律解释的抽象性与不足；3.积累经验，推动立法；4.利于法院司法裁判。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这不是我所能探讨的范围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这不外乎是谁来/怎么选、怎么编、怎么公布、怎么更改判例的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确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约束法官的司法裁判，减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最终带动整个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这样无疑是恢复民众对法律信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迟早要走出，我们不走谁来走，现在不走何时走？[39]
九.结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0]如果我们非得找到真理，找到万全的办法才能行动的话，我们无疑只是在等死。
我愿是布莱克笔下的扫烟囱的孩子，又愿如叶芝为自己选的墓志铭一样：
“对生与死，
冷眼一瞥，
纵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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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飘 2010-12-12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

这是一部比较真实反映美国法律制度的电视连续剧，从1990年开播以来，每周一集，热播至今。而且还有两部独立的“外传”，《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Law & Order: Special Victims Unit)1999年开播；《法律与秩序：犯罪倾向》(Law & Order: Criminal Intent)2001年开播，到2004年就播出了25季、e69da5e887aa7a64364近600集节目，该剧第三个外传《法律与秩序：陪审团审判》（Law & Order: Trial by Jury）2005年3月开播。这使它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最长寿的“涉法电视剧”。
《法律与秩序》灵感来自美国上世纪50年代电视剧《逮捕和审判》。每集内容大都取材于社会上发生的真实案件。主角是两个警察和两个检察官。首先是警察发现案件，然后调查案情，逮捕嫌疑人，再由检察官准备控罪，与嫌疑人的律师谈判，在法庭上进行辩论。最后是法官作出判决。每集大约50分钟。它是了解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的最佳影视片
《法律与秩序》与其它警匪片最大不同是：
它把焦点集中在法律程序上，爆炸、飞车、枪战的场面极少出现。作为主角的两个警察在22集里没有开过一枪，侦查案件全凭两条腿一张嘴，这正是司法实际真实运作反映。该剧许多故事都直接来自美国当时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所以在某些集的结尾，会出现这样的字幕
《法律与秩序》成功在于提供了观赏电视节目中的“求知的欲望”和“自主判断的欲望”。它最厉害的是使电视剧“尽量接近真实”。虽然快节奏的电视剧无法完全还原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但该剧仍然力求细节真实。很多法律界人士和警察都对该剧赞誉有加，喜欢的人说“这就是真实的法律电视剧”，不喜欢的人则批评它“更像法学教育的电视剧”，但极少有人质疑该剧的真实性。不同法律文化背景、西方法律知识缺乏是观众不大容易欣赏该剧又一个缺憾
根据美国最权威的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法律与秩序》在刚开始播映时，排在当周所有节目的第77位，但NBC电视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认准了该剧的独特魅力，继续坚持播映。从第２季开始，《法律与秩序》的收视率直线上升，迅速攀升到前１０之列，并在此后的１４年中始终没有跌出前２０名。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奇迹是在电视剧中“司法人员”不断更换、15年先后有２０多人担当过主角情况下实现的。可见，该剧吸引观众的法宝，不是影视明星，而是“涉法戏”的情节
2004年5月2日，美国《自由兰斯星报》(The Free Lance-Star)报道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附近一家旅馆外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察调查现场的时候，有个人走进围观的人群中，向一个看热闹妇女询问了什么事情，然后就跳上街对面的一辆汽车，迅速离开。这个妇女立刻掏出照相手机，拍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警方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在事发39小时后就逮捕了嫌疑犯。这位女士告诉媒体，她之所以反应迅速，是因为她“看了足够多的《法律与秩序》，能够正确分辨各种可疑的现象”

