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来自于中华民族底色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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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来自于中华民族底色的大智慧

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内涵

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一、儒道互补，来自于中华民族底色的大智慧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三教”之“教”是指道德教化，不是今日宗教之教。而其中源于古老中国的，更深层的是儒和道，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佛教进来以后，吸收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注入了道家的超越精神和儒家的入世态度，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不过中华思想的底色是由儒、道两家构成的。

儒家学说主阳刚，强调入世干政，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反，道家学说主阴柔，强调逸世无为，以柔克刚，即以静制动，“上无为而民自化”。这两者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似乎是对立的，其实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吗！而且，据记载（或不确——作者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曾西行入周向道家祖师老子请教问礼。尔后答弟子问，仰慕赞叹：老子形神“犹龙”而不可言说矣！另外，两家还都共同尊奉众经之源《易经》为经典。儒家尊《易经》为五经之首，“孔子晚而喜易”，竟至“韦编三绝”。而《道德经》、道家无处不言阴阳，则与《易经》息息相合相通。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物等等。由此可见，儒、道两家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还有相通互补这方面，应予以特别关注。

从现代人生思考方式的角度看，任何事物总是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儒家思想重在强调积极有为，道家思想重在强调自然无为，我们也应从中汲取相应的思考方式并形成一种有为与无为相统一的人生态度。确实，事在人为这种信念有助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我们有时也确实可以发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客观情势。人积极有为、工于心计、逐于利益、成于事业，这对于社会和人生固然有积极意义，但从人生和个人修养的角度看，似乎太功利的人就会多几分市侩气和世俗气。

用儒家的进取有为的精神激励我们为民族的进步、个人的发展去拼搏努力，去建功立业。用道家的柔性智慧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奋斗之余使自己的心灵归于平和宁静，抚慰我们受伤的心。儒家精神与道家智慧的结合，使我们进退总相宜，人格刚柔相济，使我们既有辉煌的人生，又有健全的人格，从而走向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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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内涵

中国哲学具有十大特点。儒道互补正是中国文化中互为阴阳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一种周延的哲学形态。
儒道互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结构的概括，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后来都衰落和断绝了，只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得以广泛流传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和主体结构。儒道两家学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互补的文化机制，儒道互补犹如阴与阳、正与负的互动和互补一样，相生相融，相辅相成，奇妙无穷，经久不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其内容和结构来看，儒道两家的思想无疑是主体；就其特质来看，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最具决定性和典型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逐步确立的儒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因而，了解儒道互补，对于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深层底蕴，都是至关重要的。
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惟其如此，才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各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从而使得两家思想的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
从古至今，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多次文化整合。而士人是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在乱世或每一次社会变革与文化整合当中，士人阶层往往成为时代的先锋，社会与文化前进的推动者，亦或某种社会风气、时代思潮的倡导者。然而在“道不行”、“邦无道”的国家动荡衰亡的乱世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们却往往成为政治集团间权力倾轧的牺牲品。于是，在仕途名利与个体自由之间，在“出”与“入”之间，使得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出现激烈的矛盾，造成人格冲突，使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相互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儒道互补之双重人格。
说起儒道，我想，儒家是更多的倡导向上的一面的，譬如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大事”、“仕进”。儒家或许都是在不断的追寻一个目标的，包括一些为人处事的观点（道德纲要）都是建立在“处世”的基础上，或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完善的。在这种不断向前的情况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是这些士人精神里绚烂的一面。
而道家强调“大道”“天道”。相比之下，道家就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发展，而是上升到自然与人的层次，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而且，道家似乎更显平和、灵活一些。
儒道双修就好比是裂空的一颗永恒不灭的阴阳，灿烂之极又归于平淡，可决不会因平淡而消极，而是在平淡中追寻永恒，追寻一种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这种境界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遗世独立，而是二者恰到好处的交融并且相辅相成。
不禁想到了儒家的“中庸”。在英文中，中庸的解释中有一条“golden mean”直译过来就是“金的意思”。显然这是一种高贵而备受西方推崇的意思。词典中对中庸的解释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我想上面的“儒道互补”正是这样一种人和自然的不偏不倚的中和态度。
那么，古代士人形成“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一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行，从而形成了人格的二重化。也可以说，这些士人既追求个性自由，又恪守封建礼教，并力求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统一。
譬如说柳宗元.他被贬永州后,在《愚溪诗序》中写到: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显然,柳宗元在嘲讽自己的同时说明了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体现出他对礼教的恪守；但在同时，他也引用了《庄子-在宥》中的话,莫我知强调了溪与我的统一,即道家思想中的万物齐一,形神具忘.这虽是借物以抒怀,但文字后面可见这种寻求平衡的思想对当时士人影响之深.
一代文豪苏东坡亦如此。眉山的奇山异水钟灵毓秀，养育了一代文豪苏轼。苏轼早年的仕途顺利，和弟弟青云直上，并且壮志凌云，豪情万丈，誓以天下为己任。不过后来的“乌台诗案”和变法风波却给苏轼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劫后余生不久，他又屡遭贬谪，几起几落之后，苏轼终于豁然开朗，先后在密州写下《超然台记》、并在荒芜的海南怡然自乐。
在密州，他移守胶西，生活初安，修超然台游乐，并做记叙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苏轼既向往超然于物外的隐居生活，又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还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表现了他想超然于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
值得一提的是，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是中国人形成的一种人格范型底色。它既是承前，更是启后：经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士人的常规心理。
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可能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蓬勃;在迷途不济,无能为力之时,他们也许就会更多的追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飘逸.总之,历代士人在以儒家思想拚搏立业的背后,深刻蕴含着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平衡,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儒道互补双重人格的一种典型体现,这种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儒道互补思想对士人自我超脱,自我解放的激发.一言以蔽之,这种思想不仅让无数士人放浪于形骸之外,更在历史长河澎湃的波涛中留下了壮美而完美的大浪相击,留下了铿锵而深远的永恒印象。

