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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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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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一、张之洞对革命党的同情自庚子自立军事件始

张之洞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庚子自立军起义之前。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际，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势若燎原，以慈禧为首的满人权贵，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企图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头脑清醒的张之洞，洞察局势，无可如何；他身居武汉，心忧天下。张之洞心中有他自己的盘算。

当时，唐才常等人，则在长江流域，极力筹划，奔走布置。他们以长江流域哥老会等秘密结社的会员为基础，组织自立军，图谋武装勤王。唐才常本人于戊戌政变之后，曾去过日本。在日本期间，唐才常同革命党人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还有为数众多的在日本的留学生，均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同张之洞半年多以前，刚刚派往日本的两湖书院的在日本留学生，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因为唐才常本人也出身于两湖书院。唐才常邀约他们回国筹划举兵起事，留学生们纷纷表示愿意同行。因此，在唐才常后来所组建的自立军中，不少骨干是从日本回国的热血青年。当时，起义的总机关设于汉口，唐才常身边有不少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

在自立军举事之前数月，在武汉有广泛人脉的唐才常，曾试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思前想后，犹疑莫决，迟迟不表示立场；而对自立军的反政府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冯自由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谓：

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唐设法促张自决多次，张无表示。[2]

冯自由的上述观点，可信度非常之高。对于张之洞的这种一反常态的立场，在武汉的官僚队伍中，不满情绪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最典型的代表，是张氏之亲信梁鼎芬。梁氏发现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一带开展一系列的反对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的活动后，写了一封密函给张之洞。在密信中，梁氏忠告张之洞不要再对唐才常心存幻想，三心二意。梁氏之信，把情况说得很紧急，很严重。梁氏称：

惟一贼甫获，群贼蠡起，势极汹汹，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鼎芬定计办理此股贼匪，心力坚果，本可不必商量。敬念我公清望冠时，素以天下为已任，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但恐执事顾忌游移，心慈手软，但切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今特专诚奉恳，公必能奋然兴起，昌言讨贼，任事刚决，发议正直，鼎芬伏处瓜牛，自闻风鼓舞，心悦诚服。如仍居宽厚之名，为博大之事（如特科荐梁贼启超之事），未能同志，无可属望，鼎芬即还我故山，合天下志士，誓灭此贼，不复告公。

祸在眉睫，要办即办，乞公一言，请即定志，明晰示我。若同坐抱冰室，千怀万语，散时仍无着落，则此日可惜，此贼难办，鼎芬刚肠直性，未能久羁，日内告辞，回山办贼，区区愚诚，上爱吾君，下爱吾友，国危至此，贼势猖獗又至此，真不胜痛愤忧迫之至，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谨上尚书足下，鼎芬顿首。四月三十日。[3]

“群贼蠡起，势极汹汹，祸将不测”，梁氏这通十万火急的信札，并未署年份，由内容判断，应写于庚子年四月三十日。张之洞在看到其亲信梁鼎芬的信后，居然又过了两三个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可见，张之洞本人，在当时并不以梁氏火急火燎的信函为然的。张之洞究竟在想什么？张之洞对慈禧，对朝廷，那份“耿耿忠心”，究竟在哪里？

如梁氏所言，唐才常一伙分明要“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而张之洞为什么要“顾忌游移，心慈手软，但切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张之洞倘若没有非分之想，梁鼎芬此信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如果我们不能证实，梁鼎芬此函是伪造的，那么，仅此一通函札，即足以说明，在对自立军起义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张之洞对朝廷并不忠诚。张之洞后来对参预自立军的人员处理得格外严厉，正是为了掩盖他在庚子夏季数月里，对唐才常的反政府活动采取观望的立场。而且，从张、梁关系来看，梁鼎芬是绝对不会无中生有，对其上司编造假信，栽赃陷害的。

其实，张之洞对唐才常等自立军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

其一，对于慈禧为首的满族权贵，在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愚昧无知，蛮横无理的行为，张之洞开始时，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实际上却是心存不满，认为这些满族权贵恣意妄为，是以国运为儿戏。张之洞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直到庚子五月下旬，张之洞仍然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局势发展，尤其关注帝国主义列强，对慈禧，对光绪皇帝，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故迟迟不能理会梁鼎芬的信件。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颁布了向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宣战的诏书，该诏书略谓：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4]

堂堂朝廷诏书，将义和团称作“义兵”，但是，张之洞等人，则将其视作“土匪”。可以说，张之洞与当时的清廷在义和团问题上认识大相径庭。张之洞们非但没有积极响应清廷关于向列强开战的上谕，反而在暗中积极推行所谓“东南互保”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列强结为统一战线，与朝廷政策分道扬镳。后来，张之洞等人还向荣禄与总署发去密电。该密电之电稿原文谓：

《会电总署荣中堂稿》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生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机，北望焦灼。

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

不遵诏旨解散，内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要挟钦使，请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

旗书助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遭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

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

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布满洋兵，增兵增舶，且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伐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交民巷，又被洋兵击毙，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拒战，断无其事。

仰恳皇太后、皇上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招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加以以后保护，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月，大局决裂，悔无及矣。焦思悚惶，○○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恳圣鉴，请代奏。因道路梗阻，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中堂，均请代奏，以冀必有一路可到，并恳中堂示复。

刘坤一，张之洞，鹿传霖，王之春，余荫霖，俞廉三谨奏。[5]

这是一份公然与守旧派控制的朝廷作对，逐条阐述对义和团应该“痛剿”，而不是“招抚”理由的电稿，与坊间流传的文字，颇有区别。由六位督抚署名，刘坤一排列首位。但实际上，此事似乎应该是张之洞更激进。[6]因为张之洞对唐才常等自立军的态度，比刘坤一走的更远。这份电稿，实际上反映了张之洞等人，对于清廷上层顽固派所推行的，利用义和团来反击列强的政策的强烈不满。

众所周知，张之洞在去世前不久，还写过一首诗《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曰：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7]