加入WTO使我国更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价格可以更直接、更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变化，预示经济的基本走势，价格杠杆将更灵敏、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与成本。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水平、商品和服务价格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政府对市场价格管理的方法等势必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价格管理与WTO的要求基本适应，但由于体制、法律、职能和观念等原因，加入WTO仍然会对政府的价格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一)对价格管理内容的新要求研究和重新认识我国价格管理的对象、管理内容，是加入WTO以后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以往的价格工作中，我们在放开价格，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政府价格管理 “越位”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加入WTO以后，却进一步显露出我们在价格管理中存在着许多“缺位”、“不到位”问题，政府价格管理必须增加新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加强对全社会多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价格管理。过去我国所有制形式单一，价格管理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开展工作。随着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特别是入世以后，外资企业会全面地进入我国的经济生活，他们对价格调整经济利益的功能认识更为深刻，对价格管理的要求更高，更加关注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我们却缺乏面向他们开展工作的经验，如何适应新的管理对象的要求，应当成为价格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wto与中国价格管理 来自: 免费论文网

　　第二，要更加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比较低的时候，我国价格波动主要受国内供求变动影响。制定价格政策，基本立足国内，价格调控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给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重视不够。但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会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必然对国内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进行价格调控不仅要掌握国内市场行情，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综合分析预测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趋势，这也是我们以前很少做过的。

　　第三，政府定价要严格对成本的审查。《价格法》规定政府定价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供求状况和社会平均成本。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定价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定价考虑比较多的是社会承受力和供求关系，成本并不是我们严格审查的最主要问题。对于许多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成本状况，定价常常是使用企业提供的数据，并通过与企业的谈判来制定的。而入世以后，面对着WTO的规则要求，政府定价中再不严格成本审查，定价的科学性将难以保证，无法面对国内外的经营者。严格成本审查不仅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新内容，而且在定价成本审查的法律依据、成本审查标准、成本审查队伍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工作要做。

　　第四，继续强化“定规则、当裁判”工作。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但从入世以后的工作要求来看，这个问题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规则不健全，裁判不到位，都给我们应对入世挑战带来困难。所以如何继续把工作的重点从“定调价”为主转变到“定规则、当裁判”为主上来，仍然是我们应当努力探索的工作内容，也是迎接入世挑战的新要求。

　　第五，加强对服务和要素价格的管理。过去，在物质产品匮乏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工作是围绕着解决物质产品供给进行的，价格管理也主要集中在商品价格上。但到了90年代后期，物质产品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政府管理的价格愈来愈少。现在紧缺主要集中服务和要素的供给上，如教育、旅游、医疗卫生、保健，以及资金、技术、人才等。由于这些领域大都带有一定的垄断性，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保留着政府定价或政府制定收费标准的方式。但是由于价格管理工作长期把重点放在商品价格的管理上，我们对服务领域的价格和收费缺乏深入研究。例如，高等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对知识分子劳动的价值怎么评估？这都是技术性非常强的问题。而入世以后进入我国服务领域的外资将愈来愈多，我们必须从从管理物质产品价格为主转为更加重视管理服务价格上来。

　　(二)对价格管理方式的新要求
　　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也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改革。从目前看，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主要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行政审批式管理，转变为科学的制度化管理。主要依靠行政审批管理经济生活是计划经济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管得过多过滥。二是随意性大。三是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在价格管理方式上，主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64要依靠行政审批式的管理必须改变。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管理程序。从法律上讲，程序的科学才能保证实体的科学。譬如过去的审批价格是按行政层级进行，现在是要依据法定的程序审批。通过听证、专家评审、集体审价等，以此来保证定价结果的公平。其次，要有科学的制度保证。程序科学以后还要制度化。程序虽然科学，但是没有制度保证，随意性大，不能持续地做下去，仍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几年我们加强了对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再次，要严格执行制度。要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格的问题。真正这样做了，价格管理工作才能适应入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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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由封闭式管理转向开放式管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的形式上，主要是通过“红头文件”进行内部运作。在价格几乎是政府全面管制的时期，封闭式的管理方式是可行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价格由政府严格管制，转向绝大部分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二是随着群众民主参与意识提高，实行政府定价的价格也已经由政府部门的内部操作，转向全社会成员以不同方式参与。三是加入WTO也要求所有价格制定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公开、透明。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价格管理必须由封闭转向开放。近年来，我们在价格管理的公开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建立听证制度，重要商品调价要听取消费者意见；新闻发布会制度，重要的调价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重要案件，也要向社会公布；价格决策专家咨询制度，面向社会听取专家意见；价格公告制度；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监督网络，聘请义务监督员等等。这些都是由封闭走向公开的重要尝试，在这方面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并进一步法制化。

