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典古籍”来了！三年将上线一万种儒释道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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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典古籍”来了！三年将上线一万种儒释道经典

楼宇烈：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儒释道三教共一门？

《国学经典》读后感

一、“识典古籍”来了！三年将上线一万种儒释道经典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10月11日，由“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测试版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涵盖390部经典古籍，主要来自《四部丛刊》，共计3000多万字，即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未来三年，“识典古籍”将陆续完成一万种古籍的智能化整理工作，基本覆盖儒家、道家和佛学的核心典籍目录，届时将全部免费开放。

据了解，上述实验室系今年3月北京大学与字节跳动合作成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古籍资源的智能化整理。“识典古籍”平台上线，即是双方合作的最新进展。

当前，中国的古籍数字化面临技术难度高、资金缺口大、人才紧张等难点。相关资料显示，现存的20多万种古籍中，只有8万种完成影像数字化扫描，近4万种完成文本数字化。据专家统计，从1949年到2019年，国内共修复整理出版古籍近3.8万种，要将现存古籍全部修复整理出来，可能需要300年时间；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修复整理，大概二三十年就能完成。据“识典古籍”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当前主要使用了三种技术，包括文字识别、自动标点和命名实体识别。文字识别技术，是对古籍的影印版文字进行单个切分，再进行文字识别和顺序识别。自动标点技术，是通过序列标注的方式对古籍自动进行标点划分。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则是通过序列标注识别文本中的人名、地名、书籍、时间、官职等信息。据悉，目前行业内OCR识别准确率平均为93%至94%，“识典古籍”的准确率为96%至97%。

与其他古籍数字化平台相比，“识典古籍”页面简洁，浏览流畅，提供影印底本作为参照，还具备主题词检索和繁简体转换功能，便于专业研究人员、广大古籍爱好者使用。同时，“识典古籍”书目将持续更新，后续将上线手机移动版。

未来，“识典古籍”将向全社会开放古籍阅读检索研究能力，还将实现全自动整理校对，更高效地实现存量古籍全部数字化。同时，平台也鼓励拥有文献的学者自行上传文献，用户甚至可参与再创作和再阐释，助力古籍文化传承和研究。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责任编辑：郭韶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一、楼宇烈：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今传《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时，援引了《周易·系辞》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优缺点，然后从道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家乃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之的最完善的学派。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史记·自序》）

司马谈的分析论述，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之学的真实情况，即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博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

两汉自汉武帝起，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其实，终两汉之期，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两汉之际的扬雄，融摄儒道而作《太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然“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取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在中华文化环境下自我调整的过程的。西晋以前，中国人信佛者极少[1]。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对其教义理论的根本精神并没有深切的了解。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张译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道安《鞞婆沙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50页）。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如道生：“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同上第216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外，隋唐之际兴起的天台宗，唐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显受道教影响。同时，道教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诸如仿照佛藏而编造道藏等。唐以后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许多基本道经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庄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领和理论。至于道士谈佛理，和尚注道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1．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2．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3．神灭还是神不灭。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27页），又如著名僧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同上第84页）

这一时期调和、融合佛儒者，主要来自佛教信仰者。一般讲，他们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同上第82页）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宗炳《明佛论》，同上第235页）；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颜之推《归心篇》，同上第424页）等等，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韩昌黎先生外集》卷二）。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与孟尚书书》，《全集》卷十八）。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菜园院佛殿记》，见《元丰类稿》卷十七）。[2]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3]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4]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5]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以及他在《通书》中大力提倡的“主静”说等，都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其实，程颐自己也同样如此。程朱理学所着重发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与佛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语本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关于后者，程颐在归纳佛教华严“四法界”理论时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回万理归于一理。”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二程集》第195页）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佛学是有广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读佛典的。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这样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素养中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读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会读过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佛经》之类的佛典精本。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那些正统的理学家，为了争正统，非得否认这一点不可，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公开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经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络索》等，对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作为构筑新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还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这时的“三教”融合，往往还渗入了某此西文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中，诸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马一浮（著有《复性书院讲录》、《宜山会语》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原儒》、《十力语要》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为典型。他那以“体用不二”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揉合《易传》、陆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各家理论，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构筑起来的。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十力语要初续》）在近现代的一些哲学体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较丰富特色的，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现象，更没有造成三家归一家的结局。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 原载于《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1] 据东晋的恒玄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难王中令》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106页）

