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凌驾于科学背后的治理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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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凌驾于科学背后的治理衰败

从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举例说明中世纪的教会凌驾于一切的表现

集神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清代“钦天监”有多神秘？

科学发展利大还是弊大辩论会反方辩词

一、政治凌驾于科学背后的治理衰败

持续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酿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4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20万例，抗疫不力的特朗普政府持续遭到各界批评。但就在此时，美国媒体却爆出消息称，为避免削弱总统特朗普所传达的政治信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官员已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进行了多次语言修改。

作为一线医护人员与科学家用以了解疫情走向的关键资料，周报竟能被政客随意改动，这毫无意外引发了美国全社会的震动。不少公共卫生界人士表示，这一举动简直就是某些政客的“无耻表演”，是美国政府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最新例证。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美式抗疫”就始终在政治对科学的倾轧中趑趄不前，这样的“无耻表演”充斥于疫情防控的每个环节，映射着当前美国政治与治理的衰败。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系统中有所谓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前者是选举产生的有固定任期的政治人物，代表政党利益；后者则是通过制度化录用的长期在任官员，代表政策的专业度与延续性。但这看似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路，在实际政治与政策运作中并不如说起来那么理性与清白。一方面，政务官已越来越多地介入专业事务。虽有任期限制，但在其所掌握的权势与资源面前，事务官基本只能处于“缴械状态”。人命关天的疫情防控都能被政治化，政客对普通民众的愚弄与毫不负责一览无余。另一方面，长期在任的专业官员也逐步形成了自我循环的部门利益，从而在某些政策执行过程中，做出对某一方政治力量有利的行为。现如今，某些政务官与事务官正在合流，共同以选举、党争等特定的一己私利，公开侵蚀着科学态度与专业精神，消耗着相关机构的公信力。

同样需要看到，美国民众的反智倾向也助长着某些政客的政治化操弄。所谓“反智”，集中表现为某些民众对专业精英的不信任。这种倾向，如今在共和党的支持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究其原因，除了共和党相对而言与专业主义更格格不入之外，其支持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2018年中期选举的出口民调看，受过高等教育者支持民主、共和两党的比例分别为53%和45%，而在未受过高等教育者中，这一比例则为37%和61%。这样的分野，也加剧着共和党选民的反智倾向。以佩戴口罩为例，在特朗普近期多次举办的竞选集会现场中，数千支持者中几乎没有人佩戴口罩。也有民调显示，仍有20%的美国民众认为佩戴口罩有害。由此可见，选举周期的叠加之下，各色阴谋论加剧着反智倾向，形成了疫情持续失控的恶性循环。

无论是科学的政治化还是民众的反智化，背后根源都在于美国政治的极端撕裂。在选举制度的扭曲下，民主、共和两党逐渐分别形成了各自固有的、水火难容的基本盘，任何一方要胜出都不会指望得到另一方选民的支持。其结果就是，美国是一个国家，但两党却是代表特定利益甚至某些一己私利的非全民政党。他们不会回应美国普通民众的诉求，反而会通过刺激本党基本盘来对抗另一党的基本盘。只有激化矛盾、将对手彻底污名化，才能愚弄并固化本党选民。

在疫情防控的问题上，美国一些政客至今仍不愿将之视为危及民众生命的重大挑战，反而总想将其看作竞选连任的绊脚石而一脚踢开。殊不知，他们真正踢开的是民众的安危和所谓“灯塔”的信用。正是这样的私心泛滥，将一场“天灾”变成了“人祸”。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流程编辑 吴越

一、从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举例说明中世纪的教会凌驾于一切的表现

政治上： 教会和国家的对立关系最为尖锐化的事件发生于A.D.1077年的卡诺莎（Canossa）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就德国神职授任权与格列高利七世（也叫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发生争执，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废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登上阿尔卑斯山，在坚固的古堡卡诺莎城门前，冒着严寒赤脚下跪，告解圣事三天。
罗马教廷使中世成为黑暗历史的最致命事件，就是十字军远征（Crusade）。教皇高高凌驾于世俗历史和国家之上，犯下了在世界历史中错误地引导历史方向的罪恶。不管将战争怎么美化得多么美丽，甚至称其为圣战（Holy War），但在神和历史面前都是无法正当化的。

二、集神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清代“钦天监”有多神秘？

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当我国中原地区还处在朝代更迭的缓冲阶段时，英国首家天学研究机构格林尼治天文台（也称作：英国皇家天文台）被正式设立并有幸坐落于美丽的泰晤士河畔皇家格林尼治花园中。

