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家文稿：管子及其经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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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家文稿：管子及其经典思想

《管子》中还包含了哪些思想？

《管子》民本思想的特点

管子的思想主张放在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如何联系?

一、宣讲家文稿：管子及其经典思想

一、管子其人

法家的代表人物除管仲外，还有商鞅、韩非等。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法家先驱。《管子》一书以春秋时代政治家、哲学家管仲命名，记载了管仲及其学派的言行事迹。汉代学者刘向对《管子》进行了编辑。清代的《四库全书》将《管子》列入子部法家类，现在共有八十六篇。《管子》编写和发展的过程很长，涵盖的内容涉及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农家等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管子（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相齐四十年，将齐国的政治影响力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并因此备受瞩目。

历史记载，最初管仲为了谋生与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后来又做了其他事情，也都失败了。直到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准备请鲍叔牙出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的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须让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和管仲互相配合，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一霸。

二、管仲之谋圆霸梦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九合诸侯”中的“九合”不是九次，而是用“九”来表示很多次，据考证是十多次。“一匡天下”中的“一匡”是统一、匡正的意思。“管仲之谋也”的意思是依靠着管仲的谋略。“以区区之齐在海滨”的意思是齐国最开始是在很小的一块地方，并且在海边。“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意思是通过积累财富，把经济搞好，让国家富有，军队强大。“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意思是善于利用祸事而变为好事，使失败转化为成功。

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这是司马迁赞扬齐国的话。《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这一段中的“威”“宣”是指齐威王、齐宣王。“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就是说，到了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齐国依然很强大。

我们看看齐国的文化发展。齐国有个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汇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孟子、荀子等。其中《管子》的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

孔子非常欣赏管仲其人，曾多次称赞管仲。《论语·宪问》记载，“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句话的意思是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会盟，不是凭借武力，而是因为管仲的功劳。《论语·宪问》还记载，“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这也是在称赞管仲。

作者：孙中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文稿《 孙中原：管子及其经典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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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子》中还包含了哪些思想？

同时《管子》也糅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可谓观点鲜明。《管子》也含有道家思想，例如其中就有昀古老的道教修行的记载。《管子》也有经济学的观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二、《管子》民本思想的特点

本人认为可以从管子提出的一系列吸引人口、富民强国的措施入手，分体其民本思想的特点，这样对于当今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奖励生产，发展农业。《轻重甲》中谈到“一农不耕，民或为饥，一女不织，民或为塞”“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强调生产的重要性，不举生产其他则无从谈起。《牧民》开头即表明：“凡地有牧民者，务有四时，收仓廪，国多财则远来者，地僻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治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提出，重农时，建设仓库。国家富裕，人们就会投奔归附，重视开垦土地，人民才会安土重迁，不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在《七法》中特别强调了开垦土地的重要性“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权修》中强调：“ 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要重视发展畜牧业，使百姓富裕，人民才能安土重迁，不会迁移到其他国家去。 二、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立政》认为：“工事无刻缕，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乘马》中说：“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认为发展工商业是调节供需，增加财富之业。在《小匡》中“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士、农、工、商四业并列，并且做为国家之根本。《国蓄》篇中：“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可见对商业的重视，特别注重商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统治者要切实注意民力与国家的关系，实时调节政策的轻重缓急。《牧民》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判之。”治理国家要顺从民意，想百姓之所想，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权修》“欲为天下者，必重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其力。”“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告诫统治者使用民力要用之有度，轻徭薄赋，使民以时，才能使民力不衰竭。《管子》一书接着谈到发号政令要“无夺民时”。《小匡》指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侈靡》篇中发挥了这一观点：“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无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七法》中指出：“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值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国家发出政令必须要在确保农业生产的按时进行的前提下，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调节国民收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国蓄》中谈到：“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管子接着谈到：“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提出贫富悬殊之害，调节贫富差异，使贫必有保障，富则加以干涉。 五、必要的社会福利政策。《入国》中谈到：“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国，九曰接绝。”《管子》一书中有详细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的最低生活条件。 （一）积贮备荒，防患于未然。《治国》中提到：“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认为粮食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粮食则民无以食，国则无以治。《山权数》：“故王者岁守十分之急，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参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谈到建立仓库，存积粮食，可以在灾荒之年，使人民不会死于沟壑或沿街乞讨。另外管子还认为制定国家政策要藏富与民，这样在遇到灾害之时，可以提高人民的自行抗拒灾害的能力，加强百姓的生产自救水平。《山至数》中提出“民富君无以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明确了藏富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小问》中谈到：“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其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提出在税收的作用调节国家财富，使仓库充盈，在遭遇大灾大害的时候可以“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事，先之恕，以振其罢。”《国蓄》篇特别提到贮藏的重要性“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在使用仓库积蓄谷物，在需要的时候再加以轻重之法，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散粟救灾。 （二）放贷济民，调粟养恤。面对自热灾害严重为进一步恢复生产，让无本的农民尽快投入劳动，管子提出由国家提供贷款。《山国轨》中说：“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根据民众收入多少，酌情贷给数量不等的钱币以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山国轨》篇中继续说道：“无赀之家皆假之以械器、胜、籝、屑、、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在农时国家提供生产工具，借给无钱的百姓，等干完农活之后，归还工具，国家销毁租借时的借券。在《轻重丁》中记载了桓公采取措施使：“贷称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沉重的打击了高利贷者，使人民可以继续生产，保证生息。 （三）兴修水利，以工代赈。《管子》认为灾害中水灾尤其应该特别注意的，《立政》：“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沟渎遂于隘，鄣水安其藏，国之富也。”在《度地》篇，更认为“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若治理五害当从治水为最重要，特“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洲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关于修筑堤坝，管子说道：“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之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保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固，此为备之常时，祸何从来。”国家专门设置管理治水的官员，在冬天巡查堤防，及时向中央报告，在农闲的时候破土动工，在大雨来到之前要防患于未然，提前分段维护及时修缮，确保大坝完好无损，人民财产安全不受损失。在《乘马数》中还提到以工代赈思想“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在灾害发生之后雇佣饥民，从事土木建设，以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其目的在于“平国策”而“非丽其乐”。这样民之本，也就是农业生产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四）弘扬道德教化，鼓励社会互助。《牧民》篇中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提倡“九惠之教”，“得有六兴”社会上下形成。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和接绝的良好道德风尚。在国家救济的同时还鼓励社会互助。管子认为要突显家族的作用，《问》篇中提到“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小匡》中明确规定：“是故伍卒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优，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这一方面是国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是敦促宗族相互友爱，互相救济，是国家救济在地方上的延伸。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我收集的关于“管子”思想的论文材料，可供参考，如有需要，告我邮箱，发给你。