这是一首发泄对封建朝廷怨气的诗歌，作者批评满人权贵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君臣乖离的局面。该诗虽然作于宣统年间，但是，我们以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之洞愤恨满人愚昧误国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庚子事件中，张之洞目睹慈禧、端王、庄王等权贵恣意妄为，盲目排外，自毁长城，以国运为儿戏，自然而然地对清廷最高统治者产生了怨愤、离异之情，对革命党人自然也不像满洲权贵那样咬牙切齿，赶尽杀绝。遇事喜欢动脑筋的张之洞，对于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反政府活动，当然会有自己的想法。

其次，在局势动荡的庚子年夏天，张之洞对以留学生为骨干的自立军，心情也是十分复杂的。这些学生不少是出自武汉的两湖书院，可以说是张之洞花费了许多心血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在选派的这批学生出国之前，张氏对他们曾经寄予厚望。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由戊戌夏天开始，张之洞即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往复商议，反复挑选，物色赴日深造的武备学生，直到出发前才将名单确定。

这批学生出发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据上海总领事小田切明治32年1月6日（1899年1月6日）致日本外务省的信件称：

机密第二号，关于张总督派遣留学生出发之件。

在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

此次张总督向本邦派遣武备学生二十名，清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即本月七日由当地汉口出发，本月十四日搭乘日本轮船会社汽船萨摩丸向本邦渡航。[8]

出发之前，张之洞曾致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电曰：

十三日电悉，湖北派往贵国学习武备学生二十名，照料委员一人，邝县丞华定二十六日自汉口行，已饬张观察斯旬（恂）在长崎候。名单即函寄。承派翻译官送往，感谢。湖广总督二十三日（印）（明治32年1月3日午后四点半钟接收）。[9]

随后，张之洞又用另函，附上了首批留日学生的名单。该信函记曰：

湖北选派游学贵国专习武备学生贰拾名：

刘邦骥 湖北人， 吴元泽 湖北人， 田吴炤 湖北人，

吴茂节 安徽人， 卢静远 湖北人， 顾臧 广东人，

吴祖荫 湖北人， 刘赓云 湖北人， 铁良 荆州驻防旗人，

高曾介 直隶人， 吴绍璘 湖南人， 徐传笃 江苏人，

邓承拔 湖北人， 杜钟岷 贵州人， 易甲鷴 湖南人，

傅慈祥 湖北人， 吴禄贞 湖北人， 文萃（华）荆州驻防旗人，

万廷献 湖北人， 张厚琨 直隶人，制台之长孙。[10]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名单，可知是经过张之洞百里挑一，斟酌再三而确定的，其中，湖北学生占了大多数。张氏还将自己的长孙张厚琨，同时派往日本。可见他在这些年轻有为的武备学生身上，寄托着何等深切的期望。然而，就是这样一批充满活力，肩负张之洞所寄予厚望的青年，到日本才一年半时间，却站在了清王朝对立面，公然进行反政府活动，而且人数之多，足以使张之洞感到震惊。

震惊之余，张之洞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留日学生反对慈禧为首的朝廷，是否有其正当的一面？慈禧的地位是否稳固？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张氏对待这批涉足自立军起义的武备学生的态度，颇费思量。因此，他迟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二、张之洞同吴禄贞之关系，是他同情革命党人之铁证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七天之后，张之洞在武汉向自立军挥动屠刀，残酷地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名骨干成员杀害。张氏出尔反尔，残忍凶狠的面目暴露无遗。

张之洞为保住自己的禄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此乃人所共知的一面。至于张之洞还有对朝廷不忠，对革命党人同情的一面，则并不尽为世人所知。

为说明张之洞对清廷之不忠，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事例。庚子事件之后，张之洞对反满革命思想特别明显的在日留学生，往往不像荣禄等满人权贵那样爱憎分明，除“恶”务尽，而是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张之洞对有革命思想的人往往网开一面，暗中怜悯，设法保护，把他们当成栋梁之材而加以任用。张之洞对吴禄贞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有张之洞光绪二十六年给日本的一个照会。其文曰：

大清钦命二品顶戴，湖北汉黄德兵备道，江汉关税务兼办通商事宜岑为照会事：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奉督部堂张札开：照得本部堂于前年冬间，遵旨派出洋学生，前赴日本学习武备、工商、测绘等事，一切衣装资斧及常年学费，均由公家筹备等因。日本士民风气，素重尊亲，学校营伍条规，首明忠义。其于在营卒伍，在校生徒，训练教导，意美法良，能使人人具有尊君亲上之诚，爱国保邦之志。是以湖北派遣学生甚多，期其熏陶睹感，造就成材，储备国家干城之选。

承日本国外部、文部、参谋部、陆军省，推诚优待，照料周详。各学校校长、教师，训迪殷勤，规程严密，本部堂实深感佩。乃访闻诸生中，竟有惑于康梁邪说，不知自爱，亲附乱党，勾通会匪者，如刘赓云、吴祖荫、程家柽、王璟芳、卢静远五名，到东后，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近日所发议论，专宗《清议报》之邪说，设立私会，奖助乱人，赞美逆谋，极为悖谬。

其中，刘赓云、吴祖荫两名，尤为狂悖，查出与湖北乱匪书信，其中言语种种，骇人听闻。兹将格外从宽，暂予涵容，予以自新之路，望其为改行率教之人，应请日本学校校长、教师、各军队长，严加管束，恺切训诫，如真能醒悟改悔，涤去旧染，屏绝乱党，不与往来，痛戒邪说，不再妄论，确有改悔实绩，方可准其留东毕业；若罔知唆改，自外生成，应即立予屏逐，不稍姑容。

又吴禄贞一名，闻其托故潜行回华，并未回到湖北，曾在大通滋事，现又潜回日本学校。

又沈翔云一名，本系湖北武备学生，因事革除，旋自备赀斧，前往日本亦入学校肄业，凡乱谋悖论，皆该生所倡首，尤为险谲之徒。

以上两名万万不可教训，应请日本学校查明，即行斥除。

所有革退学生空额，湖北当即日另派学生前往补数，经此次声明在先，俾中外各国，皆知系湖北已经查明屏逐之人，将来即使别有悖乱之事，亦不与湖北相涉，务望日本学校军队，勿再使其逗留生事，引诱善类，惑众败群，是为至祷。

