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陈寿仇蜀说"，陈寿有没有抹煞诸葛亮的功绩？

陈寿笔下相知深惜的君臣关系，在王沈、司马彪笔下似乎荡然无存；鲁肃竟然还需要用激怒君主的方式谏言，孙权甚至因此大怒而意欲斩之。

这条史料之虚妄，裴松之续征引孙盛：《吴书》及《江表传》，鲁肃一见孙权便说拒曹公而论帝王之略，刘表之死也，又请使观变，无缘方复激说劝迎曹公也。又是时劝迎者众，而云独欲斩肃，非其论也。

司马彪解读诸葛亮相关事迹的案例不是孤立现象，确实说明其往往立足于曹魏政权立场建构三国史。这条史料源自曹魏官方史籍王沈《魏书》，背后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与用意，相信不难揣测。

将鱼豢《魏略》等北方史籍与陈寿《三国志》并观，陈寿之型塑无疑趋于正面，甚至让人不禁怀疑这位史家在叙述历史时有"党蜀"、偏爱诸葛亮的嫌疑。虽然如此，后世却往往批判陈寿曾经贬抑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

例如南宋萧常撰写视蜀汉作三国正统王朝的《续后汉书》时："先公言：（陈）寿之父以罪违诸葛亮所髡，而寿之身复为亮之子所笞，又仕汉久不得志，庸是贬其好而诋讪其君臣，且以尊魏也。"以及周必大替该书作序：

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黜，又为诸葛所髡，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着《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其死未几， 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光武，终愍帝，以蜀为正，魏为篡。谓汉亡仅一二年，则已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是盖公论也。

基本认定陈寿是因为与诸葛亮父子有私仇、仕宦蜀汉不如意，因而在撰写三国史时往往贬抑、诋毁、讪骂蜀汉君臣，并且将正统地位归诸曹魏政权。

元代黄溍替编纂过《续后汉书》的史家张枢，撰写墓表时言：（陈）寿父获罪诸葛武侯，而寿又为武侯子瞻所薄，故于武侯之骏功伟烈， 多略弗着。而武侯再挫司马懿，亦没而不及。内以报私撼，外以为时讳也。

今人李则芬亦持"武侯之骏功伟烈，多略弗着"云云的论调：我们读诸葛亮传，就可看出陈寿真是用心良苦，自始至终，把所有诸葛亮的奇谋功绩，抹煞得一干二净──惟一的例外是斩王双、张郃。那是无法抹煞的事实，非记录不可的。

黄溍的说法跟萧氏父子大同小异，只是没有言及陈寿"仕屡见黜"一事。但是指出陈寿之所以不载录诸多诸葛亮的正面史料，原因除忌讳当朝，即是私撼存焉的缘故。然而如是思考最大的症结点在于，诸葛亮的"骏功伟烈"与扭转"三国正统观"的契机，是否皆于陈寿亡故后方才问世？

周必大、萧氏父子说法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因为萧氏《续后汉书》对后代重修以蜀汉为正统的三国史甚具启发。然而陈寿挟怨报复诸葛亮父子的说法实属谬说。又，"仕屡见黜"、"仕汉久不得志"这点，本来是陈寿不愿与宦官黄皓同流合污的必然结果；从其反抗宦竖这点检视，陈寿当是对蜀汉忠心耿耿，否则又何必为国为民致使仕途颠簸。

往后元代苏天爵："陈寿以其父获罪于蜀，故史以魏为正。"元代赵居信："后为晋之史臣私挟宿憾，不以逆顺为心而以强弱论事，进曹魏为正统，抑昭烈为僭国，视之与孙权同科，盖亦未之思也。" 明代赫瀛："志三国者，徒以仇憾窜刺典实，麕摭事故，至帝魏寇蜀，贬侯太甚。"基本持类似于萧、周等人的论调，看来该说颇有积非成是的情况。

萧、周等所言其来有自，主要来源应是唐初史臣《晋书》用"或云"的方式"备异"："（陈）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 后来学者清代朱彝尊就言："陈寿良史也。世误信《晋书》之文。"

王鸣盛亦言："《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萧、周等持论的其中两项理由虽来自前人谬说，然而相信在魏晋间的史籍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足资论证陈寿采取负面态度书写蜀汉、诸葛亮的依据，否则后世应当不至于如此言之凿凿。

回顾三国史著作兴盛的魏晋时期，要等到东晋时期后方有扭转"帝魏"论述的契机。面对君权下移的情况，东晋臣民们已经意识到贬抑权臣的迫切性，有意于透过批判历史，掀起反对权臣（意图篡位者）可以取得政权合法性、正当性的舆论氛围。又例如袁宏的族弟袁山松《后汉书》：

（汉）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终至陷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爲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在焉。信矣！

虽然从现存袁山松《后汉书》的佚文检视，该书没有像袁宏似乎有意将正统归予蜀汉的指涉。但是这一段明显有批判篡位权臣之意的言论（言之"窃国"、"盗贼"），隐约亦有省思东晋政局与试图动摇曹魏政权正统地位的意味。

再例如反对桓温北伐的孙绰，评论蜀汉谯周劝降刘禅一事：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 俛首而事雠，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

虽然没有言明蜀汉政权具资格取代曹魏政权原本的位置，但是明指曹魏政权乃是篡夺得国的意思非常明确。只是这一转折契机，通通是在陈寿亡故之后。从东晋的"三国正统观"检视陈寿《三国志》或许嫌其"落后"，但是从曹魏、西晋的"三国正统观"发展历程观看《三国志》，却又能感受到其"先进"。

倘若过度批判陈寿，未免有些严苛，他在整个发展历程上，是属于中间的转折地位，也已经尽其所能地平等对待三方了。

关于萧、周等提出的"陈寿仇蜀说"，其中陈寿与诸葛亮父子有过节的两项，最早即是东晋史家提出。王隐于其咸康六年基本底定的著作《晋书》："（陈）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

唐初史臣撰写〈陈寿传〉基本承袭王隐该书。王隐选择收录"陈寿仇蜀说"，应是基于自身对诸葛亮的好感，从而认定陈寿言诸葛亮的"应变将略"瑕疵系属有失公正的评论。

目前留存较早的两篇晋人祭奠诸葛亮之文章，李兴〈祭诸葛丞相文〉、安虑〈使蜀吊孔明〉，即见于王隐《蜀记》、《晋书》。从王隐的案例观看，东晋史家的著作应当影响后人理解陈寿《三国志》的诸葛亮历史图像究竟是趋于正面、还是趋于负面甚巨。

笔者曾在旧作中提及"陈寿仇蜀说"，同时交待裴松之于〈诸葛亮传〉屡屡征引王隐、习凿齿记载诸葛亮"骏功伟烈"的史料，信然是造成陈寿被误解的根据史料。

但是清代康发祥的一席话，提醒本文还要于旧作基础上再行补充："陈寿志三国详于志魏而畧于蜀汉，《裴注》补之亦未周备。常璩蜀产也，着《华阳国志》多有证据。""《裴注》补之亦未周备"一语，说明康氏认定裴松之征引蜀汉政权的史料尚未齐全。《华阳国志》如是，其他著作很可能情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