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给莫言做了一个局，司马南充当了打手

内容导航：

诺贝尔奖给莫言做了一个局，司马南充当了打手

莫言：一个天才型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何遭人谩骂？

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小故事

一、诺贝尔奖给莫言做了一个局，司马南充当了打手

兵者，诡道也！

论计谋，我们是人类的祖师爷。早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的兵法，在后续历史演化中又出现了各种阳谋、阴谋。

眼花缭乱的计谋让历史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也让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如今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在我们的历史中找到相吻合的痕迹。

作为玩计谋的祖师爷，我们也被别人设了局，而且让对方得逞了。

2012年，当莫言手捧诺贝尔文学奖归国的时候，国内一片欢呼和赞扬。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他值得这样的赞扬。

当时外交部发言人也送上了祝贺，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对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莫言先生是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朋友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优秀中国文学的魅力。

当时莫言获奖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争议点不在于他的作品，而在于获奖词。我认真读过这段获奖词，也认为里面暗藏玄机，没有那么单纯。

诺奖委员会节选了莫言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这些情节单拎出来像是在抹黑中国，但放在整本书中，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西方人的狡黠之处，他们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误导大众，并大力赞扬莫言描写的这些情节，把他营造为靠抹黑国家才能获奖的作家。

说白了就是一出离间计。西方文化多年来一直在围剿渗透我们，莫言正好成了他们的工具。当年莫言获奖的时候就有争议，只是声音没有这么大，直到今年被司马南翻了出来。这也正中西方国家的下怀。

司马南把获奖词重新解读了一遍，给莫言扣上了结结实实的大帽子。观众们听完解读以后义愤填膺，对莫言送上了恶毒的谩骂。

对于骂莫言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愚蠢至极。

首先，获奖词不是莫言写的，而且莫言也没有配合西方国家在获奖后抹黑中国，主观上没有错。

其次，在获得诺奖之前莫言已经拿过茅盾文学奖，这是国内文学界最高奖项。能拿这个奖项说明莫言的作品没什么问题。

面对诺贝尔组委会发出的邀请，莫言要不要去领奖呢？当然要，而且要大大方方地去领奖。

刘备娶孙尚香之前明知道是个局，依然深入虎穴抱得美人归，最后让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关于莫言去领奖不应该不存在争议，对方白白送给我们一个美人，不管对方什么目的，我们都应该紧紧抱在怀里。驾驭不了美人只能说明自己水平不够，而不能怪美女太坏。

面对西方的离间计，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送给西方人这么一段话：

感谢你们对中国作家的认可，我国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很多，未来50年的诺奖提前承包给我们也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喜欢中国农村题材，我们还有专门写伤痛文学的郭敬明，专业创作霸道总裁文学的张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们，我们双手赞成。

这样既能化解对手的离间计，也能让莫言清楚诺奖的含金量，一举两得。

很显然大众是盲目的，当司马南旧事重提的时候，大家失去了理智，开始了窝里斗。这也是我们最擅长的方式，对外人够软，对自己人够狠。

在窝里斗的过程中，司马南充当了打手的角色，他不是为了公心，而是为了私利。造成了一副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就在大家为司马南围剿莫言欢呼的时候，西方人正在偷着乐。

事情已经发生，我们要吸取教训。不期望民众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一定要防范司马南这种别有用心的人恶意煽动。

一、莫言：一个天才型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何遭人谩骂？

文／南州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莫言

​莫言，是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同屠呦呦是首位中国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一样，本是一件值得赞誉的事。 

但不知为何，一提起莫言，便有很多人群起而攻之、骂之，对他的作品表示非常不满。

围攻莫言者的所骂言语多半如下：作品阴暗、沉闷、低级趣味；迎合西方人认为国人愚昧落后的观点；有选择性无底线暴露本民族的阴暗面，丑化祖国和同胞等。

先不论，这些谩骂莫言的人，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其中，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很少有人骂他，而获奖之后，骂声四起，来势汹涌。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红是非多”，再或者是“树大招风”？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级大奖，是由西方设立评选没错，但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医学奖等不也都是西方评出来的吗？为何一定要厚此薄彼？

从语言环境、历史、文化等角度看，可以说一国文学是有国界的，不是世界性的，但文学中所蕴含的真实、朴素、激荡的情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剖析，对社会的洞察，也存有人类基础共鸣。

对一个人、一件事、一部作品有争议，无可厚非，但动辄谩骂成风，为了骂而骂，不由分说地骂，不是很奇怪吗？

一个敢于说真话、写现实的作家，才称得上是良心作家。但我们的社会留给真话的生存空间，实在令人堪忧。若长此以往下去，我们曾经辛苦得来的东西，也将亲自被我们自己断送掉。

大仲马有句话说得好：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用来挂小说的钉子。

其实，从大家的爱好也不难理解，谁不喜欢听故事和各种奇奇怪怪的八卦？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和小说，比比皆是，《封神榜》《聊斋》以及四大名著等等，都足以说明故事的强大生命力。

