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丨聂茂：参悟者的情感还原与生命价值

内容导航：

诗评丨聂茂：参悟者的情感还原与生命价值

诗歌的审美价值最集中的体现是情感和什么？

科学教育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主要目标包括什么

古诗十九首的文学价值？

一、诗评丨聂茂：参悟者的情感还原与生命价值

李青凇《隐行者》图书封面。

参悟者的情感还原与生命价值

——李青凇《隐行者》精神向度探析

文/聂茂

李青凇是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诗人。后来由于种种变故，他选择远离闹市，到寺堂庙宇、灵山胜水去做一个隐者，成为一名俗家弟子。多年来，他一直放不下的是那颗诗心，这也是他抵挡世俗诱惑的利器。令人欣慰的是，在尝遍世间冷暖、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后，李青凇的诗作变得更加淡然、从容与洁净。在煌煌大著《隐行者》（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中，李青凇进行情感还原，他融“大我”于“小我”，以“小我”表现“大我”，二者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隐行者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中，《我之歌》是一篇“在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盛世微言》道出了“一个当今隐者”的微言大义，《悟道与逍遥》则弹奏出“一个当代陶渊明”的“山水清音”。有关《隐行者》的评论众多，谢冕老师认为“这个现代隐者，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既是对现实保持距离的静观，也是体现自身强大的对于大千世界遥远的凝视。他把诗人的孤独设定为一种诗学的高度，但他也不乏庄重的省思。他对于孤独的表述，不止是远志大略，也有郑重的内省，而这些发自内心的自我省视因为他的坦然而动人。”无疑，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而已故评论家陈超认为李青凇的诗歌，“禅是诗家切玉刀。”他的诗与禅化若无痕的融汇，可以视为是对华夏民族自然含蓄凝练的审美性格的现代承继与变通。本文主要从诗人孤独而热情的“小我”和具有佛性和大爱的“大我”两个方面，浅析李青凇作为参悟者的诗歌中所彰显出来的“隐行者”的形象。

一、孤独而热情的“小我”

《隐行者》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真实的自我——追求孤独却又内心火热的活生生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真挚情感和经历。这个“我”是凡尘俗世中的一员，经历过挣扎和涅槃，从彷徨过渡到了悟，展现出尘世之我的心路历程，亦有芸芸众生之投影。

孤独既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审视。首先是处境的孤独。“世人皆下海，我独上山来”，诗人放弃丰富多彩诱人的红尘俗世，独自在山上隐居，在“清庐”里参禅悟道，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朴素生活。独居生活在他人看来也许有些单调和苦涩，但“我”却怡然自得：“晴日攀山崖，夜月品啼乌，诗来即展书，把酒自当垆”，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范。其次，处境的孤独造就心灵的孤独，这种孤独是不被理解的苦闷：“我的话别人听不清，我的字别人认不得，我的诗别人读不懂，我的思别人想不通。”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阂往往比现实的距离更加遥远，更加难以打破。这一点在远离尘世，内心敏感的诗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诗人的内心总是孤独的，甚至可以说，孤独几乎是所有诗人的宿命。但是面对孤独和寂寞，“我”坦言珍爱这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并祈求她们永远占据“我”的心灵，与“我”相伴终生。因为往往是这样，“我”才能与自我对话，与自然对话，与世间万物对话，穿越古今，创造诗情：“我的诗歌和思想，永远是灵魂中奏出的孤独之声、寂寞之音。”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中，“我”自我解剖，认识到自己“听自己的话也听不清，认自己的字也认不得，读自己的诗也读不懂，想自己的思也想不通”，因此不能怪罪别人；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尊自强的人，甚至孤傲的人”，从而修炼自身，谦逊待人。这样的自我审视，显得真诚而动人。正是在孤独中，“我”的肉体和精神都得到了升华。

崇尚孤独的背后是一颗真诚热情的心，诗人的内心燃烧着壮志豪情，“蕴藏着一种不可妄测的潜力”。一方面“我”崇拜自己的本质，热烈地追求精神自由和超脱，在《我之歌》中，爆发出“世俗皆不防，我是我的王”这样大胆且热烈的呼声。“我是预言中幻象的婴儿，时刻与万物和众神对话，在上天面前滔滔不倦，在众生面前咿咿呀，对魔鬼发号施令，对人民永做牛马”，“我”提出“人是自由的产儿”，人必须有一个“自由而宽松的气氛，尤其不能扼杀自由的天性”，“我”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热烈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并愿为此奉献自己，表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

另一方面，与同样崇拜自我追求精神自由和解放的狂飙突进的郭沫若不一样的是，诗人在热情喷薄而出之后，又回归平静，达到领悟和超脱，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来服务社会：“把拳头缩回来”，静心修炼，养得大气，以质朴稚拙的真实面目“招回尚待回炉淬火的面目全非的人们”，以粗砺纯正的诗文 “唤醒尚待开窍还原的失去神性的心灵”。“我”的宁静致远背后隐藏着灼热的血性，“我”既是维护传统的创造者，也是反叛世俗的保守者。

