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8点见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儿所”要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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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8点见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儿所”要回来了吗？

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个人能做哪些努力？

女性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一、新闻8点见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儿所”要回来了吗？

新闻8点见，多一点洞见。每天早晚8点与你准时相约，眺望更大的世界。

近日，北京宣布将扩大幼儿园托班规模，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接收2-3岁婴幼儿入托。这个消息唤起了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遍布各地的托儿所的回忆。

国家出台政策支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其中包括建设一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解决家庭的婴幼儿照料难题，从而降低社会生育成本。然而，“托儿所”回归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托育行业缺乏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2021年3月4日，中国儿童中心《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前期研究项目通过国家卫健委验收。2021年8月，《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暂未公布最新进展。

记者查询到，参与该标准制定的中国儿童中心曾于今年7月1日发表《当前托育机构质量建设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9城市43所托育机构的实地调研》一文。

调研发现，托育机构存在场地受限、人员队伍结构不完整或缺乏系统化的专业支持、保育照护质量不高、膳食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家庭个性化服务及社区服务较为困难、机构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其中，特别提到了幼儿园托班的“幼儿园化”现象。调研发现，保育人员缺乏对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基本规律与要求的了解，容易将3～6岁的教育模式直接运用于3岁以下婴幼儿的保育照护中。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告诉记者，虽然有相关政策，但过去很多幼儿园都接收2~3岁婴幼儿，在照料方式上没有很严格的区分。在这轮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建设中，北京、海南等多地都在试点探索幼儿园开办托班和托幼服务一体化，更需要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提供真正适合孩子的，有针对性的照护服务，这应该成为下一阶段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阅读全文>>>

近期，我国持续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局部地区疫情出现反弹。10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锋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运行。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现在总体来看，我们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还没有达到胜利的彼岸。“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来做好相应的防控工作。最终疫情彻底结束或者我们彻底战胜疫情，需要综合考虑病毒的变异，疾病的感染谱、严重度的变化，以及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能力，我们的防控能力、救治能力，以及社会公共卫生的干预措施这几个方面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雷正龙表示，我国部分省份已经开始进入流感流行季节，并且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同期水平，各地需要严格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流行的风险。今年9月以来，国家疾控局在认真总结近几年流感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提前谋划、科学防控、综合施策的原则，对全国流感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阅读全文>>>

中国汽车出口数量猛增。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达到191万辆，同比增长44.5%，这一数据已经仅次于日本，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另据中汽协数据，今年8月，中国汽车出口为30.8万辆，同比增长65%，实现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30万辆。那么，中国汽车出口为何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崛起?这其中的深层次因素有哪些?

中国汽车出口猛增，短期因素是因为疫情。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遭遇严重危机，芯片短缺严重影响了日、欧、美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受到影响，供货下降，价格上升。因此，在种种客观因素影响下，其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虽然我国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中国充分发挥了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的产业链优势;并且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很好地保障了企业的生产。此消彼长之下，中国汽车竞争力得以提升、出口量也逐步上升。

而在短期因素之外，趋势性的因素是新能源车的崛起。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打入国际市场，带动了中国汽车出口。新能源汽车的趋势背后，一个更大的趋势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技术、生态的持续发展。目前，国内汽车产业链条相对完备，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这个优势，源于我国不断扩大开放水平和领域。

中国汽车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提升，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合资汽车的生产中，锻炼出来的技术、人才、产业链，支撑起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进而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推进了中国成为汽车制造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新能源车领域，我们也不断实行对外开放，与国际对标，促使国内车企提升生产效率。

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汽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从大国到强国，我们依旧面临很多挑战。要想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仍然是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尤其是观念层面的开放力度，不断与国际优质车企对标、加大创新和竞争力度，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阅读全文>>>

据媒体报道，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浙江杭州小伙小陈办了场婚礼。婚礼现场来的不少朋友，给的红包扁扁的，里面只放了一张卡，叫“礼金互免卡”。原来，小陈夫妻为了减轻关系要好的未婚朋友们的经济压力，又考虑到大家空手来参加婚礼会不好意思，便萌生了设计“礼金互免卡”的念头。等以后去参加对方婚礼时，将卡的主券塞进红包送上，作为礼尚往来的凭据。

“礼金互免卡”不愧是一种“新发明”，独具现代婚俗的开创性。不仅受到小陈夫妻朋友们的赞誉，也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认可。这样的创意，颠覆了传统送礼习俗，有助于扭转民众对婚俗、礼金的传统认知，进而在年轻人群体间形成一股新潮流，逐步改变互送礼金的习俗，减轻年轻人参加婚礼的经济负担。

