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者，关注的岂能是这种蝇营狗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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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者，关注的岂能是这种蝇营狗苟之事？

韩愈所说的“蝇营狗苟”，都是什么样的人？

高丽作为明朝属国，却总是蝇营狗苟，也难怪大明对它脾气不好，真的吗？

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的启示

一、国之大者，关注的岂能是这种蝇营狗苟之事？

从司马南开始说联想应该快2个月时间了，这么长时间基本都是在网络上吵吵闹闹，司马南的粉丝也暴涨到1000多万。很多人也开始跟着说联想，就是这样，也没有跳出网络这个圈。

现实中似乎很平静，因为所有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发声。

联想事件，网络关注度比王力宏事件要高吧，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没看到一 家权威的BM说这事呢。

对王力宏出轨这事反映倒是很迅速，难道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焦点就在这些艺人的蝇营狗苟事情身上？

王力宏出不出轨，说到底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国有资产流失是人民的财产。我觉得跟成百上千个艺人比起来，似乎国有资产更值得重视。

难道不应该出一期评论，谈一谈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吗？

当然从目前的表象来看，联想、中科院似乎就是牵扯到了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事。

但是国有资产是否真的流失，需要权威BM去调查认定。

若是没有涉及，还联想、中科院清白，并让广大网友那颗操碎的心歇一歇。若是真涉及了，就要挽回损失，追究责任，并且奖励“吹哨人”。

反腐和国有资产，我们都不是局外人。

一、韩愈所说的“蝇营狗苟”，都是什么样的人？

成语“蝇营狗苟”典出于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穷文》。成语形容某些人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像苍蝇一样追腥逐臭，像狗一样苟且钻营，不知羞耻。

“蝇营”并非韩愈的原创，而是出自《诗经》的《小雅》部分《青蝇》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大意是说：绿头苍蝇频繁往来，惹人生厌，如同那些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的小人一样，快把它们赶走，不要让这些家伙影响了正人君子和睦相处。韩愈在“蝇营”之后，加了“狗苟”二字，堪称神来之笔，音同字不同，词意贴切，生动有趣，还便于记忆，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之一。

《送穷文》是一篇很有寓意的文章：“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蝇营狗苟，驱去复还。”里面有五个穷鬼，即：愚昧无知的智穷鬼；不学无术的学穷鬼；没文化的文穷鬼；运气糟糕的命穷鬼；人缘极差的交穷鬼。韩愈想回避这些“鬼”，却又挥之不去。

韩愈耿直豁达，不甘心于“穷则独善其身”，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但是他的性格又有狷介一面，拙于事务而屡遭排挤。在朝廷的官场中，“兴讹造讪”的“蝇营狗苟”令韩愈陷入苦恼、郁闷，而不得自拔。韩愈所厌恶的“蝇营狗苟”都是哪些人呢？

韩愈的政敌很多，包括王叔文及其党羽，也包括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友，还有为人奸狡的王庭凑，贪婪无耻的李实……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实任职军需官，期间克扣军费粮饷，导致士兵哗变，愤怒的士兵要杀了李实，李实乘夜以绳索逃出城外，仓皇跑回长安。但唐德宗并没有怪罪李实，这使得李实更加有恃无恐。后升任司农卿、京兆尹等官职，袭爵道王，仕途一路可谓春风得意。期间，李实自恃受宠，徇私枉法，多行不义。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升任监察御史。当时关中遭遇旱灾，京城周围也出现了难民乞讨的现象。韩愈奉命前往灾区调查，他发现关中地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而此时，身为京兆尹的李实却欺瞒朝廷，封锁消息，谎称关中地区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形势一片大好。韩愈见此，异常愤怒，上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给朝廷。不想恶人先告状，李实反而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诬陷韩愈。结果是，唐德宗将韩愈贬为阳山（今属广东清远）县令，而李实依旧受宠。

二、高丽作为明朝属国，却总是蝇营狗苟，也难怪大明对它脾气不好，真的吗？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当年的十二月就派使节前往高丽告知明朝建国之事，由此明朝和高丽就建立了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以后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联系。明朝方面对高丽的外交政策也因为国内巩固统治和高丽亲元派势力等因素而多次变动，反复无常。尤其在恭愍王时期、时期和李成桂时期，这从侧面表现出明朝对高丽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和时局所迫的无奈性。

明朝初年：怀柔政策

明朝初年对高丽实行怀柔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北元朝廷的存在。在明朝建立之前，高丽王朝与元朝的联系非常密切。为了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获生存，高丽承认元朝是自己的宗主国。但明朝建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北方建立了北元朝廷，与中原明朝对抗。

所以相较之下，朱元璋在对高丽的外交关系上没有任何优势，再加上张士诚、方国珍等起义军残余势力仍然存在，所以朱元璋最紧急的事情莫过于巩固自身统治，为此，朱元璋对高丽实行怀柔政策。

明朝建立初期，高丽正处于恭愍王时期，恭愍王在元明战争时一举推翻了国内的亲元派，夺回了高丽王朝的实权，这也为明朝与高丽在恭愍王时期的友好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明朝对高丽王朝的怀柔政策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此时的高丽恭愍王也有需要。他在国内的改革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需要宗主国对自身实际权力得承认，以此对抗亲元派，明朝就成了恭愍王最好的选择。

1370年，恭愍王接受明朝的册封，正式成为明朝的属国。由于恭愍王依附明朝实现“百年锋之余，复见太平之期”，所以在对明政策上更加积极，《明史》载有：“是年，安南、浡泥、高丽、三佛齐、暹罗、日本、真腊入贡。”

