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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与中国国情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领土面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与苏联相邻的同为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否也会走上与苏联一样的道路，也世界各国所关注的。
　　资料显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产生的隔阂和高度中央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61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在谈到苏联的一些不良现象时，戈尔巴乔夫表示：“在苏联时期国家内部形成了政治、经济等一些集团，因此，权利集中以及官僚主义束缚了国家的发展，这些现象应该铲除。而改革，最广泛的分散权利是正确的战略。”他表示，曾建议保留苏联，但后来这一方案并未受到重视。在中国，上述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些苗头，中国很多行业正趋向于官僚化，它甚至影响到本该纯洁的教育行业，严重影响中国发展。这就是教训，不能让中国重蹈覆辙。
　　苏联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违背了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同时，斯大林又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内高度集权集中的组织领导体制推行到国家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权集中的国家体制。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都未能达到列宁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民族理论上一直存在“左”的倾向，这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密切联系。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在1998至1999年曾担任过俄总理，后来又被叶利钦解除职务的叶•普里马科夫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曾指出：各加盟共和国的一切事情或一切重大事情都听命于莫斯科。中央领导一切，甚至连各共和国一些企业的建设问题常常不是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而是依据各种政治理由加以解决。中央下达的干部政策犹如命令一般无条件执行。在很多方面，现在的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子，仔细类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中国的根基不能动，而中国需要慢慢地改变方针政策，不能操之过急。苏联的“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人权危机——形式上实行平等，事实上不公平对待，形式与实践之间脱节。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新思维”实行改革，倡导“民主化”和“公开化”。不能否认其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符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但遗憾地是他没有把握好让渡权利的度，公开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起了人们意识形态上严重的混乱，人们一直坚持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被动摇。他在政治上倡导多元化，这动摇了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尤为重要的是1990年2月苏联中央全会上通过实行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实行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他们总是抱有不切国情的超前认识，不是盲目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进入高级阶段而不复存在。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在苏联的破灭还没有先兆的时候，就带领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对仿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且，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及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够顶住各方压力，抵制住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不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和有先见之明的。这就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谦虚低调作风，也就是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
　　总而言之，国家顺着社会主义道路，稳定的向前发展，不超之过急。控制官僚腐败的滋长，领导班子不脱离群众。中国不见得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78988e69d83333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探路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造福中国人民和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方面功勋卓著，但他也并非圣人、神仙，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利益的思想和眼界也只能在他的那个时代范围内活动。如果一切都以今人的眼光来要求毛泽东，那恐怕毛泽东就真的不是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是个神仙了。所以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有哪些错误和错在哪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为今天的现实国家利益实践提供启迪与借鉴，从而避免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利于我们今天做得更好，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所在。如果象多年来有些人所采取的那种嘲笑、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般地诋毁的态度（如在主权问题上的“神经过敏说”、在人口问题上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失误造成的后果问题上的“饿死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之说、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革命外交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上的“得不偿失说”等等）。象这样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对其指责或者不满之上，即使研究得再多、再深入，探讨得再全面、再系统，其结果恐怕也仍然是于事不补。如果长此以往，除了给后代子孙继续留下“灭六国者六国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和教训之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关于此，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这些年来在极力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存在着的问题确实需要进行一些以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方面为鉴的思考。
在安全利益方面，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认为毛泽东时代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国防建设战略影响了经济发展战略、几十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事实、时代主题转变的重新定位等，都使得不少人产生了对军队和国防建设放松的错觉，从而导致国防建设投入不足和利用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国家安全意识消弱现象的普遍存在。特别可惜的是，毛泽东时代对军事实力十分重视的许多举措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被人忽视了，被人遗忘了，甚至还被人嘲笑了和讽刺了。在这些人看来，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思想似乎就是其“好战”念头的流露，毛泽东重视军事实力的举措就是其试图挑战西方的表示。试想那时侯如果中国真的按照现在这些人的说法去做，其结果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政治利益方面，应该说，毛泽东通过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党员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施以不同方式的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教育活动，使得建设新中国和巩固新中国的事业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的作用，再加上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与建设的步骤没有能够跟上，导致出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有所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尤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8]154他还真对有一段时期之内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无忧虑地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9]402的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证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这种忧虑和担心是到了需要认真深思的时候了。
在文化利益方面，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下，由他们倡导和力行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不仅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家喻户晓的口号，更是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赞同、效仿和践行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最能够凝聚党心和民心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反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精神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在祖国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已经丧失不少。对此，从毛泽东特别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在争取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中或许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在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以及他心目中所设想的新中国前景，“决不仅仅只是一幅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景象，而是一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的辉煌景象。就早年与晚年而言，在他心中，人的精神状态，社会的道德水准甚至远比物质文明的成就更具有社会价值。”[10]61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在谋求国家利益过程中面对的新的威胁和新的挑战也并不亚于毛泽东时代所面对的压力。如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中国仍然坚持不以姓资姓社划线，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重合世界的现实。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老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冲突。围绕主权和人权的斗争，是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点。”[11]在文化安全领域，“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威胁，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12]123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中，谁占有较多的世界资源，谁就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具有实力，在这个世界上才具有更多的发言权”。[5]114这样，中国要想在现时和未来国际利益的大角逐场上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和斗争就不可避免。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不讲究应有的斗争策略，不懂得必要的斗争策略在谋求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的许多利益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而且已经取得的利益还会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一轮的强势博弈之中丧失掉。这一方面，我国确有许多经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33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由此，笔者认为在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问题上，一方面还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这段话比较有益——谨记“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13]181另一方面，也要深刻懂得这样道理的深远涵义，即“作为后继者，没有理由抱怨探路者的‘浅薄’，也没有理由嘲笑探路者的失败，更没有理由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抱怨探路者‘浅薄’，只能说明自己幼稚；嘲笑探路者的失败，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最终被否定的将是自己。有人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事颇有微词，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只能证明他们的渺小。要知道，后继者的责任不在于指责探路者，而在于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直至成功。”[14]101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真正把握的问题就是：就一定的意义来讲，在新中国谋求现在和今后的国家利益实践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300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年来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所在，也无法做到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所应该总结与汲取的深刻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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