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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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新面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今意义

1942年延安文艺会谈上演讲的背景和影响

延安文艺思想对新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哪些呢？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新面貌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掀起了学习《讲话》的热潮，对文艺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创作了大量新作品，开展了一系列文艺活动，延安文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面貌。

　　文艺工作者呈现新姿态

　　针对当时的形势，《讲话》要求革命文艺为抗战服务，要求作家、艺术家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讲话》发表后，原来思想倾向和创作主张各异的作家、艺术家，基本都统一到《讲话》所要求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上来，呈现出新的姿态。

　　文艺工作者新姿态的形成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变自己的立场。原来的文艺观念和《讲话》不相合的，自觉改变自己，以《讲话》为指南进行文艺创作。例如，丁玲在《讲话》前发表了一些个人色彩浓烈的“暴露黑暗”的作品，《讲话》之后，她自觉地站到工农兵立场进行创作。

　　二是反思自己的主张。原来的文艺观念和《讲话》基本一致的，对照《讲话》进一步反思自己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例如，何其芳在《讲话》之前，主张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来“歌颂光明”，《讲话》之后，意识到“过分强调写熟悉的题材就会走到写过去的经历和旧人物”的老路（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妨碍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描写。

　　《讲话》之后，原来比较出名的民间艺人也被吸收到文艺工作者队伍中来，他们获得了新身份。唱歌的汪庭有、唱戏的李卜、说书的韩起祥，都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和党的文艺工作者感召下，加入延安文艺工作者队伍当中。他们根据延安的真人真事，用自己擅长的民间艺术形式宣传先进事迹，歌颂人民军队。原先用来谋生糊口的民间艺术转而成为革命的宣传武器，处于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对文艺民族化有了新认识

　　《讲话》要求革命文艺为抗战服务，为民族革命战争服务，主张扬弃传统，向民间文艺学习，显示出鲜明的文艺民族化色彩。《讲话》之后，文艺界对文艺民族化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文艺民族化要脚踏实地，从搜集整理民间文艺入手，切实领会民间文艺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融入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中。延安文艺界的民族化有两个特点：一是文艺民族化从现实出发，从现有的民间艺术入手；二是文艺民族化立足于本土建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其次，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结合起来。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一方面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艺术创作，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群众语言进行艺术创作。而群众语言的主体是“民间口语”，因此，“民间口语”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通过“民间口语”这一中介，文艺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结合在了一起。

　　再次，区分出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中的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讲话》延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对待传统的态度，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认为对待文化遗产，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对此形成了共识。例如，对当时影响很大的戏剧，一方面停演或改造“宣传封建秩序的旧剧”，另一方面发展“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最后，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融入文艺民族化进程之中。《讲话》要求对外来文化也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此后，延安文艺界意识到“自‘五四’发展过来的外来形式，例如话剧、小说等等”，已经成为“民族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涌《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新收获》），意识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不能排斥外来形式，相反，要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学艺术的基础上，进行旧形式的改造和新形式的创造。

　　文艺创作出现新方式

　　在《讲话》“向工农兵学习”的号召下，文艺创作不再像此前那样，完全是创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根据群众的喜好来进行创作。与此相应，原先依靠创作者个人意志的创作方式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个人创作时吸收群众的意见，二是集体创作兴起。

　　个人创作吸收群众的意见，体现了《讲话》“先普及，后提高”的精神。延安百姓文化程度低，创作者如果只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准进行创作，老百姓可能看不懂。为此，徐懋庸甚至发出“写作者要请工农兵作顾问”的呼吁，要求文艺工作者将自己准备创作的内容告诉这些工农兵顾问，根据他们的意见决定如何写，写好之后，再根据他们的意见加以修改。

　　集体创作兴起，意味着创作中的个人意识让位于集体意识，意味着创作者甘当革命的“螺丝钉”。集体创作的情形多种多样。有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秧歌剧《钟万财起家》、歌剧《白毛女》都是文艺工作者集体合作的产物。有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的合作，韩起祥的《张家庄求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就是在林山、高敏夫等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有群众之间的合作，秧歌剧《减租》就是四个农民集体创作的。有文艺工作者和群众之间的合作，或是文艺工作者帮群众整理润色，郿鄠曲子《尼姑思凡》，就是文艺工作者根据卢茂义的演唱加以整理的结果；或是群众参与文艺工作者作品的演出，“鲁艺”的秧歌剧中不乏群众演员。（江守义《民间元素与延安文艺大众化》）

　　文艺作品展现新气象

　　《讲话》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在延安得到深入贯彻执行，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过程中，文艺作品展现出新气象。

