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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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三农问题所演化出来的社会问题，应如何去解决？

三农问题

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一、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与我的困惑

我曾经含着泪向人们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让我越来越困惑，我现在提出这些困惑，向大家请教。

本文首发于2006年，特发在此账号，以便大家阅览

中国农业经济到底是什么经济

我国的农业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对这点的认识是一致的，也符合实际。有不少人总喜欢把中国农业经济归于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喜欢运用概念来解释中国农业经济问题，例如：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学者开出的方子几乎千篇一律：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农产品品质，调整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等。可是，这些方子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灵验过！

中国的农业经济是市场经济吗？我认为不是的。

第一、中国农民只有生产的自主权，并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生产亏本或生产的机会成本太高时，理性的生产者选择不生产或少生产，中国的农民没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前中国农民不生产照样要交税，可能还要被罚款，这叫强制性农业经济。

第二、农民有产中的生产自主权，但农民并没有产前和产后经营完全自主权，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经营还是政府部门垄断。而产前和产后的经营是有利可图的，产中的生产是无利或亏本的。这是中国特色的部门垄断农业经济。

第三、在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战略性远高于其商品性；农业的社保地位远高于其产业地位；农民的劳动力廉价资源地位高于农民市场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业经济带有极强的国家垄断性质。

愚认为，不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而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方程式，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的。

农民负担到底有多少，到底能不能减轻

农民负担真的只有1200亿元吗？我认为远远不只这么多，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

1、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

2、全国义务教育仅支付700万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债等约500亿元。

3、全国县乡政府及部门干部有900多万人，村组级"干部"2000万人，每年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

仅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需要4100亿元以上。此外，全国近3千个县约有近3万个科局和近5万个乡镇约有70万个乡（镇）部门要运转，还有400万个自然村近8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需求，这些每年至少需要开支3000亿元。

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而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负担高达4000至5000亿元。这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反而越减越重的根本所在。

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7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2千万个村组"干部"，每年需要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照顾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两项合计1350亿元。按照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温铁军先生指出，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70%的人口和官员的负担，长期这样下去农民怎么受的了呢？由此看来，按照我们过去所研究的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给农民的自治权重要，还是给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重要

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给了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三农"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不少人说，没有产权就没有人权。因此，主张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很高。我很纳闷，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强烈要求，除了城市郊区土地私有化可能给农民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外，我也看不到土地私有化能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利的现实可能性。

相反，我认为在农民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村社会民主自治权之前，进行土地产权改革，有可能给农民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这是因为：

第一，现在农民种田收入甚微，有的地方甚至亏本，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空前的淡化，农民看到的是土地给他们带来的负担，看不到土地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因而对获取土地完整产权的要求不强烈。

第二、1996年以来，农村集体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这些债务的债主大多是乡村干部和地方的狠人，只要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得到土地产权的不是大多数贫困农民，而是债主，农村由此会产生一批大地主，更多的农民会成为无产者。

第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富了方丈穷了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权益在产权改革中都得不到保障，何况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呢？

我以为不能照搬西方的产权理论来套解中国的改革实践。西方的国情是他们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产权制度创新的环境条件，而我们中国没有。所以，当前农村最需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县乡政府是要机构改革，还是要体制重建

我从1983年初就分配到当时的人民公社工作，经历了82年、88年、94年和98年四次全国性的县乡机构改革。总体印象是机构越改越大，人员越改越多，政府及其部门办事效率越改越低了。

1985年，我在周河乡当书记时，乡里才9个干部，仅有财税所（5人）、派出所（2人）两个部门，那时是计划经济，乡里管的事特别多。2000年我在棋盘乡当书记，乡里有干部90多人，有了17个部门，平均每个部门有十多人。可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管且能管好的事实在不多。1985年我23岁，其实什么都不懂，可我却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事情，和农民相处很融洽，干部很纯洁，也很团结，精神很振奋，农民对干部很满意。我也感到非常轻松。到了90年代后期，我这个"老书记"管的干部多了，为农民做的事却少了，群众不满意，干部队伍内部也矛盾重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日益严重。我感到自己的能力已无法胜任书记一职。