这一点在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名作《人类简史》中，也有所体现：人类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编故事群体，并且用神话、用故事来维系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存在，进而变成一个更为团结的群体。

而那些对莫言以及莫言小说愤怒、谩骂的人，似乎不明白这一点，历史、现实与小说的关系。

同样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相比较而言，就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但写出拉丁美洲百年风云变幻史、反映拉美那一片大陆人民富足与贫困的《百年孤独》被视为拉丁美洲的「圣经」，而莫言以及他的作品，却遭受很多人的谩骂。

想来，也许正如某位网友所说： 一个正常的人，在不正常的社会里就显得不正常了，一部好作品，在不好的人眼里就不是好作品了。就像一群习惯于说假话的人疯狂撕咬偶尔说了一句真话的人。

莫言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曾发表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在演讲的后半部分，他讲了三个故事。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毛骨悚然的有两个。

（1）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莫言上小学。有一回，学校组织他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他们这些小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放声大哭。莫言为吸引老师的注意，一度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

他也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在脸上，来冒充泪水，还看到在真哭假哭混成一片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一滴泪水也没有，嘴巴也没发出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去遮挡脸部。这位没有哭泣的同学睁着大眼睛看着包括莫言在内的其他同学，眼神中流露出惊讶和困惑的神情。

参观结束后，莫言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因为这个，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以后，莫言对告密一事深感愧疚，并向老师表示忏悔。

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同学有十几个。

莫言这位没有哭泣的同学，在莫言获诺奖之时，已去世有十多年。莫言表示，每当想起此事，想起这位同学，他就深感歉疚。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莫言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陌生吗？大抵是不陌生的，区别在于：你是那个哭泣的人，还是那个没有哭泣的人，有没有去告密，以及多年以后有没有因为告密而感到愧疚。

 （2）为保自己，要去牺牲别人的人，会有报应的

这个故事是莫言的爷爷讲给他的：

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躲避一场暴风雨，进了一座破庙。因外边的雷声猛烈，一阵又一阵，甚至有一个个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天空似乎还传来吱吱的龙叫声。此时，这八个泥瓦匠，被吓得胆战心惊，面色如土。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事，谁干过坏事，谁自己走出庙接受上天的惩罚，免得让我们好人受到牵连。

外面雷电交加，自然是没有愿意出动站出来，走出庙去。因此， 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

其中，有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卷了出去。众人就催草帽被刮出去的那个人出去受罚。庙里比外面好得多，这个人不愿意出去，于是 众人合力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

而 那个人刚被扔出去，这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看到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结尾，会不会觉得自己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害人不成终害己。 

对莫言以及他的作品的评价：骂他的人甚嚣尘上，但沉默的才是大多数。

谩骂之外，也曾有网友这样评论到：“ 莫言长篇以《生死疲劳》最瑰丽宏阔，尤记得四年前读这本书时通宵达旦，难以释怀的情境。只有真正读了莫言之后，你才会理解瑞典皇家学院那些人不是吃素的，人家可是目光如炬，心明似镜。据我的阅读涉猎，当下中国文学的确只有莫言当之无愧堪领此奖。”

“莫言的创作力是一流的。”

“莫言的作品富有批判性，能启迪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站在人民的立场出发，很受人民的喜爱。”

另外，国内一众作家对莫言的评价都非常高：

余华曾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了。因为90%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比不上莫言最差的一部。

王蒙说：老实讲，莫言的长篇小说，我大部分都没看过，但我清楚记得，1985年莫言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我看完后非常激动，我到处跟人说，我那时候刚过50岁，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过，但看完莫言这篇小说后，我得承认我老了。

陈忠实则表示：中国作家终于走进了诺奖行列，我觉得这不仅是莫言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必将对中国文坛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而毕飞宇则称莫言是他最爱的作家，莫言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于告诉大家作家是人。他的作品流露的不是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内心巨大生命力。

在作家王安忆眼中，莫言是天才型的作家，在天才方面，她认为在当代作家里很难找到人能和莫言相比。

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获得过很多赞许；《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导演拍成了电影；《生死疲劳》中的故事更是精彩绝伦，写出了属于中国特有的轮回故事；《丰乳肥臀》中用魔幻笔法，讲述浓浓的社会现实；而为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蛙》，相较其他作品，自然有其更胜一筹之处。

莫言的作品到底是不是好作品？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现在的争论对他会有影响吗？

争论之下，其他的交给时间吧。岁月才是检验作品生命力的利器。

最后想说：有争议不完全是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自信与包容表现。相比较，莫言的所悟所说：“当众人都哭泣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那么，今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谩骂，或者赞美都变成一种肆无忌惮的表演。

二、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我是念文学出身，三十年前对文学创作曾有过关注，写过文章，出过书，有一点发言权。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就没有发言权了。当然认识一些作家，王蒙、王安忆、贾平凹等，有的保持了联系。和莫言认识的很晚，见过，但真正认识，是他调来艺术研究院以后。参加一些会，听他的发言。三年前在湖南召开两岸经济文化论坛，我们都参加了，他对我多所照拂。知道这是一位不威而重的超出凡品的人物。