此外，各学生中，如有于邪正辨识力未坚，依违两可者，务请各校长、各教师、各队长，随时开导，设法防闲，端其趋向，俾免误入迷途。其深明义理，守正不挠者，往往为附乱者恫吓劫制，相处颇系为难。尤望各部、各衙门大臣转饬各校长、各教师、各队长，力为保护，优加奖劝，令各安心向学，克底于成，则本部堂企望感佩，定当永矢弗谖。

总之，湖北苦心筹措经费，派遣学生出洋肄业，深望学成致用，供他日国家之任使，是不能听其甘心从乱，倒戈反噬，致为大义所必绝，公论所不容，若不予行杜绝，则莠草不除，嘉禾难植，明理安分，专心学习之士，转致心怀恐惧，不能自安，以后人多不敢再赴东游学，是于大局有关，倘为众论指摘所加，湖北实不能当此重咎，且亦于日本学校声名有碍，想日本各部大臣，断断不以此等悖乱之徒为然也。

除咨出使日本李大臣，并札监督钱守外，合亟札饬该关道即便遵照，迅速照会驻汉日本领事，请其转达外部、文部、参谋部、陆军省各大臣，转饬成城士官学校暨各联队长官，查照文内指出各学生姓名，分别训诫，管束开除，以弭乱衅，而防效尤。其明理安分，专心学习者，务望力加保护，实纫邻谊，窃嘱其速办并照复，是为至要等因。奉片相应照会。为此照会贵领事，请烦查照，希即按照督宪文内指明各节，迅速办理见复，以便转报察核，望切施行。

须至照会者，右照会

大日本钦命驻扎汉口兼管九江、岳州本国通商事宜领事赖川浅之进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11]

此件照会是以岑春蓂江汉关道的名义，发送给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的，而实际上则是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身份书写的札文，在坊间流传的张氏各种文集中都不曾收录此文。

张之洞在照会中，特别指出要严加惩处的留学生吴禄贞，原为湖北武备学堂之高材生，血气方刚，嫉恶如仇，来日本留学之后，对革命党人“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12]很快接受了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乃留日学生中之激进者。其激进立场于《致尧卿学兄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函谓：

尧卿学兄足下：湘水吴山，时切相思，惟祝别来无恙是幸。自弄沙儿（按：指清廷）窃据宝位，同胞宛转暴虐之下者久矣！今兹联军（按：指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奔，国本动摇，万机废理，正无人收拾之日，若袖手放弃，则河山万里，沦归异性，同胞四兆，变为牛马。神器既焚，俎肉且脔，每下愈况，奴籍更难脱。言念及此，能不慄惧悲痛哉。弟亦黄帝苗裔，何忍坐视阽危？特在东京组织富有票会，分布会员多人回国联络义士，溉植同志，期图大举，俾出斯民于水火，而复汉族之故物。兄素切痛国仇，誓为祖宗雪耻，际兹机会，料能同仇敌忾，牺牲与谋。因上一尺，希即至汉，于唐才常二君商量大计，速兴师殄灭丑虏。时机不再，稍纵即逝，大仇棘心，前盟在耳，幸勿游疑，自误以误苍生，并乞擘划秘密，将事慎重，不胜企望之至。临楮注下，祗叩雄安。同学弟吴禄贞再拜。[13]

收信人尧卿，即孙武，湖北夏口人，是吴禄贞在湖北武备学堂之同窗，时在岳州武威营任管带职。在吴禄贞等人影响下，孙武亦参加自立军，被委任为岳州方面负责人。

又据刘禺生后来回忆称：

“富有票”之役，保皇党为主体，负筹款之责，发动以唐才常为主办，狄楚青在上海督饷项。留学生属中山派，则湖北陆军学生吴禄贞、傅良弼，海军广东黎科，工科福建蔡承煜，而湖南拔贡毕永年、龚超等，皆两湖书院出身也。戢元丞由中山先生派往主持策应革命之负责人，元丞赍中山先生手函与予，以革命驱胡为宗旨，请同志勿为保皇伪说所诱惑。中山先生《旧德录·戚遇篇》曾云：“庚子之变，说江、鄂督独立不遂。唐才常、龚超等，以富有票名义，纠合长江哥老会党，在武汉举事。唐、龚皆两湖肄业生，与予同院，谚谓‘秀才造反’是也。”一日，鄂留日学生戢翼翚投刺来谈，手出孙先生亲函一通，谓吴禄贞言，鄂中友人，只刘问尧一人，可商大事（问尧为成禺原名）。今派戢元丞翼翚回鄂，特修函请就商，亦因友及友之义。[14]

由刘氏此文，亦可看出吴禄贞与孙中山之关系密切，其倾向革命的立场何其鲜明。正因为如此，张之洞在照会中才提出对其严加惩处。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张之洞要严惩吴禄贞等人的照会发出之后，驻汉口的日本领事，即迅速将其转呈上司。日档记载云：

在汉口赖川浅之进领事致加藤高明外务大臣

（明治34年1月7日发，1月17日收到）

湖广总督张之洞通过海关道转来照会一件，其中有关清国派往本国留学生教育问题。张之洞希望能转达至陆军、文部两省及参谋总长，希望他们予以协助。详见本文所附一号机密信件。[15]

赖川的信件及其所附张之洞的照会，十天之后送达日本外务省。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政务局长内田康哉等对张之洞的要求非常重视，他们很快进行了研究与讨论，并于明治34年1月27日起草了一件机密公文，次日将张之洞的照会及其处理意见，分别转达给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文部大臣。[16]同时，他们还给驻汉口领事发去指令：