在此之前，我国于清军入主中原之际（公元1644年），统治者在清承明制的基础之上也设立了一家与英国皇家天文台相类似的天学研究机构，史称：“钦天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肩负着我国古代天学研究的重任，但与英国皇家天文台又不尽相同，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前者既具有制历、观象以及报时等基于科学理论基础的职能，又具有选定历注、出具占语以及诹日择地等无科学理论依据的社会文化职能，如史料《光绪会典·卷77》记载：钦天监“掌测候推步之政令，以协天纪，以授人时”及“观象占验，选择候时之事”；而后者则全盘基于实质性的科学理论基础实施研究的。由此可见，说清代“钦天监”是一个集科学与神学于一体的神秘机构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其实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在清朝错综复杂的统治机制当中，作为一个最容易被大众所忽略的机构之一——“钦天监”从封建统治的角度上看具有何种特征？以及该机构与处在同一时期的英国皇家天文台之间在细节上又有何差异性？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在本篇文章当中就来与读者朋友们简单地探讨一番。

01“钦天监”：统治功能大于科学研究的天学机构

首先，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职司天文历法的政府机构，清代“钦天监”所起到的统治功能必然是凌驾于科学研究之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它将自己对外塑造成一个怎样的形象，从处理国家政务、制定天文历法再到约束黎民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它仍然是一个基于为统治者上承天意、下御万民的封建统治机构。

其次，相较于前朝，清代“钦天监”的官员身份十分复杂。史料记载，从顺治三年至康熙三年（官员1664年），钦天监职官“并汉人为之”，也就是说在此期间该机构完成了“满汉官员共事”的融合过程。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3年），由于翻译蒙古文宪书的需要，又增设了蒙古官缺。除此以外，由于明末清初时期大量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使当时的天学领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刺激，因此，自顺治元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近二百年间，“钦天监”里边都存在西洋教士担任重要职务的现象。所以说清代“钦天监”的包容性是前几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而巨大的包容性以及相对宽松的管理，使得清代的“钦天监”在短时间内大大促进了中土与西洋、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天学交流。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最后，清代“钦天监”的建制相对简单，官员品秩较低、升转慢。明代以前，中国古代天学机构的建制十分复杂，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钦天监”仍设有历法、漏刻、回回以及天文四科，而到了清朝康熙初年以后，仅剩下时宪、漏刻及天文三科。除此以外，清代“钦天监”官员的品秩低于任何一个朝代，举个例子：直至清朝末期，一个太医院院使品秩（正四品）仍高于钦天监监正（正五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冲击在未能使清代“钦天监”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任何实质颠覆的情况下降低了其统治功能，此举看似促进了当时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这也即是为何自十七世纪以后清朝的天学研究始终落后于世界的一大重要因素。

清代钦天监礼器

02清代“钦天监”与英国皇家天文台的差异性

如前所述，清代“钦天监”是一个集科学与神学于一体的机构，而英国皇家天文台则全盘是一个具有实质性的科学理论依据作支撑的研究机构。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其实既有主观因素，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如二者所需解决的事务截然不同、条件不同等等。

首先，拿英国皇家天文台来说，它之所以设立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准确定位海洋中船只的经纬度，以便促进这一时期英国航海事业的发展。而清朝“钦天监”只是在承袭祖制的基础上，解决一些较为封建传统的非科学事务，如制定历法、观象占卜、报时等，说白了主要还是为政治、礼仪、伦理、民俗等一系列日常事务所服务，其依靠科学理论基础的事务所占的比例可谓是少之又少。

格林尼治天文台

在机构建制上，清代“钦天监”与英国皇家天文台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英国皇家天文台最初建成是隶属于御前军备部，而由于天文台所发挥的职能与航海事业相关联，因此被划入海军部。而清代“钦天监”则由隶属于礼部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官署衙门，并设有时宪、漏刻及天文三科。在官员人数上，英国皇家天文台仅由一名台长和十余名公俸助手组成，而清代“钦天监”食公家俸禄的官员上下共计上百人。由此可见，相较于清代“钦天监”存在功能杂多、机构和官员人数臃肿等弊端，英国皇家天文台具有功能单一、结构简单的特点。

最后，作为天学研究的必备品，精密的仪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英国皇家天文台相对做的比较完善，如既具有大型墙壁象限仪、天顶仪、中兴仪、经纬仪以及地磁仪等高精度天文学仪器，又具有精通天文学的台长（皇家天文台历任台长皆为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而反观清代“钦天监”观象台仅有元明时期的区区几台老旧仪器，且年久失修，毫无精度可言，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后期尽管督造了一些仪器，但仍大大落后于英国皇家天文台。除此以外，清代“钦天监”在官员任职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许多官员对天文历算领域一片茫然，更不懂得如何去仪器的制作和使用等，这对当时我国天文学的研究及其发展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三、科学发展利大还是弊大辩论会反方辩词

