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制度影响重大，过程也十分艰辛，两派人物曾有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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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科举制度影响重大，过程也十分艰辛，两派人物曾有严重分歧

科举制度为何在晚清会被废除？

为啥清政府要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究竟有何利弊？

科举制度废除的影响有哪些

一、废除科举制度影响重大，过程也十分艰辛，两派人物曾有严重分歧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件影响中国前途的大事发生，科举制度被废除。但关于废除科举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两派观点截然不同的朝中大臣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争论，所涉及的也是当时最有实权的人物。

​科举制度到了晚清时期暴露出它的严重弊端，偏离了为国选才的初衷，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建议朝廷废除科举。不过，对于这种颠覆传统礼制的做法，占据主流的保守派坚决反对，朝廷对此犹豫不决，一时难下定论。

庚子变乱之后，列强在议和条件中，将废除科举作为条件之一。1901年，清廷做出了新政的姿态，在科举制度中增加策论、中外政治等内容，并废除八股，停止武科考试，又命新科进士到京师大学堂学习。当年，南方各督抚联名上奏，请求进行科举改革，但中枢对此有较大的意见分歧。

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荣禄对于科举改革并不积极，因为在荣禄看来，他并非是科举出身，如果支持废科举，那么会给人落下口实，认为是掺杂了个人感情。军机大臣王文韶则坚决反对废除科举，他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位军机大臣瞿鸿机支持废除科举，但孤掌难鸣。

​此后三年，废除科举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最终在中枢的反对下未能形成任何有效行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上奏，认为虽不能废除科举，但应该有所变通，分科递减，即将科举录取名额递减，让天下士子入学堂读书。袁世凯对废除科举十分积极，比张之洞显得更为急迫，这其中确实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袁世凯科举之路屡屡受挫，后来弃文从武，他对于科举素无好感，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他对西方新式学堂有较多的了解。而从实际利益上来看，废除科举之后，他手中大量的新式学堂出身的北洋人马，正好可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两位实权派总督的联名上奏，引起了慈禧的重视，她和中枢商量，军机处之中仍然分歧严重。但三天之后，荣禄去世，奕劻补入，导致了军机处人事发生变化。五月，张之洞入京，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试图减少科举录取名额。

​张之洞入京时，慈禧看到他满头白发，不由想起张之洞二十六岁时参加殿试，由慈禧亲点为探花，那时还是少年峥嵘，此时已是白发老翁。回首往事，慈禧竟不能自抑，泪流满面。张之洞跟着老泪纵横，此次召见竟未发一言。

荣禄死后，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张之洞分析奕劻虽不会公开表态支持废除科举，但也不会阻碍，最大的阻力便是王文韶。因此，拉拢奕劻、瞿鸿机并争取王文韶改变态度，成了张之洞的当务之急。

内阁中，张百熙、孙家鼐是支持张之洞的。为了取得王文韶的支持，张之洞作了一定让步，在奏稿中加入了妥协内容，如规定新式学堂推行六年后，若不能根除科举流弊，也无法培养人才，则恢复科举制度。并反复声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用。

到了九月，荣庆担任军机大臣，他更偏向于变法，因此也增加了科举变革的力量。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荣庆、张之洞、张百熙，第三次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并增加了诸多科举停废后的善后措施。此奏得到朝廷批准，自丙午科（1903年）起依照奏章办法递减科举录取名额。

​此时，京城中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文韶被罢职。据说是瞿鸿机联合袁世凯将他赶出了军机处。为此，军机大臣鹿传霖开始转变态度，不主张立刻废除科举，但可以缓慢进行改革。同时，还有不少人上奏请求恢复科举。

保守派发起反击，以图恢复科举的努力，在当时是不具现实可能性的，朝野上下大多已认识到废除科举，推广新式学堂的迫切性了。面对反扑的声音，为了避免功亏一篑，袁世凯提出了更狠的主张，他主动出击，请直接废除科举，而不是逐渐递减科举录取名额。

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六名大员联名上《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认为如果按照递减名额的做法，要二十年后才有效果。要挽救时局，富国强兵，就必须推广新式学堂，要推广新式学堂，就必须立即废除科举。