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致在汉口赖川浅之进领事函

（明治34年1月27日起草；明治34年1月28日发遣）

本月7日来函及所附第一号文件有关该地海关道转达湖广总督张之洞之照会收悉。起初，日本政府为清国培养留学生提供方便，希望他们在文、武学业上，各有成就。张之洞对此中情形应该是早已知道的。其照会中所提出，有些留日学生政治上走入邪路，是原来未曾预料的，我们不能承担责任。日本政府及有关部门，只能对于留学生的学业教育负责。至于他们内心的政治主张，非常难以了解，而且很难改变他们的政治主张。因此，对于留学生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及其行动，日本政府也难以进行干涉和监督。对于留日清国学生的政治思想及其活动进行干涉与监督，应该是在本邦驻扎的清国公使以及张之洞所任命的留学生监督的事情。我国政府，不想担负对于留日学生的思想与政治行为进行监督的责任，也不想过问此事。你可口头将此意见，传达给汉口海关道并转达张之洞。[17]

显然，加藤高明等日本政府首长，完全拒绝了张之洞所提出的，对留学生政治思想加以限制的要求。他们也反对对留学生的政治行动，按张之洞的要求予以监督。因此吴禄贞、沈翔云，这些带头参加反对清政府活动的留学生，在日本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与惩处。

张之洞要求惩治参加自立军起义留学生的照会，是研究张氏内心活动的重要原始文件。别人姑且不论，仅就该文中所举吴禄贞而言，张之洞在镇压唐才常过程中，已经从大量案例、口供中，核实了在庚子年吴禄贞放弃学业，专门由日本“潜行回华”，成了大通起义的一名领导骨干。张氏还专门要日本有关方面对吴禄贞“万万不可教训，应请日本学校查明，即行斥除。”并且声称：“俾中外各国，皆知系湖北已经查明屏逐之人，将来即使别有悖乱之事，亦不与湖北相涉，务望日本学校军队，勿再使其逗留生事，引诱善类，惑众败群。”

由是观之，张之洞对吴禄贞等人的十分露骨的革命反满思想与言行，早已了然于胸，而且还向日方提出正式交涉。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吴禄贞在日本学习完毕返回湖北之后，张之洞非但没有追究，反而采取相反的态度。

据史书记载，吴禄贞于光绪二十八年完成在日本学业之后，顺利回国。张之洞先后委他为湖北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总教习和武普通学堂会办等军事要职，张之洞还想笼络他成为自己的亲信。吴禄贞则因利乘便，介绍不少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或入校学习，暗中向学兵宣传爱国思想和革命主张，使“江汉士风，为之一变”，引起革命党人黄兴的注目。第二年冬，吴禄贞应黄兴之邀请，到长沙参与策划华兴会，密谋起义。[18]

吴禄贞后来宦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后来又由良弼引荐之京师练兵处，最终成了“士官生中的第一个八旗都统和巡抚，清廷对其是十分器重的。”

正因为如此，吴禄贞本人对于上司张之洞，在其由日本返回后，非但不予追究，反而给予拔擢的做法，终身感激。这从张之洞去世后，吴禄贞的行动可得到证实。据清宫档案记载。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禄贞领衔呈递了《为已故大学士张之洞官鄂最久，功德在民，请建专祠事折》。该折奏称：

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臣吴禄贞等跪奏，为已故大学士张之洞官鄂最久功德在民请建专祠，吁恳天恩，俯准建立专祠，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原任大学士张之洞，以翰林起家，初掌文衡，叠膺疆寄，洊陟纶扉。去岁因病出缺，海内人士均以老成凋谢，同声惋惜，宦迹所历，追悼弥殷，皇上笃念荩臣，恤谥有加，已属无可赘渎。

惟该故大学士，敭历中外四十余年，自同治七年，视学湖北，光绪十三年总督湖广，先后官鄂二十余年，在官最久，政绩最著，所以系人民之去思者亦特深。自该故大学生入阁后，学界立有抱冰堂，军界有广雅堂，以表甘棠之念。闻该故大学士卒于位，则皆私设木主，春秋致祭，犹采贤臣祀典功德在人与建专祠之例，函商臣等同乡京官，以为宜具奏请旨建立专祠。上副朝廷之褒崇，下永人民之讴颂。

臣等窃维该故大学士历事先朝，公忠廉正，内赞大计，外镇兼圻，与故直隶督臣李鸿章，皆以宣勤最久，勋望相埓。凡所施设，类能先天下而独忧，登斯民于袵席。

溯自粤匪倡乱，湖广屡被蹂躏，克复以后，故抚臣胡林翼，竭力支拄，恃以供给中原，虽战守有资，而疮痍未复。该故大学士莅任，鉴外辱之纷乘，图内力之充实，休养生息，民团渐苏，其为政务以开濬利源，使政费有出，事业无废，而民不觉扰累。

比年以来，湖北以小省而负担义务特重，皆故大学士扩张官营事业，为收入大宗，辅以消费各税，故贫民之加担有限，公家之岁入骤增。近因税源纳诸中央，官业日即收缩，财用告匮，新政渐停，益知故大学士之苦心焦思，为鄂民筹教养之资者，其功德终不可谖也。平生事迹不可殚书，谨就臣等闻见所及，分条汇述，为我皇上陈之：

一曰学政。教育一端，该故大学士最所置重，自视学湖北，即建经心书院，讲明经术。及在总督任内，首建两湖书院及武备自强各学堂，规模宏远，成就甚众。值兴学命下，复广建师范、实业、方言诸学。省垣之内，广厦如林。犹恐地方教育未能普及，力筹赔款而以各州县认捐款项拨还，就地办学。于是鄂省境内立校始遍，岁选茂异，分赴东西洋就傅，费赀颇巨，造士之多亦甲于天下。京内外举行新政，率皆借财为用，此其办学之明效也。

一曰军政。光绪二十一年湖北陆军改用新法。该故大学士首注意于将才、军器，广置军学，资遣出洋学生，以资教练。创设枪炮厂、无烟药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又购置兵轮、鱼雷艇，以重江防。长江上下恃以镇摄（慑），此其练兵之实绩也。

一曰实业。通商以来，武汉浸成巨阜（埠），而输入日增，漏卮难塞。该故大学士创建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各厂，以抵制外货；设劝业、善技、益智各场，以启迪民智。修水利以防氾滥，铸银币以资运转；倡办京汉各路以利交通；开采煤铁诸矿以辟地利。凡有兴作，不避艰巨，此其振兴实业之惠政也。