　　第一，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讲话》延续《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要求通过改造民间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内容，其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向老百姓宣传革命思想，但它带给文艺创作的直接影响是“旧瓶装新酒”，即借助原有的旧形式表现新的革命内容。陕北说书由原来的“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变为歌颂新生活和歌颂共产党，出现了《宜川大胜利》等新编说书。秧歌剧也抛弃了原来表现男女之情的主题，转而歌颂生产和革命，出现了《兄妹开荒》这样的街头秧歌剧。传统的剪纸也在原来的吉祥寓意基础上，增加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出现了《装粮》等窗花作品。木刻更是成为宣传革命的手段，《送夫上前线》《人在阵地在》《民兵埋地雷》等抗战内容成为主流。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创作了《移民歌》，延安文艺工作者将其改编为《东方红》，是文艺作品新气象的突出代表。

　　第二，推陈出新。“旧瓶装新酒”是用旧形式装新内容，推陈出新则是扬弃旧的创造新的，既表现为用新形式表现新内容，也表现为用旧形式旧内容表现新思想。在用新形式表现新内容方面，歌剧《白毛女》可为代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新的，它很好地表达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旨。就用旧形式旧内容表现新思想而言，京剧《逼上梁山》可为代表，它在京剧中吸收了话剧成分，采用了现代布景手段，突出以林冲为代表的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的过程，被毛泽东赞扬为让“旧剧开了新生面”（《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戏剧》第9册）。

　　文艺运动有了新特点

　　《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主要有新秧歌运动和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

　　自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走上街头后，从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再到各抗日根据地，新秧歌遍地开花，老百姓也积极参加到秧歌剧的演出中。新秧歌剧成为《讲话》之后老百姓参与度最高的一种艺术形式。新秧歌运动在延安街头和广大农村都广受欢迎。与以前的秧歌相比，新秧歌反映的是革命和生产的新内容。在表演形式上，新秧歌运动不再是简单的秧歌表演，而是一种全民运动，领导、演员、群众可以同时扭秧歌，这是此前没有的。同时，新秧歌运动也为《讲话》所说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提供了实践的范本，成为“延安文艺体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赵卫东《“四事”与“四文”的连动——重论延安文艺体制的建构过程》）。

　　为了更好地践行《讲话》精神，延安文艺界还开展了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秧歌下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而且是各种艺术形式都走进乡村；不仅是“下乡”，而且要打破“做客的观念”，做好扎根乡村的准备。下乡之所以成为运动，既在于党中央对这次下乡的高度重视，也在于下乡的文艺工作者对这次运动有深刻的反思，使下乡运动同时也成为思想改造运动。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为文艺工作者下乡作动员和送行。凯丰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下乡是为了贯彻《讲话》精神，让“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相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会议之后，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通过切身体验，意识到“改造自己”的重要性。

　　《讲话》在多方面引领了延安文艺的发展，延安文艺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对此后的中国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18ZDA2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江守义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今意义

1、《讲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
2、《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和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
3、《讲话》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4、《讲话》仍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一种方向。

二、1942年延安文艺会谈上演讲的背景和影响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这次座谈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三、延安文艺思想对新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哪些呢？