[2] 宋代张商英的《护法论》、元代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代姚广孝（道衍）的《道余录》等著作中，都从佛教信仰者的立场出发，批驳了韩、欧及宋明理学家排斥佛老的理论，揭发他们思想中溶入佛老思想的实情，并竭力鼓吹三教在世，缺一不可，提倡三教调和。

[3] 这里主要分析程朱派理学。关于陆王心学，其中吸收有大量的庄、禅内容，众所周知。明代陈建著《学蔀通辨》以辨朱、陆之异，专门揭示陆王心学中的佛老思想因素，也非为无见。可供参考。

[4] 清阮元在《塔性辨》一文中说，唐李习之“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于二氏’。于是作《复性书》。其下笔之字，明是《召诰》、《卷阿》、《论语》、《孟子》内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书者，仍是浮屠家无得而称之物”。又，阮元在《复性辨》一文中指出，“复性”概念出自《庄子·缮性》：“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其义与佛言近。李翱以庄语代孔颜，又由庄而入禅，则失矣。（均见《揅经室续集》卷三），此说可供参考。

[5]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又说：“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华。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二、儒释道三教共一门？

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说的是什么？

道可道

2014-03-15 08:15:18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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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汉明帝年间,，张道陵初创道教时，为了拉抬声望和名气，抬出老子做为教祖，尊之为太上老君。这对道教后来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遐想空间。“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就是得益于这个广阔的遐想空间，在佛、道两教为争夺信徒跨越千年的斗争中，成为道教弟子攻讦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

　　老子的在五十多岁时辞官西行，到函谷关时，在关令尹喜请求下他写下了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经》，继续西行，不知所终，那么，老子会去哪儿呢？多年之后，后人就臆造出了他的去向，这就是过函关去西化胡为佛。

　　一、老子过函关化胡

　　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早期有两本书记载了这件事。

　　一是《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据说是东汉（25-220年）时期的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人考证，认为《太平经》非一时一人之手，是多人长时期的增益而成，于吉仅是其撰人之一。所以，《太平经》里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是不是最早，无法定论。

　　三国时魏国人鱼豢在《魏略•西戎传》提到了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可以认为是是最早的说法：“《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在鱼豢的书里，已经明确的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弟子。但是做为一种传说，一个故事，对人们的影响仅仅是给人们一种感知。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老子化胡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最激烈的斗争场合，莫过于“斗法会”。道、佛两教，各自都在“斗法会”前做大量的准备，挑选一些博学善辩的道士、僧侣，在“斗法会”上，各执一词，互相攻讦，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阳人。在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为天师道祭酒（首领）。因为是一路首领，所以常常参加一些斗法会，每每大拜而归。王浮羞恼之余，便依据一些典籍、传说，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一问世，即在僧道优劣的辩论大试身手，大肆流行，影响很大。

　　《老子化胡经》巧妙的利用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载。老子过函谷关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然后巧妙的续出，老子去了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老子化胡经》把佛祖如来硬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佛门弟子来说，更是如鲠在喉，如芒负背。当时，长安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帛远，又名白远，白远和尚。号法祖，俗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诵经八九千言，深研大乘经典，又博读世俗经史，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达千余人。他听说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经》，就一气之下来到了洛阳，和王浮斗法，辩论起佛道的先后高下，但结果竟然是不分输赢。从此，《老子化胡经》便成为道士们攻击佛教的坚兵利器。并且从此流行开来，影响甚远。

　　对于《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佛教信徒们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编造历史，抬高佛祖，贬低老子。如东晋僧侣支遁在《释加文佛像赞序》中就说：“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络聃周以曾玄”。他不仅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还把老子和庄子说成是佛祖的“曾孙”和“玄孙”。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记记》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争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但无论是贬低老子也好，说《老子化胡经》谬诬也好，《老子化胡经》依然广泛流行，经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称，这个教，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三教”中的一教。后来就有一种说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并没有遭到儒学人士的抵触和反对。反而得到了认同和追捧。这是除了有上述的关于《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的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老子做为中华民族的先辈大贤有着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学思想。二是儒学人士研习经典都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固步自封的形式来学习的。所谓“十年寒窗，苦读经史”，就很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学习方式，死记硬背，惟书惟上。只要书中有的，那就是经典。既然书中有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并且事后孔子还大加称赞老子“其犹龙邪”，那么，说“儒教”也源自于道教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而张道陵初创道教之时，就抬出老子做为教庭祖师，并奉《道德经》道教中的经典。以此来宣扬其渊源流长。道教自动拜于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门的理论一诞生，对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说成是源自于道门之下，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门弟子的认同了。而《老子化胡经》一书的诞生，从此就诱发了一场佛、道两教旷日持久的论战。尽管佛教信徒们奋力反驳多年，但《老子化胡经》依然故我地影响着华夏大地，并且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辉。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全真派的兴起，《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兴盛到了颠峰时期。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教时，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