他如建言定策，条陈时政，利赖所及，更仆难终。而最关大局者，尤在庚子变乱，保护东南平和之举，维持半壁，转危为安，其功固在朝廷而不限于一隅，然全鄂人民，获免涂炭，以是尤思该故大学士不置。此次请修祀典，实出于爱戴至诚。前两江总督臣张人骏奏请于江宁建立该故大学士专祠，业经奉旨俞允，而鄂民受惠尤深，感恩弥笃。臣等夙托门墙，克聆绪论，念以养以教之功，怀树木树人之计，凡所尽节于朝廷，多承故相之熏育，众情怀德，江汉同深。

叠经在籍绅民函商臣等，意见僉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湖北省城，捐建该故大学士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隆报享而顺舆情。出自逾格鸿施，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9]

在此折后面署名的，除了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禄贞之外，还有在京师练兵处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哈汉章、卢静远、易廼谦等人，此外还有籍隶湖北的文华、翰林院侍讲富尔逊以及三品衔给事中图国盛。这些包括吴禄贞在内的留日士官生，纷纷聚集于京师练兵处，与满人良弼之援引殊有关系。

吴氏此折，充满感情地称赞张之洞“先后官鄂二十余年，在官最久，政绩最著，所以系人民之去思者亦特深。”该折还从学政、军政、实政三方面，充分肯定了张之洞在湖北的巨大贡献，使湖北成了“以小省而负担义务特重”的先进地区，“鄂民受惠尤深，感恩弥笃”，爱戴至诚，“众情怀德，江汉同深”。可以说此折是张之洞去世之后，对其政绩评价最高的奏章之一。此折由吴禄贞在张之洞去世一年之后领衔呈递，绝非偶然。它真实地反映了吴氏对张之洞在其从日本归国之后，所给予关照的感激之情。

吴禄贞领衔的奏折于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递上后，当日即奉旨“已故大学士张（之洞），准于鄂省捐建专祠。”[20]

张之洞拔擢重用吴禄贞的做法，实际上为清政府埋下了隐患。在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刮起之后，如果吴禄贞不是被人在石家庄暗中杀害，很可能会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业。一位忠于清王朝的御史温肃，似乎也看出其中之奥秘。他直接上书清廷称：

已故大员包藏祸心，反形已著，请宣示罪状，以快人心而申国法。窃已故山西巡抚吴禄贞，跋扈素著，曾游学东洋，归后倡言排满革命不讳。此次武昌起义，该员首与黎元洪通谋，又东说滦州军队，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敌军械，并欲阻绝南北交通，以抄第一军之后路，皆该员主谋。以至旬月之间，畿辅几于震惊，朝廷为其要挟。旋于正定军次，为其部下戕毙，赴正定县出首。此事人言凿凿，若不明正其罪，势将以仓猝被害，蒙邀恤典，而下手刺杀之人，且以凶手而罹法网，是非不明，功罪倒置，则人心去矣。[21]

此奏章之作者温肃，原名温联璋。字毅夫，号檗庵，广东顺德人，翰林院编修出身，时任湖北道监察御史。温肃指责吴禄贞“跋扈素著，曾游学东洋，归后倡言排满革命不讳” ，与本文上揭吴氏言行亦相符合。该折递上后奉旨：著直隶总督著陈燮龙迅即查明，据实复奏。后来，直隶总督陈夔龙回忆此事称：

奉军张绍曾占据滦州车站，威胁朝廷立宪。结纳新授晋抚吴禄贞，带领第六镇全军驻扎石家庄，据直晋交界之道，拟俟前驱赴太原受事讫，即回戈直赴北京；绍曾亦由滦赴京，两道夹攻都城，图不世之大举。石家庄军队并可阻截项城入鄂之师，不能北上，以免后顾之虑，用计诚为狡毒。幸天夺之魄，禄贞忽为队下乱兵戕害，一说为项城遣人暗杀。后虽奉旨命余查办，卒莫得其实在情形。然先除此一害，绍曾势孤，气为之夺。[22]

可见，吴禄贞事件，在当时确实与清廷之命运汲汲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张之洞不仅对吴禄贞一个人采取保护的立场。另外受优待的还有与吴禄贞有几乎相同经历的吴祖荫等人。吴祖荫，字念兹，据驻扎东京的公使李盛铎所存《两湖书院选派游学日本学生年岁、学分、班次、姓名清折》记载，“吴祖荫，年十八岁，湖北武昌蒲圻县学附生，图学二班，算学二班。”[23]他们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以湖北官费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倾向革命，张之洞称其“尤为狂悖，查出与湖北乱匪书信，其中言语种种，骇人听闻。”吴祖荫后来与吴禄贞同时归国，继续在湖北新军任职，1904年曾奉命进京，在练兵处任职，后又回湖北，并积极参与武昌起义。

可见，张之洞对蛮悍无知的满人政府，从内心深处来说，肯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实质上导致了对清政府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这同宇都宫太郎日记中所称张之洞庚子年“或会设立新政府”，所反映的可以说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其根源均在于对清廷不是百分之百的忠诚。

过去，我们经常说，张之洞在湖北数十年经营的新政、新军，无意中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成了这场革命的大功臣。现在看来，张之洞并非全是“无意中”为之，许多事情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吴禄贞、吴祖荫以及万廷献等许多革命党人在武汉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三、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张之洞

对于张之洞对革命党人的立场，除了日本外务省档案之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作为旁证。这些史料虽然是零碎的，但是它们来自于革命领导人笔下，自有其参考价值。

首先，对于张之洞对清廷之不忠，甚至远在日本的革命派领导人黄兴，亦有所觉察。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黄兴在经过了多次革命挫折后，曾对革命发展的局势做过比较保守的估计。黄兴称：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大约“将经过十年之际可得实行”。而来日本就读的留学生“大多寄希望于回国后当官，不足为实行革命时的朋友”。“即如张之洞，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而且张之洞果真进行反抗的话，其益友袁世凯也将举旗造反。实际上,张之洞的一举一动，正受现政府的猜疑。”[24]