历次县乡机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找到限制县乡机构膨胀的办法。政府官员的子女要就业，这是政府膨胀的最核心的内在动力；政府膨胀后自然会加码寻租，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社会强势群体的挑战，政府必须吸纳强势群体的代表进入政府，这是政府膨胀的外在动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得政府在新生——增长——膨胀——瓦解的过程中轮回。要想跳出这种古老的轮回，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纠错机制的政府。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选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县长、乡长必须人民说了算。选上是官，下台即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我以为，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高举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呼唤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回避这个问题。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产业化真的能富裕农民吗？

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民"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

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政府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政府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有企业都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呢?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决定的。那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自相矛盾吗？

打破二元结构重要，还是建立城乡要素交易制度，沟通城乡重要

二元结构存在几十年了，我们打得破吗？这是不是大破大立的思路呢？这显然不符合系统的不可逆性质。实践证明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安排城乡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不可能打破其相互之间的经济壁垒。

就是取消了户籍制度，又能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不是照样存在吗？反过来说，在城市的郊区，城镇户口要进村，农民也是不同意的。因此我认为打破二元结构难。最重要的不是打破壁垒，而是如何缩小城乡差别，构建起城乡要素流动的平台，便利农民进城做工和城里有钱人进村做"地主"。

沟通城乡的最好办法就是要给农民的同等国民待遇，包括同等政治权利，现在农民进城不仅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有的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同等的税赋权利，农民月收入只有一百来元钱却要纳税，而城里很多高收入却不怎么纳税；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金融政策只对城市而言，农村的基础产业却要农民自己集资办，且产权归国有；自由迁徙权；同等的财产和人身保障权，把农民的土地低价进高价出，农民还没有社保，医保。

沟通城乡还要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1、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

2、将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社保基金。

3、将集体的土地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土地的股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可以用个人土地股权换取个人社保基金。

4、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账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

5、土地银行收购、集中土地，开发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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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所演化出来的社会问题，应如何去解决？

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城乡综合症。它既是对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贫困失业、文化素质低下，农业落后和农(牧)业生态环境恶化等的一个总概括，也是对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和现代化畸形化的一种折射。

三农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类社会问题，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明确了“三农”问题的研究背景与重要性，对国内四种关于“ 三农”概念的界定做出简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研究“三农”问题的特点，探讨“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简要分析“三农”问题的现状，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和途径，并提出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和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 “三农”问题。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三农”，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世纪难题，而农民问题又是其核心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是我国三农的真实写照。三农问题不解决，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就难以达到小康，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也必将无法建成。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稳定与进步，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都离不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背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三农问题便作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无论是农民的就业、收入增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抑或是农业的土地流转、结构调整、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还是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推进、税费改革等等问题，都己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的逐渐减缓，劳动力的转移矛盾加剧，农村社会发展滞后，造成城乡间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问题，使三农问题变得更为复杂。"【1】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在6:1左右。【2】

其次，以农养工、以农补工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长期以来，国家为确保工业化，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目前农产品“剪刀差”作用虽然逐渐弱化，但“土地剪刀差”、“金融剪刀差”、“劳动剪刀差”却相继出现，造成农村、农民、农业继续为城市、市民、工业的发展和福利输血。

另外，农村发展始终落后于城市。作为我国人口数量最大的社会阶层，农民，在社会发展中并没有享有与其他阶层平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而农村也并未与城市同步发展，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所享有的发展机会和政府福利，处于严重的边缘化状态。

这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现阶段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对立与疏远越来越明显，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己根本动摇，维护城乡差别的社会环境已根本改变。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环境和稳固、有保障的支持系统。因此研究“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概念的界定

目前 ,国内理论界对“ 三农”问题的界定分为四种 。

1 、“一农”说 。有的学者认为，“三农”的说法本身值得商榷，把农民 、农业 、农村放在一个层面上，意味着农民客体化。“ 三农”问题实际是“一农”问题，农村和农业两个问题是假问题，或者说这两个问题是农民自己的问题。因此，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真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3】。

2 、“三农”说 。多数观点认为，“ 三农” 问题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 。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考虑。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为户籍制度改革，农民问题主要包括 “提高素质”和“减轻负担”两个方面 。

3 、“四农”说。学者认为，在 “三农”问题上应该再加进一个农民工问题。胡鞍钢说：“过去十年，中国‘四农’问题日渐突出：1994年全国大约4000 万农民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3亿，从而使 ‘三农’问题演化为四农问题。它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8亿农村人口、5 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4】

