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晚清废除后，读书人还有哪些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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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晚清废除后，读书人还有哪些出路呢

元代科举制废除后，文人才子们都去了哪里？

废除科举制对读书人的坏处和好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些读书人会选择怎样的出路

一、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晚清废除后，读书人还有哪些出路呢

1905年9月2日，朝廷降下一道圣旨，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推行了2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圣旨一出，举国震惊，不少人拍手称快，认为这是革疾除弊，中华复兴有望；不少人痛心疾首，认为圣人之大道不存，神州陆沉，天地漏架。

当然，这一事件直接的影响对象，便是当时中国数以万计，尚在为功名奋斗的书生。

上图_ 清朝科举考场(江南贡院)

科举制度自隋代诞生，宋代成熟，对中国影响根深蒂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刻地渗透进了社会的深层。他为中下层社会提供了跃迁机会，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这下好了，穷酸书生不要指望会摇头摆尾，做几篇八股，就能“治国，平天下”了，十载寒窗、满腹经纶，搞的都是过时的学问，打赢不了洋人，拯救不了国家。跃过龙门，一飞冲天的梦醒了，鲁迅先生说“人生最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但无路可走也终究要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看看科举废除后，读书人都走了哪些路。

上图_ 1870年代，晚清的私塾，放学时候的情景

办报卖文，赚取稿酬

书生的一技之长就是识文断字，能写会算，科举即废，要求生路，首选自然是卖文。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带来了近代的生活方式。近代的新闻业、出版业也进入了中国，为仕途断绝的文人，提供了一条求财之道。

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来到通商口岸从事文化行业。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编写发行教科书、编纂工具书、译介各类翻译作品，为文人展示才艺提供了绝好的平台。同年6月，放弃科举的文人李伯元来到上海，开办了第一份上海小报《指南报》，痛斥时弊，“命意在于匡世”，之后受商务印书馆聘请，编辑《秀像小说》半月刊，揭露官场腐败，十分畅销，深受读者欢迎。

上图_ 精卫填海记 连环画

而科举废除之后，小说家的成功故事，小说丰厚的稿酬更是吸引了无数旧式文人投入到职业写手的队伍中去。如青浦人陆士谔，科举废除、功名路断后来到上海，一面行医，一面写小说。1906年出版《精卫填海记》，1908年又出一部《鬼国史》，直到其1944年病逝，一生中创作了百余部作品。

其中最著名者为《新中国》，书中作者幻想清末立宪维新40年后的中国，当时上海办万国博览会，为此要在外滩和浦东之间修建大桥和江底隧道。上海要修轨道电车，到底是走地下呢还是走高架呢，形成了两派意见……。

清末科举废除后的几年，是中国通俗小说突飞猛进的几年，仅1909年出版的小说即有104部，是1900年的34倍。随着创作队伍的壮大，到了民国初年，通俗小说进一步繁荣，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鸳鸯蝴蝶派。

上图_ 新疆俄文馆--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

入新学堂，出洋留学

科举的废除是和新式学堂的兴办同步进行的。清政府废除科举就是在为现代化教育让路。在科举制度废除的前后，全国上下，采用现代教育模式，教授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洋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起。原先埋首于四书五经的青年学子，放下八股文章，拿起理化外语课本，进入学堂学习新知，之后再远渡重洋，进一步深造。

1898年12月，18岁的鲁迅参加会稽县试，当年录取秀才人数是40人，鲁迅考了第137名，自此，鲁迅放弃科举，前往南京就读水师学堂，后转矿业学堂，最后东渡日本。

科举废后，知识青年走鲁迅这条道路，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1911年入学新式学堂的学生达三百万人，是1905年的34倍。留学生人数也直线上升，1904年到1909年，赴日留学生人数从一年274人增加到3万人，赴欧美留学生人数也增加到1.2万人。

上图_ 1907年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

弃儒经商，兴办实业

古代儒生多自命清高，视经商为末业。所谓”士农工商“，商人近利，心术极坏，无商不奸，是最低等的。但到了晚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看到振兴工商也是强国之道。不少富裕的读书人开始“下海”。

如南通状元张謇，创办大兴纱厂，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科举废除后，许多家财丰厚的举人老爷、监生老爷专心从事工商业，投入滚滚商海。

