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民族觉醒的风向标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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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民族觉醒的风向标丨时评

西安事变＋简评

如何评价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一、“西安事变”-民族觉醒的风向标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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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发生在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关键时间节点。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把为民族觉醒抗争的使命和责任扛在肩上，于1936年12月12日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当时大的国内国际环境条件下，“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偶然的背后却蕴藏着必然性。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就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抗日救亡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东北沦陷、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严重刺疼当时每个国人的神经，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对中央红军进行多次“围剿”，围剿的次次失败更是寒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的心，在背负千古骂名的背后做着无谓的牺牲。经过多次谈判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都未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最后的“兵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正是这次成功的“兵谏”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风向标。

“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后，便走上了变法富强之路。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标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全面失败。割地赔款使得当时日本政府受益颇丰。在战争中汲取甜头的大和民族便把中国这块弱小的肥肉当成自己的后花园。“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次次成功的背后将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推向了亡国亡种的境地。“西安事变”促成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虽然过程磕磕碰碰，但总体上使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内战的烽火就此熄灭。八年艰苦抗战进一步证明只要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民族觉醒的风向标。“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两支抗战的重要武装力量。回顾历史，可以让人明白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民族觉醒、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近代中国人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西安事变”成为民族觉醒的一次重要里程碑。民族的觉醒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成功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作者：闫志强 陕西省定边县郝滩镇人民政府

一、西安事变＋简评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二、如何评价西安事变？

（2010·鄂州）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出发点是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
（2017·襄阳）国共十年内战基本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018·鄂州）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十年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展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三、西安事变 观后感 5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