　　随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程度则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不顾自己72岁高龄，数万里之遥的路途，恶劣的气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万里跋涉，历时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的军营谒见了成吉思汗，这位欲“救万灵苦”、“敬天爱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赐金虎牌、玺书，赋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丘处机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他嘱告弟子们：“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师王重阳创立，其大盛于天下则缘于与丘处机的济世救民的奇功。当时民众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

　　全真教的兴起，使《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也到了颠峰时期。不过世事变幻无常，没过多久，曾几遭禁毁的但又顽强不屈地流传下来的《老子化胡经》，却没有挺过元朝，终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挠地流传下来了。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元代道士陈致虚，在《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的年代，依然将儒释道三教，归宗于老子，称三教皆以老子之道为法。“天以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别有一道也，后来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经》被禁毁

　　《老子化胡经》的被禁毁，依然与“三教出一门”之说有关。王重阳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丘处机也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随着全真教盛行天下，这种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放大，《老子化胡经》也成为全真教徒占据佛门寺院，合并佛教行动的理论指南。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随着全真教的兴盛天下，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其原因一是影响和势力也是越来越庞大，全真道的《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也记载有这种盛况：“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短短几十年间，全真教的宫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如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这些数万余人的聚集，对元朝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种强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特权，救拔出的战场俘虏、应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战乱而冻饿街头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动摇其统治的隐患。尽管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的历任掌门也都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效力，但是其影响和势力，已经超过元朝统治者的心理承受极限。

　　宪宗年间，亲受成吉思汗特权的丘处机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时全真教享有的特权，随着丘处机的离去，已临晚霞时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劲头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的旗号，利用特权，占领佛门的寺院，合并佛门，玩得太猛，从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归还寺院。为宪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借口和契机。毕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赋予了许多特权，如果冒然对其限制，难免会引来社会甚至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声音。所以宪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的契机，于宪宗八年(1258年)诏办僧道辩法会，这场辩法会的结果，宪宗皇帝早已内定。全真道大败，做为全真教弟子占据寺院的理论基础《老子化胡经》，被认定为伪经，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

　　其时，南宋王朝尚存，要说这一次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但是，除了在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依然沿袭了这种抑制全真教的策，在灭南宋王朝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经》又先后三次被诏令焚毁，从此《老子化胡经》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老子化胡经》残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残卷）。

　　四、“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

　　尽管《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亡佚，但是“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去，这种传说虽然几乎无依据，甚至是谬传；虽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已经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甚广。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侣驱赶；而一些出于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侣，也研习道教的一些经典；两教之间的经典相互借鉴；部分神只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别甚至也把“佛诞节”做为教门的重大节日来庆贺（其寓意是庆贺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实上这种庆贺是给佛教上眼药的一种做法）等等，充分说明了“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在中华大地的影响……

　　在《老子化胡经》亡佚多年后的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认可和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是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依然是毫无疑义地认可（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太上老君》）。所有这些，无不诏示着一种民族自尊、自爱情绪的存在。而在这种民族情绪面前，“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三、《国学经典》读后感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读后感吧。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国学经典》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学经典》读后感1

　　我国文学博大精深，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的名著，可谓是国之瑰宝。而我们学校为了引导我们从国学经典中领悟国学精髓，就安排了我们去读《大学》这本书。

　　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现代，当物质极度丰富的时候，人们更容易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心被物转"，越来越关注物质的重要性。技术文明愈发达，精神文明愈堕落，有如一把秤的两头，要做到比重平衡，非常不易。对于儒家孔孟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先贤明见，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中，的确有重新认识、深思的必要。

　　古语说，"知人先知己"，就是说人应该认识自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该前则前，该后则后，前后不能颠倒。安份守己，按层次、级别尽职尽责，不越轨，不越级，不犯上作乱，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工作、生活当中，就会安定团结，兴旺发达。