​八月初四日，清廷决定自明年起废除科举。虽有分歧，但军机处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客观地说，废除科举制度顺应了时代发展，对于国家而言，是积极有利的。后来，袁世凯颇为得意，认为废除科举制是他一生干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一、科举制度为何在晚清会被废除？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之后便逐渐成为了历朝历代主要的官员选拔机制。科举制的出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人才选拔的问题。比如唐太宗曾访查御史府时，看着进进出出的士子们，便十分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于王朝的人才选拔的重要性。

自隋唐开始，科举制一直沿用到清朝早、中期，到了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已经难以跟上时代的需要，最后在经过清政府的几番改革之后，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时候正式将其废除。那么问题来了，科举制沿用数百年都未曾落伍，可为何到了晚清时期就不能继续使用了呢？

关于清朝为何废除科举制，我们下面举两点来加以说明！

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很多制度基本上都是沿用明朝的，自然科举制也不例外。前清时期，清政府选定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并规定必须使用排偶体裁，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八股文”。相对于前面的众多朝代来说，清朝对使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还是比较重视的，为此也制定了不少的条款来规范考生和监考官的行为，尽量做到严谨和公正。如果在考试中出现了徇私舞弊的官员，一经发现便会遭到流放或者是斩首。而那些通过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也的确给早期清朝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随着清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之后，在思想文化上的禁锢也越来越严重，清朝前期的文字狱比比皆是。比如雍正朝时期的吕留良案就是典例之一。那些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不敢翻阅朝廷禁止的书籍，只得在考试范围内的四书五经中游走，虽然自己的八股文章越写越好，但是其思想也僵化得越发严重。

但我们注意了，朝廷这样做，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考生，考官们也同样难受。因为朝廷的种种限制，考官们在进行选题的时候就十分局限，为了不出现重复的试题，考官们不得不从字里行间去定试题。在乾隆五十七年的时候，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就上奏乾隆说，目前《春秋》一书中可以用做出题的地方实在很少，全部累加起来也不过数十处，现在各省考试的试题都出现重复的现象了。由此可见，此时科举考试的弊端已经可见一斑。

到了清朝中后期，开始涌现了一批以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为核心的洋务改革派，他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人心之向往，于是便开始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兴办洋务以求自强。虽然说兴办洋务，向西方相近科学技术学习是件好事，但是这在朝廷的守旧派看来，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崇洋媚外的举动。于是新旧两派，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而科举考试便成为了首先争论的焦点。

同治元年，恭亲王奕䜣上奏说科举考试的内容与主旨已经与当前时代脱节，通过僵化呆板考试制度出来的官员，已经无法适应现在清朝国内形势下的治理。恭亲王奕䜣于是便主张创办京师同文馆，专门培养专业的外语翻译人才。而李鸿章也在上海筹建了广方言馆，作为呼应。自此，新式学堂开始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时间里，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就有二十四所之多，培养的人才也多种多样，例如工程、兵器制造、通讯等等，总而言之，相对于科举考试还是要进步得多。

不过，此时的科举制度仍然是主要的教育及人才选拔制度，仍然被很多士人看作是进入仕途的不二之法，而洋务派所建造起来的新式学堂却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和足够的资金支持，又受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打压，所以新式学堂所招收的学生人数并不多，运转起来也并不容易。但是，洋务派建造新式学堂的举动，却也打破了沿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一统天下之局面。当然了，新式学堂虽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它却培养出了一批近代科技和军事人才的新知识分子，在文教方面起到了树立风气之作用。

1898年9月21日，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戊戌六君子也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是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彻底的中断，相反，在慈禧太后掌权之后，科举制改革才得以废除。为何呢？

我们知道，在慈禧囚禁光绪帝，终结维新变法之后便开始重掌大权。当时山东地区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蔓延至北京地区，慈禧太后试图通过这股力量来与西方列强做出对抗，可结果却引来了八国联军。慈禧太后最终无力抵抗，便连夜逃出了北京，逃往西安。在西安时，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缓和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于是便主动提出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七年，在慈禧太后的推动之下，清政府组织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专门负责对新政的规划，奕䜣、李鸿章和荣禄等6人作为督办政务的大臣，开始逐步推行新政，而这其中科举制度的改革就是新政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当时李鸿章等人对于如何在教育学制的领域推行新政达成了一致共识，认为必须彻底整改科举制度，才能够真正的选拔到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如果单靠僵硬死板的科举制来选拔人才的话，所得到的也便是僵硬死板的而已，根本无法适应当下清朝内部形势的发展。

