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发展史：桥梁发展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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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经济发展史：桥梁发展与税收

北宋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发达

宋朝的经济史

北宋的经济状况如何？

一、宋朝经济发展史：桥梁发展与税收

引言

封建社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该政策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自实行商鞅变法之后，君王将农业生产以及战争提高到了同等地位，不仅鼓励老百姓参与战争，同时也鼓励百姓多生产粮食。自汉代之后，对商人打击更为严重，特别是在汉武帝上位期间，汉武帝尤为喜欢征战匈奴，几次战役后导致国库空虚。因此汉朝时期，国家将制盐业和制铁业收纳为朝廷所有，将当时所有商人集中在一起进行统治。

宋朝时期一改以往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在君王治理下，宋朝南方较为安定。南方水量多，水上运输成了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慢慢就出现了桥市，由此出现近桥而征商税的做法，税收一直是宋朝经济的主要来源，而在宋代，负责征收税的机构被称之为场务。

一、宋朝时期负责征税的场务机构

场务作为一种征收机构，哪里需要征收，它自然会出现在哪里。宋朝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关于商业方面的税收有很多，而它也是朝廷经济收入的主要组成，朝廷在州府都设立了相关税收部门。因为桥梁地理位置的关系，再加上水运交通的便利，所以场务一般都出现在桥梁附近，被称之为桥务或者桥场，它充分发挥了宋代地址位置的优势，因此交通条件以及地理位置一直是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场务的设置既可以检查过往旅客的身份，还能检查来往商户的产品，在各方面保证了民间治安的稳定。

史料记载宋朝时期的桥非常多，有无桥不成村的说法，正是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所以当时桥务设置的非常普遍。桥梁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关口，其人流量特别大，巨大的人流量造就了活跃的商品经济市场，也为朝廷提供了足够的商品税收来源。可以说桥梁是宋朝非常重要的经济来往地点，桥务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方便进行税收管理，同时一旦发现有任何违法商业活动，也可以及时制止，而朝廷除了征收商品税之外，还要征收桁渡税。

《宋会要辑稿》当中有记载：“京城汴河诸桥，差人防护，如闻留商旅舟船，官司不为禁止，自今犯者坐之。”

二、宋朝桥梁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因为桥梁独特的地理优势，再加上交通便利的原因，通过桥梁进行商品交易的人非常多，这也使得桥梁周围出现了很繁华的集市。再加上宋朝因为经济重心转移的关系，南方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南方水路较多，因此桥梁的出现让南方水运也得到了大力发展，水运交通得到了大力发展，周围便出现了许多仓库，以便商人进行运输。仓库里的货物进入市集之后，为桥梁繁荣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推动了宋朝经济发展。宋朝历史上的南安柯桥，就是因为建立在河流之上，而周围又有驿站的存在，致使周边经济迅速兴起。

而较为有趣的是，桥市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市集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乡村市集发展。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原本的一些小市集慢慢发展成了村，为宋代扩张领土以及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桥梁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致使周边市集仓库，甚至是镇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大力保障了宋朝经济。除此之外，桥梁设计也占据了宋朝战略要害以及交通要道，所以当时的君王对桥梁的重视程度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结语

古代场务最早要从宋代桥务说起，宋朝时期的场务基本上就是为了征收桥税而存在的，在宋朝众多古建筑中，不难发现桥梁的身影。因为大多数乡镇一开始都是桥梁所演化而来，桥梁在古时候不仅成了一种通行建筑，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宋朝时期，桥梁为宋代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桥梁所带来的商榷也成了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对市集形成也有较大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宋朝君王在扩张领土时，格外重视桥梁作用，通过桥梁征收的税务也能充实国家财政，足以可见宋朝的兴盛与桥梁修建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参考文献：

《宋会要辑稿》

一、北宋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发达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相当的牛B，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清明上河图局部1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清明上河图局部2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3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二、宋朝的经济史