黄兴是张之洞较早选拔到日本的留学生之一。先后两次被张之洞在为数众多的候选人中选选拔出来，公费派往日本。最早的一次，据日档记载是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曾跟随张权，短期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25]而后又作为长期的官费武备学生派往东京深造，堪称是张之洞的重点培养对象。黄兴预计，随着清王朝日趋腐朽，和革命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张之洞是有可能“对政府企图进行反抗”。黄兴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是基于张之洞对吴禄贞等革命党人一贯态度，而进行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估计。黄兴相信，身居高位的张之洞头脑清醒，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最终有一天会同满人权贵当家的政权分道扬镳。

其次，革命党人章太炎在《复浙江统一党支部信》中，曾有所涉及。章太炎信中称：

浙江统一党支部鉴：电悉。同盟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

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岛）、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驰，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成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以（心）所不可。《天铎》、《民权》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辩哉！肃此敬复。章炳麟白。（《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26]

章太炎自光绪二十四年春，即曾应邀前往武汉面见张之洞，后来因彼此政见不合而离开。因此，他对张氏之为人，可谓知之甚深。章太炎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已经垮台之后，还说“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章太炎的上述信件中，居然说张之洞“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亦可作为张之洞同情革命党人之旁证。因为张之洞本人，当时已经辞别人世，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根本没有必要为张之洞评功摆好。

四、张之洞思想的主流方面

本文以上所述，张之洞同情庇护革命党人之情节，事实具在，难以否认。但是，作为受慈禧皇太后长期宠信的封疆大吏和清王朝的顶级高官，张之洞这种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庇护，是很有限度的，而且，深深埋藏在心底，尤其不能让满人权贵知道。即使是在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对于满人政府虽然怀有不满情绪，已经昭然若揭，但是，他在表面上还是要作出极力“拥戴两宫”的样子。[27]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张之洞对清政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认识集中表现在他的《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在此文中，张氏一则以扶植名教为己任，劝说学生忠君爱国；一则告戒学生勿袭康梁之唾余，勿听其“人人有自主之权”，“不受朝廷压力”之谬说。张氏的结论是“国虽弱，可望其复强；政虽弊，可望其复理。”可见，主张渐进的改良，而不是将旧政权彻底推翻，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乃是张之洞的基本立场。对张之洞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保护，不应估计过高。

张之洞在自立军事件后，除了对慈禧、荣禄等，竭尽全力表示忠诚之外，他还身体力行地在防范留日学生倾向革命党上下功夫。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即张之洞对在致日本驻汉口领事赖川浅之进的照会中，曾痛加斥责的留日学生王璟芳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王璟芳，字小宋，湖北恩施城关人，年少时即有文名，被乡人誉为“施南才子”。据湖北地方志和百度网页上刊布的有关王璟芳的介绍文字称：

王璟芳，1899年9月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高等商业学堂。1903年参加东京中国留日生“拒俄义勇队”，被推为分队长，曾为《湖北学生界》编辑。1904年夏毕业回国，被湖北学务公所监督梁鼎芬、湖北巡抚端方收买，将《湖北学生界》及花园山革命秘密机关内情，尽向端方自首，致使清廷勒令留日学生中激进者休学回国，花园山秘密机关主要负责人被分别远送欧、美留学。清廷赏以钦赐商科举人，敕予“破格奖用”，任度支部主事、资政院议员、钱币司帮办。

上文对王璟芳的被清廷收买过程的细节，叙述是错误的，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据张之洞于光绪三十年写给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密札及其附电，可以揭示王璟芳卖身投靠的真实细节。该函称：

紫玖仁兄大人阁下：

迳启者，日昨接鄂电，以湖北留学生施南生员王璟芳，效忠守正，解散逆会，有裨大局匪细，属商钧处。拟奏请赏给举人等语。

查该生王璟芳在两湖书院肄业有年，于中学本有根柢，兹在日本于稠人广坐，群呶众咻之中，独能力持正论，痛斥逆谋，因而悔悟出会者数百人，实属深明大义，独障狂澜。谨将原电抄呈台览。可否由鄂奏请奖励之处，敬祈转商邸座，暨夔相，滋翁，酌夺示遵，至深感幸。专布，祗请勋安，弟洞顿首。

再启者：前日面谈之驻俄胡使（惟德，字馨吾，浙吴兴人，光绪二十八年候补道出俄大臣）来电，所述俄廷宣谕，东三省地方，照新辖高加索地方办法等语，可否饬抄此电见示？事关大局，万分紧要，不能不知，故以为请，自当格外慎密也。

弟洞又启。[28]

在上述信件中，张之洞一面对俄国侵略东三省的狼子野心表示警惕，同时又对王璟芳在东京“力持正论”予以表彰。收信人瞿鸿禨（1850—1918）,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字子玖，号止盦，晚号西岩老人，以翰林院编修，出为江苏学政，庚子后入值军机处，丁未政潮中被奕劻、袁世凯挤出政坛，与张之洞交往颇多。光绪三十年张之洞正在京师，为了给王璟芳争取特赏举人，此信后还附加了一通湖北寄来的密电。密电曰：

武昌端署制台来电，北京张宫保钧鉴：诚密。

顷接汪总监督（大燮，字伯唐，钱塘人，光绪二十九年为留日学生监督，授外务部左参，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止）书云：此回学生编立义勇队，名曰拒俄，继改为学生军，又改为国民教育会，若有若无，迁延两月。其中稍知自爱者，多不到会，有名会中者，约三百余人。将以本月十日开会，因密告日政府防范。是日，有劣生十余人，出意见书，专主排满，湖北前所派两湖学生施南生员王璟芳，一人挺身，厉声痛骂。说大清国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即将意见书缴呈敝处。因是和者甚众。同时出会二百余人；后出会愈多，仅剩二三十人。党羽星散，无能为矣，皆王璟芳一人之功也等语。