“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和认知，却又有着顽固的“参悟”。“我”有着“比八国联军更顽抗”的乡音和“比大北方更覆盖大北方”的乡愁，里面包含着对母亲的牵挂和对先父的怀念，并在乡愁笼罩的忧伤中“流出诗歌的清泉”；“我”也有不善言辞的困扰，面临“思之于心”与“形之于口”的矛盾，时常感觉无法与人交流，“几乎是不会说人话了”。然而将语言诉诸于文字时，却往往妙语连珠，在诗歌的领土上驰骋飞扬；“我”也与现代人一样，面临过生活的困境，经历过苦难的岁月和现实的磨砺，熬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与世多忤，与己多伤”，才最终找到适合的生存方式，与世决绝，悟道逍遥。

当然，在关于女性与情爱的问题上，“我”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在“我”眼中，女人如罂粟般美丽却有毒，女人是上帝创造出“流利的线条”后得意忘形的产物——“忘加了内在的东西”。女人是欲望之根和罪恶之源，并且“在一定意义上，除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并守住大后方以外，不能过多地干预世界、国家与家庭的大事”。这些观点物化女性，没有真正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而把女人视为罪恶之源，更是有些偏激和错谬。

“小我”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正是这些世俗的情感和真诚的袒露，打破了诗人与世人的界线，构成了一个可触可感，鲜活生动的世俗的“我”。

二、大爱无疆与佛性的“大我”

《隐行者》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表面上看是“参悟”，即不为世俗者认同的价值追求，其实他所做的是“人神合一”的大我——以慈悲为怀，具有人间大爱的佛性的人。这个“我”以普度众生为己任，已经和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是“天地人神的化身”。

“我”将小爱化为大爱，将大爱向宇宙众生辐射。正所谓“去小情小我，立大情大我”，诗人不执迷于小情小爱，放下“亲人和自己”，关爱花草树木与普罗众生，宣言“我爱的是芸芸众生，我造福的是浩渺大千”。这个“我”有一颗慈悲、智慧、圆通的心，崇尚真情大义乃至舍生取义，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时代立法，引度一切众生出离生死烦恼无明之苦海。这个“我”心怀天下，以传播真理，普度众生为己任，引导人类思想和行动前进的方向，庇护人类荒芜的心灵，劝人向善，“为众生开辟天路，在众生回归天真走向圆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不仅是人类，而且还是世界万物的代称，是天地人神的化身。“人神合一”的诗歌宗教观与泛神论哲学相通，泛神论的核心思想——“神即自然，自然即神”，是说神在万物之中，又超然于万物之上，既是不可言传、难以捉摸的，又是可以与人、宇宙、自然相互感应的。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郭沫若曾将其概括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我”的诞生和存在都是神的表现。“我”由天地孕育，“我的生命隐逸在白阳的心窝，一个被遗忘的黑子上，如太阳和月亮般升起、沉落、升起、沉落”，“孕育太阳、月亮和星星也不能发出的光，创造照射一切的喷薄” ；由自然滋养，经历“北方的风霜”的洗礼和佛陀的指引；最终将走向澄明之境，“天地人神把我推举成高峰之上的虚空”，“在灵魂无须呼吸的天国”叩问“妙香和祥光的圣殿”，“抵达最终的澄明”。“我”可以是一切实体，是一条道路，一束光芒，一滴水珠，是“雨露霜雪”，是“慧日禅月”，是“鸟语花香”；“我”也可以是一切虚体，是“潜伏在风浪中的卧龙”，是“爱神的瓦特”，是“天地间神秘的气团”，是“不生不灭的虚空”是“不增不减的时间”。

正如李青凇所言，“它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这里面就包含着中国哲学上的许多智慧。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法身本无象，般若亦无知”，人人皆有佛性，众生本来是佛，宇宙万象，都是佛性的显现。而这些，忙忙碌碌的都市人哪里能够感受得到？

三．“小我”与“大我”的高度契合

值得一提的是，李青凇的书写与别人不同：郭沫若的《女神》中，“小我”是大时代下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写照，而“大我”则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大我”与“小我”精神相通；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则是以“小我”的感触来体悟“大我”，以小见大；李青凇的《隐行者》更加体现了“小我”与“大我”的相互交织。

通过阅读《隐行者》，我能充分感受到：一方面，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需要一定的过程。“我”原是世俗中普普通通的人，有着世俗之人的情感和烦恼，经过佛理的浸润后，才修炼出大慈悲、大圆融的佛性。另一方面，用“大我”的情怀去感化“小我”，并不仅仅是感化“我”自己，更是感化千千万万个如“我”一般的个体。“大我”与“小我”相互交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个鲜活生动的统一体。