最后在一番精心的筹划下，督办政务处提出了三点建议：

1. 停止科举考试，废除原有的八股文等考试形式；
2. 设立新式学堂，将各省、州、府的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种形式的学堂，学生只要从学堂顺利毕业，便可获得功名；
3. 奖励游学，选拔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回来以后便可获得进士或举人身份。

在经过这一轮改革之后，科举制度的地位就变得微乎其微了，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光绪帝要求立刻停止科举考试，并大力推广学堂。面对袁世凯等人的请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也就坚定了废除科举制度的决心，同年四月正式颁布诏令：

要求“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并强调说，“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全国上下要“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编设蒙小学堂”

自此，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就此宣布结束，而取而代之便是近代化的学堂体制。当然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无数人的努力换来的结果。但不管怎样，科举制度的废除为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从而也极大推进了教育现代化的新进程。

二、为啥清政府要废除科举制？科举制究竟有何利弊？

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创制于隋，直到清朝末年被废。科举制到明朝时达到鼎盛，趋于成熟，为何到了清朝就被废除，而且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是不是清朝的灭亡与科举制有关？

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八股取士，主要禁锢文人思想。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体现了公平公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劣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到了近代，科举制根本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清朝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如果想要了解科举制如何被废除，那么要从根源出发，了解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科举制度是隋文帝根据原有选拔制度的优缺点而创立的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贫寒学子提供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选拔的人才由皇帝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魏晋时期贵族家族控制政府的权力，对于国家的大局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有诸多优点，其一，对所有参加科举的考生一视同仁；其二，营造了全民学习的风潮，推动了教育、科技、文学等全方位发展；其三，一批批学富五车的人才崭露头角，为国家效力，为民请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发展作用。

但是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弊端也显露无疑，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内容、格式过于死板，有的考生一辈子只读这几本书，变成了书呆子，原本全民学习的风潮变成禁锢思想的手铐，把无数文人的创新力和积极性都扼杀在摇篮里。科学技术也呈现闭门造车的现象，同西方快速发展的工业革命相差甚远。

清末，科举中的买官作弊现象非常猖獗，世风日下，靠读书挣不到出路的考生会考虑去大户人家做幕僚，为官宦世家出谋划策，当然，做幕僚也需要找关系。或者去做生意，做生意自然也需要本钱。这两个出路都不是好出路，科举制等级划分过于严重，下层民众永远没有鲤鱼过龙门的机会，社会资源永远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社会出现极度不公平，国家权力滥用严重。

事实上，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是打算效仿西方教育，发展学校。在科举与学校的较量中，科举选拔功能的混乱和学校教育功能的部分丧失，导致科举与学校功能的严重冲突。至于科举和学校，政府和民众的态度不同，导致清政府废除科举，转移了社会的焦点。

科举制存在的几千年中，为统治者实现稳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前提条件，许多考生循规蹈矩，不知变通，社会治理方式也生搬硬套，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变得畸形，由此可见，科举制的废除也不无道理。

科举制的废除，对清王朝的统治无疑是重重的打击，废止科举这一举动使政治和文化同时紊乱，动摇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文人也不再以科举为唯一出路，政府失去了拉拢人才的最佳方式，同时，动摇了旧有的统治秩序政治，使得政治与教育相分离，民众与政府也站在了对立面。因此，科举制度犹如大厦轰然倒塌，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的选举方式消失殆尽，就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不久，清朝也被推翻。