现在群逆鸱张，势难压制，王璟芳一人之力，能回千人忠义之心，皆公平日劝学育才，得收此效。方电调璟芳回鄂面询情形属实；考其学问，实有长进，两年以后，商学必成，即回鄂效用。似此效忠守正之学生，若能特赏举人，于大局挽回不细。请向政府速商，如可行，即电奏。方。盐。[29]

关于王璟芳在东京留学生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记曰：

留日学生最初组织之团体为励志会，其宗旨仅在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二事，会中有激烈稳健二派，沈翔云、戢元丞、程家柽、杨荫杭、雷奋等属前一派。庚子（一九○○年）八月，汉口唐才常之役，曾有数人参预其事。后一派如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等，凡遇政府派员到日考察，章等辄为之翻译引导，因是渐与官场接近，而以稳健自命。激烈派渐鄙其行，诋为官场走狗，两派积不相能，遂成水火。[30]

冯自由是东京留日学生运动的参与者，所述王璟芳的情形自属可信。后来，当王璟芳站到了反对清政府的留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张之洞便改口称赞曰“查该生王璟芳在两湖书院肄业有年，于中学本有根柢”，完全忘记了，他在致日本驻汉口领事赖川浅之进的照会中痛加斥责王璟芳时曾经说过：“到东后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近日所发议论，专宗《清议报》之邪说，设立私会，奖助乱人，赞美逆谋，极为悖谬。”张之洞对王璟芳的不同评价，真实反映了他本人维护清政权的基本立场。

五、张之洞同情吴禄贞等革命党人之原因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许多革命派人物，都对张之洞赞扬有加。盖因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新军，成了辛亥革命重要武装力量；而他在武汉地区搞了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奠定了经济基础。甚至解放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张之洞亦有赞扬之语。应该说，对张之洞的这些历史评价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评价大多是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各种新政的客观效果而论，而本文则是从张氏的主观方面，即张氏之内心深处，进行探讨，揭示他在主观上，曾经有过对朝廷的不信任，及其对一些革命党人的宽容的事实。

对清王朝来说，张之洞对吴禄贞等革命党人的同情乃至重用，是非常危险的行动。这样做等于埋下了定时炸弹，一有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数年之后，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吴禄贞的行动就证明了这种推测是正确的。然而，张之洞对革命党人的容忍与包容，却成就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试想如果张之洞生前对有明显革命思想的吴禄贞以及其他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都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毫不手软”，那么辛亥革命能不能在武汉爆发就很值得怀疑了。

当然，张之洞对吴禄贞、孙武等革命党人的态度，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对其下属的宽容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的文官行事，往往以宽大为怀，仁慈为本。他们都不愿意给人留下刻薄奸诈的印象。尤其是长者对晚辈，先生对学生，更是宽厚仁慈，明知曾经是革命党人，却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这同现代社会讲究原则，区分立场，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的做法，简直有天壤之别。

从思想根源上来讲，张之洞的举动，同旧中国的文官们，自幼即饱受儒家思想之薰陶有着直接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仁慈、忍让、厚道等重要内容，在张之洞身上有非常充分的表现。比如，张之洞昔日之清流同伴张佩纶，中法战争后，被发配口外。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不忘旧情，发配期间，多方关照，发配期满，张氏汇寄白银千两。[31]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义和团京师动乱，民不聊生，张之洞又汇寄五千两白银给直隶会馆，分发给穷困潦倒的河北籍京官等等，处处表现了张之洞的为人厚道。[32]

张之洞分明知道吴禄贞、沈翔云等许多留学生，庚子年曾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事件，而且，他曾通过下属向日本人发出照会，要求严惩。然而，此事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张之洞深信，他写给日本政府的秘密照会内容，掌握最高政权的满人权贵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的。这就为他日后的宽容，创造了条件。

张之洞头脑清醒，他对吴禄贞等曾参加过自立军起义的武备学生，不追究他们庚子年以及在日本所从事过的革命活动，还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张之洞内心深处，有着难以告人的悔过情节。如本文以上分析，唐才常、傅良弼等人在庚子年，反对以慈禧为首昏庸政府盲目排外，他们的举动与张氏当时的心境，颇有相吻合之处。因此，张之洞在行动上，对他们的要求，采取了“虚与委蛇”的立场。可是，随着局势的瞬息万变，慈禧并没有被列强推翻，后来，张之洞为了取得慈禧信任，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回过头来对唐、傅等昔日的学生，挥起了屠刀，残酷地将他们杀害。海内外有正义感的人士，无不对张之洞的这种出尔反尔的冷酷举动，痛加指责，批评张氏“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诮，而又蒙羞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学生的头颅与热血，保住了自己的禄位。可是，喜欢动脑思考问题的张之洞，面对坊间“杀士”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自然不能无羞愧之心。而且，革命党人在东京反复宣传的反满民族主义，对于张之洞这样一个满腹经纶的汉族官僚来说，也不可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一件事情可以折射出张之洞当时的心态。与沈翔云颇有交往的两广总督陶模，对于张之洞致赖川浅之进照会，要求从严处置涉案学生一事，似乎有所风闻。于是，陶模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致电张之洞，十分婉转地为留日学生求情。电文谓：

闻吾师将调回出洋学生。少年尚气，不可遏抑，彼未必尽信康、梁。恐召回无以自活，转铤而走险，乞酌。[33]

十多天之后，张之洞复电解释，称“并无将出洋学生全调回之说。学生助乱者甚多，皆予以自新。逆迹尤著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不代出学费，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可谓极宽矣。”[34]

张之洞电文中所称“逆迹尤著者三人，只不送入学校，不代出学费，声明此三人将来善恶成败，不与湖北相涉耳。”显然，此处所指的正是对吴禄贞、沈翔云的处置。由此可以证明，张氏之“照会”当时是高度机密，外人无从得知。因此，自立军风暴平息之后，如何对待吴禄贞、吴祖荫、沈翔云、戢元丞等许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的，张之洞颇费心思。开始时，张之洞心中无数，生怕对吴禄贞事处理不当，会引火烧身，因此表现得格外小心。吴禄贞在回国之前，曾致函汪康年。信中写道：

