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辩论方式，堪称中国的“语言艺术”，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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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辩论方式，堪称中国的“语言艺术”，十分耐人寻味

孟子的辩论技巧

有没有＜论孟子的论辩艺术＞相关材料

谈谈对孟子说理艺术的认识

一、孟子的辩论方式，堪称中国的“语言艺术”，十分耐人寻味

读起东周时期的百家著作，笔者时常折服于思想家们的辩论方式。这些哲学家的言谈往往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巧妙地以各种语言陷阱因势利导，达到宣扬思想的目的。这种辩论方式，堪称语言艺术，十分耐人寻味。

《孟子·梁惠王章句》里记载了一段孟子与齐宣王之间的对话。作为客人的孟子，夸奖齐王喜好音乐，认为这对于齐国而言是一件幸事。齐王认为孟子谬赞了自己，于是，连忙解释说自己喜欢的是“世俗之乐”，绝非“先王之乐”。

那么，什么是“先王之乐”呢？

这里的“先王之乐”指的就是西周时期风靡王室的礼乐，是一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礼仪性音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音乐就相当于升旗仪式中的国歌一样，颇具神圣感和仪式感。每当西周天子进行奏事，乐工便会在旁边搭配庄严肃穆的“BGM”。

至于“世俗之乐”就比较好理解了，听这种俗乐单纯只是为了享乐而已，与礼乐几乎没有半点关联。有句成语叫“靡靡之音”，说的就是这种有奢侈之嫌的音乐。因此，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时，齐王的脸都羞红了，连忙进行解释：“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显然，齐宣王不太擅长聊天，换做其他人，根本无法接过齐宣王的“尬聊”。不过，孟子的语言艺术相当精湛，他立即偷换概念，混淆了“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之间的界限。孟子并不探讨礼乐与俗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只是就齐宣王喜欢音乐这一点进行深入。甭管齐宣王热爱交响乐还是东北大秧歌，孟子都将其定性为“资深音乐人”。

于是，这样两人之间的谈话便得以展开了。

孟子云：“可得闻与？”这句话立即勾起了齐宣王的音乐细胞，随即孟子又说道：“独乐乐，与人乐乐，熟乐？”这句话无疑以“乐”牵着齐宣王的鼻子走，为接下来孟子要论述的观点做出铺垫。果不其然，齐宣王亲口承认：“与人乐乐，与众乐乐。”被引向了“与民同乐”的逻辑起点。当然，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在语言艺术中，偷换概念毕竟只是细致末流，孟子的目的在于让齐宣王在情感上认同自己。因此，在点破了一点道理，让齐宣王若有所思的情况下，孟子开始动之以情。齐宣王本就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他的心理预期亦在于此，所以只要深入灌输“与民同乐”的思想，孟子便能让齐宣王体悟到“民本”的概念。

齐宣王乃何许人也？

不知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滥竽充数”的小故事。

齐宣王是个喜欢俗乐的人，他从民间请来许多擅长吹竽的音乐家，让他们聚在一块进行吹奏，以此为乐。齐宣王的排场非常足，每次都要让三百人聚集在宫室内进行演奏。正因为齐宣王喜欢合奏，所以才给了南郭处士这样的家伙滥竽充数的机会。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就能看出齐宣王好大喜功这一点。面对这样的君王，孟子显然无法直言利弊，必须通过巧妙的方式引入话题。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复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

这段话中充分展现了孟子因势利导的语言技巧，亦引发了齐宣王的感同身受。当然，孟子之所以能说出这番话，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精诚之言，正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动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

倘若，孟子的语言不是发自肺腑的，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语言技巧，也没办法让齐宣王有感同身受的体悟。孟子在满足了齐宣王的虚荣心的同时，顺利地将“与民同乐”这一思想观念印刻到齐宣王的脑海里。

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死谏之臣，可是，像孟子这样将忠言说得如此顺耳的说客，真可谓凤毛麟角了。

齐宣王算不上是个明君，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他执政期间，齐国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他光大了的稷下学宫，可以说是造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齐国的稷下学宫则是由齐桓公始创的，齐宣王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资料：