二、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1、儒道互补是一种人生智慧。

人生难得，不知多少机缘的凑合才会产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需要家庭的抚养，社会的培育才能成才，所以人生不可虚度。如何认识人生，如何度过人生，这是一门大学问，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同时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见解和选择。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应当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大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

按照儒家的“尽性之说，一个人应当把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潜能，包括德性、才智和情意，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人发挥其潜能，还要推动万物各尽其用。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性之所有，大小侧重各有不同，不能要求一律，但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事情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支配，所以不能强求。“天命”是指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故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人们应当积极地对待人生，利用一切条件去学习、深造、修养，使自己在“仁、智、勇”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动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关心他人，关心群体，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成己成物”。

不过人生又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途，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千难万险，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急于求成，或者事事求好，或者固执强行，必然到处碰壁，一身烦恼，弄不好会走向悲观主义，放弃生活。所以人的性情一方面要主动求进、刚强不屈，另一方面又要舒缓从容，柔韧难折，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是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不仅要学会争取，还要学会放弃。《淮南子》说:“辞所不能而受所能”，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这与老子“欲取固予”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其二是顺应自然，因时制宜。事情经过努力仍未成功是由于机缘未至，不妨退一步等待，直到水到渠成，而不强行妄为。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这句话应牢牢记住。其三是保持超脱潇洒的心态，对于世事看得开放得下。同那些日常的是是非非保持距离，在做生活的主人的同时也不妨做个旁观者，站高一步，对事物采取“以道观之”的姿态。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自得常乐，这样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道家的生活态度使人的生命富有伸缩性，帮助人去承受各种打击而不丧失生活的乐趣。

儒道兼修，互补为用，实在是一种较理想的人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些事情积极，有些事情消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而不必去信奉一种宗教。儒道互补仍将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人们将从其中获得教益。