穰卿先生大人赐鉴：

禄贞于十月初旬，卒业陆军士官学校，当即入彼近卫骑兵联队，教彼新兵。归国之期，大抵在二、三月间耳。禄贞学问既浅，阅历毫无，即返国亦无补于时局也。是以欲再留学五年陆军大学校。明春归国一行与否？尚未定。

张香帅疑禄贞甚深。前日钱先生东来时，寄言禄贞，将来学成归国，湖北之保举差事，不可作想，若留学亦不出经费云云。保举也，得之何用？差事也，受之何益？名也，利也，禄贞决不为所累也。

然燕雀之心，宁知鸿鹄；天空鸟飞，翔而后集；无数琼林玉树，无数瑶草奇花，任我心息，任我飞鸣，与彼羁留于黑暗世界者，盖不啻昼夜之别也。敢请先生可为我一贺。至于留学不出经费，亦不足为禄贞病。明年所以拟回国者，筹经费作自备生计故也。湖北游学生吴禄贞谨上。[35]

吴禄贞此函，未署时间，然以其所述归国时间等内容判断，当书于光绪二十八年初。函中钱先生，系指钱恂，字念劬，浙江吴兴人，时在东京充湖北留学生监督。可见，在吴禄贞等人尚未由日本归国时，张之洞心中无数，尚翼翼小心；可是，吴禄贞于光绪二十八年回国后，并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于是张之洞又放手提拔这些有着革命思想的归国留日学生，希望他们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以说，正是张之洞的这种对革命党人的容忍与宽宏，才使武汉地区藏龙卧虎，人才辈出，成了革命势力的温床。

总之，张之洞思想灵活，行动多变，要准确评价，殊为不易。清末民初有人写张之洞事略称：“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36]本文试图解决此难题，得其真相，可谓不自量力矣。

本文系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撰写的论文。

[1] 《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又见东京《中国研究月报》，2007年6月号。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良友公司，民国17年排印版，第76页。

[3]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上海古籍，1983年版，第115页。

[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5]《刘坤一张之洞等致荣禄电稿》，未刊稿，原件藏近代史所。

[6] 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该书附录有荣禄致袁世凯函，论及此电谓：“兹将孝达、岘庄诸公复电抄录呈阅”云云，将张之洞置于首位。

[7]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1998年版，第10586页。

[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杂纂》，第一卷。

一、辛亥革命有哪些历史事件

1、镇南关起义

1907年12月2日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派遣黄明堂、关仁甫率四百多人，潜袭广西镇南关，起义军很快占领鸡金山的三座炮台。

清军以五千人兵力反扑镇南关，黄明堂坚守数日，枪弹告罄，在12月8日夜弃台，退至安南燕子大山。起义失败后，满清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引渡在越南的孙中山，但孙中山已经先一步离开越南到达新加坡。

满清政府又要求新加坡总督驱逐孙中山，但新加坡政府对此不予理睬。满清政府恼羞成怒，将革命军及帮助革命军送枪送水的群众全部屠杀，流血数十里！

2、黄冈起义

黄冈起义，全称潮汕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丁未起义、丁未革命，是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5月22日同盟会在广东潮汕饶平县黄冈镇发动的反清起义。孙中山派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何子渊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潮州饶平县黄冈城。

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余人，其余起义军流亡香港，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3、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4、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 “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为了镇压革命，不惜丧失国家主权，将铁路收归国有，且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通过此举，全国人民充分看清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本质。

5、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

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

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

二、1912---1949国民政府的都城变迁

1912-1949年国民政府的都城变迁。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都城广州成为革命中心。

1926年12月13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已经迁至武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对峙。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决定国民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

1938年元月11日，国民政府机关均由南京迁至重庆，但实际上，军事及外交部门则驻武汉办公，武汉事实上是我国临时首都。

1946年2月5日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准备在5月以前还都南京，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的陪都。

1949年1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使馆迁往广州，2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决定迁地办公。2月1日中央党部由南京迁往广州，5日开始办公，广州又成了国府首都。但立足未稳，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从江西直捣广东，广州告急。

10月13日，国府都城再迁重庆。但不久，国民党在西南战场上一败涂地，川东尽失。11月22日决定再迁都成都。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怅然告别大陆，国民政府都城迁往台北。

扩展资料

国民政府主席列表

广州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 1925年7月1日 1926年3月23日 因中山舰事件辞去主席职权。

谭延闿中国国民党 1926年3月30日 1927年3月11日 汪精卫去职后，代理主席职权。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 1927年4月18日 1928年2月7日。

谭延闿中国国民党 1928年2月7日 1928年10月8日。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 1928年10月8日 1931年12月15日。

林 森中国国民党 1931年12月15日 1943年8月1日。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 1943年8月1日 1948年5月20日。

国民党历史沿革

早期发展清光绪20年（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

在中国国民党的传统中，将兴中会至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历史视为一脉相承，故以兴中会成立的清光绪20年（1894年）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党之年，而创党日（党庆）为11月24日。

在组建和训练新军的时候，一些开明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端方等，注重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和招收留学总理孙中山总理孙中山生任军官如蔡锷、阎锡山、许崇智等，这些知识青年读过书见识广，敢于持有不同政见，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

同时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等注重开展兵运，秘密向新军中输送革命分子，如吴禄贞、赵声、孙武等。

这些军内革命党人待命伺机发动起义，1911年武昌首义是新军起义，然后响应的陕西、湖南二行省，是新军起义，接下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是新军起义。

除上海、两广辛亥革命起义是以民军商团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义均为新军起义为主，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军大起义。

三、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导游词有哪位知道？

辛亥革命博物馆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称为辛亥革命。大家知道吗？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昌爆发的。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它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场所。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共设五个部，即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这份文告才得以面世。这份布告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布告的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呢？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的话就是10月11日。我国使用公元历法是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即1912年1月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其主要措施有三条：

一是办工厂。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事败，唐、傅被杀。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剃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

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