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唐朝-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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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唐朝-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求:唐朝贞观时期的详细历史

从唐朝的贞观之治，能看出大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吗？

有谁知道秦、汉、唐贞观盛世和清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概况及数字

一、历史上真实的唐朝-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唐朝建立后，自武德元年（618）到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间，是封建国家的巩固、发展、富强阶段。这时的唐朝，政治上强大，经济上繁荣，文化也有很大发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武德贞观年间的稳定发展。

唐高祖拨乱反正武德年间（618—626），当隋末战乱之后，一方面需要统一全国，一方面又需要恢复稳定封建秩序，发展生产，以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

唐高祖正是这样顺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又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恢复或新建各种制度，巩固唐朝政权的。武德年间的各种措施，为后来“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倒行逆施，中断了正在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

沉重的徭役负担，迫使广大农民离开土地，生产无法继续下去，正在走向富强繁荣的形势急转直下。唐高祖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临拨乱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认为，汉高祖“拨乱反正”，纠正了秦的错误，从而出现了汉初的繁荣景象；他要“拨乱反正”，纠正隋的错误，使唐朝富强。

姜谟说：“唐公有霸王之才，必为拨乱之主。”可见，唐高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既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备了条件。

当时的“拨乱反正”，只能是把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起来，使其遵循固有的规律继续前进。

尽管封建制度是束缚劳动人民手足的枷锁，但由于人们不能超越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进行活动，所以，唐高祖恢复发展封建制度实际上就是为历史的继续前进创造条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调法，规定在限额之外，“不得横有调敛”。

显然，这有限制统治集团不得为所欲为的意思。

把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奴役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历史前进的。

土地制度是赋役制度的基础。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对恢复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唐高祖为了使隋末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以利于政权的巩固，遂于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制。

所实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是隋朝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的继续和发展。

所谓“发展”，就是因历史的前进出现了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齐之制，一个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另外，每丁又受永业田二十亩，夫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但是，一对夫妇所纳之赋税却倍于单丁。由于单丁受田一百亩，仅纳一对夫妻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一半赋税，从而就出现了许多人不愿结婚或隐瞒妻子的现象。

唐初的均田令中，规定妇女不受田，不纳税，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制度较合理些，无疑会促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齐时，官僚地主可以通过奴婢与牛领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与牛的受田。

这主要是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另一途径得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过奴婢与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规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

这主要是因为隋朝以后，佛教、道教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寺院、道观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事实。由此可见，土地制度的发展，正反映了历史前进的内容。

其他，像土地买卖范围的扩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说明它在唐初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

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起了很大变化。

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领域占主要地位。

隋末，私铸钱大量出现，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

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腐败万才满半斛”。

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下诏铸“开元通宝”钱。

“开元通宝”钱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汉五铢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

同时，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的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还说明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

从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为“通宝”、“元宝”。这说明货币的发展已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对亚洲各国古代法典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唐律》是在武德、贞观年间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师，革隋峻法，约为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宰相刘文静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删大业苛惨之法，制五十三条，务存宽简，以便于时。”可见《唐律》是根据《开皇律》而来的。

贞观年间，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进一步修定为五百零二条12卷的《唐律》。

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唐律》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成为《唐律疏议》。这种国家法典，有唐一代，没有大的变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间确定下来。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三公地位高，无实权，实际上是荣誉职务。

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

其他三省与政权机关无大关系，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寺、监是分别管理朝廷兵、刑、钱谷事务的机构。这些都是“京职事官”，另外，还有“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

这种官制，后来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县两级制，基本上是沿袭武德年间的。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代逐步完善起来。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

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

《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阀制度，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竞争意义，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从西魏开始到隋末中断，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将其恢复起来。

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国设置六百三十四个军府，仅关内就有二百六十一府。

不难看出，唐初设置军府，是以关中为重点的。关中是京师所在之地，这说明唐朝廷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以上各种制度，在武德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唐政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富强发挥了积极作用。

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实际上就是恢复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能够在可以忍受的剥削奴役下继续生活下去。

唐太宗利用这种社会秩序巩固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使国家富强繁荣起来。

一、求:唐朝贞观时期的详细历史

唐太宗 李世民 (599-649)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变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部下，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太子 - 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二、从唐朝的贞观之治，能看出大唐盛世形成的原因吗？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渊传大唐皇帝位于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此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属于唐人的盛世，于627年改年号叫“贞观”。贞观这个年号一直沿用到了649年，一共历经23年多。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易·系辞下》

在“安人宁国”治国方略下,以李世民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经济方面,施行均田制、租庸调制,注重减轻百姓的负担；政治方面,驱除酷吏,虚心纳谏,选贤用能；文化方面,广兴学校、中外交流；律法方面,从宽从简、执法公正、慎刑恤狱。以隋亡为戒的勤勉为政、廉洁自律的风气,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政治、文化的大发展,形成了历史有名的盛世--“贞观之治”。

