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能使人类的贪欲有所收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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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能使人类的贪欲有所收敛吗？

莫言：《哪些人是有罪的》

诗朗诵朗哪些人是有罪的莫言

请将下面的两段文字翻译成日语，24小时内急用。翻译好的另送100分。

一、莫言：文学能使人类的贪欲有所收敛吗？

作为一个00后文青，莫言老师在我心中是一种伟大的存在。检阅书房里那些浩浩荡荡的文学经典，在被我珍藏的文学世界里，莫言的书籍为中国文学撑起了一方天地。这方天地与一个中国少年内心的骄傲与渴望如此相通，以至于我一次次走入莫言老师的家，希望多少能靠近点他的生活，从那里发现一扇引领我们走向未来文学道路的大门。

莫言被称为“很好地将幻觉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作家”。自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以来，来自山东高密的莫言一次次开拓中国叙事的广度和深度：从早期的小说《红高粱》，到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生死疲劳》、《蛙》，再到近期的戏曲《锦衣》、组诗《七星曜我》……他的作品时常引起争议，但是从未让人失望。莫言打破了“诺贝尔奖魔咒”：作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诺奖之后，他依旧以顽强的姿态生长在文学大地上，正像他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一样，体现出无尽的生命力。“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莫言又回来了,带着他的力量,带着他那样一种悍然不顾,非常强劲的力量又回来了。”人们如此说道。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一张邮票大小”的高密东北乡究竟蕴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古代齐国腹地走出来的小说家，他的内心世界与我们的想象又有多大的距离？

“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

宫梓铭：您曾说过，最喜欢威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似乎当代中国作家对于西方，或者说对于欧美和拉美文学比较欣赏，而对于与我们文化更近的日本文学，并不特别看重。

莫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这一批作家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很大。余华讲过，他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很深，他曾告诉日本记者，川端康成是他的老师，结果把日本记者都吓一跳。

我个人也认为川端康成的小说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很大。我读过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我有一篇很重要的短篇小说叫《白狗秋千架》，就是受到了《雪国》中的一句话的启发。

甚至可以说，我对文学的觉悟，就得之于对川端康成的阅读。那是几十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边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句话时，一幅生动的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街道上白雪皑皑，路边的水潭热气蒸腾，黑色的大狗伸出红色的舌头，“呱唧呱唧”地舔着热水。这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是一段旋律，是一个调门，是一个叙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说的开头。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激动无比。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知道了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发愁，既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故事，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当时我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立即抓起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也是在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关于“纯种”的概念。这篇叫《白狗与秋千架》的小说，后来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从此之后，我高高地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就像一个草莽英雄，开始了在文学世界招兵买马、创建王国的工作。

在举起“高密东北乡”这杆大旗之前，或者说在读到川端康成先生的舔着热水的秋田狗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创作的素材。我遵循着教科书里的教导，到农村、工厂里去体验生活，但归来后还是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以后，当我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后来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我在日本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在国内时也谈到，我们这些作家所受的影响实际上不仅仅有西方的，不仅仅有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美国的意识流，也有东方像日本的文学，当然也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包括苏联时期的肖洛霍夫的作品，对我们都有影响。

宫梓铭：记得有人说过，文学的新意义是发掘写作的无限可能，意大利有一个作家卡尔维诺便是这样做的，您觉得魔幻现实主义和这样的意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莫言：我个人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是在发掘写作的无限可能：一面描述较为魔幻的场景，一面显示社会的一些问题。刚才我没讲全，实际上像意大利文学，对我本人影响也蛮大的。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力更大，他的《我们的祖先》、《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分成两半的子爵》等等，我都读过。尤其是读了《分成两半的子爵》，感觉到真是“脑洞大开”。写小说可以写得这么自由，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能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卡尔维诺跟马尔克斯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民间童话里面吸收了很多的东西，这点是不一样的。

读卡尔维诺的小说，我觉得很受启发。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食草家族》，里面有很多东西，受卡尔维诺的启发和影响比受马尔克斯更大一点。研究像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这一类作家，观察他们在对现实生活的处理，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多的。他们不是用传统的、写实的现实主义方式来观察处理生活，而是用一种极度夸张的童话和魔幻的方式，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点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然后获得了写作的巨大资源。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大至无限的可能性。反过来想，如果按部就班的用一种照相般的现实来描述我们的生活，那很可能的结果是大家都写的一模一样。你是工业战线的作家，那你写工业，我是农民，我了解农村，我只能写农村。但是像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这样一种写法，就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甚至就可以说一个作家不太了解某一个方面的生活，他也可以写作，其关键就在于使用一种“非照相式”的描述现实，使用了主观的想象和夸张的扭曲这样的眼界和观察方法。魔幻现实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魔幻只是手段，现实才是最终目的。

