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以域外文化解释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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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以域外文化解释楚辞

《楚辞》名词解释

求一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皖籍女作家的姓名和简介？

七下的第二课《溪水》的作者简介

一、苏雪林：以域外文化解释楚辞

苏师研究屈原（公元前340？－278）的辞赋，起始于她对“九歌”神话的兴趣，早在1927年就先后写下《九歌中人神恋爱的关系》及《屈原与河神祭典关系》（刊在《现代评论》）。此后执教武汉大学（1931－1949），为了讲授“中国文学史”，必须教“楚辞”。

《楚辞》，在亘古绵长的中国文学史里是承继《诗经》最重要的诗歌韵文体作品。‭ ‬盛行于战国先秦汉初时代，以楚地诗人笔下瑰丽特殊的地域色彩与曼约委婉的辞韵出之。流风所及，开两汉赋体及其后诗文乐府之先河。《楚辞》最重要的作者当然就是楚人屈原和他的代表作：《离骚》、《天问》、《九歌》。‬‬

苏师教学一贯认真，既然要开课，自己立刻细读原文并大量参阅古今笺注和参考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是出名的典藏丰富。却发现历代屈赋的章句注释，从东汉王逸（活跃于107－144年间）以来，无非香草美人、君臣遇合之类的“譬喻说”。把屈原的文学境界固囿在他与楚怀王君臣不遇这一据点上。后代诸家的学说，多少就是架构在古人说法上，鲜有突破。

特别是文理驳杂凌乱的《天问》，是历来最费解、难解甚至可以说无解的篇章。王逸的“呵壁说”略谓：屈原失意于楚怀王，自我放逐，徘徊流落在先王庙、公卿祠，仰见壁画上种种开国事迹，愤而纵书《天问》于壁上，实是呵责问天；词句混乱难以了解，则归诸屈原悲愤过度，意识神智不清所致。苏师认为此说全属臆测，没有史实根据。

后世和近代学者不少持“错简说”者，如清代诗人屈服（1668－1739，号悔翁），闻一多（1899－1946），陆侃如（1903－1978）诸先生。

苏师也认为是错简的问题。因为屈原的时代还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系之以绳索，是谓“册”。年代久远绳索断裂、竹简散乱，又缺乏可以比对的“册”；很容易造成手民的误书、误植、误列，甚或有脱简（竹简遗失、脱落）等情事发生，因而章句错乱不可解。

虽然古今学者试图纠正改编，但错简仍是错简，《天问》仍不得解。

于是苏师决心着手整理《天问》。她以精审的国学根底，辅之以缜密的构思和坚毅的意志，将《天问》各句各节，一一拆散，分别写在不同的卡片上；用有机的方法，将文句按其义理、音韵、长短，严加推断，仔细反覆排比。因是竟得次序俨然、严谨有则的天问正简。

1943年她据之写了一篇《<天问>整理的初步》，发表在《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卫聚贤编《天问正简》附录，476－496页）。此文实为正简最早的起步。定本《天问正简》成书于1974年，是为《屈赋新探之二》。（按：《屈赋新探》共四册[台北，1973－1980]，这是苏师研究屈赋五十年、融会中外古文化史论的巨著，除了大量精密的释义及考证，还有苏师手绘的插图、图表，及实物照片。之一：《屈原与九歌》，508页。阐释《九歌》为祭祀诸神的套曲。之二：《天问正简》，519页。整理《天问》并注疏。之三：《楚骚新诂》，593页。《离骚》、《九章》、《远游》、《招魂》诸篇的疏证。之四：《屈赋论丛》，757页。自成单元的有关屈赋的论著。）

苏师的《天问正简》将全文以其义理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天文、地理、神话每段各四十四句，历史部分，夏、商、周三代每代各七十二句，乱辞二十四句。

考古语言学家杨希枚教授（1916－1993）在1971年写的论文《说古籍编撰的神秘性》里指出，苏师提及的各段数字皆与“四”有联系。如：四十四、七十二、二十四。他认为这“与中国古代对于某些数字的神秘信仰有关”，数字“四”“与东西南北方向有关，而常用为象征天地宇宙的符号”，如：四方、四季、四维、四喜，等等。同样，“希伯来人就以‘四’为大地的符号；大地有四隅，天穹有四极……又如伊甸乐园的河分为四支……四对四色马奔驰于大地，而分趋向四极，类此之例，不胜枚举。”杨教授文中强调：“这一神秘信仰，八和九代表至大至极的阴极和阳极，七十二则为两极之积，也即天地之合，因此也就是至高无上之力量或主宰的象征符号”。