三、科举制度废除的影响有哪些

第一，科举制度的僵化行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科举制，在其初设时，隋唐时期注重文词诗赋，对文化的促进提高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唐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宋朝时，也有较发达的理学、文学和史学，但明清以后，由于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范进式的庸才腐儒，流弊无穷，影响到了社会的各阶层。由于功名的诱惑，大批读书人不能静心学习，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以考试为指挥棒致使太学教育受到科举考试的弊病；宋朝，只重科举取士而忽视学校育才，助长了侥幸奔竞的风气，士子们无心学问，士风学风败坏，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第二，科举制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科举制以儒学为考试内容，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四书”在观念上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乃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科举制度行星的时期，但火药和指南针都难以找到发明者，可见科技发明的不被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成后，因“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而遭冷落；李时珍历试不中后，潜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的《本草纲目》写成后无人问津，甚至在他去世后朝廷仍然不许刊行，“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对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不懂，而且不屑一顾，盲目排斥”。
总之，科举制度既有其存在的优势，又有种种弊端。当人类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始终停留在儒家学说上，因而与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脱节，既无法教育出先进的科技人才，反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鄙视科学，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承袭千年的古老制度，它自身也体现出了一些最初没有被人们发现的弊端，比如科甲朋党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座主、们省、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一个读书人，不以教授他知识的老师为恩门，却以录取他的主考官为恩门，不看重同窗苦读的同学关系，却看重同科及第的同年关系，这显然是重利轻义的表现。唐朝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的党争问题。
二 废除科举制后的社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给清末和民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教育的停滞。最初，人们预测，“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不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投资是比较低的，而新式学堂教育的投资则比较大，办学经费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的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家长们也不再热衷于将学生送进学堂，他们甚至担心“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业，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这样，在农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第二，科举制扩大了城乡差距。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趋于乡村—城市—乡村间的流动模式，遍布乡村的士人从乡村流入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区城市就读，调走了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开始衰落，他们区城市就业，则抽走了乡村的资金，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教学内容看，各类学堂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和外语等专业，学农业的很少。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业。“科举制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农村建立，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第三，考试与选官的脱离。科举制担负着为政府选拔人才作为官员的任务，科举制度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从政治录用到政治角色养成的行政录用机制，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下沟通、沪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废止后，在选官制度上出现了缺失。民国时期，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南京政府设立考试院，但它已无法像中国古代一样组织全国规模的大型选官考试了。
三 反思
鉴于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后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张为科举平反：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公开说“复科举便！”；杜亚泉说：“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孙中山则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胡适认为“（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2005年，刘海峰在《书屋》杂志上撰文《为科举制平反》，主张为科举制平反，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遇到了诸多的反对声。如龚友德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上作《质疑“为科举制平反论”》，反对“平反”。本文在此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教育停滞问题。乡村识字率的下降被用来论证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冤案，在我看来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科举制垂千年而立，因而其一旦废除，导致农村教育出现缺失，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妇女裹脚为例，当人们提出要解掉妇女的裹脚布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抵制解脚令的情况，甚至个别妇女宁愿自杀也不愿放脚。乡村教育问题也是这样，学堂在农村的兴办面临困难，因而导致农村识字率下降，这个问题不是教学内容所造成的，而是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造成的。
第二，关于科举废除后的城乡差距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城乡差距小，与其说是差距小，毋宁说是城市发达程度较低：尽管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城市就有较大的发展，毕竟缺乏现代的工业、金融业、商业等现代要素的支撑。近代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是中国的城市在欧风美雨下走向同化，而农村则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下无法良好发展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不是归因于科举制。
第三，科举制巩固封建皇权，为专制社会的苟延残喘补充活力。这种理由也不成立，论者据此反对为科举制平反，缺乏理性思维。这一论调建立的前提在于科举制仅仅能够为封建皇权服务，但事实上，英美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的科举选官建立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科举制仅仅作为封建专制的附属品。 第四，科举制是否扭曲人性?这是关于科举制是否能真正起到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作用的反思。刘海峰教授等学者认为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而反对者如龚友德教授则认为“科举制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为此而被它淘汰、扼杀、扭曲的各类人才何止千万倍”，且许多人才也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尤其科举目的是选拔官员，而考试内容是测试记忆理解，因而考试内容与职业是脱离的。教育只能为选官服务，使人才发展畸形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提高身阶、实现自身发展的路径，同时，由于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意义过于重大，以至于人性的被扭曲。在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也出现过因为高考失败而轻生的现象。而今，高考不再是人们成才的唯一途径时，就没有为高考而轻生的现象了。可见，我们可以批判科举制度成为进身唯一途径、成为人们的唯一希望时，大大地扭曲了人性，但因此而不要科举、直接否定科举，未免过于简单化。同时，我们仅仅将孔乙己视作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可怜虫，未免看问题太简单化了吧？如果我们要让知识分子从事耕作炼铁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真的比孔乙己更胜任吗？
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垂垂千年，它是适应自然经济条件的一种教育考试方式，在近代社会，由于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文化危机，在缺乏理性的深刻认识的条件下被匆忙废除，终于出现了诸多不曾预料的消极后果。然而科举制的废除自有它不适应新形势的弊端，现在，我们以加强对科举制的研究和再认识，以便科举制的公平精神得到新时代的发挥，以便考试起到促进学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