　　第三，从单纯依靠行政系统管理价格，转更加重视动员全社会力量管理价格。入世以后，价格管理的内容大量增加，而且管理难度也大大提高，但机构改革却使行政管理力量大量减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管理方式，要从传统的依靠系统内的管理力量进行管理的思路中解放出来，像许多企业一样，在全社会配置工作资源。如借用协会、中介机构、专业部门、媒体和专家、相关技术人员的力量等。这也是入世以后对价格管理方式的新要求。

　　(三)对价格管理依据的新要求
　　WTO强调各成员国要制定公开、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规则，用法律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红头文件”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具体到价格部门来说，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管价。但长期以来在价格管理上，主要的管理方式是在行政上进行上级对下级的人对人的管理，是行政部门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文件，对管理对象进行的单向管理，依靠人管人，依靠文件管事。在一定的意义上，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和企业具有几乎没有约束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管理肯定是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因为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经济活动运作的基本原则。政府价格管理也必须遵循法治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价格工作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区别。譬如我们现在仍然做着许多定价的工作，但同过去定价的区别就在于，同样是定价，过去主要是靠人定，而现在主要是靠规则定。过去和现在都搞价格检查，但区别就是过去的检查，人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而现在的检查，受各种各样的规定和制度约束，使检查行为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法律的规定之中。检查中更多的是靠法律的威慑，靠法定的程序，而不是主要靠人的作用。

　　依靠法律和法规来管理价格和价格行为，“人”必须依“法”行事。这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实际工作上，都给我们的价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转变职能，迎接加入WTO的新挑战
　　面对着加入WTO后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新要求，如何及时转变职能，做好工作，迎接挑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面对加入WTO的挑战，我们围绕着《价格法》，在建立规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依法行政，适应入世需要奠定了基础：一是制定了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规则。二是规范政府定价行为的法规体系基本建立。明确了政府定价的范围，规范了政府定价程序，改革了政府定价办法并且制度化。三是约束价格监督检查行为的规则基本配套，“当裁判”基本有法可依。四是根据WTO一般原则，对1980年以来关于价格管理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保留其中的166件，进行修改的51件，予以废止的124件。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法规和有关条款基本上已经废除。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我国的价格管理法制化的工作与加入WTO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今后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以下几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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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继续制定、修改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提升现有法规和规章的层次，用法律保证价格行为与WTO的规则相一致。面对入世后的新情况、新矛盾，许多新的规则还没有相应建立。例如，制定列入中央定价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需要审核企业成本，但是审核企业成本有哪些程序规定，哪些项目构成定价成本，哪些项目不能进入定价成本，判定成本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等等；还譬如如何区别价格自律和价格同盟，都需要新的立法来规范。另外，近年来国家计委发了一些委令，但从实际工作需要来看，仅有部门规章是不够的，还要提升现有法规和规章的层次，增强约束力。还要研究完善《价格法》，制定《国家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条例》等。

　　二是严格依法办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特别是涉及WTO规则要求的价格管理行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首先，在制定定价目录时要注意WTO《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的“7.定价策略的要求”，严格遵守程序，防止随意扩大管理范围和内容。其次，对符合《价格法》规定的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制定定价原则和定价办法，严格按规则定价。第三，要依法规范定价行为，实行价格听证，专家论证和集体审议制度，加强成本管理和审核，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第四，价格监督检查要依法进行，依法检查，依法处罚。

　　三是加大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依法行政的严肃性。这是加强内部监督的措施，也是提高依法行政自觉性的重要途径。现在一些地方在入世以后，仍然不能自觉和遵循WTO规则的要求，譬如继续实行歧视性价格政策等，搞地方保护；价格政策不透明、随意增加政府定价项目，擅自提高定价项目的标准等。我们要通过对这些违规行政行为的查处，来提高整个价格部门的依法行政观念和依法行政水平。

