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6个臭名远扬的庸官，尸位素餐，吏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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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6个臭名远扬的庸官，尸位素餐，吏治腐败

尸位素餐的庸官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句话是对的吗

谁是历史上最清正廉洁、最好的皇帝？

历史上那一位皇帝最廉洁？

一、中国历史上6个臭名远扬的庸官，尸位素餐，吏治腐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7月8日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说，“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这样的干部应该追责！”

历史上，也有些昏庸的官员，尸位素餐，毫无建树。那些庸官的故事，值得反思。

伴食宰相

其一、唐玄宗开元元年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是个公认的好官、清官，但他政务上却毫无作为，是个典型的“无为”官员。

卢怀慎

任职期间，他把事务都推让给同殿为相的姚崇，自己则概不问事，姚崇说什么就做什么，当时人讥笑其为“陪吃宰相”。就是这个无作为的伴食宰相，竟然在宰相位上混了三年。

其二、唐朝还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宰相，是一个特会打太极、踢皮球的圆滑宰相。据史料记载，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期，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苏味道在处理政务时，善于向皇上陈奏，由于熟悉典章制度，他上朝言事可以不带奏章，只凭口头禀报，侃侃而谈。

苏味道

此人虽然才华横溢，能力也很了得，但出任宰相数年，却不能在朝廷政务上有所建树，只是一味阿谀，圆滑于君臣之间，屈从附和，取容于世而已。他常对人说：“做官处理事情，不要那么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否则，一旦出现差错，必然后悔，而且还会留下遭受处分和被谴责的后患。因此，凡事只要模棱两可就行了。”故此，人送称号“模棱宰相”。

唯命是从

其三、北宋神宗时，王皀居相位16年，这十几年间，政务得过且过，无所建树，每每遇到朝廷大事，也不动脑筋，不献策略，只起个上情下达的作用。每次上朝呈送奏章时，跪拜皇帝高呼“取圣旨”；皇帝批阅后跪接曰：“领圣旨”；出殿见人曰：“得圣旨”。总之，事事依圣旨而行，惟上是从，成了只会唯命是从的高官，世人称为“三旨宰相”。

李邦彦

其四、北宋还有一位李邦彦，官至宰辅，是个富二代，人称“浪子宰相”。此人行为放荡，不理政事，只会享乐，一是喜欢踢球，其踢起球来，脚法细腻花样繁多，堪称大宋的梅西；二是喜欢写荤段子，但凡他写了新段子，就有老鸨来买版权，唱给客人听；三是喜欢交际，李邦彦喜欢呼朋引类到家里吃喝。由于会搞人际关系，他官运亨通，进步飞快。成为朝廷重臣后，不干正事，专门研究关系学，在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他成了投降派奸臣之首，加速了北宋灭亡。

刘吉

其五、明朝的刘吉，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当时的明宪宗皇帝不问政事，内阁和六部都是在混日子，一度有“纸糊三阁老”（即刘吉、万安、陈文）和“泥塑六尚书”之称。刘吉在位上，尸位素餐，奉迎皇帝，勾结宦官，粉饰自己。这位大员心理承受力超强，无论言官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凭着超级耐弹力，竟得以占据内阁18年，其中任内阁首辅15年，最后博得个“棉花宰相”之名。

万安

其六、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宰相万安比刘吉更无耻，他顺应宪宗皇帝好色纵欲的本性，常以春药进献宪宗，成为宪宗眼中的近臣，后来竟然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同僚们对万安的言行深恶痛绝。

治庸政策

唐玄宗

为了“治庸”，各朝代也做了很多努力。唐玄宗时，“迟到就要扣工资”，“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到清朝，“缺勤就会被撤职”。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察、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

此外，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

张居正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一、尸位素餐的庸官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句话是对的吗

对
把“尸位”和“素餐”两者连合成为一句成语,应该说是出于“汉书”,因为该书的“朱云传”里:“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二、谁是历史上最清正廉洁、最好的皇帝？

雍正王朝——封建历史上最廉洁的时代 2006-6-7 14:18:00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这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百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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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上那一位皇帝最廉洁？

雍正王朝——封建历史上最廉洁的时代
　　2006-6-7 14:18:00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匪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这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百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