那今天搜史君就带大家来看看看“贞观之治”的光辉历程。

一，社会人口文化

1，“以民文本”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

唐太宗从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唐朝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思想——“以民为本”此代表唐贞观时期的“民本”思想全面成熟。亦有“吾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毕，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哀，民哀则国危，国危则君哀矣。”正是由于唐太宗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并将其在生活中得到贯彻，从而保障了社会安定，得到了天下臣民的尽心辅佐与拥戴。

2，民富国强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贞观政要·辩兴亡》

贞观之初，唐王朝刚从战乱中解脱，当时内部经济萧条，外有突厥骚扰，一切百废待兴，群臣以及百姓对贞观王朝持观望态度。对此，唐太宗非常清楚，惟有民富国强、让民得利方能凝聚百姓、凝聚社会。

（1）从宏观层面，改变国家战略。为了休养生息，为民造富，唐太宗偃武兴文，推崇儒学，治国思想从“武治”转变到“文治”，实现了国家战略发展上的全面转变。

（2）从微观层面，调整具体政策。在经济发展政策方面，他一即位，立刻开始逐步减免农民租赋，之后强化唐高祖时已实行的均田制，尽力达到耕者有其田。

描绘尧舜禹时期有两句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表明当时的社会治安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二，政治文明制度

1，三省六部制

“ 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新唐书·百官志》

初唐时期，官制是沿用隋之官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

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

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更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这也是“贞观之治”的最优政策，也影响了整个唐朝的三百年。

搜史君认为“三省六部制”使得唐太宗与大臣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商量，如何避免错误重犯，一项制度创新，这就是复议制度。这复议的过程中，唐太宗看重的是制度的理性，他不能依赖自己的一时判断，而仓促决定。于是在我看来三省六部制是提高了李世民的为政效率。

2，选贤任能

唐太宗坚持任人唯贤，不因血缘、地域 、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此能从各阶层搜罗许多人才，而并注意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能够兼听众议，注意 纳谏。其臣下敢于直谏，形成了封建社会中良好政治风气。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3，轻刑订律

“ 礼禁未萌之前，刑制已然之后，使民在宥，各遂其生，圣人用之，不得已也。”——《唐律疏议》

唐太宗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

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搜史君认为在律法方面，比之后来的武周确实要强很多，没有了政治压力，官员和百姓能把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从而使得国家机器在运行之时更加通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最基本的为政原理。

三，社会经济建设

1，农业发达

农业主要是薄赋尚俭，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2，手工业发达

纺织业：丝麻织品品种繁多，有绫，锦等十几类。

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陶瓷业：创制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秘色瓷。

造纸业：益州，宣州的纸最为出名，出现雕版印刷技术。

造船业：制造出使用推进器的战舰，是最早使用机械动力的轮船雏形，有“海上霸王”之称，仅在洪州一地就能造出海船五百艘。

农业、手工业是古代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唐朝虽说比之其他朝代相对开放，但是依旧不能完全摆脱对商人的歧视，此时如果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大力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人口也会随之增长。

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 ——《新唐书·志四十一》

《唐初期政区与人口》，计算出贞观年间大概有户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户4口人。

3，商业繁荣

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最高使用价值。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四，军事方面

太宗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太宗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治世。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

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府兵其家免除傜赋，平时在家务农，没有工资，农闲时入折冲府训练。关中折冲府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突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府兵每年服役约三十天，服役时自备轻武器、到服役地前消耗的粮食，每一队十人自备六匹驮马、土木作业器具和炊具等等。

出征时府兵集结，由中央派将领统帅，打完仗府兵回到各自的折冲府，统帅回归中央，以防止将领专兵。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太宗则被周边诸族尊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向唐室进贡。唐太宗成为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五，外交方面

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

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六，国际地位

唐王朝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推进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也是空前的。“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

贞观时代，中国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唐朝皇帝被称作“天可汗”是从贞观时代开始的，是唐太宗为唐朝的皇帝们赢得的。在一个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领域，中国的皇帝被尊为天可汗。

在唐太宗一班君臣的带领下，中国赢得了非常崇高的国际地位。国际地位很重要，因为只要有国际关系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对立就难免不发生，这在古今都一样。唐朝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位是最高的。

“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人史纲》

李世民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与创新，深知要一个国家要想拥有持久的国祚，最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国民的需求，在保障百姓的日常需求后，还有又能力保证自己的领土不被他国侵犯，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外交活动效果会更好。