4 、“多农”说 。有些学者认为，“三农” 问题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应该“跳出三农看三农”，把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放在同一层面上来研究。这就意味着，当前的城市化、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都是“三农”问题研究中的应有之义【5】。

三农问题的成因

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国实施的二元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治根源；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二元财税体制是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农村中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城乡政策上的差异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县乡结构膨胀进一步加重了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则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

叶祥松认为【6】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用剥夺农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道路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落后、农业衰退的政治根源。

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将城乡分为两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实行城乡分割、城乡分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向下，导致了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它避免了城市病，却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因此，二元社会结构是三农问题的社会根源。

我国实行城乡分离的二元财税体制，使农民既有显性负担又有隐性负担，加上农民还要交纳农业税以外的各种费用，农民税费大大高于城市居民。二元财税体制是造成 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在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导向下，对农村实行一系列的歧视性制度，导致了农村的制度缺陷。制度不合理和制度缺陷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因素。

在政策制定方面，城乡政策存在实质性差异，对农村在财政、金融、就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歧视政策。这些政策加速了城乡差距的扩大，是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政策性因素。

县乡机构膨胀，政府在编与编外人员不断增多，行政方面费用急剧增加，加之县乡税源不足，为了维持行政机构的运转，名目繁多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贫困。

三农问题的特点

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多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着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的却很少。要彻底认清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7】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矛盾统一体。三农 问题的普遍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它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个别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其二，是指三农问题作为一类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关注的国家，三农问题不止存在于局部地区，而几乎是遍及整个国家各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也有绝对性的一面，是相对和绝对的矛盾统一体。三农问题的相对性即相对三农问题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城市的建设水平、工商业的发展程度和城居民的收入水平来说，农业处于相对落后、农村处于相对贫穷、农民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城乡的发展差距、工农业的增速比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存在不合理性。

一般说来，绝对三农问题是现代化成果没有惠及农村的结果；而相对三农问题则是对一个国家工农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的一种折射，它反映出社会资源在城乡、社会群体( 市民和农民)之间分配的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渐有所提高，绝对三农问题趋于缓和；而城乡发展差距的总趋势却是越拉越大，相对三农问题却趋于严重。【7】

只有把握了三农问题的这些哲学特性，我们才能用历史的、联系的、运动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三农问题，从而才能把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农问题的现状

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低而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民的权益缺乏有效的保护。

王汉峰，齐磊表示【8】现在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难。目前中国农民没有能有效提高其收入的途径。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可以通过进城务工提高其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其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一般没有专业技术等原因其增加收入的程度有限。有受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农民权益维护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当前都是农民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在农业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人地紧张的这一基本国情下，传统的依靠人力、畜力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打破，劳动力过剩往往排斥先进农机的使用和推广，造成机械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在广大农村无法实行，先进科学技术无法指导农业生产，从而造成了农业生产力低下，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较高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面临着众多问题。

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表现是农村与城市相比各个方面都很落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制度以来，中国农民的积极性确实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了，农村也富裕起来了，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很明显。长期以来财政支出 在农村的投入缺乏，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的支出基本上靠农民自己集资，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发展的投资缺乏等等。虽然近几年在国 家在农村的投入有所增加，农村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民风朴实、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还相差甚远，农村问题的解决还任重道远。

政府行为与三农问题

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的措施，创造惠农制度等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非政府莫当此任。【1】

政府行为对三农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政府如何行为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应准确定位政府在三农问题中角色，并找到政府行为的方向。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一方面农业的比较利益一直偏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且农户分散经营的传统经营方式，使得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不完全、市场局限、市场负效应等市场失灵状况的存在需要政府干预。

政府行为失当：主要表现在行政指导指令化及垄断经营；二元制度不断加剧；土地产权不清；财政制度不规范；公共服务不到位；金融制度缺位。

三农问题与政府行为定位：政府对于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基本制度建设负有首要的责任。政府对农民素质提高、职业设计、就业问题、公民权利维护和保障等等负有主要的职责。并且不同等级的政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应当承担不同的责任。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府行为：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指导三农问题的思想己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农问题己经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政策,逐步启动公共财政政策，走统筹城乡的发展道路。

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

三农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我们应以正常的心态来看待我国的三农问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各地区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7】

王凯表示【9】可以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

1、坚持以人为本，为农民创造提高自身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条件。首先，府要增加对农村教育文化方面的投入。其次，要加大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2、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用科学发展观解决 “三农”问题，更需要着眼于农村的发展。