宫梓铭：说到夸张而扭曲，我个人认为您的《欢乐》和《球状闪电》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球状闪电》里面那位鸟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夸张的意象，也有其现实基础吗？

莫言：《欢乐》里面确实有一定的夸张，但这种夸张还是基于现实，而《欢乐》里面我描写的生活还是我比较熟悉的。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获得了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1987年，我写了《欢乐》和《红蝗》，这两部中篇小说则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许多一直肯定我的评论家也不喜欢我了，我知道他们被我吓坏了，很多人开始了猛烈批评，小说夸张的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读者，他们觉得我是故意狂妄地亵渎了母亲。

其实《欢乐》表达了我对美与丑的思考。我觉得，美与善是需要节制的，节制的美才是最美的，含蓄的美才是最耐人寻味的。我为什么要把丑和恶进行一种狂欢式的夸张式的写法呢？丑和恶本身就是人性当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能从丑和恶当中惊喜地认识到美的可贵，或者说丑和恶是人性当中的一面镜子，它既能照出它自身，又能反衬出它的对立面。我想我的小说里面很多小人物都是不美的，从外形到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但他们灵魂深处依然有美的因素存在。 我们只有把人性的丑与恶写得充分，才可以更容易看清楚人性的美，才能显出美与善的可贵。

写《球状闪电》这篇小说时，我已经读了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巨翅老人》。他的故事是有一天下大暴雨之后，突然家里来了这么一个老人，长着翅膀。他也没说这老人来自哪个地方，也没说他最终去了哪里。我在《球状闪电》里也写了这么一个老人，写作时联想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小时候村子里面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老人，觉得自己拥有仙术，随时可以飞起来。他经常在自己身边烧很多的纸。到最后他的身体都垮了，还在天天画符念咒，烧成灰再喝下去，然后在周围点上蜡烛：“噢，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关于你说的写作的“现实基础”，我是从我的村庄获得了很多“灵感”。那是胶县、高密、平度三县交界的地方，我父辈生活的村叫大栏。60年代的时候，那里水特别大，那时候我六七岁，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就是水，我家后窗一推开，就能看到河水滚滚东去。有一年在家休假时，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从窗棂射进来。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门，沿着胡同，爬上河堤。明月当头，村子一片寂静，河水银光烁烁，万籁俱寂。我走出村子，进入田野，左边是河水，右边是看不到头的玉米和高粱。所有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醒着。我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这辽阔的田野，这茂盛的庄稼，包括这浩瀚的天空和灿烂的月亮都是为我准备的。我感到自己很伟大。

在故乡的那些月夜里，我自然没有找到什么灵感，但我体会了找灵感的感受。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我当然是靠小说成名的，但是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浓重的戏剧情结”

宫梓铭：我看到您最近又创作了一部戏剧《锦衣》，得到了广泛的激赏，您如何看待戏剧和小说这两种创作？

莫言：对农民来讲，看戏比看小说的历史要长，而且戏曲对农民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小说。现在文盲比较少了，或者说文盲几乎没有了。但是退回去几十年，那时候农村大部分人是不认字的，农民接受的教育，就是戏曲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也都曾专门研究戏曲改良，他们是要以之为启蒙新民的利器。戏曲是老百姓的教材，舞台是老百姓开放的课堂。农村人的历史知识、道德价值观念，基本是通过观摩戏曲得来的。所以我一直对戏曲看得很重，而且我在农村的时候也是一个戏迷，看了很多的戏。戏曲实际上是民间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我作为一个农村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忽略这方面的影响。

在我过去的小说里面，关于戏剧的描写，以及戏曲的唱词对我的语言的影响是处处可见的。话剧当然是舶来品，是比较洋的东西，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一台揭露“四人帮”的话剧《于无声处》非常火爆，影响很大。我没有发表的处女作就是一个话剧剧本，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由此可见我对话剧的浓厚兴趣。那剧本写得不好，后来在搬家途中丢失了。2000年前后，我开始学习写作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连续推出，当时我热情很高，但老是被别的事情打断。前几年开始，我就一直在想，应该继续进行戏剧创作。

《锦衣》这个文学剧本实际上是我在2004年就构思好的剧本。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曾使用过“锦衣”这个素材，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却经常在半夜听到这姑娘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于是她母亲跑来问女儿这是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

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因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问题已经不再属于现代问题，可是我又无法舍弃我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应该天天看戏，这是一种必要的学习。一个地方的人之所以用这样一种腔调演唱，这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方言有很大关系，小剧种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对走进庙堂的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的一种对应，它们的唱词不如王实甫、关汉卿来得规范，但是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