1.反方
这个辩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列举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坏处，因为如果你的眼睛只是盯着坏处的话，那么对方就很可能抓住这一点攻击你们：对方辩友，你们总是列举科技的种种坏处，似乎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只有灾难，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人类还要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你对于辩题的理解，这个理解的精髓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找出科技给人带来的坏处。这才是你方观点的关键，为什么呢？记得有这么一句话：科技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砸烂愚昧和落后，另一方面也可能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正是为了这把双刃剑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它的正面作用造福人类而不是相反。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是因为对于科技理性而全面的思考才能够使得科技始终在人类的掌握之下不会反过来祸害人类。
观点确立之后，一些必要的例子自然是要有的，其实例子很好举：原子物理理论的发展是的人类掌握了核能技术但是也带来了广岛和长琦的核灾难，带来了人类五十年的“恐怖的和平”，人类第一次具有了自己毁灭自己的能力。另外还有层出不穷的核事故，以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最有名（具体数据请你自己上网搜索），化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我们的火药和炸药也伤害了数千万计的人类同胞。我们的化学合成技术是的我们造出了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可现在我们也被白色垃圾所困扰，被化学污染所毒害，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有那么多的小孩罹患白血病，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装修中使用的化学粘结剂，还有破坏臭氧层的氟利昂。石油勘探技术的发展是的人类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我们已经能够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飞行了，可是这也带来了太多的战争太多的纷扰，也使得地球开始感冒发烧。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具备了以前由上帝垄断的创造生命的权力，可是在这也带来了伦理的紊乱。总之，科学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弊端危险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些负面影响否则我们人类可能最终会毁灭于自己的手中。

以上这个回答是我在回答“科技给人带来的坏处”时的回答。这两个辩题基本相通，不知道你的这个辩题是不是描述的准确，如果是准确的话，这个的关键点还是如何来看待科技的弊端？是不是有弊端我们就不发展了，或者说为了避免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宁可退回原始社会。这当然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并揭露科技的弊端是为了扮演一个理性批评者的角色，比如有人发现了佛里昂对臭氧层的害处并没有使人类停止使用电冰箱而是采用了其它的冷媒。人类发现二氧化碳会产生温室效应之后，并没有停止使用相关的燃料，但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来限制温室气体得排放。同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你方的观点就是一个理性得批评者，正是因为一个个理性得批评者才使得人类一次又一次从自我毁灭中得以幸存。这就是你们的立论点。人类的发展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扮演批评者得角色，而言论自由得核心就是保证那些批评者德自由，保障人类获得不同意见的权力
认为弊大，因为当人类跨入21世纪，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在人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欣喜之余，又经历了更好的不安甚至灾难。除了对高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恐慌之外，战争和疾病似乎直接将人类带到了地狱之门。
2003年SARS的流行，包括对SARS的所有猜测，都直接和人们日益关注的全球问题相关联：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是对生物危害的检测、评价、监测、防范和治理的科学技术体系，是研究各种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应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技术、工程设计和设备等，防止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实验室和环境受到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物质和生物毒害物质的危害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生物安全问题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传染病的巨大危害
传染病包括人、动物、植物传染病，尤其是人类传染病是最重要的生物安全问题，传染病仍是全球死亡病因的首位，在我国，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SARS的流行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另外肝炎、结核、流感等传染病每年仍在全国部分地区、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流行或暴发
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的潜在威胁
20世纪整个国际社会为禁止生物武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却已大大增加，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仍在继续研制和发展生物武器，另外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生物武器的潜在威胁，以美国“炭疽事件”为标志的生物恐怖对国际安全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是首位分离出冠状病毒，并发现冠状病毒变种是SARS病原的学者。SARS病毒属于RNA病毒，这种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容易与其他病毒基因进行重组，进而变成为新病毒。而且许多实验结果也显示，以这改变方式产生的新病毒，毒性会比亲代病毒更强。许多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冠状病毒，而这种病毒又很容易出现变种，极具危险性。因此，袁国勇认为SARS病毒很有潜质，成为除了天花以外制作生化武器的病原。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
生物技术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生物技术时，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正如目前广受关注的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环境释放后对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危害。此外，基因工程药物、疫苗，转基因食品，基因治疗等都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生物技术的误用以及生物技术的非道德应用也可能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体细胞克隆人的研究使是突出一例。
生物资源及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
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讲，外来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流失有可能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损害。转基因生物体环境释放对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
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安全隐患
较其他理化实验室或其他各类实验室而言，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人以及与其接触的周围环境，都存在很高的患有感染性疾病或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上的疏漏和意外事故不仅可以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也可造成环境污染和大面积人群感染。国内外实验室意外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1984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0.12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0.07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1.6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6.25亿元，新增利税约1.3亿元。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