从古至今，只要是百姓、国家、统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这样的平衡，国泰民安的盛世就一定会诞生。 反之，统治阶级要是不顾百姓死活，不管国家根本利益，朝堂之中明争暗斗不断，那么就如魏晋时期的天下大乱不远了。

三、有谁知道秦、汉、唐贞观盛世和清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概况及数字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曾经出现过不少“盛世”。人们所说的盛世，一般是指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1〕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些“盛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历朝历代，统治者向往出现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绩；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过上安定的生活。“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成语，是帝王将相的铭戒；“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民谣，是来自民间的呼声。二者在追求盛世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了解古代盛世的形成和衰亡，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一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
　　西汉的文景之治，从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为止。然而，文景之后，盛世并未结束，武帝即位后虽然改变了文景时期的政策，却把西汉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虽然颇多失误，但国家元气未伤。经过昭帝和宣帝的调整，即“昭宣中兴”，保持了盛世的延续。元帝即位时，西汉的户口达到了汉代的最高点。因此，西汉盛世的终结，以宣元之际（公元前48年）为界，前后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现，需要从汉初形势说起。

　　秦王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秦亡以后，为争夺政权的楚汉相争，连年战火，又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委骨沟壑的悲惨境地。西汉王朝建立时，朝廷极为困窘。《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连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都坐不上，将相只好以牛车代步。正是这种形势，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使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汉高祖刘邦从进入咸阳那一天起，就在谋士张良的策划下宣布了安定社会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待到结束战争后，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高祖死后的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一前157年在位），是高祖刘邦之子，惠帝刘盈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时，七岁的刘恒就被封为代王，统辖今山西北部，与他的母亲薄姬在代国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后，吕后执政，朝廷几乎成了-吕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汉开国元老的不满。吕后一死，掌管国政的丞相陈平和统辖军队的太尉周勃，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远在外地的刘恒继承帝位。这种背景，对文帝的施政方针影响很大。作为长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一无威信，二无心腹，一大批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元勋功臣还在台上，他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还不一定服气。他只有小心谨慎，以求地位的稳固。

　　文帝继位之时，中央政局尚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之中，地方上诸侯王势力十分强盛，社会经济也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国家贫穷，库藏空虚，民生艰难，工商凋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断南下抢掠骚扰，多次威胁京畿关中。对此，文帝沉着应付，稳定政局，坚持与民休息的国策，奉行黄老之术，使经济逐渐恢复，财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开了文景之治的先声。

　　景帝刘启（公元前157一前141年在位）继位以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的各项政策。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的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此后他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而且他多次亲自参加耕作，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另外，他还松弛山林川泽之禁，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从而使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景帝继承了文帝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府库盈积，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家给人足”之称。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政治比较清明。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风度。

　　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训，在即位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訞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关于文景之治的社会效果，各种史籍都有总结和介绍。《汉书·食货志》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时期的积累，为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创造了条件。武帝刘彻（公元前141一前87年在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 6），他即位后不久，开始改变文景以来的政策，由无为变成有为，由恪守变成进取，由推崇黄老变成独尊儒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

　　在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人感应”学说使皇帝的无上权威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丞相的权力被削弱。武帝还分全国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上把铸钱（发行货币）权收归中央，盐铁实行官营，向西北边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在边疆开拓方面，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全面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河套、河西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丝绸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东瓯，将西汉王朝发展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安城及其他地方，汉武帝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楼阁拔地而起，耸人云天。武帝时期的这些建树，都得益于文景之治的铺垫。

　　但在文景时期，治世的背后已经有了危机的阴影。文帝时期政治的宽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黄头郎邓通，因为得到文帝的宠爱，不但得到无数赏赐，而且占有了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铜山铸钱，富可敌国，有“邓氏钱，半天下”之称。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指出：当时的汉朝存在着王国过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饥寒等政治、民族、社会问题，已经潜伏着乱世的迹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食货志》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后也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变也。”武帝时统治政策的改变，使文景之时的隐患开始显现。对外用兵，铺陈浪费，挥霍钱财，奢华无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时期的积累。“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汉书·食货志》）特别是武帝晚年的政治失误，导致了“巫蛊之祸”，〔2〕几乎引起继位危机。不过，文景奠定的盛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武帝以后的昭帝和宣帝，通过统治政策的调整，使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稳定的态势，史称“昭宣中兴”。翦伯赞认为：“自昭宣以至元帝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3〕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一前74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八岁，实际执政的是大将军霍光。霍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多次减轻租赋，停止对外用兵，使社会恢复了安定局面。汉宣帝刘洵原名刘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孙子，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剥夺了宗室权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间，对于下层社会的疾苦有较多了解。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公元前 74一前49年在位），比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称，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黄霸等名臣，都有较大的建树。另外，宣帝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治民先治吏，信赏必罚，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的“无为而治”，又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方略最终定型。