　　（二）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提高价格调控水平
　　1.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调控价格总水平。

　　加入WTO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关联度将大大增强，政府在进行价格宏观调控时，不仅要面对国内因素，更要面对国际因素，而国际因素往往是难以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从而加大了价格宏观调控难度。如何建立有效的价格调控手段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WTO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对我国政府职能在体制转型中影响重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的宏观调控体制是价格宏观调控目标、调控手段、调控方式、调控组织制度的总和。调控的目标就是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调控的方式以间接调控为主，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协调；调控的依据就是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调控的组织是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以及相关经济部门。加入WTO，要求我国政府在经济管理规则、组织和协调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认真落实入世的价格承诺，按照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方向完善我国价格调控体系建设。

　　1989年以来，我国先后战胜了严重通货膨胀，克服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调控价格的水平不断提高。如果说80年代末，在解决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还比较多的使用了行政手段，那么在 1997年以来，我们在克服通货紧缩趋势的时候，则主要是靠经济手段：如运用金融政策——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提高公务员工资，提高消费水平；税收政策——加强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刺激出口；降低证券交易税，刺激股市，以扩大直接融资；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征收利息所得税，鼓励居民消费；价格政策——全面提高服务领域的收费水平，既调整价格矛盾，又刺激了短缺的服务业供给；这些措施，使我们不仅战胜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价格总水平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且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我国价格调控机制日渐成熟。但我们还不能就此证明我国的价格调控已经完全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从狭义的价格调控角度来看，还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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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对国内、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商品价格监测及预警工作。在经济开放度不大的情况下，价格调控中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物价的影响。加入WTO后，国内、外市场商品价格逐步形成紧密联系，进行价格调控，不仅要掌握国内市场行情，还要及时了解国际市场行情，科学地分析预测国内外价格变动趋势，在制定政策时，要统筹协调进出口与国内市场的价格关系。这就需要实行对国际市场的价格监测，定期为制定价格政策和价格决策提供价格信息。要建立价格安全预警系统，对价格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提前发出警报。

　　二是要增强价格调控能力，提高抵御风险水平。加入WTO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价格风险更大。为此，要完善重要进出口商品的物资储备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以减轻国际市场突变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当市场价格出现暴涨暴跌时，有足够的价格调节基金、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等经济手段调节供求和价格，减缓市场波动，矫正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是要提高对调整价格和出台价格政策科学性的把握，服从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这几年我们利用价格指数较低的时机，加快调整了一些服务业领域的价格，实际效果是好的。但这些价格的调整，更多的是地方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站在部门的角度上，主要是为解决价格矛盾而进行的。缺乏从宏观的角度，考虑刺激服务供给的需要去进行价格调整。虽然同样是调整价格，指导思想不同，操作的过程、力度和做法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影响上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适应加入WTO的要求，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增强全局观念，从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做好价格调控工作。

　　2.注意把握和调整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政策。
　　面对着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可能面临的冲击，对于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我们更要注意把握和调整其价格政策。特别是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或产品关联度比较大的商品，更要十分注意，如：

　　一是农产品价格。制定农产品价格政策要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控制在农产品生产总值的8.5%以内，要充分利用这一支持空间，完善粮食价格政策。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进补贴方式。要加大农产品优质优价的政策力度，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农产品价格信息工作，引导农民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安排生产。同时为应对突发性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要健全和完善储备制度以及调剂吞吐的能力，做到有效平抑短期价格波动。

　　二是医药价格。2001年，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218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3%；重要医药商品进口额33.3亿美元；2000年全国医疗机构总收入2097亿元。医药工业已经是工业的重要行业，医药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由于药品消费的特殊性，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决定了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入世后，各地在制定药品价格政策时要消除地方保护，开放国内市场；要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并能够在竞争中求得发展。要改进进口药品的定价办法，国内能够生产的进口药品，要依据国内市场价格，比质比价，国内不能生产的专利药，要依据经济水平相同程度国家市场价格和同类药品价格制定。政府定价中引入竞争机制，按社会先进成本定价，促进企业调整产品结构。