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重温《讲话》的重要精神，回望《讲话》与60多年来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深刻联系，对于我们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的事业建设中，铭记历史的经验，把握活跃的现状，迎向光辉的未来，都不无一定的助益与现实的意义。
　　《讲话》在文艺方向、方针上的重大意义
　　《讲话》因为内容广涉新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党对文艺的要求与方针、文艺的基本原理和创作的客观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后，在当时的解放区与国统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直接催生了延安文艺运动的风起云涌，而且日渐成为革命文艺事业的思想纲领。全国解放之后，《讲话》的精神得到了普遍的贯彻与长期的坚持，《讲话》的地位也得到了高度的敬重与全面的尊崇。自1950年以来，《文艺报》与《人民日报》等，都会在每年的5月23日发表纪念《讲话》的重要社论，并根据当时的文艺现实状况，着重阐发其中的观点与论述。因此，《讲话》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渗透之深、影响之大，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讲话》确立的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基本方向，虽在不同的时期，或强调“人民大众”，或突出“工农兵”，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大方向与总框架下持续运行。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进入新时期之后，文艺界在批判和清算“四人帮”的文艺流毒中，同时进行了政治上拨乱反正和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同时开展了对于以《讲话》为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反思，毛泽东的《讲话》中一些为实践证明是普遍真理的部分得到了坚持与弘扬，而其中一些为后来的现实证明只适合于当时实际已不适用于变化了的文艺的一些论述，如“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等，则予以了一定的修正与延展、补充与丰富。这样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实事求是原则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以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高度强调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的三个基本关系，并特别指出要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这些论述在其主要方面，都是在毛泽东的《讲话》的基础之上，对长期以来人们有所忽略的基本观点与主要精神的再度阐发与重新阐扬。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的《讲话》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有着极为密切的精神承继和内在联系。而二者在新的文艺形势下的有机融合，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艺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
　　这种在文艺方向、方针上的新的变化，在文艺特征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的新的调整，促使人们文艺观念的适时更变，文艺视野的进而拓展，从而大大地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使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从文学的长足发展看，还是从艺术的极大繁荣看，这样的正确思想导引下思想解放与观念新变，起到的作用都极为昭彰显著，带来的变异也更加蔚为大观。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与艺术，真正走向了人们多年来热切期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两个基本论点对于文艺创作的内在指引
　　当年直接参与了《讲话》定稿的整理工作的胡乔木，就曾说过：“《讲话》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为什么“不可动摇”，因为是规律之论，经验之谈，是为丰富的文艺实践所不断证明的真理性的原理。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回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大反响。郭沫若曾就此谈到，“凡事有经有权”。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有经常性道理和权宜之计策，不能一概而论。对此，毛主席听到后高兴地说：郭沫若说的“凡事有经有权”，“这个道理是对的”。“凡事有经有权”，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方法，也是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之一。在当时的抗战时期，独立自主地抗日是“经”，国共合作抗日是“权”。《讲话》里所讲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是“经”，文艺“服务工农兵”，“从属于政治”是“权”。“有经有权”，才能因时制宜，才能通权达变，它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在“十七年”间，文艺创作在政治化的社会背景和风风雨雨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有所进取，总能有所收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牢牢记住了这样两条基本原理，并把它融化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当时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以“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为代表的经典性作品，主要集中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两大领域，原因就在于这些年富力强的作家在充分地占有生活和创作葆有人民性的两个方面，都具有着独步一时的突出优势。吴强、梁斌、杜鹏程、曲波等作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与战火的磨练，对于革命战争的人民性、革命战士的英勇性，都有着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深刻体味，他们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感受，首先“写自己最熟悉”的，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再作典型概括与艺术提炼。可以说，他们是从艰苦的战争与战斗生活中滚打出来的，而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另有一些作家，从根据地时期起，就以介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深入农村生活，长期“泡”在群众之中，尤其是农民之中，目睹了农村的新变，了解农民的心理，如赵树理、马烽、柳青等。他们是有着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写作农村题材，他们驾轻就熟，而且有话可说，并以写作的方式和作品的样式，为新农村造影，为新农民代言。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在进行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所以能在短时期内由“伤痕文学”开始文学创作上的复苏，也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直面新的生活现实，关注人民的精神状态，注重文学创作与时代情绪的联系与互动。当时，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于无声处》、《丹心谱》为代表的话剧创作，在拉开“伤痕文学“序幕的同时，也让文学与艺术作品接触到地气、触及到人心。当时的文学批评在评说“伤痕文学”时，有两位重量级评论家所说的两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朱寨的“从生活出发”，陈荒煤的《伤痕》“揭示了人们心上留下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上的伤痕”。这样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是当时文艺界人士共有的心声的表达。此后的文艺创作，就是凭靠着“生活”和“人民”这样两个基本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开始了一个主潮接续一个主潮的波澜壮阔的持续演进，并以日益走向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丰赡发展，再造了当代文学更胜于十七年时期的新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文化环境和文学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联袂而来和交织影响，使文学现状呈现出多而不精，繁而不荣的复杂状态，文学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生活为根”、“人民为本”的两个基本理念与理论要点，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依靠“生活”和“人民”两个支点，通过接地气和近民心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功，来保持定力，获取助力，增强自信，迎接挑战。
　　链接：延安文艺座谈会背景与缘起
　　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有着两个方面的基本背景。一个是政治的背景：当时全党正在自上而下地开展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整风运动。与整风运动相联系的，是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后，以一系列重要著作，探讨了从哲学到经济，从社会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的重要理论问题与战略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全新成果，经过政治上的斗争检验与理论上的不断升华，已被抗战以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因此需要通过整风运动的学习与教育，使之得到贯彻与落实，从而达到统一全党的思想，强化精神的修养，提高理论水平的目的。
　　再一个就是文化的背景，当时延安的文艺界，在总体活跃的情况下，在群众文艺方面出现了一些切近现实、服务大众的文艺追求，但在专业的文艺领域之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满现状、远离群众的文艺倾向。而来自国统区、大城市、部队中和陕西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为带着不同的经历与立场，观念与观点，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争论很多，相持不下。一些意见通过报纸反映出来，一些意见经由肖军、欧阳山等直接反映给了毛泽东。延安的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发出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座谈会的直接缘起，主要在于毛泽东于4月中旬征询文艺界党内人士意见时，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建议开个座谈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好好交换思想，然后请毛泽东集中讲一下，以统一认识，集中思想。同时，欧阳山、草明、艾青在书信里提出同样的意见与建议，毛泽东又找艾青帮助收集各种意见，并约谈了一次。4月27日，中央办公厅以毛泽东、凯丰名义，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正式发出了参加座谈会的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