如果什么都挑最极端的说，哪个朝代都可以给描绘成人间地狱，可惜有人就在做这个工作。

翻翻各种史料和经济史，我来还宋朝一个本来面目。

首先，宋的主要经济收入是两税收入吗？翻任何一本经济史都可以明白的告诉你——不是。宋的赋税收入主要有公田之赋、两税、丁口之赋、杂变之赋。而宋的赋税收入的大头，不在两税，而在杂变。
再说客户，把“客户”规定成“佃农”，楼主这个手段可不高明。“客户”分乡村客户和坊郭客户，所谓“佃农”，不过是前者，事实上“客户不仅是农业生产上的直接生产者，也是手工业劳动者的主要来源”（对不起，小抄了一下书）。大量“客户”确实是流向手工业的。
而“客户”，和我们印象中的“佃农”是一回事吗？恐怕也不是。宋的客户有自己的独立户籍，并且法律允许并鼓励客户购置田产从而转为主户。终宋一代，客户的数量始终保持在30%——40%，而北宋半自耕农的五等下户始终在25%，南宋在35%。就是因为一部分下户变为客户，而一部分客户变为下户甚至中户。两者的流向是交互的而非单向的。而这些客户的生活也如楼主说的那样吗？也未必！首先客户是不需要直接负担国家的各种税收的，因为这些税收征收的对象是主户。客户所需要的只是向地主交纳地租，地租分两部分，首先最基本的是定额地租，这部分是固定的，不分丰歉年，歉收客户自己吃亏，丰收增产的也归客户自己，地主一般不干预生产。第二部分是增租划佃、添租请佃，随着土地产量的增高，地主也想多捞点，于是就在这部分增加地租，这也是客户和地主矛盾最激烈的部分。但宋的客户有迁徙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不满地主，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自主离去。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也可以清楚了。哪里像楼主说的那样耸人听闻。而楼主要认为宋的资本注意萌芽是传奇，那也只好由得楼主了。至于拿清的圈地来比，只能说楼主的有色眼睛度数颇深。以至于睁着眼睛胡说了！
“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凡是在网上攻击宋的人都要说这句话，好象还真有道理，宋的赋税那么重啊！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漂亮的玩了一手“支解大法”，把自己最需要的部分挑出来说，而对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视而不见，连史家的论断都要切一半，挑需要的东西而把另一部分丢掉了。究竟是什么部分呢？下面怎么在说到的地方点出来。而这部分也是宋“税赋的繁重”的根本原因。
咱们也跟着楼主的步子，一点一点来看看楼主是怎么妖魔化宋的。
（一）两税
楼主先讲唐两税就出了个大漏子，首先，唐两税外就没有力役了？这就是笑话了，唐两税实施后，力役并没有随着“庸”的并省而取消。唐两税规定“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这已经是为力役的继续存在留好了路。唐两税法实施后，庸并入两税，力役仍然据丁征调。“发丁夫”、“驱役”、“征调”的记载不绝于史册。而且在力役之外，还有与两税无关的杂徭、色役和最重最大的兵役。说唐在两税后就“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实在是笑话。而楼主偏要这么说是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目的，妖魔化宋。仅此而已。
唐的创新是出现并推广了和雇（到了宋改叫差雇，宋也有和雇，但概念不同），而宋继承并发扬了这个创新。
扯到唐已经太远了，我们继续回到宋上。
首先，楼主再次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法——偷梁换柱。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一点，那就是宋两税和唐两税在名称上虽然都叫两税，在内容上却是不同的。宋两税是单纯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土地税，标准是按各户所占有田地的数量和质量收取。而唐两税却是要综合每户的人丁和资产包括土地、桑、居宅、牲畜和钱财等定户等再以户等计算本户之两税。可知唐两税的范围远较宋两税为广，唐两税包括田亩税，户税，力役，而宋两税只是纯田亩税而不包括户税，力役。在宋，户税，力役是另算的，按各户人丁收的税称丁税，也就是户税，按户等财产分级别收的税称役钱，也就是力役的内容。也就是说，宋的两税加丁税再加役钱才约等于唐的两税。楼主却用唐两税偷换宋两税，把唐两税的内容硬加到宋两税上去，这招可真不光彩！