　　智中出礼，用礼来约束自己，做到克己复礼，诚于中，形于外。礼中出义（勇），义中生仁。仁、义、礼、智总归一信（五德）。学以致用，使自己不断提高，敢于攀登。一生无怨无悔，不半途而费，好好的做下去，做到至忠至孝，天人合一，就是真正的得道成圣。

　　仁、义、礼、智、信是人之根本，人以德为本。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人民真正幸福！！！

　　《大学》这本书我们知道了对国家要尽忠，对朋友要义气，对长辈要尽孝，对身边的人仁慈。还了解了许多古代的名人故事，使我大饱眼福。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令我终身难忘！

《国学经典》读后感2

　　周三下午，学校举行了国学诵读展示活动，邀请家长与同学们一同欣赏优美的经典诗文。精彩的诵读表演，多彩的表现形式、撼人心魄的场面。同学们深情倾心的演绎，奏响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旋律，师生共同感受着民族精神的精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世界瑰宝。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极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瑰宝，承载着民族基因中的最高智慧，记载着圣贤伟大的思想光辉。

　　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梁启超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更有木兰代父从军的感人故事。一首首悲壮豪情的诗词，谱成了一篇篇美妙的乐章，仿佛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了诗歌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沉醉其中，再加上同学们精彩的表演，使这次诵读活动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诵读经典活动，一首首震撼人心的诗词，唤起了同学们心中满腔热情，我们将带着这份热情，投入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知道了学习诗词，就要走进作者的心里，了解作者的处境，这样才能把诗词演绎到极致。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心学习国学经典，用心体会其中的韵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诗词的精髓，掌握中华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华文化！

《国学经典》读后感3

　　“国学”是中华民族博大智慧和美好情感的结晶，国学透射着人文的光芒，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弟子规》作为国学经典，对世人的影响自是不必多言，同时也让我受益匪浅。弟子规虽浅显却极富哲理，能够给人以生活上的指点、学习上的教导，成长中的导航……它教会我们：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等方面应有的礼仪与规范；它还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社交礼仪，这也是我们父母长辈的行为准则，因为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好下一代。

　　国学激励着我们，当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应乐观积极，努力争取向上，不要被挫折打倒，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指导自己的人生。古人所言：“百善孝为先。”《二十四孝》记载：“周朝闵损因母亲早逝，父亲怜他衣食难周全，便再取了后母，而后母却虐待子骞。在寒冷的冬天只给他穿单衣，父亲知道子骞受后母虐待后，便要休了她，子骞便为后母求情，最终一家人生活和谐美满——单衣顺母。想想我们呢？身为人子，我们对父母却知之甚少，关心更是不多，任性的我们往往忽略了父母对我们的关心，还天真地说着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话语。真的觉得自己不懂事。细细体会，其中包含着尊重师长、孝敬长辈、诚实守信等可贵的品质，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的民族精神，是流淌在中华民族文明血管中生生不息的血液，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传世之宝。让我们一起了解国学，一起走进知识的海洋；跟我们共同走进《弟子规》，体会国学的经典；让我们一起诵读经典国学，品味精彩人生；让我们一起倡导经典国学，完善自己的人生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4

　　最近，徐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中华诵·国学经典》。老师说，这本书很有阅读价值，特别是我们炎黄子孙都应当精读的。书中主要收集编排了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灿烂篇章。它飞扬的文采绽放出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老师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于是我读了起来。

　　这本书上面都有注音我们没有阅读障碍，书中有一小部分古诗我们曾经学习过，读起来很亲切也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虽然很多没有读过的古今贤文和古诗我们也能结合注释和赏析较好的理解内容，更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体会什么是“经典”。那真是一个蕴含着情感力量和感召力的字眼，这经典是我们民族的印记。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是：“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人不通古今，马牛而禁裙，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酒酿成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诗的意思是：积蓄很多黄金不如多买些书留给后代使之明白事理。有田不去耕种，仓库就会空虚，有书不去读，子孙就会愚笨。仓库空虚生活就没有了保障。与博学之人畅谈一次，受益胜过读书。一个人如果不博古通今，就想马牛穿上衣。茫茫人海之中，有谁能称得上真正的男子汉呢？酿成美酒只花掉全部钱财是为了购买书笔。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经典诗句多么深刻啊，读了这首诗我们谁都明白，留给子孙的最好财富是书，告诉我们最简单深刻的道理是人要学习。这一句句经典话语让我们感受着我们中华民族昨天的文明，想象着这我们的未来。我们是未来的主人，让我们鉴往知来，传承我们的中华文明！创造文明的新中华！