可以说，李青凇的《隐行者》既是一幅隐逸者的自画像，又是一曲悠扬的生命颂歌，是诗人内在生命精神的充分体现。诗中的“我”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他既是肉体的自我，又是灵魂的自我，既是孤独而真实的诗人自己，也是宇宙佛理的象征。诗人以“小我”见“大我”，又寓“大我”于“小我”，二者交映成趣，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悠长。在当今社会越来越物化，人的情感越来越干涸，内心越来越焦虑，多读一下这样的文字，能够提精聚神，能够洗去胸中的尘埃，能够提升思想境界，真正获得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平等、自由、宁静、快乐的生命价值。

聂茂，东莞理工学院“杰出人才岗位”特聘教授，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诗歌的审美价值最集中的体现是情感和什么？

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是强烈的抒情性,通过诗歌抒情所营造的诗歌意境是其审 美价值最集中的体现。 散文:自由灵活,表现为题材的广泛性、手法的多样性及风格的个性化。
诗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体裁，是以意象为诗情表达的基本结构单位，借助丰富的想像和新奇的比喻，以具有强烈节奏感和音乐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生活的由衷咏叹的文学体裁。它是深缅的思想和饱满的感情，在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交融在一起而显现出来的一咱精练而富于感染力的艺术。
　　一、抒情性是诗歌的根本艺术特征
　　小说、寓言和童话主要通过人物或动物和故事情节来再现生活的；散文主要是借助一定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来再现生活；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语言和旁白来再现生活的。而诗歌则是主要通过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的。因此可以说，抒情性是诗歌的语言艺术。有人把抒情性称为诗歌的灵魂。
　　诗歌的抒情性，是指诗歌不但用抒情的方式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是通过抒情的方式来打动和教育读者。郭沫若说过一句话：“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性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生命，离开抒情性谈诗歌是没意义的，因为抛开抒情谈诗歌，诗歌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价值。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反映了三千年前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有人说，诗歌是用来抒情的。我们不能超越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但能超越心理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要通过诗歌里面的抒情来完成。现在我们不能经历杜甫诗人所处的战乱社会人们的疾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杜甫的《登岳阳楼》中的抒情情感去感受。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西出阳关无故人”巧妙地传达了作者与朋友依依不舍、叹息流泪，说着相聚时的欢乐，分别的无奈，别后会有的思念的思想感情。也许现在分别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不但交通方便，联系也方便，只要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封E-mile就可以联系上对方，甚至可以通过视频看见对方那熟悉的面孔，但是当时交通不便，今次分别不知何年何日才能重逢，生离也就是死别。

二、科学教育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主要目标包括什么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情感不仅指学习兴趣、学习责任，更重要的是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不仅强调个人的价值，更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不仅强调科学的价值，更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从而使学生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扩展资料

科学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促进人发展的目标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前者是科学教育本体功能的体现，后者是科学教育外在职能的体现。随着对科学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全面，对科学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科学教育目标也不断发展。

总的来看，科学教育育人目标与科学教育内涵的发展是一致的。从最初的注重知识、技能到关注方法与过程,到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把握科学本质。

科学教育育人目标的重心在发生着摇摆和震荡，并不断寻找着平衡与融合，这种平衡与融合集中反映在当代‌“科学素养‌”理念的提出与发展，也表现在我国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全面科学教育目标。

科学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培养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我国提出的‌“科教兴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科学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对科学本质的逐渐认识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反省与进步的过程。

三、古诗十九首的文学价值？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及主题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19]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20]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21]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22]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25]

　　“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28]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9]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30]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31]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32]
　　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
　　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35]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此“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美学意蕴的比较全面地概括。刘迪才对诗中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种典型的意象加以审美观照，发现诗人目前之象无不成为诗人心中之意投射的对象而深深烙上诗人主观情感的痕迹。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36]
　　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辞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37]
　　（四）、《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
　　近20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把它和《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进行比较研究，或侧重比较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或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或评论它们的创作态势、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幼明得出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开创的比兴系统。[38]赵敏俐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创作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亚新则专门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它在体裁方面为彬彬之盛的五言诗黄金时代建安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直接开了魏晋文学的先河。[39]
　　综上所述，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是也可以看出，交叉重复研究多，独具特色、有重大突破的少。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征，尽管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仍有很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复归、生命意蕴、时间意识、时空感悟的研究正成方兴未艾之势。对21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意见：一是材料的收集，将隋树森未收集到的资料（各种古诗选本、后人拟诗、历代诗话评论、各种专著中等）尽量搜罗完备；二是资料的整合工作，把诗歌的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宽视野。[40]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会继往开来,
　　使《古诗十九首》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