【《孟子·梁惠王章句》、《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一、孟子的辩论技巧

*辩论技巧： 掌握对方心理，进而因势利导。
孟子能掌握齐宣王问霸政的目的只是想统一天下，故立即引导他讨论可达到统一天下的方法——行王道（仁政），促使宣王有兴趣与孟子继续谈下去。
“保民而王”，国家富强正合于宣王之意，故他便有更大兴趣讨论王道，保民之道了。
第二层（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肯定齐宣王能够保民而王。
在孟子看来，王天下的关键在于行仁政，所以孟子首先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
然后再紧紧抓住齐宣王的“不忍”大做文章。在这里，孟子抓住了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加以阐发。老百姓看到“以羊易牛”，以小易大，认为王是爱财；孟子则不同，他肯定王有“不忍之心”，只是没有把为仁之事继续扩展下去。
这说明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施行王道的基础。同时也为下文论说宣王没有实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埋下了伏笔。
*辩论技巧：把握对方的漏洞，而又主动排解。
孟子主动提出难题（百姓对宣王的误解）责难宣王，使他内心自我矛盾，后却又主动为他辩解。目的是：
（1）使宣王不得不佩服他。
（2）为宣王开脱百姓对他的误解，讨悦他的欢心，更有兴趣与他讨论下去。
第三层（从“王说”到“王请度之”），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不是“不能”， 而是“不为”。
首先，孟子以一组巧妙的比喻，正面引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结论。
其次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这组对照性比喻，进一步阐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
最后顺其理势，引经据典，加以正面晓喻。说明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为齐宣王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孟子突设两个比喻，反问宣王“举百钧之而不举一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是否可能。
孟子用这两个比喻说明齐宣王能够对牛大施怜悯之心，却对老百姓毫无恩德，这只能说明他不肯施恩于百姓。也就是说，齐宣王之所以不能“保民而王”，是“不为”，而不是“不能”。
齐宣王就问及“不为”与“不能”有何分别。
孟子又用“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两个比喻，进一步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
“不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难事）
“不为长者折枝”—不为（易事）
——恩及百姓如为长者折枝般容易
明确指出齐宣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为长者折一根树枝，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
接着，孟子重申恩及百姓结果：
恩及百姓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à
（推恩、行仁政） 1. 天下可运于掌，可保四海
2.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不恩及百姓à 不推恩，行霸政à 无以保妻子
最后，勉励宣王实行王道。——应效法古之人（非齐桓、晋文霸主）；请仔细权衡推恩不推恩。
*辩论技巧：
1.用比喻手法向宣王发问明显浅显问题：以不举一羽、不见舆薪、不为长者折枝比喻“不为”，以不能挟太山以超北海比喻“不能”等，目的是请君入瓮，引出对“仁政”的议论，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
2. 正反对比： 以“挟太山”与“为长者折枝”对比阐述“不为”与“不能”的不同；“推恩”与“不推恩”及其结果的对比，让齐宣王深知问题的严重性；
3. 排比句式：3个“……为不用……”构成排比，增强语势；
第二部分（“抑王兴甲兵，危士臣”至“孰能御之”），从反面论述“霸道”的危害，敦促齐宣王彻底改弦易辙，放弃霸道，实行王道。
齐宣王不能实行王道，而一心要实行“霸道”。孟子先以“兴甲兵”几句，不直说霸道，却列举了霸道的种种害处，使齐宣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从而引导他说出“大欲”。“笑而不言”四字，写出宣王欲霸天下而又躲躲闪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神态，极尽传神之妙。
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仍是霸业，却故意以口腹声色之娱来揣度，形成文章的顿挫，然后道破其“大欲”乃是以力争霸天下，点明齐宣王的“大欲”后，旋即以“缘木求鱼”这个生动的比喻，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犹如当头棒喝，使文势如悬崖坠石，有千钧之力。
宣王不禁惊言：有这么严重吗？孟子再步步进逼，以邹与楚战为喻，说明齐若与天下对抗，强弱不均之势显而易见，从而导出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结论，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霸道的危害既已讲清，孟子再正面铺写行仁政王道的威力，就不能不令齐宣王怦然心动了。
*辩论技巧：
1.铺陈排比，迂回包围迫使齐王说出“吾不为是也”，直言道出齐王“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
2.比喻手法：“缘木求鱼”比喻“霸道”不可行；
3.类比说理：以邹与楚战说明霸道不可得天下。
第三部分（“王曰：‘吾，不能进于是矣。’”到篇末），阐述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
经过对王霸利弊的说明，齐宣王表示愿意就教，孟子这才水到渠成地拿出了他的仁政主张：
（1）“制民之产”——发展农业；
（2）“谨庠序之教”——重视教化。
使百姓有恒产，足以饱身养家，然后再对他们施以礼义道德的教育。这一王道仁政模式，以排比句对称说出，说王道制度，极言其利。只要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归附，犹如万条江河归大海，形成“孰能御之”之势。
全篇最后以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画卷作结，激发起齐王行王道的信心与雄心。
*辩论技巧：
以两组排比句对比说出古之明君与今之昏君在生产和教化两方面的不同做法，进而又以排比句展示“王道乐土”的美好图景，且又一一对应，整齐严密。