《国学经典》读后感5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悠悠的岁月长河里，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优秀的国学经典。

　　如《弟子规》、《论语》等。尤其是《论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袂宣言：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到2500年前学习孔子的智慧！只要打开《论语》，我就仿佛看见一位充满睿智的老者向我走来。他就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教育文化、社会礼仪、道德体系的伟人——孔子！他的言行涉及面十分广泛，有孝道，为政，立德，治学等四个方面。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讲得到一点也没错。我的表妹，她虽然学习成绩没有我好，可是动手本事，社会实践本事这方面十分棒，是我生活中的好教师。“温故而知新，能够为师矣”。这句话，我的感悟十分深。我表弟平时常去图书馆看书，每次都是带了一本本子去做读书笔记。并且经常拿出来看，反反复复这样，时间久了，他的作文水平提高可谓是突飞猛进。“交友儒雅，友人高尚”。

　　这是激励自我向上的一种方法。交的朋友要比自我强，这样才能令自我奋发向上，成为人上人。我堂妹的朋友读书读得十分好，可是因为她交友不慎，她跟那个朋友经常一齐逃学，自然而然的，她的成绩就每况愈下，以至于落到了每次考试在及格线左右徘徊。我表妹最终深有体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于时，我表妹也渐渐疏远这位朋友了。读《论语》，使我受益匪浅。今后，我要更加细读，《论语》，细读中华民族悠悠的千年智慧。国学是国粹；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经验。我们要学习并把它发扬光大！

《国学经典》读后感6

　　大学之道讲的既是成人之道，更是儒家“入世”之道。作者曾子本人就是传承道统的中坚骨干，所以将人伦作为维系整个社会行为和政治规范的微观基础。

　　《大学》卷首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所谓“明明德”，前一个明是动词，意指理解掌握；而后一个明为形容词或名词，强调儒家的道统而非其它的歪门邪道。明明德与亲民、至善一直被认为是《大学》之重要的三纲。明德是根本，亲民为路径，至善则是境界，是个体行为的理想目标。

　　这对于一名教师就比较重要了。因为教师通常肩负明德和明明德的双重责任。

　　所谓明德是规范的体例，说起来并非难题；关键在于明明德，这又是一个双向的行为过程。作为一名教师就需要循循善诱，通过传道释疑解惑，激发学生对真和善的渴求，使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最高的发展，同时，在言传的同时更可以身教。以教师自身的良好言行感染学生使其可以不断地明明德，日积月累而达到教学双方自立并立人。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体认到自己心灵中所具有的诚明德性，由此同样再去施之于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确实可以吾日三省吾身，明明德，亲民，至善既不难；同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完美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亦不难。这就是通过《大学》篇学习受到的教益和启迪。

《国学经典》读后感7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共二十篇，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子贡问他的老师说：“有什么话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回答说：“那应该是“宽恕”了吧!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主张“以宽恕之心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了千百年来流传的佳句，表明了孔子儒家之道“仁”的学说的一个方面，也是谈思想品德修养，强调“修己”。

　　同学们，要知道有一颗感恩的心，一颗懂得去“宽恕”的心是多么重要，这样博大的胸怀，自然也会给其本身带来幸福。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易地而处之，自己想想，看看对方对待自己，自己又不怎么对待别人的，总可以找到自己不足之处，而这些不足之处还必须改正。很多事，看开了，自然就不会去怨天尤人了。

　　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精神时刻都在激励着我和我们要不断的进步，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发奋图强，自强不息。

《国学经典》读后感8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国学经典》这本书正是中小学生国学启蒙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分行节俭、强自信、讲智慧这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由经典要义、故事、生活、实践和经典诵读四个部分组成。不仅有名家名言，还有贴近生活的人、事，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著作选读。其中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还有的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辛”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使国学之精华更接近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让中小学生更容易理解，方便记忆，能把圣人之训用在实处。

　　读了这本书，不但让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更让我明白了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在生活中。比如“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就是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勤俭节约，不要奢侈浪费。又如“恃人不如自恃也”，就是教育我们要从小努力学习，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增强自己的独立性；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可能总是依靠父母和他人，而是应该自立自强。

　　《国学经典》这本书在扩大我们的阅读量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行为。，让优秀的国学经典始终伴随着我们健康成长，让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

