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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冰心,与国共两党都有缘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能够在夫妻关系中牢牢地操控着主动权的女性,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文化人,在多个历史时期,都能备享尊崇,为政治人物所倚重,更是少之又少。而一向以温婉、亲和著称的知名女作家冰心,却将这两点都做到了,算是最为成功圆满的一个。
穿女装难受死了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她的祖父谢銮恩是私塾先生,与教育家严复和翻译家林纾是老朋友。她的父亲谢葆璋17岁时,就随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95年参加过甲午海战。冰心出生时,谢葆璋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
在冰心3岁时,谢葆璋奉命到山东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全家人迁居烟台。冰心一直在军官学校里被父母当作男孩子带大,她平时穿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当水兵。11岁回老家后,才开始在谢家大宅里学做淑女,她每一次穿女装就会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1913年,谢葆璋被聘为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又随父母迁往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毕业后升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她向往成为医生,但受“五四”运动影响,兴趣转向文学创作。“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
冰心发表的处女作文章,是署名“女学生谢婉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1919年8月25日刊登在北京《晨报》上,内容是北京法庭公开审问“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的现场实录。当时冰心正陪着二弟在医院养病,被女校的学生会叫回来当文书,同时还选上了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代表。联合会让她们将宣传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些报纸去发表。冰心于是找到《晨报》。“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文字。”
在刘放园的鼓励下,谢婉莹又用笔名“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一来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放园表兄又竭力鼓励……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都有作品。”
1921年,周作人、蒋百里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冰心成为该会最早的女性会员之一。同年暑假,她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毕业,升入燕京大学。
1923年,冰心得到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宋美龄也毕业于该校——的奖学金。同年8月17日,她与来自清华学堂和燕大的100多人,由上海乘邮船赴美留学。这时的冰心已相继出版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据小她3岁的清华才子梁实秋回忆,“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借着赴美的机会,冰心在离开北京前,协助《晨报副刊》(原为《晨报》7版,后单独发行)开辟了“儿童世界”栏目,并先于7月25日发表了《寄小读者?通讯一》。“在美3年中,写成了29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3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却因此能很自由地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越写越不像”的《寄小读者》于1926年出版,以其清浅可人的爱心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和最深远的影响力。同年夏天,她回到燕京大学任教。
女主外,男主内
就在赴美的邮船上,冰心认识了小她1岁的另一位清华才子吴文藻——她后来的丈夫。“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就也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
在冰心回国之前,继续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吴文藻,特地交给她一封写给未来岳父母的求婚长信,其中郑重表示,“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此时冰心的父亲,已经是北洋政府海军部代理总长。
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后,接受燕大和清华两校的聘任。燕大校方为了表示重视,把校内正在兴建的二层洋楼,指定给冰心、吴文藻居住。这一年,冰心29岁,吴文藻28岁。
他们组建的是一个当时极其罕见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女权家庭。冰心后来回忆过自己的婚礼过程:“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个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1929年6月15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34元!……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关于自己与书呆子丈夫之间的婚姻,冰心描述过几件生动有趣的事情:1923年我刚到美国,照了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在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又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有一天冰心让吴文藻上街给孩子买萨其马,孩子不会说萨其马,只说“马”,吴文藻到点心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冰心要买一丈“双丝葛”做夹袍的面子,吴文藻到店里却说不出名字,想了半天说“羽毛纱”,店员只好给冰心打电话:“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一家人为此哄堂大笑。父亲谢葆璋调侃女儿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曾写道:“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由此可以看出,冰心在婚姻家庭范围内坚持女性优先于男性的女权思想,是始终如一而且不折不扣的。
默念“打死也不能说”
为了保证书呆子丈夫在学术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冰心在家庭内外一直扮演着保驾护航的角色,尤其在政治方面,始终和丈夫共进退。有时看似吴文藻在前,但冰心必会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边。不能不承认,在上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中,冰心的政治智慧远超一般文人。
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双双步入政坛。吴文藻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而冰心则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用冰心刻意放低姿态的话说:“文藻在国防委员会的同学劝他到委员会里担任参事……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6000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而事实上,是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的。在冰心1947年4月发表的《我所见到的蒋夫人》一文中,也翔实记录了自己与宋美龄的3次会见,地点都是蒋宋在重庆郊外的官邸。
1946年年初,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一家因此在日本旅居了5年时间。其间,冰心夫妇一边为国民党政府提供公务服务;一边与周恩来及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1951年秋,冰心一家回到北京。次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夫妇二人。关于此事,舒乙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不吐一字,心里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老诗人邵燕祥也撰文回忆说:“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1958年4月,时任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文藻,继冰心的三弟谢为楫、长子吴平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冰心在参加全国人大福建团会议时,也因此遭到集体围攻。危难之中,周恩来夫妇派小车把冰心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1959年12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病去世,享年84岁。1999年2月28日,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这位先后担任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多项职务的世纪老人,被冠以“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身份荣誉,在当代文人当中,极其罕见地享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葬礼哀荣。
一、冰心这个人物,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呢?