二、有没有＜论孟子的论辩艺术＞相关材料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的式微，诸子学勃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纵观百年《孟子》文学研究，有创获亦有缺憾。就散文艺术而言，百年中研究者主要从《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分析其得失，探讨新的研究路向，对进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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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谈谈对孟子说理艺术的认识

孟子言“辩”的历史文化特点 孟子把“辩”作为宣扬自己思想的最佳途径，他不仅好辩，而且善辩，在《孟子》中就充分地展现了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千百年来为后世津津所乐道。孟子非常擅于说服诸侯国君接受他的理论，或者是智斗论敌，以“辩”取胜。因此，孟子的言“辩”方法显得尤为有效，其论辩艺术令人称赞，言“辩”自有一派风格。 （一）直接论证，逻辑严密 直接论证，即直接对观点进行论证，包括直接证明和直接反驳两种。顾名思义，直接论证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事实上，无论在逻辑论辩中还是在日常交际中，直接论证始终是最普遍的方法。孟子往往从概念或命题出发，论点清晰，论证过程一目了然，得出结论水到渠成，便于理解和接受。如在回答诸侯问政时，孟子首先提出仁政的思想，然后直接讲道理，举例子论证，既不偏不倚地回答了问题，又极有力地显示出其对理论的自信，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论者的人格魅力和语言感染力，论点明确，使人印象深刻。 如《孟子·梁惠王章上》记录了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当梁惠王向孟子表达三家分晋，无所作为的惆怅时，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接着孟子直接论证了这个观点，并提出“仁者无敌”的政治思想，告诉梁惠王实行仁政就能够让天下归服，打消其顾虑怀疑。《孟子·离娄章上》则直接论证了“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因为治理国家必须凭借先王的制度，如果没有仁德的人处于高位，百姓无视法度就会作恶越来越多，国家的灭亡将在所难免。 以上例子都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直接论证，这种言“辩”方法还在孟子表达关于君子仁德义行方面有所体现。相传逢蒙向后羿学习射箭，后来因为觉得全天下只有后羿比自己强而杀害了他。孟子认为后羿有收徒不察之过，反受其害。于是他举了庚公之斯因授射之恩不忍加害子濯孺子的故事，_而证明后羿确有错收学生的失误。孟子认为君子优于常人之处在于以“仁”和“礼”反省本心。他终其一生追求至善所以没有忧虑，有的只是一时一刻不能实现尧舜德行的烦恼。孟子坚信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他直接论证了行“孝悌”以达尧舜之道的正途。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性善论通过直接论证的方法表达出来，无论诸侯还是诸子都可以非常准确地把握他的观点。孟子严守逻辑，态度清晰明确，其观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赏还是批驳都不需要揣测推断，这样的论辩过程更容易被双方所控制，你来我往，各抒己见，唇枪舌战，直至最后得出所谓的胜负和结论。 （二）譬喻类推，生动活泼 “譬”是中国古代思维论辩中一种重要的推论方法，[1]即比喻的修辞手法。墨子将其定义为：“譬者，举他物而明之也。”譬喻类推法就是设譬引喻和类比推理的结合。类推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类推就是“以类同为依据选取理由，再以类同为依据从理由推出结论，成立所要论证的命题”[2]。如果两事物之间在性质或因果关系上存在某种同一性，就具有了可比性，可以由此及彼类推出一种新的观点。由于“譬”具有类比的性质，[1]譬喻类推出的新观点实际上蕴含在两者所固有的统一性之中，或者早已在喻体那里有所体现。简单地说，在一般比喻修辞手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继续推理论证就是譬喻类推法。 譬喻类推在《孟子》中俯拾即是，汉代第一个《孟子》研究家赵岐在《孟子题词》里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3]据李炳英先生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就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着一百五十九种譬喻”。[4]数字直观地说明了譬喻类推在孟子论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加强孟子论证说理的形象性和说服力。 如《孟子》中的第一个譬喻类推就是著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孟子以战争来作比喻，同样是丢盔弃甲，逃跑五十步的士兵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是没有理由的。类推出治国，梁惠王只比邻国用心一点而并未想要与民同甘共苦就想要百姓归顺，国家强盛是不现实的。在孟子看来，如果偏离王道而只注重改革政令措施，结果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孟子谒见齐宣王，用“大木材”和“玉石”比喻国家，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才。孟子通过设喻类比，暗示国君应不断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 来源：江苏理工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