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内容导航：

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3)

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2)

一、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作者：刘汉俊

来源： 光明日报 2013年06月14日

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离骚》之后无《离骚》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 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 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 绚丽，美轮美奂，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 《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学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钢筋铁骨的屈原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屈原的身影，触摸“屈原精神”的钢筋铁骨。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 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是中国 历史上着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他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 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 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 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贵在心系国家，失在忽视了小人的力量。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 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之争，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 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征战其实都是 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 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将生命全 部能量的最后一跃，也是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忧民。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他对楚怀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几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而又怒其不争、怨其不 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叹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可谓爱恨交织。即使屡遭离间、屡受陷害而被疏远、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 和召回。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一边寻找明君，开辟自己的政治试验田，一边传大道，宣扬自己的 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对国家、君王的忠诚日月可鉴。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 情，提醒朝廷，但终究是一厢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以民为本，敬天法祖体恤苍生，为民请命，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 权，明知这样必定会触犯贵族垄断集团的利益，但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对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昭然若揭。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忧国忧君忧民的 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三是坚持真理。真理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对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导法 制、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等改革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 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坚持真理也需要勇气，屈原对“世溷浊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 怀王、抨击顷襄王，威风凛凛，寒光闪闪，锐气逼人。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而 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 的勇士。

四是情怀高洁。屈原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贵节操的坚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 泛银的精美文字，像镜子一样照映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精色内白，类任道 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 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达了他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宁溘死以流 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达了他对“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时代的猛烈抨击和 对黑恶势力决不妥协，纵然招致灾祸也决不苟且偷安的坚定决心。

伟大的悲剧英雄

忠烈屈子，千年一叹！

一声赞叹，一声悲叹。屈原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楚 国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生，政权昏暗腐朽摇摇欲坠，政治生态险恶，官场上毫无清明正气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真知灼见被君王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他 的才干遭到无能之辈的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楚怀王授权屈原负责起草国家宪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 与”，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谗诬告屈原，使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魑魅魍魉们的“羡慕嫉妒恨”祸害了一代忠臣贤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强秦兵临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怀王却屡中张仪之计，违背盟约与齐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讲信义，既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终于孤立无援，求救无门。被晾在一边 的屈原看到了楚齐断交的严重后果，力阻无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汉水之北。后来楚怀王终于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被流放的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 王”，为故主的罹难而悲愤，更为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而悲哀，为新主听任满朝奸佞庸臣祸国殃民而愤怒。顷襄王更是心胸狭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将屈原驱赶 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发行吟，顽强地写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辞赋诗作，执着地诉说他的爱国忧民之情、救国济世之策，坚定地表 达他的楚国复兴之梦。无奈顷襄王在媚秦自戗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国也就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国悍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一下子淹 死楚国军民几十万人，还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的国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爱国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将遇良才，这是中国历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环境。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是王与王的对弈和对决，一国之强弱取决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经历三代君王、事奉两 代国君，但他们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素质差。楚怀王胸怀狭隘、目光短浅，朝秦暮齐、言而无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国的式微成为必 然；顷襄王更无理政智慧可言，耳聋目塞，纵容小人弄权，使楚国驶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两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国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为一位政 治家，屈原从明亮转为黯淡，直至陨落，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一国之殇。

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外，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 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 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蚁蠹贪噬豪取，风雨飘 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 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 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吴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 同奋斗，三年而灭秦，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争无异于自 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对 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惑，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 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 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 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 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 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 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 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 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滴眼泪。

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

从 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 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 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 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 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 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 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 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着书 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挡车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争也是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 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作者：刘汉俊，男，笔名寒光。先后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新闻学(文学)博士学位。

一、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3)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骚》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激情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

二、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屈原，国学网我为大家收集整理到以下国学知识内容，欢迎大家阅读：

　　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宫阙日远，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他为祖国而生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文化落后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视鹰瞵。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楚国比齐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

　　可是，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镜子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

　　竟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如此仇视屈原，原因何在?孟郊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眼里只有功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俨然已成“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

　　对屈原的解读，至王国维、梁启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对屈原的曲解仍然存在。

　　屈原是一面镜子，每个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

　　 一座文化丰碑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铸伟辞”(刘勰语)，自成天籁，《离骚》是也。屈原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精神极大地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参照，有了深度，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楚国郢都“九次”。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屈原横空出世般的伟大文化创造，与其非同寻常的爱国激情深度关联。现实困境是立体的，人格是立体的。只要有一方不陷入极端状态，就不会有彻底的悲剧。极而言之，如把爱国精神从屈原身上剥离，其作品其文化创造则无法解释。

　　读到一当代文化名人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说：“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当年的‘国界’早被诗句打通了，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作者将多种莫名其妙因素“搓捏成一团”，文意看似曲折，实则甚明白：秦亡楚，楚速朽了、局部了，“政治爱恨”化为尘烟，所以屈原爱国说不成立。这一思路如成立，人类将难以找到“爱国者”。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版图都扩大了不少，该也算“对峙性诉求”?与作者高见恰恰相反，“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具体的“国家”、朝代往往是速逝、速朽的，真正的爱国精神绝不会速朽。屈赋楚辞的每个字都浸透着爱国血泪。屈原因此才超出了“当时当地”，成了中国的、世界的。屈原不论生于何国，如果他抱持那种精神，进行了那样的文化创造，不论其国家存亡，他都一定是伟大不朽的。深邃的文化一定是从泥土里、血液骨髓里生长出来的，不是嘴皮子吧嗒出来的。“政治爱恨”一定是具体的、时代的，诗句固然可以超越国界，真实的“国界”却一定不是诗句所能打通的。秦国铁蹄横扫六国国界时，完全不会理会屈原的诗句。

　　婢妾心态，曾遍布历史，遍布朝野，在现实中亦未必绝迹。给你一个婢妾环境，你就有可能为婢为妾。可以批评屈原的愚忠、婢妾心态，可以惋惜屈原没有诸子的达观，但一个中庸、玲珑的屈原一定不可能完成伟大的文化创造。现实中困境中的屈原，最强烈的向往一定不是靠写诗“打通国界”留名青史，甚至也不是文化创造，而是存国存国存国。屈原伟大的文化价值是后世的历史的认可，若以这一认可否认屈原为爱国者，或认为承认屈原为爱国者就降低了屈原的文化意义，这无疑极端荒谬。

　　数千年间，屈原给了我们极宝贵的文化营养。这种营养不可或缺。可是，数千年间，朱熹们反复欣赏玩味并企图加以利用的实际是屈原的婢妾心态。婢妾心态，这一定不是屈原与生俱来的，一定不是屈原的主体人格，是屈原人格被压迫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婢妾心态为屈原走上自杀之路加了一把劲。但屈子自杀，他该是要把那婢妾心态也杀掉吧?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

三、国学知识：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2)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

　　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屈原正具此气象。《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屈赋为证。《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