　　莫言的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社会经络的痛阈，写出了人性的挣扎与坚韧。他的文学是有力量的。很多作家在生活面前、在现实面前采取的是妥协的态度。但莫言的创作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文学就有力量。包括他早期的创作，以及后来的《生死疲劳》和《蛙》，都是这样的作品。

　　因此莫言的获奖，毋宁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对诺贝尔奖有各种说法，有多少潜台词，多少潜规则，钱锺书先生甚至说诺贝尔这个人，一生做的两件事都不怎么样，一是发明炸药，二是设立诺贝尔奖。钱先生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大。后来知道，这个话萧伯纳也说过。

　　但是这一次，这次莫言的获奖，我认为是给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的，是给纯粹的中国文学的。

　　当然一切荣誉都是外在的，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刚才莫言的发言，似乎有这样的意思。祝贺莫言!为你高兴!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小故事

1、莫言

在莫言上高中的时候，莫言家里做了个猪圈，养了几头猪，没到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但是等猪长大后，猪的胃口变大了，饲料也不够吃了。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莫言父亲整天为着猪圈里几头猪愁眉苦脸。

这个时候事情发生转机了，有一次莫言在学校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莫言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饭菜，莫言这个时候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想法到好办法的莫言马上就通知了父亲，父亲听了更是一拍大腿第二天就跑去学校收拾馒头剩饭。

莫言父亲每次在学校拾馒头剩饭时，莫言很多同学眼里就是一个“丐帮帮主”，尽管是这样，莫言并没有因为同学的冷眼就一蹶不振。他的同学可能谁都没想到，就是他们眼中的丐帮帮主，几十年后，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玛丽·居里

丈夫去世后，玛丽·居里的生命一度陷入了冰河状态。直到保罗·朗之万——另一颗伟大而聪颖的头脑，介入了她的生活。朗之万是热爱玛丽·居里的——当然，他的离婚失败了。

同时他还愚蠢地让自己的妻子拿到了玛丽·居里写给他的情书，这些情书最终被公布给了报社。玛丽·居里在45岁的这年，陷入了身败名裂的低谷。

保罗·艾培的女儿，玛丽·居里最忠实的学生与支持者之一，却因此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巨大冲突，她站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一字一句地说道：“如果你敢于赶她走，我将永远不会再见你，我的父亲。”

她一生里没有顶撞过父亲，惟独在这一件事上表现出了怒不可遏。她清晰地说了以下留给父亲也足以留给未来的话语：“如果玛丽·居里是个男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玛丽·居里在这场舆论风暴中，走向了她生命的陨落。有几乎三年的时间里，她的精神是在一种崩溃状态里，她被她周围的强大的、恶毒的、残忍的敌意打垮了，不得不住进一所由修女开办的医院，以求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治疗。

最终她恢复过来。强悍的意志和工作让她再度站了起来。在这之后她持续工作了22年，继续为法国和世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泰戈尔

泰戈尔的父亲为教育好儿子，就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儿子。每天早晨，父亲把泰戈尔叫醒，父子俩一起背诵古诗。早点之后，父亲让泰戈尔坐下来，静静地听自己颂唱经文，然后一块儿去散步，散步时讲各种知识。

回到屋里，教孩子读英文。晚上，爷俩又一块学习，还以天为书，讲初级天文知识。泰戈尔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浓，父亲把家里的藏书展示给孩子，泰戈尔饱览名著，写出了第一部诗剧。

4、爱因斯坦

在爱因斯坦小的时候，有一天德皇军队通过慕尼黑的市街。好奇的人们都涌向窗前喝彩助兴，小孩子们则为士兵发亮的头盔和整齐的脚步而向往。但爱因斯坦却恐惧得躲了起来，他既瞧不起又害怕这些“打仗的妖怪”，并要求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这种妖怪的国土去。

中学时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可他并不申请加入意大利国籍。他要做一个不要任何依附的世界公民，大战过后，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

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

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生存下去。

5、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从小喜欢运动，一生坚持不懈，直到老年，人们尊重地称他“老年运动家”。他在学习或工作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抽空参加多种文体活动，尤其喜欢爬山、骑车、赛艇、散步等体育活动。有人形容他工作时的劲头简直象个疯子，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

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就读时，尽管每天学习任务紧张，仍抽出一定时间散步，节假日还要出外旅游或划船。爱因斯坦的这种爱好，不但是从兴趣出发，而且为了提高学习效率。

爱因斯坦晚年时，还坚持劳动坚持锻炼，他经常从事一些家务劳动和栽花、浇水、剪枝，还经常邀请朋友去爬山，有意识地磨炼意志，锻炼身体。有一次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及其两个女儿，兴致勃勃地攀登瑞士东部的安加丁冰川。

他们按照登山运动员的要求，身背干粮袋，手持木拐杖，顺着山径往上爬。在旅途中，爱因斯坦谈笑风生，十分活跃，好像年轻人一样。从此，人们赠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老年运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