冰心女士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她一生中杰出的作品数不胜数,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的作品成为许多读者心中的温暖之光,在黑暗中引导着他们。从《星星·泉水》到《送小读者》,冰心的许多优秀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冰心,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在文学上有着非凡的成就冰心从小就受到书生家庭的影响。她的家庭是民主的,她的父母爱她。她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她日后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把冰心摇进了文坛。从此,她以笔为剑,在文学的战场上闯出了自己的路。她敢于揭露社会问题,直指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冰心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冰心曾赴美国留学,因缘巧合结识了终身伴侣吴文早,两人共同经营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不仅是一对恩爱夫妻,也是一对学术夫妇。吴文早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为社会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革”的十年里,两人虽然经历了风雨,但相互扶持,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人生最美丽的夕阳。
冰心一生的写作主题都是爱。她曾经说过:“当你拥有了爱,你就拥有了一切。”母爱、童心、自然、冰心的爱贯穿于她的作品。巴金曾经说过:“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读冰心的书,懂得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我希望年轻人能读冰心的书,有一颗真诚的心。”冰心坚持写作了70多年。她的一生伴随着世纪的变迁,但她却紧紧跟随时代的脚步,走出狭小的家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书写着一个女人传奇
冰心一生为中国文学、教育、妇女儿童、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以出色的外交能力访问了许多国家,为中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她死后,党和国家对她给予了高度赞扬:“冰心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二、冰心一生的经历
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于福建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也是林觉民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购得。祖籍地是福州长乐横岭乡,今福州市长乐区横岭村。冰心的曾祖父谢以达这一辈进城谋生。1901年5月,全家迁至上海。
1903年,因为父亲谢葆璋受命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随父迁至烟台,在此居住的8年里度过了她幸福而多彩的童年生活。在烟台,她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包括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11年(一说为1912年),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
1913年,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其父谢葆璋前来北京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
1914年,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
1918年,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后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运动,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此期间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短篇小说《超人》。
1919年8月,冰心在《晨报》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1921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
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燕大期间,冰心在一个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 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192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在英国,冰心就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芙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1929年至1933年,写有《分》、《南归》、《冬儿姑娘》等。还翻译了黎巴嫩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1933年末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为文坛公案。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又曾在昆明、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并曾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195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抄家,并进了“牛棚”,烈日下接受批斗。1970年初,冰心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她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独特,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
1994年9月,冰心因心功能衰弱入住北京医院;1999年2月13日,病情恶化,于同年2月28日晚上九点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在冰心报病危之后,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和作家代表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她。
三、为什么春秋和民国时期,人才辈出
乱世出英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人才大市场。各诸侯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口味,跨国寻找人才;各种国家所需人才可以在各诸侯国之间比较自由地驰骋穿梭,兜售自己。双向选择,去就自由;有人黄金求贤,有人待价而沽;惟楚有材,惟晋用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总之是一派繁忙的交易场面。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教育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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