俗话说，礼轻情意重。送礼多寡本来就不是重点，祝福送到了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过度重视礼金多寡，相互攀比之风盛行，甚至将红包的厚薄与情谊、亲疏联系起来，导致婚礼红包一路上涨，变成了一种婚俗陋习。

其实，有一些地方并不看重礼金，只是要红包的仪式感，讨个“好彩头”罢了。

由此可见，“礼金互免卡”作为一种创新，也给了很多年轻人启发，婚礼红包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不必非要随大流送大礼，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即可。

同时，年轻人也要主动做潮流的引领者，以各种创新方式，降低份子钱标准，让婚礼红包不再成为“红色炸弹”，而是真正的婚礼祝福。阅读全文>>>

伊拉克的无政府状态已持续一年有余。自去年10月10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以来，伊拉克各政治派系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总统、总理之位迟迟难产。政治僵局引发社会经济动荡，过去几个月间，伊拉克多次爆发暴力冲突，民众不满逐渐加剧。如今，伊拉克政治困境似乎迎来微弱的曙光。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哈布希(Mohammed al-Halbussi)办公室10月11日宣布，伊议会将于10月13日复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总统。声明称，此次议会会期“只有一项议程，选举产生这个国家的总统”。

伊拉克总统是一个偏礼仪性职位，但它对于破解伊拉克政治僵局非常重要，因为总统人选产生后，后续的任命总理、组建内阁等程序才能得以推进。也因此，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分析认为，伊拉克议会举行总统选举是伊拉克政局迈向稳定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导致伊拉克陷入长时间政治僵局的主要原因，就是伊拉克国内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严重分歧。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什叶派内部的矛盾。

余国庆介绍称，伊拉克什叶派内部目前主要有两大派，一个是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这是伊拉克新近形成的一股政治势力;一个是以前总理马利基为首的“协调框架联盟”，“两派在总统选举、总理选举等关键问题上都存在矛盾，由此导致议会难以顺利推选总统”。

余国庆对伊拉克未来一段时间的局势也并不乐观。他表示，按照伊拉克目前的政治框架，各派系之间的分歧短期内难以解决。尤其是，伊拉克的政局还受到美国、伊朗等外部势力的影响，“若是这种外部影响仍然持续，伊拉克的政治动荡或许仍将持续”。阅读全文>>>

编辑 艾峥 设计 甲晨晨

校对 李立军

一、如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保持合理的人口整体水平是国家是民族，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保障，让大家想生，愿意生，这样就必须要构建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样社会中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形成一个合力，构成生育友好共同体。让个体，让家庭，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生命活动中和声育结果中感受到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才能构成生育友好型，希望大家各方面都能努力，以及支持。

之前的生育政策就是生二胎好，现在今年直接三胎政策来了，现代人因生活压力过大，没有生孩子的意愿，连聊一聊都不愿意。现在大多数女人得先养活自己才能去养活孩子，带娃工作家务一肩挑，一孩已经压力山大呀！

经常看到企业开除怀孕妇女的新闻，评论区指责孕妇的人比指责企业的人多。说什么根据这个情况，如果想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就应该把孕妇在企业在工作中受到的歧视可不公平对待，这个现象该彻底抹掉。

同样都是女人，为什么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就不能再选择工作？既然提供了三胎政策，那么就应该把发现的一些问题给落实到位，而不是只是说一下而已。

现在国家为了提倡优生，以及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做了很多准备，比如说如果生下一个孩子之后补贴多少钱？这些现在都是有政策下来，不过愿意生孩子的并不多。

现在想要构建这样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就必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现在我发现有这些可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比如说育儿假期幼儿津贴，孕前检查都是免费，以及公共资源分配，也就是说可以利用儿童更高的几分钱来获取经济舒适方。

等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好了之后再来看一看还有多少人会选择生孩子。

二、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个人能做哪些努力？

其实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去关照这个社会的孕妇，或者说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的地位来讲的话，做到自己能够对生育型有好社会有利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他其实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身份是不同的，那么所扮演的这个身份不同，他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不同的。

假设我们只是社会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它对于整个社会这一种建立来讲的话没有太多的帮助。那么我们只能够从自身的力量来说去帮助建设这样的一个社会。那对于自身来讲的话，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去更多的关爱这个社会的孕妇，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见到孕妇的时候，可以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让他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的关注度是很高的。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如果说能够从社会的层面上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这些孕妇来讲其实就是很好的一种关注。但如果说我们个人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或者说是我们所在的这种社会地位，能够对推动这个社会的建立有着更多的帮助的话，那么我们其实能够做的是更多的。