　　三是铁路运价。目前我国铁路运输实行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运输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益性运输、政策性运输，这些运输任务享受优惠的运价政策，所产生的亏损通过运输其他货物的盈利交叉补贴。加入WTO后，这种交叉补贴很容易引起外国企业的异议。所以我们要配合铁路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将铁路建设基金并入基本运价的思路，逐步取消各种公益性运输、政策性运输的优惠运价政策，按WTO规则的要求理顺运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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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服务收费。要加快国内服务价格改革，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的过渡时间，制定和调整入世后国内服务贸易的价格政策。放开大部分竞争性的经营服务收费，增强服务行业的竞争力，健全服务价格的规则，规范服务价格行为，打击价格欺诈和暴利，取消价格歧视行为等等。以电信为例，目前我国电信行业部分价格偏高。加入WTO后，电信行业竞争加剧，外商的压价竞争使电信资费会有所下降。因此，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加强价格管理的角度，要尽快放开已经形成竞争的增值业务资费。同时要尽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对电信企业占用电信网络码号资源征收资源占用费，保证普遍服务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3.研究和利用规则，保护我国弱势产业发展。依据WTO的有关反倾销条款，我们应当抓紧建立价格保护体系，保护民族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当某一缔约国的价格倾销行为对国内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了冲击，进而对国内产业造成重大损害时，就要积极运用WTO有关反倾销协议来规制其他缔约国对我国的价格倾销行为，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今后价格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作。要研究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的经营和价格策略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要抓紧研究完善制止低价倾销、价格垄断和价格欺诈方面的具体法规，防止国外经营者利用不正当手段独占国内市场。对已经放开价格的行业，要引导行业组织加强价格自律，特别是对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玩具、普通钢材、彩电、建材、有色金属等的价格协调，改变国内企业多头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自相压价，损害国家利益，并遭致国外反倾销调查的情况，维护国家利益。

　　积极运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完善保护价格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WTO的补贴措施协议，提高我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反补贴措施，如征收反补贴税等，间接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竞争力。在遵守世贸组织农业规则的前提下，以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心，从补贴农产品流通领域向补贴农业生产领域转移，从保障农业生产型补贴逐步向增加农民收入型补贴转移。有选择地引入“绿箱”补贴政策。我们要结合国情，建立必要的价格支持体系。对于对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大宗进口战略性产品，如食糖、石油、天然橡胶等，为了防止不必要的进口冲击，也应当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

　　（三）转变观念、改进作风，提高价格管理水平

　　一要树立市场观念。WTO要求成员方政府力促产品在公正、公开、平等环境中自由竞争。为此，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促进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改进价格管理等方面狠下功夫。对逐步趋向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要坚决放开；对仍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现象的商品与服务价格，政府要设法促进竞争，加快市场形成价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要树立全局观念。加入WTO后，要把价格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全局甚至更广的范围中去考虑。比如，在“国民待遇”问题上，政府价格部门不能只看到外国产品、服务价格和收费有非国民待遇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有超国民待遇现象的一面。在进行价格宏观调控时，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而且还要更多的考虑国际因素。在制定价格政策、实施价格控制时，既要考虑局部利益，又要考虑整体利益。在进行价格监管时，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照顾长远利益。

　　三要树立服务观念。随着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化，价格部门直接调、定价格等方面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但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服务的职能则在不断加强。价格信息、监测、咨询、评估、鉴证等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成为价格部门工作的重要领域。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水平。
　　要转变作风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工作方法。价格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入WTO后，用什么方式和工作作风落实工作思路、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成为进一步改进价格工作的重要问题。价格部门应当积极转变作风，发扬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依法行政、扎实工作的敬业精神，努力适应加入WTO对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提出的挑战，以良好的作风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格工作新路子，开创价格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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