2、儒道互补是一种政治艺术。

政治是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现实性最强和斗争最尖锐的领域。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往往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造成人间的许多悲剧。儒道互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政治理念，它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儒道互补的政治理念，首先在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政治管理回旋于有为和无为之间。政治管理必须有所施为，现代社会管理尤其需要管理者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按照儒家的理念，管理者要“为政以德”(《为政》)，关心民众疾苦，实行仁政，使民众富裕起来并受到良好教育。是否管理越多越好呢?并非如此。按照道家的理念，政治管理又必须“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专断不包办，其职责是为民众创造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和社会保障，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各在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才，形成共同管理、共同参政的局面。

其次，在国家、民族、集团之间，提倡通和之学。儒道两家都反对侵略战争和以强凌弱，主张和平友好。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子路》)、“和为贵”(《学而》)。儒家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因此人们应当有一体之爱。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人们不仅应该爱同类，还应该爱自然万物。人们之所以彼此隔膜和敌对，是由于得了病，才“麻木不仁”。道家提倡慈德，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道家认为“道通为一”，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彼此依存，不应人为加以割裂。

儒家的“和”，既反对“斗”，也反对“同”，它主张多样性的和谐。为了和，必须沟通。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用道家的“通”解释儒家的“仁”，所谓“通”，是指开放、交流、沟通。仁爱通和之学最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现在的人类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交通的发达，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所以在处理国际和族群间的争端时，必须用仁爱通和之学来取代斗争哲学，开展对话，促进沟通，淡化宿怨，实现和解，此外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参看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儒道互补是一种文化理念。

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具有价值体系和审美功能的哲学、宗教、艺术，也包括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技文化在提高人类素质和生活的同时，又使人类外向化和工具化。现代人可以拥有汽车、楼房、电脑，但难以拥有真情、纯厚和青山绿水，这是令人悲哀的。这里需要两个平衡:一个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一个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平衡。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它是造福人类的手段，却不能解决意义世界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科学的成果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儒家重人文重教育重亲情的文化精神，可以纠正科学主义带来的人情淡薄、人心冷化的弊端，恢复理想、信仰、道德的尊严与热情。人文主义当然是好的，它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但是过多的人为，过度的人情，过重的教育和过繁的法律法令又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纯朴真情的疏离。道家重自然重质朴重回归的文化精神，又可以弥补偏面的人文主义带来的人情拖累和生态恶化的弊端，恢复人性的纯朴和优美的环境。儒道互补可以在这个重理轻文、重物轻人、重现实轻理想的现代社会，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人类必须重视儒家的“仁义”理念，和道家的“自然”理念，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要求人性内部的德性、才智、情感的平衡，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生态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自然界自身形成生态链条之间的良性循环。下个世纪的人类应当借鉴儒道互补的文化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

