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一词的由来，究竟有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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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一词的由来，究竟有多少人知道

“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语文的由来

语文由来

一、语文一词的由来，究竟有多少人知道

“语文名字是这样由来的: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也是或语言和文学的简称。语文”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1905年,开始开的新学堂中,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小学改设“国语”课。

“语文”究竟是什么?

作为中、小学的一门功课，这个名称有它的来历。这里做一点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这门功课被叫作“国文”；教的是文言文，中学、小学都读文言，作文也写文言。五四运动发起了白话文学、白话文和国语(相当于现在说的普通话)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20年代初，小学“国文”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提倡教学内容要接近儿童的实际语言(尤其是在低年级)；中学仍称“国文”，读和写仍然侧重文言文，但是也加进去一些白话文（尤其在初中，所以有的时候初中也称“国语”）。这种办法一直实行到解放前夕。在革命根据地，中学虽然也还读一些文言文，但是侧重白话文，作文主要写白话文；至于这门功课，仍旧沿用“国文”这个名称，直到解放。

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经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的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当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作“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过去的“国语”，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指口头语言；“国文”似乎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截然分开，成为几乎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或者，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头语言的训练，这都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下来的极其严重的毛病，最不足取。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了上述那些弊病，很有好处。

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口头的包括听和说，书面的包括读和写。进行书面语言的训练，自然要掌握文字这个工具；要教学生读许多各式各样的文章，包括日常应用的以及哲学的、政治的、科学的，等等；要教学生读不少文学作品，一则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运用语言比较好，便于进行语言训练，再则也因为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应当懂得一点文学，而语文课之外，再没有别的课管这件事了。

所有的语言材料之中，口头上听和说的当中，书面上读和写的当中，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因此，语言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由于上述种种，语文课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应当怎样安排组织，教学应当采取怎样的步骤，怎样的方法，以至这门功课的整个任务和要求怎样规定，等等，都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这些研究，都不影响“语文”这个名称的基本含义。抓住上边所说的任何一点，不及其余，为“语文”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就总不免有点片面，徒然搞一些概念之争，使一个含义本来相当明确的名称含糊起来，因而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研究这门功课的实质性问题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语文学习》1979年第1期

原标题：张志公：说“语文”

一、“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所有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人对语文课本和语文课无疑都印象深刻。但要说清楚“语文”一词究为何意，恐怕就难有一致的答案，至于“语文”从何而来，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他人未必知晓。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我国传统上确实有“语文学”，但那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迟迟没有单独出现。大家熟知的权威性工具书——《辞源》《辞海》，先后编纂于1908年和 1915年，都未收“语文”这一词条，直到1999年《辞海》修订时，“语文”仍然无缘进入。

　　那么，“语文”一词究竟源于何时，取自何义呢?

　　与传统语文教育剥离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教授的诗、书、礼等，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开始，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语文”这个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然后就开始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读本，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编著的《蒙学课本》堪称开山之作。

　　紧接着，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受到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开始废科举，兴新学，重新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标准》(癸卯学制)，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前者规定：蒙学堂设有字课、习字、读经;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中学堂设有读经、词章。后者规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包括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中学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文、作文、写字、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钦定学堂章程》将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单独设课，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奏定学堂标准》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既是精细化的剥离，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语文的由来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设国文一科，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等人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国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故当时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魏冰心、程其保、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大量使用“语文”一词，当时已经出现“语文课程”的说法（《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的目标取向》），叶夏二人亦开始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等人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母语课程通用名称。

三、语文由来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设国文一科，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等人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国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故当时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魏冰心、程其保、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大量使用“语文”一词，当时已经出现“语文课程”的说法（《在母语课程的源流中重新审视课程的目标取向》），叶夏二人亦开始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等人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母语课程通用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