在高丽正式向明朝称臣纳贡后，明朝对高丽的怀柔政策也真正地落实，给高丽王一定的自主权，尤其是在内政方面，还破格高丽人中擅长经明行修之士，允许其进京赶考。

高丽王时期：明朝高丽之争

好景不长，高丽国内出现内乱。1374年，高丽恭愍王被杀害，在政变中，明朝所派遣的使节也被杀害，这引起了明朝皇帝的愤怒。因为恭愍王是朱元璋亲自册封的高丽国王，拥有来自中原明朝的正统性，但高丽国内的反对势力将恭愍王杀害就表明这些人并没有真正臣服于明朝，接纳恭愍王时期的宗藩政策。于是，明朝和高丽的关系恶化，明朝对高丽的政策也开始变化。

亲元派掌权对明朝和高丽友好关系造成打击，导致明朝对高丽的政策发生转变。恭愍王去世后，辛禑即位，但他十分年幼，仅仅十岁，在内政外交上都要依靠官员的处理，尤其是权臣李仁任。

李仁任实际上是亲元派的代表人物，早就对恭愍王实行的亲明外交有所不满，他在掌权后立刻接受了北元朝廷对辛的册封，恢复了高丽对元朝的宗藩关系，朱元璋对高丽此举颇为愤怒，当即不再对高丽怀柔，直接兵临边境，以打击高丽与北元朝廷的勾结。

高丽实行的两端外交使明朝认识到怀柔政策的不足。高丽在禑王时期实行的外交政策是恢复与北元宗藩关系的同时继续向明朝进贡，以此谋求自身利益，但是明朝皇帝绝不可能容忍高丽这种左顾右盼式的外交。原因在于这种外交对明朝的威胁很大，一方面，高丽随时都会与北元相勾结试图推翻明朝统治，另一方面，高丽随时会借北元之力摆脱对明朝的纳贡，这就会给明朝其他藩国造成恶劣影响，危害大明朝的整个宗藩体制。

李氏高丽时期：恢复友好政策

高丽出兵辽东地区于明朝发生了领土纠纷。1387年，明朝决定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南端设立铁岭卫。此举不仅能从制度上直接扩张明朝实际控制的疆域，还能切断北元朝廷与高丽的联系，以及直接管辖该地区以北的女真人，维护明朝的统治。

但是，明朝设置铁岭卫在高丽看来却是威胁其领土的行动，于是一年后，高丽王辛禑命令军队进犯辽东地区，结果李成桂倒戈，夺取了高丽的实际统治权。

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为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迫切需要明朝的承认，于是向明朝派遣使节，但此时明朝因为高丽境内的频繁政变而采取不理睬和听之任之的政策。

《中韩关系史》载有：“今云废黜异性，择立王氏宗亲，……其真伪莫知，若果为本国臣民所推，亦听其自为。”李成桂为了重新建立两者之间的稳定关系，一直尽力斡旋，最终明朝和高丽之间的冲突逐渐被化解，明朝与高丽又恢复了宗藩关系。

总结

明朝和高丽的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更多是来自于高丽国内的政局变化。恭愍王时期的友好关系，到禑王时期的恶化关系，再到李成桂时期恢复友好关系，这种起起伏伏的外交关系长期存在，并且对明朝的外交政策产生着影响。明朝从刚建立之时就希望对高丽保持着友好关系，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北元朝廷，防止两者勾结；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明朝与高丽的宗藩关系成为其他藩国效仿的对象。

然而，在高丽多变的证据面前，明朝对高丽的外交政策也被迫多次变化。尤其是时期杀害恭愍王和进攻辽东的行动，触怒了明朝皇帝，遂切断与高丽的友好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刀兵相向。从整个明朝与高丽的外交政策来看，两者和平来往的时间远远超过冲突的时间，所以即使政策再变化无常，和平交往仍然是主流。

三、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的启示

此文是《宋书.袁粲传》中的《狂泉》。
　　原文：袁粲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
启示：
　　这个故事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是说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要坚持真理，要独善其身，绝非易事。一国之君，虽最有权势，尚不能幸免，何况庶民!在众人眼里，你与众不同，你标新立异，自然就要党同伐异。大家都去行乞，你岂能袁安高卧?你要坚持操守，矢志不逾，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倘若为官，就要受孤立，遭排挤，就有可能受贬谪、流放、削职为民，乃至诛灭九族;倘若是民，就可能受攻击，遭讥讽，严重者则可能身陷囹圄，甚至割舌，直至殒命。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舍生而取义。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屈子的“世人独醉我独醒”，其孤独、苦闷可以想见，“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袁粲显然是不会同流合污，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苏武出使匈奴，众皆投胡，唯其宁死不屈“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荀巨伯远去探友，值胡贼入侵，一郡尽空，他却愿以身代友;文天祥虽孤立无援，却以身殉节，“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大奸魏忠贤一手遮天、权倾朝野，许多士大夫都卖身投靠之时，杨涟竟敢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虽受尽酷刑，却始终不屈。……无数的仁人志士在某些黑白被颠倒的时候，在某些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虽不被理解，甚至被看成异类，却为坚持真理、正义，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有的即使身为齑粉，也无怨无悔。许多有名和无名的人以自身的行为向人证明，身可毁，头可断，意志绝不屈服，信念绝不动摇。他们的精神将光耀日月，他们的事迹将彪炳千秋。自然，像故事中的国君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或见风使舵，八面玲珑;或利欲熏心，蝇营狗苟;或意志薄弱，贪生怕死。往往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在生死关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退却，选择了屈从，选择了投靠。他们之中有的也将史上有名，或叫奸佞，或叫小人。他们也不时被人想起，被人谈论，只不过受到的却是鄙视遭到的却是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