　　西汉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开端，由武帝推到了高潮。在武帝之后，由昭帝和宜帝保持了一个较长的余韵。由于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这一盛世不仅维持时间较长，而且也给后代的统治者留下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代的盛世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年）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再度出现盛世。天宝（742—756年）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虽然刚愎自用，却在治理国家上颇有建树。但到隋炀帝继位以后，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特别是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唐代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取得政权，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图7）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政治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旧唐书·孙伏伽传》）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硅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政策（《贞观政要·务农》）。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方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元稹曾对此总结道：“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集》卷三二）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还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要求他们不要陷入繁琐事务，而以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为务。他能够任人唯贤，不避亲仇。贞观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敌李建成的部下，曾经给李建成提过除掉太宗的建议。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从大局出发，抛却个人恩怨，重用魏徵作为自己的治国辅佐。他还注意从下层破格选拔人才。贞观三年，中郎将常何上书直言朝政，太宗凭自己对常何的了解，认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问之下，常何承认是自己的一个门客马周代拟。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予以重用，并赐常何绢三百匹鼓励荐贤。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在他晚年，对自己的用人之道总结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强调博采众议，全面了解，舍短取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还比较注重地方吏治，为了考察地方长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记录其功过行能，作为黜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还特别注意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训，强调：“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

　　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贞观二年，他同魏徵讨论君主的明暗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处处鼓励大臣进谏。贞观年间进谏最有名的是魏徵，他先后向太宗进言数百次，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当面争论。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太宗说：“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慎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贞观政要·求谏》）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进谏停修洛阳乾元殿，言词激烈，认为唐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退让，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克制住自己的火气，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赐绢二百匹鼓励“贞观政要·纳谏》）。有一次魏徵惹他发了火，太宗对长孙皇后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婉言相劝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使他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魏徵死时，太宗对侍臣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求谏》）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

　　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在贞观年间，还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即对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必须复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贞观四年，全国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初步局面。“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焉。” （《旧唐书·太宗纪》）

　　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唐初，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长安城外，迫使唐太宗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贞观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政策。文成公主人藏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就是突出一例。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政策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从太宗开始，在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4〕所谓羁縻府州，就是设立归中央管辖的府州，但这些府州沿用当地民族的原有统治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列入“编户齐民”，不承担赋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些政策，使他赢得了各民族的共同拥戴，享有“天可汗”的赞誉。

　　当然，贞观之治不是没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公元649—683年在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政策，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了继承。“永徽（高宗第一个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正月）不久，大政落人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两度在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只是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对上层官员的影响较大，但对社会下层影响不大。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姓皇帝权力的失落引起了相应的宫廷斗争和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叛，却没有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元老贵族，注重引进庶族下层人才，倡导告密制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强化对官吏队伍的控制。宠信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官场风气随之败坏。大修宫殿，建造明堂，优待僧侣，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她又注重发展农业，采取了不少劝课农桑的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武则天是“僭于上而治于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国共380万户，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万户。

　　唐朝的盛世高潮，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 （705年，张柬之等人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室，也称五王政变或中宗反正），韦后之乱（710年，中宗暴死，韦后和安乐公主密谋执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韦后，拥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乱（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发生冲突，睿宗传位于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谋政变，被玄宗平定）。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官员，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高潮。开元年间，君臣都对贞观之治十分向往，处处以贞观之治为楷模。影响深远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史官吴兢在这一时期撰写出来献给玄宗作为治国范本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又有所不同。

　　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佐，尊重辅政大臣，实现宰相班子的稳定。从高宗以来，随着政局变化，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出现了问题，人选过多，更换过于频繁，使政务受到了消极影响。玄宗时期，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而且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从而有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一举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璟，就是因这一措施成名的。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然而，也正是宰相的减少和稳定，埋下了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伏笔。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官员，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惯，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45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中央政府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新唐书·刑法志》）

　　开元时期，玄宗颁发了大量诏令劝课农桑、赈灾济荒、招徕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设立常平仓。到开元八年以后，经济上已出现了“五谷丰殖，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广泛开展，兴修水利工程三十余处。

　　开元年间的各项制度建设，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种法律法规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订，形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完整体系。包括《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令》、《唐六典》、《开元礼》等内容。

　　到开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高峰。《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唐人的《开天传信记》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西方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5〕

　　但是，开元之治并未持续多久。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选上，先后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杨国忠，轻信藩将安禄山，沉溺于与杨贵妃的爱情，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失误。开元前期，玄宗还能听进去一些谏议，到天宝年间，几乎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国家财政的积累，给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资本。天宝时期，玄宗对内大兴土木，修造兴庆宫和华清官，在全国兴建道观，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对外大兴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