我当然是靠小说成名的，但是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浓重的戏剧情结。

“在这样的时代，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

宫梓铭：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鸡汤”，都号称是您说的。您怎么看新媒体平台？说实话在海量信息中，看到您对各种事物的指点，感觉挺“魔幻”的。

莫言：好多人都问是不是我说的，但那些东西真的不是我说的。手机耗费精力太多，不开微信确实也不方便，开了微信以后，有时候也陷入到朋友圈里去。有的信息确有价值，但大多数信息毫无意义。

信息太多了，并无益处，等于是信息消灭了信息。真真假假，有很多东西看起来让你不得不信，但是后来也证明是假的。一个人的时间，是恒定的一个常数，一天也就24个小时。一生也就那么多天。你真要做一点事的话，那肯定是应该从这漫无边际的信息里面逃出来。现在都说了，说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时间变得特别快，低着头捧着手机一看，一下午就没了。以前飞机晚点时，那种焦虑的等待，让人很痛苦，现在拿着手机，倒变得反而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了。我注意到在机场，大人在看，小孩也在看，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都在玩手机，真的是谁也不理谁。

宫梓铭：之前我看过一个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说有一群人在网络上搞了一个人工智能就机器人，然后让它写小说，写了1.2亿字。

莫言：这种花了一小段时间就生成出来的这么大段的东西，是叫做智能写作对吧？我看过它们写的诗歌。机器人写的诗歌，模仿唐诗。从技术上来讲完全符合律诗的要求，平仄格律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有感情，没有个性。

我比较保守，我总觉得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文学。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智能机器人写的唐诗一样。从技术上来讲，它符合律诗的所有要求，但是它没有创造性。另外它没有诗人那种鲜明的个人特征，它能生成一首诗，但生出不新的情感。一个活人写的是哪怕平仄全错了，它还是有人的情感在里面，至少还是有要表达的一种感觉。机器是不会犯错误的。这种机器写出来的小说，肯定是快，但我想写作者还比较自信一个原因就是——我写的不如你写得快，甚至不如你写得好，但这是人写的东西，是有人气的。

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

当所有人都“抬不起头”了，就形成了科技对于所有人的控制。人的所有时间都束缚在一个小小的物体上，一个屏幕上。孩子、老人都一样，谁能想到呢？过去我们认为电脑的发明会使人得到解放，我们会抬起头来。结果现在更可怕了。

宫锌铭：这就是为什么您提出文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莫言：是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 什么国家、民族、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一、莫言：《哪些人是有罪的》

这是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一个讲话稿，原文如下：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哪些人是有罪的
　　——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是的，仅凭这篇演讲，莫言就应该获得诺奖！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经典之言）。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
　　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莫言之言真是警世明言、醒世恒言、喻世真言。真不愧为文学大师，感谢莫言！人啊，应该好好反思了，遏制贪念，杜绝浮华，远离矫饰；归于清静，安于平和，乐于素淡。富人们、官员们，更应该幡然悔悟了，更应该迷途知返了，更应该立地成佛了。有罪就要认罪，有罪就要赎罪。认罪赎罪，才能得到历史的赦免，”
　　“不仅仅是为了他人，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
　　——长安游子转载后记

二、诗朗诵朗哪些人是有罪的莫言

莫言演讲：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哪些人是有罪的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恶症候，都与发达国家在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态发展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作家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原题为《悠着点，慢着点》）

三、请将下面的两段文字翻译成日语，24小时内急用。翻译好的另送100分。

人の讲演を読で、私は文学が新たに认识。以前、私は文学が独立に政治、経済と人间の生活の别の存在は、人类の発展の歴史の过程で、ただ列の政治制度、経済制度と生产手段の変革の後ろのもの。しかし私は読んだ二人の讲演、ついに认めた文学人类歴史プロセスの巨大な推进作用。まるで莫言の话、文学を人间の贪欲と国家の贪欲収敛能力。だから、文学、人类の歴史の过程の中で同様に重要な力。
人はいかに生きるべきか？これは私の话题を考え。この问题に対する答えは、私は1部の名著の中の1段の话を代表することができて私の考えは、人が一番大切なものは命。生命は人にとっては一度しかない。だから、人の一生はこうして过ごし：一人で振り返る时が无为にされないのも平凡で、耻ずかしいように、彼が死ぬ时、言うことができる、私は全体の生命と全部の精力を捧げた人生の最も贵重な事业——人类の解放のための闘争。时间を切り诘めて生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场急病や意外かもしれな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