三、儒道互补的儒道互补的现实意义

人生难得，不知多少机缘的凑合才会产生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又需要家庭的抚养，社会的培育才能成才，所以人生不可虚度。如何认识人生，如何度过人生，这是一门大学问，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同时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有不同的见解和选择。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应当是一种较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一种大智慧，其妙处在于指导人们在现实与超越、前进与迂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从而保持自我，使生命有后续力。
按照儒家的“尽性之说，一个人应当把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潜能，包括德性、才智和情意，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尽可能去帮助他人发挥其潜能，还要推动万物各尽其用。这便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性之所有，大小侧重各有不同，不能要求一律，但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儒家主张“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事情的结果有相当一部分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支配，所以不能强求。“天命”是指人生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故人事未尽不可以言天命。按照儒家的人生哲学，人们应当积极地对待人生，利用一切条件去学习、深造、修养，使自己在“仁、智、勇”诸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并以此为出发点，主动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事业，关心他人，关心群体，为大众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成己成物”。
不过人生又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途，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千难万险，而且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如果急于求成，或者事事求好，或者固执强行，必然到处碰壁，一身烦恼，弄不好会走向悲观主义，放弃生活。所以人的性情一方面要主动求进、刚强不屈，另一方面又要舒缓从容，柔韧难折，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道家智慧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其一是有所为必有所不为，不仅要学会争取，还要学会放弃。《淮南子》说:“辞所不能而受所能”，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这与老子“欲取固予”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其二是顺应自然，因时制宜。事情经过努力仍未成功是由于机缘未至，不妨退一步等待，直到水到渠成，而不强行妄为。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这句话应牢牢记住。其三是保持超脱潇洒的心态，对于世事看得开放得下。同那些日常的是是非非保持距离，在做生活的主人的同时也不妨做个旁观者，站高一步，对事物采取“以道观之”的姿态。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自得常乐，这样就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道家的生活态度使人的生命富有伸缩性，帮助人去承受各种打击而不丧失生活的乐趣。
儒道兼修，互补为用，实在是一种较理想的人生。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有些事情积极，有些事情消极；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又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精神空间。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儒道互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用以安身立命，而不必去信奉一种宗教。儒道互补仍将为今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积极入世又富有超越精神的人生哲学，人们将从其中获得教益。 政治是集团利益的集中体现，是现实性最强和斗争最尖锐的领域。当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往往发展成为军事冲突，造成人间的许多悲剧。儒道互补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政治理念，它主张用高度理性化的智慧去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以造福于人类社会。
儒道互补的政治理念，首先在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分工协作，各得其所，使政治管理回旋于有为和无为之间。政治管理必须有所施为，现代社会管理尤其需要管理者日理万机，全身心地投入。按照儒家的理念，管理者要“为政以德”(《为政》)，关心民众疾苦，实行仁政，使民众富裕起来并受到良好教育。是否管理越多越好呢?并非如此。按照道家的理念，政治管理又必须“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也就是说管理者不专断不包办，其职责是为民众创造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和社会保障，这样民众自然就会各在其位，各谋其职，各尽其才，形成共同管理、共同参政的局面。
其次，在国家、民族、集团之间，提倡通和之学。儒道两家都反对侵略战争和以强凌弱，主张和平友好。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子路》)、“和为贵”(《学而》)。儒家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庭，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因此人们应当有一体之爱。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学问》)，人们不仅应该爱同类，还应该爱自然万物。人们之所以彼此隔膜和敌对，是由于得了病，才“麻木不仁”。道家提倡慈德，坚决反对战争。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三十一章)。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道家认为“道通为一”，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彼此依存，不应人为加以割裂。
儒家的“和”，既反对“斗”，也反对“同”，它主张多样性的和谐。为了和，必须沟通。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用道家的“通”解释儒家的“仁”，所谓“通”，是指开放、交流、沟通。仁爱通和之学最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今人类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交通的发达，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国家、民族、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所以在处理国际和族群间的争端时，必须用仁爱通和之学来取代斗争哲学，开展对话，促进沟通，淡化宿怨，实现和解，此外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参看牟钟鉴:《宗教在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人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包括具有价值体系和审美功能的哲学、宗教、艺术，也包括十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现代科技文化在提高人类素质和生活的同时，又使人类外向化和工具化。现代人可以拥有汽车、楼房、电脑，但难以拥有真情、纯厚和青山绿水，这是令人悲哀的。这里需要两个平衡:一个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一个是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平衡。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事实上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它是造福人类的手段，却不能解决意义世界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科学的成果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儒家重人文重教育重亲情的文化精神，可以纠正科学主义带来的人情淡薄、人心冷化的弊端，恢复理想、信仰、道德的尊严与热情。人文主义当然是好的，它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但是过多的人为，过度的人情，过重的教育和过繁的法律法令又会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纯朴真情的疏离。道家重自然重质朴重回归的文化精神，又可以弥补偏面的人文主义带来的人情拖累和生态恶化的弊端，恢复人性的纯朴和优美的环境。儒道互补可以在这个重理轻文、重物轻人、重现实轻理想的现代社会，为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向。人类必须重视儒家的“仁义”理念，和道家的“自然”理念，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包括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要求人性内部的德性、才智、情感的平衡，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生态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自然界自身形成生态链条之间的良性循环。下个世纪的人类应当借鉴儒道互补的文化理念，走出一条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