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国际关系」超越东西方：百年变局与文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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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中国·国际关系」超越东西方：百年变局与文明重塑

变局蕴藏着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含义？

谈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一、「学术中国·国际关系」超越东西方：百年变局与文明重塑

刘德斌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学院创始院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转型、软实力与公共外交；

　　代表作：《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史》（主编）、《撒切尔夫人传》《美国世界战略》。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动摇了支撑西方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历史根基，即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不过，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会重复西方国家争霸世界的老路，而是要超越东、西方的历史界限，重构人类文明体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命运共同体。

　　百年变局瓦解了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

　　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学者有许多研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者的崛起”，即认为世界历史正在进入继“西方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之后，“他者的崛起”的新阶段。“他者”的概念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主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形成于17—19世纪，认为西方国家是这个世界的“我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是与“我者”不同，并受“我者”规制的“他者”。19世纪末，西方国家建立起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尽管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的不断冲击，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非西方国家为“外围”的世界体系并没有解体。直到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一批非西方大国相继崛起，更多新兴市场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中心”乃至整个体系的力量配比和依存模式，西方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才真正遭遇了挑战和危机。

　　实际上，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实际上源于“东方”的北非和中东，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大都起源于地理上的东方世界。在西方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之前，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东方”（the Orient）是西方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其指涉范围从东地中海逐步延伸到印度和东亚。“西方”最初和最持久的核心部分是现在的西欧国家，只是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于世界，其内部东、西方之分的重要性才开始下降，“欧洲”逐步成为西方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避免陷入欧洲纠纷的美国成为西方的领导者，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二战后的冷战塑造了一种以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为标识的“东—西方”（the East-West）之争，原来意义的东方国家构成了“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终结，世界似乎恢复到了“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本来面目，但世界体系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改变了原来意义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分野的物质基础，为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更为深入的交流、碰撞、比较、借鉴和融合创造了新的有利时机。实际上，早就有多名西方学者指出，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秘诀”扩散、欧美关系的松弛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等，西方已经“终结”了。

　　重构文明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关系动荡期，“文明的冲突”似乎加剧了。大国冲突再起，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遭遇“突如其来”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恶化的冲击，没有人能够对这次“大动荡”的结局作出明确的判断，但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扩员”，以及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为更为平等和互利关系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美国是这次“大动荡”的重要根源，同时又想借助这次“大动荡”重构西方阵营，从而重构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注定是行不通的。

　　其次，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仅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几乎所有国家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对国家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政治极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新常态”，“民主政治”在民粹主义冲击与极端的政客操弄之下几近“失灵”。无论是奉行效率优先的“美国模式”，还是奉行社会公正的“莱茵模式”，都需要作出改变。在非西方世界，无论是近年来成功实现现代化跃升的新兴“发达”国家，还是依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攀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新形势下改进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挑战，这为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共识空间的拓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最后，环境、气候、能源、粮食、人口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更是将人类社会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在日趋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独善其身。全球问题的发展和全球变局联系在一起，驱使人类社会超越“中心”与“外围”的界限，构建新的以人类社会共同命运为依托的文明体系。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过，目前来看，西方国家领导人还难以从西方主导世界的“我者”心态中摆脱出来，依然将非西方国家视为需要教化的“他者”，依然试图按照西方“文明标准”或“新文明标准”来“规制”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把已经“合流”的世界重新分离开来。这种罔顾现实的做法，不仅无助于西方国家走出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极化的困境，也让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依然在困境中徘徊的脆弱国家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同时也使生态失衡、气候变暖、人口结构畸变和流行性疾病全球化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正在重塑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在重塑全球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以新的世界现实为依托，不再具备“中心”教化“外围”的功能，不再拒绝非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不再囿于东、西方的非此即彼，而是以塑造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崇的价值观为前提，超越东、西方界限，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德斌

一、变局蕴藏着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中国在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三个维度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胡鞍钢认为，中国在大变局中为世界提供了八个方面的机遇，分别是市场、旅客数量、科技与品牌创新、绿色能源消费合作、对外投资、对外发展援助、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及和平外交，中国在未来面临国内主要矛盾转化、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突出的挑战时，能够利用独特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

中国非常清楚当前大部分多边体系的功能失调、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中国希望在多边机构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以便将其重新定位在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更加一致的方向上。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倡导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而不是推翻旧秩序。但面对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治理机制中的强势地位，这一变革进程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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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需要主动谋势，洞悉未来，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继承优秀文化，学习先进技术，解放中国的国际行动力，防范“国际分权”趋势下对国家主体的消极冲击，强化中国人领衔新型全球化的实力。

还要善于处理与传统强国的关系，以求得最大公约数态度改革并完善国际规则，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非西方世界的互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国人最需要突破和消除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与千年来传统本土思想消极一面的影响，透析西方实践，立足长远布局，贡献中国智慧。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含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即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世界各国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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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面对世界百年难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格局演变与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叠加性、同步性、长期性，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谈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1、世界和平建设者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庄严承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从亚信上海峰会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认同，并多次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2、全球发展贡献者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国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意在自身实现发展的同时，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6年来，“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从愿景变为现实，推动了一大批项目落地生根，已经成为一条造福共建国家的繁荣之路。

3、国际秩序维护者

从亚信上海峰会到APEC北京会议，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在一系列多边场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全球增长开出了“中国药方”。从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设立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从设立丝路基金，到推动人民币正式“入篮”，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实力，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方案、贡献智慧、落实行动、留下印记。中国用正义的主张、有担当的行动，将一个一个“不确定性”的问号逐渐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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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的国际胸怀，为人类发展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