3、坚持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村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发展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包括农民就业、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既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城镇的带动，更需要农村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把经济落后、农民贫困的农村变成一个现代化新农村。

4、坚持可持续发展，使农村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第一，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第二，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第三， 保护环境，造福后代。

杨曦娥表示【10】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三农问题意义重大：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就业难的问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的和平稳定。

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会形成财政压力。因此，关键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促进结构调整，从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两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

二、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 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编辑：何延波）

附参考：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傅立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关键要在调整农业结构。我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创新理念、创新思维。简单的讲就是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又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确立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市场容量大、单位产出高、经济效益好的区域优势产品。一是依托市场，定位产业。清远是一个欠发达贫困山区，起步较晚，但这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也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所以说，清远有一块广阔的丰富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不断培育和优化我市的主导产业。而当前我市农业重点要发展的是水果、蔬菜、水产养殖、鸡、鹅、猪、茶叶、竹木和笋竹等八大农业主导产业。二是整合资源，布局产业。按照不同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做好特色经济文章。三是打造品牌，壮大产业。清远也有自己的品牌，但不多，没有很好的充分利用。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围绕创“品牌”这一环节，积极调整产品品种结构，大力发展名、优、特、稀、新品种，使之尽快成为我市的品牌，以整体形象去参与市场竞争。
二、注重化解和规避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风险。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1、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很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须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能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规避市场风险。2、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和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掌握新的技术，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3、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
三、要确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根据我市的实际和发展战略，我们应把农业重点定位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这五大功能，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权资产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优、特、稀、新”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农业的定型上，要着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农业。有了这样的定位、定型，确定发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确的思考依据。
四、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确立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根据农业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攻方向，就是围绕“三增一稳”（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县域经济实力增强，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突出抓好“三精产业”，即精细种植业、精品畜牧业和精深加工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应服务于农产品加工业，因为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联系市场需求，一头联系农户生产，它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生产，也就能指导农业生产，成为市场需求和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农产品加工把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车间，通过加工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再通过销售实现商品价值，这就形成了产工贸的经济链，三者之间存在着制衡和循环关联，成为一种新的农业体制，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渠道由少到多、专业化生产规律由小到大、产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弱到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产品质量由粗到精的历史性转变，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中介组织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五、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关键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必须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率先突破；必须注重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民生经济，鼓励科技能人、经营大户加快发展，实现优势群体率先突破。还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必须建设农产品优势产区，形成优势产业带，使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双重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增强农业发展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作为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径，作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不断创新机制，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还必须精减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目前，农民负担最重要的不是“皇粮国税”，而是教育双达标、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和电网改造等集资收费。针对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逐渐使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李昌平为什么成功？