这篇论文正可补充证明苏师整理《天问正简》各段各篇数字之正确，与其世界性。

至于《天问》的释义，苏师早在1943年整理正简之后，就陆续撰写了《屈原<天问>中的旧约创世纪》、《后羿射日》、《诸天搅海》三篇神话故事的论文，刊登在《东方杂志》上。此外还有《崑崙之谜》专著。她发现我国故纸古籍（如《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关于史地、神话的书籍，大抵是汉代人篡作）无法解决的神话问题，她竟然在读《旧约·创世纪》中得到证实。而《旧约·创世纪》实受西亚两河流域文化影响，同样内容的神话纪事也可在古希腊神话、古印度神话里得到印证回响。她开始广泛搜查阅读相关书籍。她认为这些域外文化入华的时间最早略在夏商周时代，以后又发生在战国初年；比吾人一向的观念，汉唐记载、敦煌文物都早得多。

此外她觉察到《天问》的体制在国学史里非常罕见，以一百七八十个问题来书写全文（因为脱简，文字时有出入）。而这种文体却在《旧约》和印度古经文里可以找到呼应。

杨希枚教授196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苏雪林先生天问研究评介》就已写道：“雪林先生对于天问的题解、体例和语句结构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她解释《天问》的意思应就是问天；天问作者借发问以反映出自己有关天文地理各方面的神话，也就是关于天的知识……代表着战国时人的一种宇宙论（Cosmology‭)‬，而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证诸天问的内容，此说应是无疑。”对于苏师所举域外文化与《天问》里的句例比较，他说：“谁看了都不会不惊讶于它们在文体、甚或文意上的类同性（Parallelism）的。”

杨希枚教授，生于北京，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1943－1980年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台湾大学教授。退休后1981年返北京，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作极丰，文字鞭辟入里；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在我读过的有关或讨论苏老师屈赋考证的文章里，杨教授当年写的这两篇仍是最好、用功最深、最有价值的论文。同时还提出意见供作者补充参考。

苏雪林

苏师大量引用域外文化来探究屈赋诗骚，就是将世界性的“神话比较学”纳入中国古典文史哲学及民俗学研究。

这是她毕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这是前瞻性的世界文史观。

不管在文章里还是给我的信里，最让老师痛心的是：几十年来一般论者都以为她用域外文化解释屈赋，是藐视中国固有文化，是“野狐禅”，是“臆测”。不管她多么周详地比较解释思想的相类、神话内容的相同，提供参考书目，都无法使他们认同夏商周时代战国时代域外文化曾经传到中国；曾经直接影响屈原的学术思想、写作，和当时楚地的世风民俗。

苏师的老师胡适先生是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现代大儒，他对苏老师的屈赋探诂亦不赞一辞。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的简籍。

作为苏门弟子，我也时常寻思：苏师孜孜探究屈赋，为什么在学术界得到的共鸣不多？大家对她的敬重推崇是因为她文学修养的深厚，言之有物的健笔。她毕生勤学勤写，四五十种著作：包括学术论文、散文、评论、小说，还有诗词、画集、日记。但是屈赋研究却被认为不见实物，证据不足，非正法眼藏。

屈原执扇图

在苏师提出“域外文化”这个观点之后半个世纪，出土文物终于证明：不是没有实物！

简籍可能已经焚毁于秦始皇，因为涉及域外文化、神话故事，被视为方士欺人之谈；或兵燹于汉初。但是也有可能仍旧深藏在地下。

仅就三星堆古巴蜀遗址一处，研究其出土文物的许多考古报告，就足以证实夏商周时代有“异质文化”在巴蜀出现（约2800BC—1100BC）（见《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段渝主编，2012年。文献众多，此处仅举其一）。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金杖、金面具……都是古代两河流域文物的表征。“异质文化”的传入大致以古印度为枢纽（古称“蜀身毒道”），利用南方丝绸之路，由巴蜀往来，远至近东、中东——两河流域。

而巴蜀与楚邻近、交还密切，楚文化也受到这种“异质文化”的冲击，是极自然的事。从楚地入江、一泻千里，到山东不是不可能——苏师主张海路，山东半岛是域外文化聚焦的地方。

我以为，屈赋楚骚里两河流域文化的特异色彩，不一定要到山东才能得到灵感；从巴蜀来的“异质文化”不就是近在眼前的“域外文化”吗？既然铜器、金器、

青铜神树（可能就是苏师论及的《山海经》里的“不死树”，《旧约圣经》里的“生命树”）都可以制造出来，精致如此，相信必有能匠大师传授，则故事神话、思想学问的传介绝非不可能。到屈原的时代，域外／异质文化已经是楚文化的一部分了。