作者： 219.144.206.* 2006-5-3 23:1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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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翻翻各种史料和经济史，我来还宋朝一个本来面目。
所以，什么“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的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的德政了。”纯粹是胡说八道。宋两税中什么时候包含过免役钱！楼主倒还真是别有居心！妖魔化的手段也太恶劣了点！而在这段里，楼主还有一个地方很险恶的又用了“偷梁换柱”的一招。那就是，刻意混淆“夫役”和“职役”。“夫役”就是“力役”，役钱是对应“夫役”的，而无论是“差役法”还是王安石熙宁免役钱，对应的都是“职役”。“职役”本和“夫役”无关，对应的也是唐两税之外的杂徭、色役。也就是说，无论唐两税还是宋役钱，都是和“差役法”、后来的王安石熙宁免役钱无关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管得到过。楼主这里却刻意混淆两者，而这混淆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妖魔化宋。
让我们把被楼主混淆和偷换的东西理清楚，那就是——唐两税和杂徭、色役、兵役是唐时的主要负担，在宋，宋两税加役钱加丁税相当于唐两税，“差役法”和后来取代“差役法”的王安石熙宁免役钱相当于唐杂徭、色役。可见宋两税很清楚根本不存在什么收了免税钱再收一次的话！到底是宋朝“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还是楼主把广大网友当“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啊！！
有明眼的朋友可能回发现了，唐还有个兵役呢？！呵呵！这个是下面重要的内容，我们这里先放放。
再说“支移”和“折变”。
先看“支移”，历来规定民户输粮多就近送纳，多数两税户有能力承担。但北宋时官员开始巧立名目增税，农民负担加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到徽宗时，就不再支移而改为征收脚钱，令民户贴纳脚钱。成为附加税征收。可见“支移”的问题只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并已经被解决。楼主这些都不谈，只抓住一时的负担无限扩大延伸，还是出于妖魔化宋的目的。我们看见，楼主的这种抓住一时的负担无限扩大延伸的手法，还将在下面一再出现，目的是给大家造成“宋的所有时间内所有地点上都是这些严重的负担的最大化叠加”的印象！手段不可谓不毒辣！
再来看“折变”。
“折变”本来是一种为了方便税户交纳两税的措施。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有不法官员借“折变”为名增税。但是，宋的法律对于“折变”是有具体规定的，未经允许，以折增税是违法行为、是要以贪赃之罪惩处的。比较著名的，是包拯查陈州“折变”，当时陈州以“折变”为名增税180％，还不到两倍，就已经被包拯上疏参劾。而楼主又视而不见，把违法行为当作合法行为再偷换为宋的政策。这又是为了什么？——对！就是为了妖魔化宋。从楼主那一串煽情而又夸张的“叙述”中，可给出可查的实例了？没有，只有楼主在“控诉”。
再看“预借”。
楼主的“控诉”好摸棱两可，什么叫“有时官府犯穷了”？一句话就把两宋都包进来了。事实是什么呢？首先，北宋一朝没有“预借”这个项目。而“预借”。真正开始是在南宋开朝的建炎、绍兴年间，国家存亡须臾，因军兴所需，再加上迁都临安，制度草创，沉重的战争花费和建设花费使政府入不敷出，“预借”才应运而生，同时产生的还有后面提到的“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可以说是非常条件下的非常措施。南宋一朝，始终面对着巨大的边防压力，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军事上的花费非常大，这些名目的税收才一直存在。而在北宋，这些名目的税收更本不存在。楼主倒好！一个“有时官府犯穷了”就把北宋也包了进来，那这些非常条件就都掩盖住，只为了给大家一个印象——宋是那么贪财啊！妖魔化做得还真不错呢！
（二）盐
这个得放到明天再说，因宋的禁榷制度是值得单独拿出来好好研究的，哪有楼主吹的那样！
（三）杂税
“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我们上面也说得清楚。非常时期的非常处理。也只是南宋在面对高额军费和战争开支时所收。北宋根本没有。楼主抛开具体环境进行扩大化。又是什么居心？！