假设说是一个公司的老总的话，那么就为了帮助建设这样的社会，那么可以出具相关对于这种孕妇的保护政策。比如说如果说员工怀孕之后，公司可以去给他比较长时间的产假，或者说是完全的保证，即使他怀孕，但是这个工作也会为他保留，不会去因为他怀孕的问题而去剥夺他的工作机会。通过这样的方法的话，其实是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支撑的，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女性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不在意料之外，也并非一蹴而就。
原新认为，负增长的种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埋下”。
1992年，当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6降至更替水平（2.08）之下，这意味着子代的出生人数不能有效完成对父母的“替补”，内在增长率就已经是负的。
再往前追溯，是1973年的“一脚刹车”——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
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1980年9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将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
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被废止。
“早在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就已经降至更替水平，步入持续稳定的低生育率时代，人口的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原新打了个比方，“人口列出的刹车在1991年踩下去了，但是列车依然惯性前行了30年，目前所有人口增长惯性即将消耗殆尽，人口将进入稳定的负增长阶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进入负增长前，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的下降趋势在21世纪之初开始显现，在2000年跌入1000万人区间，之后五年到2005年逐步跌入700万区间，再过5年后到2010年跌至640万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可能已经错过了窗口期：“2000年到2010年是一个窗口，一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机遇期’，在那时候调整可能最为有效。”
此后，因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中国的出生率曾出现两次回升，但自2017年至2021年，中国净增人口出现五连降，从2018年的530万人一路狂跌至2021年的48万人。
“负增长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但不是结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八点健闻。
从区域上来看，我国人口的负增长呈现由点及面不断扩散的特点。“点”是如上海这样的因经济发达而具有少子倾向的地区：早在1993年，上海市的户籍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到今天，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0.8，和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韩国持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也陷入了“生育陷阱”。历史原因导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轻人流向沿海地区的“东南飞”，拉响了当地的人口警报。
到今天，陷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已经超过一半。
根据2021年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份中，已经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
尽管，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这些沿海省份人口依然在增加，但并非是出生率较高的缘故，而是他们都是劳动力流入的省份。
但总的来讲，少子化已经渗透到全国范围内了，“最后全部都会进入负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2021年，只有48万。
对于中国庞大的14.2亿人口来说，这个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数量已经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继续走下去，就是越来越接近于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交叉的边缘。
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变成常态负增长前，往往有一段零人口增长阶段，一般会在零值波动几年，再转向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
“在负增长的初期阶段，人口体量依然庞大，即便是十四五开始负增长，也是早期阶段，人口总量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
“即便按照2020年的生育率1.3发展，2050总人口还会还在12-13亿以上，在负增长早期阶段，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原新强调“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往往存在时间滞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现象，一方面，要超前认识和准备，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这种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是问题，匹配就不是问题。”
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负增长释放出一个紧迫的信号，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如果长期保持这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话，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穆光宗说。
黄文政指出，“人口负增长开始比较缓慢，之后会不断加速。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2以下的水平，那么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一个人去世5个人的速度减少。”
1980年代末，中国的总生育率为2.6，远高于更替水平2.1。自1994年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1.6至1.7之间徘徊，但在2020年下滑至1.3，2021年仅为1.15。
人口学家何亚福告诉八点健闻，人口的增长有惯性，不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就马上下降的，同理，人口的下降也有惯性。将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时，即使生育率回升，人口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惯性减少。
上海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这篇报道写道 ：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等问题。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建博士在《对话》撰文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预计到2100年将减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预计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将继续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这意味着，目前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20名老年人，但到2100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将必须赡养多达120名老年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下降1.73%，这意味着除非生产率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彭秀建指出，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把更多的生产资源用于提供卫生、医疗和养老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女性的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茅倬彦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继续走低：
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
黄文政认为，1990年年代出生人口曾经历过一次断崖似的下跌，就是90末的人数远低于90初。现在的生育主力逐渐从90初一代转换为90末一代，育龄高峰期女性基数大幅减少，而生育意愿也更低，“这对出生率是双重的打击”。
上述调查认为，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一方面，在年轻人眼中，生育意味着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且可能回报渺茫。
“在农业时代，多一个小孩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生育是有经济动力的。而现在生养一个小孩，除了在精神上获得一些幸福感，你经济上几乎完全是付出。养孩子是没有收入的，这可能和你的付出是完全不对称的。”黄文政说。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
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想要真正提升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需要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强调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育负担外部化，应当由国家和政府分担生、养、教的成本。对在无形中承担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体，国家也要进行补贴，让企业减少因员工生育带来的损失。如此女性员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对待。
国家卫健委在《决定》一文中强调，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一个较为完善、能够支撑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何亚福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动人口。“育龄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国家，所以鼓励生育只有中央层面来做最合适。”
但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为例，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
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而在当下，我们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如原新所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交汇，也还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候还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甚至更长周期之后。”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积极准备。
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