三星堆最早发现在1929年，紧接着不断的兵荒马乱，遗址没有开发，任凭盗贼游民任意破坏，直到80年代中才启动学术性的发掘工作。其出土文物之丰富、对世界文明之价值，可说是无与伦比。90年代以还，中外考古学家的学术论文不下四五百篇。三星堆文物展遍赴欧美、日本各大城市，造成怎样的轰动！

万般遗憾的是，苏老师年事已高、不良于行，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处旅行、参观研究博物展览的文物；她没有机会看到实物、读到文章。尤其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与其“异质文化”的重要性，更是若干年来段渝等学者深入探究的焦点。而苏师早已离世。

三星堆博物馆

苏师对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她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学术做了最大的努力和贡献。所以她可以坦然在《浮生九四》（1991）自序里写道：“现世虽无知音，我将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即五十百年以后仍无人赏识，那也不妨，文章千古事，只需吾书尚存，终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是的，必然还有更多文物出土，更完整地印证苏师对屈赋的探诂；让人们认知她“视为性命一般，非常宝爱”的屈赋研究。让遗憾还诸天地。

（2017年4月，西雅图）

一、《楚辞》名词解释

《楚辞》的作者是屈原、宋玉、严忌、刘向、王逸。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

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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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一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皖籍女作家的姓名和简介？

皖籍女作家 苏雪林

苏雪林（1897年2月 24日 —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

半生“反鲁”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从梁实秋、苏雪林攻讦鲁迅的一条“罪证”谈起
枫泾杏花坊 蔡宏伟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般的操觚之徒是不敢与之对垒的。有着清华及留美资历的梁实秋算是一般之上的，故而有幸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与之走上几个回合，结果弄得心有余悸，到1964年写《关于鲁迅》时还有些忐忑不安。直至梁去世，他对先他去世的鲁迅的评价，始终保持在当日论战时的态度，并无变本加厉的言辞。从这一点来说，梁不失为一位君子。
苏雪林就不同了。鲁迅活着的时候，她似乎怯于挑战，更无机会应战。毕竟她只是一个诞生于温州瑞安县衙里的安徽女人，留洋时尽顾谈些不着边际的恋爱，回国后自家婚姻又有点问题。虽是胡适的学生，有块金字招牌挂着，但在社会上混毕竟有些力不从心。一旦真的让鲁迅揭了画皮，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所以苏雪林攻讦鲁迅的话，几乎都说在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听不到，也无法反击。故而让这个安徽女人“风光”“胜利”到了百岁之后翘辫子。与梁实秋比，苏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不过，梁实秋、苏雪林在攻讦鲁迅的言辞中，有一条“罪证”却是不约而同加以援引的，那就是鲁迅的工作环境的多变。换句话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频繁“跳槽”说明鲁迅的性格有问题，与同事关系搞不好。梁实秋还只是提到鲁迅性格的缺陷，认为他为人偏激，易感情用事，易被人利用。弦外之音，尚有怜惜之意。苏雪林则上升为人身攻击，说鲁迅人品有问题，故不为周围环境所容纳。
的确，在鲁迅短暂的一生中，他先后从绍兴到南京，到日/本，到杭州，到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一路生活过。进过不少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大学、中学等），与不少同事有龃龉（包括顾颉刚这样的学者）。如果凭此就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或人品有问题的话，那株守一地的山民、尸位素餐的蹲坑族岂不成了圣人！苏雪林们赖以吃饭的杜甫岂不成了人品极有问题的“流浪猫”？杜甫的“跳槽”经历可比鲁迅惨多了！
不仅如此，鲁迅一生由吃公家饭到做个体户，在中国知识分子为独立人格而努力抗争的历史画卷上，书写了浓浓的一笔。惟有经济独立，方有言论之自由。鲁迅达到了这个目的。结果生活在体制内的梁实秋、苏雪林反而借此嘲笑鲁迅的丢了“饭碗”。这其实就是“人”与“奴”的区别！
梁实秋忠于职守，一生教书治学，勤勉有成，其译莎成绩及《远东英汉大辞典》编辑工程均能泽被后世，算得上是体制内的好“奴”；苏雪林就不同了，至多是个劣“奴”！她炮制的大量文字垃圾，有时让她的老师胡适也觉着臭气熏天，实在闻不下去。胡有一次写信告诉苏雪林，叫她别去“研究”《红楼梦》了！因为苏的学力实在太浅，功利心实在太急切。我有次硬着头皮翻翻她的《唐诗概论》，结果实在看不下去。真不明白她是在怎样教育别人家的子弟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可贵，梁实秋的可敬以及苏雪林的可鄙。
2007年9月3日于甬之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感觉比较像……

三、七下的第二课《溪水》的作者简介

苏雪林（1897-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