三、管子的思想主张放在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如何联系?

管子的主要经济思想

管子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在齐国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治国方略中，其大致涵盖了商品、市场、贸易、货币以及消费等诸多领域，内容极其广博丰富。其主要思想观点如下。

1、重视市场，发展贸易

管子所处的国家齐国，拥有优越的海陆交通位置，为开展商业贸易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条件；同时，齐国在姜太公时期便有了重视工商业发展、富国富民的传统，管子在齐国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的基础之上，继承了姜太公工商立国的思想，为之后开展经济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管仲经济思想渊源于齐国优秀的商业基础、继承于姜太公的良好传统，结合了管仲自身因时因地制宜的经济实践而最终形成。

管仲非常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他十分强调市场的建设问题，《管子・侈靡》中曾说道：“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市，代指市场、商业；劝，意为鼓励和促进；本指的是农业之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国家能够对于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鼓励和重视，商业能够兴旺发达，那么作为国家之本的农业也会随之得到发展。这在当时以农为本的社会当中是极其富有创见而难得的思想，对当时的齐国乃至后世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乘马》篇中也提道：“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对此，管仲要求在民之所聚之处都要有市，“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如果没有市场，人民的生产生活将难以得到保障，民生匮乏、民心失衡，国家则难以长治久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管子开放了国内外的市场，鼓励自由贸易。由于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盐业相对发达，所以管子特此规定鱼和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于产品出口到各国。

对于来到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管仲更是开门欢迎，并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在管子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引导下，齐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繁荣起来，特别是首都临淄，已经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

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临淄当时的人口之兴旺、城市之繁华。

2、控制财富，垄断经营

管子不仅仅是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去调配经济，同时也意识到了国家对财富的控制和管理的重要性。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会掌控绝大多数国家财富的主动权，但是管子并非如此。他意识到只有把切实关系人民生产生活的财富进行控制和垄断，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他对关乎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财富如粮食、矿产还有盐等都利用国家调配手段进行了控制。

首先，管子充分认识到了粮食对于百姓生活的重要性，“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管子规定国家一定要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并根据年岁的丰歉和百姓的实际需要，通过价格调剂来保护百姓的实际利益，即如果遇到丰收年份，农民手中的粮食供大于求时，国家就会以通常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以资储备；等到歉收之年，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高涨之时，再拿出余粮来平抑高涨的价格。

其次，管子对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柱产业进行了严格控制，即“官山海”的政策。“山”指的是矿山资源，而“海”则指的是海洋资源，包括鱼、盐等。在兵戈相见的春秋争霸时期，兵器的好坏决定了一国的军事实力，所以铁矿的开发和利用则显得尤为关键。

在管子的建议之下，齐桓公对于矿山资源的开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可见齐国君主对于矿山资源的高度重视。

最后，管子意识到了食盐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的商品，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齐国地处海滨，有着丰富的盐资源，而地处内陆的其他诸侯国，则需要从齐国进口食盐，因此管子充分发挥齐国这项巨大的商业优势，对食盐进行严格专控，甚至要求各国以黄金购买食盐，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同时，管子归于国内食盐的买卖也进行了控制，即“寓税于价”，在无形之中提高了税收收入。“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

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

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通过适当提高价格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同时也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扩展资料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参见词条轻重理论），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

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