作者： 219.144.206.* 2006-5-3 23:1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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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翻各种史料和经济史，我来还宋朝一个本来面目。
“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呵呵！楼主还列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看看——宋朝百姓是那么苦啊！可惜啊！楼主为了凑这些名目，不惜把丁口赋的身丁钱包含的丁绢、丁盐钱从身丁钱中拆出来，放到杂税里。而身丁钱本身，也只有江南一带征收。为了凑这些，还不惜把秤提钱、市例钱从商税里提出来加到杂税里去。还真是用心良苦啊！至于什么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这些在部分地区一个时期里征收的这种根本排不上号是不是杂税都难说的税楼主都给列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真正的杂税，这里也只看到蚕盐钱一个，而蚕盐钱早在唐五代就有，在北宋只有河北诸州还征收，南宋早就停了。楼主再次玩弄他的无限拉伸大法。而那些值得说说的重要杂税如农具税、斗耗、头子钱和重要又重要的沿纳楼主却提都不提，就这水平还玩妖魔化？！
（四）商税
为了妖魔化，楼主干脆连宋商税都不介绍了（他敢介绍吗？一介绍就穿帮了啊！）少不得我还得来正正视听。
宋商税主要有住税和过税。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3％，过税即商品流通税，税率2％。宋公布了商税则例，把应纳税的商品名目颁布于税务、官署、交通要道，使商人了然。税务按照则例收税，商旅按照则例纳税，非则例所载即假如税务私增收税条目，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至于什么结婚途中赶考途中交商税，一，楼主给出出处，栽赃谁都会，白话两句就要人信？二，假如是真的，也只能说，你带了则例上列了要征税的商品，那活该你交税。不会你没带什么东西而硬要你交的。
什么““关”税的范围也扩大到一切过关有价值物品”简直是放屁！则例上有的才交税，则例上没有的你想交人家还不要呢！
（五）“和买”和“和籴”
和买原由官库以库钱贷给民户，至夏秋冬以绢入官抵冲。原是官民两利的法子，但后来在执行的时候逐渐变成了纯粹的科派，到南宋为折帛钱取代。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和买是四等户以上才有的赋税，也就是说，四等户和五等户这样的“下户”是没有这个负担的，而三等户这样的“中户”以及一、二等的上户，这和买对他们来说基本不构成影响。和籴要求就更高了，要三等户以上才加收。对于上户，不过是小毛毛了。这点都不说明，楼主又在无限扩大了！
（六）总论
上面一一点出了楼主的伎俩，下面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东西，那就是为什么说楼主是漂亮的玩了一手“支解大法”，把自己最需要的部分挑出来说，而对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视而不见，连史家的论断都要切一半，挑需要的东西而把另一部分丢掉了。这部分也就是宋“税赋的繁重”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还要从史家的论断说起。对于宋的赋役制度，史家的评论是“赋重役轻”，而赋重和役轻这两部分，其实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楼主之流之把“赋重”的那部分单独挑出来，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误印象就是在宋百姓好苦啊！其实百姓得实惠的地方就是“役轻”楼主之流就藏起来不说了。而这恰好是关键。
还记得唐朝的兵役吗？在宋，这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宋是募兵制，国家雇人当兵。百姓根本没有“兵役”这一说。这就免除了百姓身上最大最重的负担。而实际效果还不止如此，宋兵制中的“厢军”，其实是受雇于国家以服杂役、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大部分夫役，最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于民间工匠和农民的劳役剥削。同时宋的“募兵”还起到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国家在发生灾荒的地方大规模募兵，募兵大量吸收社会闲杂人员，大大降低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宋一朝没有大的农民起义也得拜其所赐。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军队的臃肿。而为了养这只庞大的军队，国家财政也不得不多收税。百姓因为役轻得到的实惠是要在赋重上还回去的。但这样平均起来，宋的百姓并不比其他时代负担更重。
最后，抄一段话来评价宋的役制，我们不能只片面看到赋重，评价要全面。
“宋代，除差役有反复外，力役已经不再是全体民户的重负，兵役已被募兵制代替，一般徭役项目早在北宋前期就已经很少；差役负担只是被差者的重负，其他民户并无差役之苦，而且以后又基本上是募役取代了差役。”

三、北宋的经济状况如何？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清明上河图局部1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清明上河图局部2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3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