李昌平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超群的智慧，而是他非凡的勇气。社会转型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关键需要国人的求实精神和创新勇气。□张英洪 时间翻开了新的一页。关注三农问题的人继续关注着李昌平的新职业、新著作和新动向。现在，我们能否说，与西乌拉帕发出《李昌平为什么失败？》相对应的，或者说同一枚钱币另一面的是， 是失败，还是成功? 李昌平是失败还是成功了，这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明显不同的判断。西乌拉帕是我在三农问题上的“精神同盟”，他曾在将李昌平与张德安的比较中，认为受过高等教育、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在棋盘乡开展改革，面对强大的地方势力，最终不得不出走。“李昌平失败了”。 但是，几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李昌平是否也成功了呢？ 在现行的体制环境中，一个人成功与否，除了自我评判外，面临两套外在的评价系统，即官方评价系统和民间评价系统，官方评价系统又可分为地方(基层)评价系统和中央评价系统。从理论上说，这两套评价系统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旧观念和体制的磨擦，必然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和由此而来的利益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两套不同的评价系统必不可免地会发生位移甚至对立。 作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一方面要接受上级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传统政绩观的评判，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棋盘乡全体百姓的评判。在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现实面前，李昌平的理性选择有二：一是顺着既定的基层权力游戏规则运作，出色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任务” ，捞取个“先进乡党委书记”之名，为日后升迁铺平道路。这是一条习以为常的公认的“成功之路”。二是面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急迫现实，冒着丢掉乌纱帽的政治风险，上书国务院总理诉说三农问题真相。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昌平在良知的敲击和讲真话的信念鼓舞下，毅然选择了后者。这就使他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基层虚假汇报和泡沫宣传中，捅了三农问题“形势严峻”的娄子。这样，在地方政府的评判中，李昌平无疑失败了。但在中央政府的评判中，李昌平的行为符合执政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执政为民的理念，他的上书信得到了总理的重要批示，引起了高层对三农问题的空前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昌平是成功的。同时，在民间评判中，李昌平不仅赢得了棋盘乡农民的普遍赞誉，而且赢得了大众媒体和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这就使李昌平从数万名不知名的当代乡党委书记中一跃而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出现”无疑大大提升了国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高层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说实话难的体制因素李昌平不讲实话，传统的地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排挤他；同样，李昌平不讲实话，公众舆论和广大民众也不会广泛认同他。李昌平不向总理和百姓“说实话”，也就没有今天的李昌平。李昌平失败也好成功也罢，皆因在谎言和沉默的环境中斗胆讲了实话。 李昌平在基层讲实话却遭遇“失败”，体现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体制对谎言的培植和对真话的排斥。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县乡村三级基层权力组织在与农民的博弈和互动中结成利益同盟。这个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对付农民抗争而且在应对省市特别是中央政府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上，具有高度的利益共同性和行动一致性。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权力运作已经形成一整套不利于讲真话的游戏规则。 一是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干部的任命制是坚决反对的。恩格斯曾明确说过：“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在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干部的任命制是在苏联时期才得到普遍采用并逐渐僵化起来的。我国深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广为推行干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就成为维系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的主要纽带。对干部来说，大部分情况是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俯首贴耳，对农民群众则颐指气使。这种对领导的卑恭和对农民的傲慢，构成了干部的“二重性”。 二是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这种目标管理责任制通过将政府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指标层层分解，从县分解到乡镇，从乡镇分解到村，村再分解到每个农民头上。年初各级签订目标责任状，年终依据目标管理责任状进行考核，以确定“政绩”。这种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压力型体制”，使县乡村三级的经济指标承包制演变为政治责任承包制。凡是与目标责任制有关的“指标”，各级领导干部就想方设法(包括弄虚作假、盘剥农民)去完成，而与目标责任制无关的事，就撒手不管。所以常出现这样的困惑：各级各部门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年初签订的目标责任状，可农民群众却怨声载道，各种问题堆积如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是政绩至上的任务完成制。在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层层分解的目标责任制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基层政府行政的目标就会由口头上的“为民造福”转变为实际工作中的“政绩至上主义”，而这种“政绩至上”又仅仅体现在一大堆具体的数字指标上。虽然这些数字指标任务在各级不择手段的种种努力下到年底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普遍呈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是：统计数字严重失真、乡镇债务日益扩大、“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干群矛盾不断激化。 “权力漩涡” 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在严格的游戏规则运作下，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权力漩涡 ”。这种“权力漩涡”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征。一切不适应这种“权力漩涡” 运转的个人，都将在这种“权力漩涡”中遭到无情地排挤和围剿。在这种“权力漩涡” 中，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党员领导干部，也会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旧体制的弊端深刻反思，对某些干部的粗暴作风强烈不满，他们力图以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抚慰农民，抗争旧体制对人性的束缚。这种积极进取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却难免不合“权力漩涡”的节拍，其结果大都是悲剧性的：不是被“权力漩涡”排挤出局，就是被“权力漩涡”彻底埋葬。李昌平就是在这种“权力漩涡”中被排挤出局的典型代表。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讲真话、实话，必然会赢得民众和舆论的强大声援和道义支持。执政党对实事求是精神长期不断地弘扬以及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强势宣传，必然会鼓励和宽宥李昌平这样的说实话者。这就使李昌平在被基层权力排挤“出局”之后，却意外地获得了整个社会宽广臂膀的热情拥抱。现在，他已经在NGO中担任项目官员，从事着一项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崭新事业。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李昌平并不是第一个看到三农问题严重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敢于舍弃乡党委书记乌纱帽而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人。李昌平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超群的智慧，而是他非凡的勇气。这正用得上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最近概括出来的一句话：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人治转向法治，由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侧重单一的经济发展到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转型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关键需要国人的求实精神和创新勇气。 我们党在十六大上全面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也空前地鼓励着人们的创新勇气：“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性弊端都要坚决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