《国学经典》读后感9

　　放寒假后，妈妈说中央十套百家讲坛预告寒假将开播由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主讲的《三字经》节目，妈妈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学经典，你先读读，等开播后，咱们再一起学。

　　我读了一遍后，觉得读起来虽然琅琅上口，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白。

　　终于《三字经》开播了，遗憾的是，因为春节串亲，有两讲没听。听过的几讲中让我最感动的有：融四岁能让梨，虽然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很早就知道，但是经过教授系列的讲解，我才觉得真是很值得我去学习，我们平时在家里，吃好的穿好的，从不知礼让父母和他人，不知为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种自私自利的性格比起孔融和黄香真是太惭愧了。还有朱熹写“桃”字的故事，朱熹小时候练字，书写“桃花潭水深千尺”的诗句时，不慎将“桃”字写错，父亲看了后写到：“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也”。朱熹看后自觉地把“桃”字重写了1000遍，正是他这种认真对待错误的`态度使得朱熹成了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三字经》了，我希望在学习《三字经》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我亲爱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也读一读《三字经》，吸取中华民族古文化的精华，让我们一起努力做祖国的栋梁之材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10

　　《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大学》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君子在独处独知的时候也一定要言行谨慎啊！

　　读了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故事。

　　南北朝时期，齐国有一个叫甄彬的人，有高尚的品质和出色的才能。有一次，他用一束苎麻到荆州长沙的当铺作抵押换钱，后来赎回苎麻时，发现在苎麻中包着五两金子。甄彬看到金子后二话没说，立即送还当铺。当铺的人非常吃惊，于是用一半金子作为酬谢，并让甄彬把名字详细的告诉他，两人往复推辞了十多次，甄彬坚决不肯接受。从此，甄彬还金的美名远播。

　　甄彬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金子还给了当铺，就做到了“慎独”。《大学》中说，君子必慎其独也，因为君子在人前人后表现如一。而小人正相反，常常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通过学习《大学》，我知道了，要做君子，不当小人，自己在独处独知的时候也要做到“慎独”。比如，在朋友家，如果看到喜欢的玩具，不能偷偷拿走。在商店里如果看见了喜欢的文具，又没有带零花钱，不能趁店主不注意偷偷拿走。

　　学习《大学》，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学到了许多其他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孩子。

《国学经典》读后感11

　　上小学后，我一直非常喜欢《中华诵·国学经典诵读》这本书，它每学期的文章都不同，每次读完后我总是感想很多，受益匪浅，现在我就和大家一起慢慢来分享吧！

　　《国学经典诵读》里记载的都是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精美华章，内容很丰富，既有最美的古典诗词以及《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等经典，又有《论语》、《孟子》、《大学》等诸子典籍。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个单元后面的《千字文》，尽管每期书上选登的都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字字是经典，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比如在三年级上册的第十六篇《千字文》中仅有“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八个字，它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美玉不能算是真正的宝贝，即使是片刻时光也要努力争取利用”。但通过这简单的八个字它却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终生适用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只有时间是永远也买不来的，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所以，必须好好珍惜时间。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现在我已经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了，我一定要懂得时间的宝贵，好好珍惜，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上课时专心听讲，下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空闲时多读各种像《国学经典诵读》这样有益的课外书，还要合理安排时间，把我的围棋和乒乓球爱好坚持下去，争取做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国学经典》读后感12

　　读诗词能净化人的心灵，记古文能教人怎样做一个品格优良的人。因此我们也要求我们读记《国学经典诵读》，不但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而且还可以增长我们的阅读量，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

　　读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学经典诵读》，我最喜欢的一句《论语》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意思是：有一天，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礼貌，那么，不论谁都是自己的兄弟。你为什么要烦恼自己没有兄弟呢?”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自己表现的十分谦卑恭敬有礼貌，大家一定都会接纳你的;但是自己如果摆出一副骄傲自大，对别人不屑一顾的样子，肯定没有人会理睬自己，更别说是接纳，甚至会讨厌自己。

　　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不是在旁边落井下石，一味的冷嘲热讽。这样的人谁会接纳你?谁会欣赏你?反而对人宽厚热忱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欣赏。

　　看了《国学经典诵读》，我从中学会了许多：人与人之间要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你尊重别人一分，别人就会还敬你十分，只要你宽厚仁慈就能得到民心，只要你真心实意就会得到别人的重用，勤劳机敏就会取得工作上的成就。所以，我以后还要读更多的《国学诵读经典》，看更深奥的古文词，让自己的知识更加充盈。

　　既然看《国学经典诵读》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多看几遍，多学点知识，你们说对吗?