如上海举人张逸云，科举废后，将家族从事的酱园业做大做强，成为拥有酱园9处、门市部近百家的沪上酱园巨子。1923年，张逸云和化学家吴蕴初合作，创办天厨味精厂，打破了日本“味之素”对市场的垄断，后来又创办天原化工厂、天利氮气厂等企业，形成了“天”字号化工集团。

上图_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

投笔从戎，投身军营

废止科举之时，清政府正进行一次巨大的军事改革，淘汰绿营八旗，编练新军。1905年，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制36镇新式陆军，需要军官3万多人。中国的知识青年不少具有家国情怀，梦想匡扶社稷、救济天下。

对于无钱留学的寒门学子而言，投身行伍，成为军官，是他们报效国家的好机会。科举废除后，兴起了一阵秀才从军热。1957年，湖北省政协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中，一名当年的湖北新军士兵回忆道，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90名黄陂同乡中，有24名秀才，12名廪生。

上图_ 湖北新军士兵

科举废除与革命

科举制度原先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笼络中下层的知识分子的方法。到了近代，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统治阶级为了苟延残喘，维持统治，不得以废除了科举。但是科举的废除，又切断了中下层先进分子进入体制报效朝廷，使之与朝廷离心离德，投身革命队伍，促进了旧世界的灭亡。

这些脱离了科举体制，进入新式学堂，甚至出洋深造的知识分子，接触了不同于三纲五常的陈旧思想，迅速地从旧式文人转换为革命的生力军。1991年，辛亥革命胜利80周年时有人统计，参加辛亥革命的骨干1900人中，有科举功名者219人。黄兴、陈独秀都曾经是清朝都曾经是前清的秀才。

上图_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

在1905年，大清仪陇县有一位出生贫寒的读书人，以第二十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府试，但就在此时，朝廷下诏取消科举。于是他便转入了南充中学堂就学，并于次年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三年后，南下云南，进入著名的云南讲武堂。他就是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朱德。

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说：“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1300多年的科举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觉醒年代拉开了序幕。

作者：大狮子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晚清废科举研究》 顾丹 辽宁师范大学 2009.5

〔2〕《试论科举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杨银权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1.8

〔3〕《科举废除后读书人的出路及其影响》 布儒 华夏文化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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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代科举制废除后，文人才子们都去了哪里？

1去为元杂曲的创作献力去了。由于元代废除就科举制度，并且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最底层，所以那些文人才子不能浪费自己的才华，就把自己的才华用来雕琢戏剧了，成为杂剧的创作大师！

2回归田园、山野了。科举制废除后，有的文人才子们可能会厌倦俗世，认为已经没什么好追求的了，还不如回归田园，过一些与世隔绝的清闲日子。

3给官员当门客。既然自己的才能无法在军国大业上施展，能让自己的才能有所发挥的地方就是给官员当门客了。给官员出谋划策也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4游山玩水去了。既然不能当官，那为何不体验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领略祖国大好风光的同时还是激发创作灵感，作一些诗词歌赋！

5经商去了。因为那时文人的地位那么低，还不如去从商还能让生活过得富足一点！

二、废除科举制对读书人的坏处和好处？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1300年间（605—1905），科举产生的进士将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计。明清两朝，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50万人，把童生计算在内，则以100万计。科举废除后，除了部分年轻者选择进入新学堂或留学外，大部分旧文人为了解决生计，选择了不同的谋生存、求发展的道路。这些道路包括：

第一，从政。从政原本是旧文人的正道，但在近代，因为科举被废除，选官之路逐渐被新知识分子逐渐代替，旧文人要想进入政界，就必须参加保荐选拔考试，或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家财形成的能量和影响力来达到从政的目的。能够进入政界的旧文人多是上层精英，也就是官绅、省绅以及有身份、地位、财富的乡绅。1909年谘议局开始选举的时候，汇集了各地士绅名流，选人谘议局的士绅，要么是学界精英，要么是官绅代表。