《国学经典》读后感13

　　国学，你是沙漠中的绿洲，给了我期望;国学，你是黑夜中的明灯，给了我光明;国学，你是阳光雨露，沐浴我茁壮成长。国学，是我的最爱。

　　此刻，我已经跨入了国学的大门，准备去这浩瀚的知识海洋畅游。国学，能让我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与经典通行，与贤为友;国学能让我了解更多的课外知识，让我学习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做国学的好伙伴，国学的读者吧!

　　《论语》教我们做人要政治磊落，要视仁德;《弟子规》教导我们为人处事的规范;《孔记》告诉我们修身做人的准则;而《大学》教导我们要格物致和……

　　说实在的，我觉得古人挺幸福的：小时候就有这么一套叫你怎没做人的书，使自我不断改善。“德”是《弟子规》主要讲的资料，他教会你如何尊重长辈，爱护小辈，孝敬父母教师，关心兄弟姐妹。时时刻刻都要以“德”为先，分分秒秒都要以“孝”为重，真正的做到尊师重道、尊老爱幼。

　　学习《弟子规》之后，我感触异常深刻，因为自我平日里的一些举动，使自我对《弟子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当我读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的时候，我想到自我，脑子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在学习的太少太少了!时间抓得不紧;在处事做人上还有很大差距。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忽然听到奶奶叫我：“吃饭了彤彤!”而我对着电视机跟奶奶说：“明白了，一会就来。”之后又埋头看电视，奶奶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才来吃饭，这是多么不应当啊!

《国学经典》读后感14

　　“学而优则仕”，取得一定的成绩就得给予相应的官职，否则便是重视不够关怀不到。当然，没有一官半职也无法说明你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一句辛辣的书评吸引了我，从头至尾，一气呵成！

　　书中对人物的刻画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心理描写更彰显了人物百态，然而读罢给我最深的感觉却是：这里不是校园。没有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没有青春校园的生机和活力；没有学术论坛的笔剑争锋。

　　这里是一个工厂，专门负责生产经营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围城，城里城外的人们各显神通；这里更是一个集市，到处都是呼喊叫卖的声音。

　　文章还在陆续的连载之中，我还没有读到故事的末尾，我不知道文章的作者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来结束这所谓的大学。暂且不去谈那些领导们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杜小春的见异思迁，高歌的形骸放荡，马长有的拾阶而上，这哪里是大学教师的模样！

　　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那样，到底是我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我？在这样的校园里，这样的潜规则作用下，我不禁感到非常的悲哀。文章开头的杜小春很像现实中的我，所以读到她出现的地方，我是一路同情，直到我再也不能忍受——因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不会成为杜小春那样的人。我可以与名利无缘，我可以生活得辛苦贫寒，但我要永葆我心中的明灯不灭，走过悠长的黑暗，迎来的定会是灿烂的黎明。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此吧！

《国学经典》读后感15

　　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沃土灿若晨星的瑰宝；是一根坚韧的纽带，将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之珠串连在一起。亘古历今，经典名句滋润了一代又一代华人的心灵，炎黄子孙在“经典”的摇篮中孕育。

　　我国最著名的国学经典是“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为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论语》主要讲述记录了孔子的言论和做人的准则与学识的方法；《孟子》主要讲了孟子与其他思想家的争辩和对弟子的言传身教；《大学》主要讲了弘扬光明的品德；《中庸》主要讲了怎样修养人性；《诗经》中主要记载了各种诗词曲乐；《尚书》是一本历史典籍；《礼记》是一本门类杂多的典章制度书籍；《周易》主要讲了古时的八卦之术；《春秋》主要记载了鲁国的编年史。

　　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不仅仅要学习现代的文学，更应该继续领略和发扬古代的经典文学，使华夏的精髓得以保存。国学经典用记叙语言的方式引导着华夏人民做人处事的方法与历史的传承，让人们学会怎样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不说将“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等文学宝典一一记之，但你心中也必须存有一盏指引你向往社会与生活的“明灯”，如果你没有，那你就是一位盲目前进的徒行者。所以无论你性质如何也应该拥有一盏“明灯”。

　　而“明灯”出现的唯一途径就是--探索国学经典的奥秘与神奇，并发扬它，使它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