第二，从幕。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底层文人被疏离在政权之外。民国时于右任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近代动乱的政治生态，让做幕僚的文人毫无尊严，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的把自己异化成乞食的猪狗。比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文人，他要求幕僚无条件地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给坐薪10个大洋，让他们坐冷板凳，并称之为“豢豚”（养猪）。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欢用人格上完全附庸自己，仰其鼻息的文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读书人是没有出路，甚至会被残杀的。例如老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军纪败坏，其幕僚赖文盈评论他“羽翼丰满，可惜‘山气’未除”。沈鸿英当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请亲兵用轿子把赖师爷抬回家去。亲兵们将赖师爷抬到野外，铺开一红地毯，让他跪下，把他枪杀了。

第三，从军。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同时开始编练新军，那些年龄接近成年人的秀才、童生等成为新式军队的重要人才库。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师）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新军有如此多的饭碗，加上军官俸禄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出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秀才从军的热潮，大批青年文人涌入新军。1905年，湖北当局在黄陂县募兵，96人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这只是一个地方的入伍情况，在全国而言，投笔从戎的文人更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弃儒从军的人更是难以胜数。

第四，从教。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人成为清末“学绅”。之所以这么多旧文人从事教学，主要是因为新学堂学生猛增。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将近10万人，次年递增到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到55万人，1907年为102万人，到了1909年，高达164万人。

第五，卖文。科举的废除，从体制上切断了旧文人对政权的依附，稿酬的出现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许多无以为业的旧文人将目光投到稿酬丰厚的小说上。吴趼人曾经诙谐地说，他是佛山人，终日无所事事，以卖文为业，有人劝他注意休养，他指着桌上的饭碗说，他也想休养，无奈为了这个。吴趼人所吃的饭靠自己的文字换来，他完全靠卖文为生，所谓“咬文嚼字”。陆士谔是科举废除后上海职业小说家的代表。1905年，陆士谔到上海谋生，正当小说流行，他试着写了几篇，竟然一举成名，成为宣统年间上海滩最走红、最多产的小说家。清末11年间（1900—1911），中国通俗小说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是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间（1909年104部，为1900年的34倍）。当时创作的小说作品，侦探小说最畅销，约百分之七八十，次之，约百分之五六十，搞笑花边故事约占百分之三四十，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的为最下，约占百分之一二十。

第六，经商。在以前，商业是末业，商人地位卑微，远不如士人。但在近代，随着列强的发展与扩张，文人逐渐开始走向从商的道路。近代新商业的出现，也为文人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印刷业、书馆、报业等一批文化产业。报刊杂志的出版在20世纪初期形成高峰，与以前相比，发行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开始流向全国各地。1895年到1911年，仅翻译自日文的书籍就有985种。许多读书人从事制造业、贸易业。江苏南通的张謇便是经商的典型。如小说家陈蝶仙，童年入私塾求学，曾考取优贡生，后参加主编了《著作林》、《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除了写作、编辑之外，他还开办了许多公司，生产牙粉、酒、汽水及碳酸镁玻璃。

第七，革命。部分旧文人接受了新思潮，开始倡导革命，现行体制。如蔡元培就是以翰林转向革命的著名革命家。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袖集团中，黄兴、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生员（秀才）身份。据台湾出版的《革命先进先烈传》一书记载，328名革命党人中，有43人有功名（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秀才33人），占13%。据《革命人物志》统计，在参加辛亥革命的1900人中，有功名者有219人（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183人），占11.5%。

科举废除后，作为精英的旧文人大多数被抛出权力中心，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价值、地位、认同和尊严也随之而去，守旧的愁怨牢骚，不再为社会出力，图新的奔走于达官军阀之间，闲暇则放浪形骸、纵情歌舞，本该由他们担当的责任与使命——正人心、兴太平，根本无从谈起了。从此，晚清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政坛道德的败坏随之而来。科举废除后，以文治武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对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审查权的放弃，依靠裙带关系崛起的军阀蜂起，中央难以与武夫共天下，结果造成近代军人干政，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带来大劫难。科举废除后，激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场革命，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最后将马列主义引入中国，从这一意义上说可谓科举的废除为中国的进步积蓄了强大的助推力量。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些读书人会选择怎样的出路

其实现在的中考、高考之类的就是科举制度的翻版。如果考不上的话，可以去读职高技校。我现在就在读职高，学木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