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斗不休的东汉王朝，士大夫为何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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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不休的东汉王朝，士大夫为何被边缘化？

讨论一下，东汉王朝是在什么时候走向衰败的

东汉为什么没有超过200年？

东汉的历史

一、内斗不休的东汉王朝，士大夫为何被边缘化？

公元125年，距后汉光武皇帝宣布称帝正好一百年。

这一年，三十二岁的汉安帝刘祜去世。

汉安帝刘祜

后汉的皇帝大多冲龄继位，沒有亲爹作榜样，沒有父皇传帮带，多为左右所左右。政局不时地翻烧饼，帝党（皇帝+宦官）和后党像是坐上了翘翘板，你上来我下去，我吃肉你砍头。

安帝死后，安帝的皇后阎氏升格为太后，多年媳妇熬成婆，不免要向前辈邓氏学习看齐，问题是，权势富贵可以攀比，悲惨的结局也要考虑一下啊！邓太后一家殷鉴不远，但对早已跃跃欲试的阎家来说，威福自用是什么后果，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权力让人短视，或者说权力让人胆壮，即使想到有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危机，但总认为权力在手，什么都能摆平，前面倒下去的，都是笨蛋。这种权壮奸人胆的事，在今天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方面，人是不会长记性的。

阎太后和她的兄弟这一次玩得更狠，皇帝死了，不立皇帝的儿子刘保，反而找了另外一个本家子侄代替。这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皇家还是在民间，都是一种倒行逆施。

阎氏所立的小孩子北乡侯刘懿在皇帝位子上只呆了七个月，他的地位没有被当代人和后世史家认可，帝系表虽有提到，但一般不上排名榜。

东汉帝系表

刘懿死了以后，阎太后和她的兄弟没有意识到危机逼近，没有很快地再立新君，这为政敌留下了机会。

十九位太监割衣为誓，发动武装政变，拥立被贬为济阴王的刘保，刘保是安帝的亲生儿子，是为顺帝。这次政变的正当性按传统观念应该是无可指摘的，但由于是太监发动，拨乱反正的意义似乎有所折扣。

阉人社会地位低，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难脱卑贱的印象，所以，不要说皇帝了，就是一般的大臣，都以阉宦举荐不耻。历史上成功变法的商鞅、完璧归赵的蔺相如，都是内监举荐，后来都因此被人看不起。顺帝刘保是宦官拥立的，在历史上犹如带顶绿帽子一样，抬不起头来。

和帝以降，外戚窦、邓、阎、梁相继左右朝廷，威福自用，其间，宦官也掺和进来，政治大坏。表面上皇帝是姓刘的在做，但实际上，就和今天的多党政府一样，刘家和这几家外戚是在轮流执政，分享权力的红利。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轮流执政，权力交接不可能程序化，于是党同伐异刀斧相向就成了必然。

东汉外戚专政

吸收民间的精英到朝廷，特别是基层的知识分子，不管举荐还是科举，是专制皇帝权力基础得以稳固的重要举措，也是合法性得以加强的象征。皇帝也得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种代表性最明显和有效的形式就是吸纳基层的精英。

这一时期， 皇帝、外戚、宦官在宫里内斗，忙于“家务事”，虽然说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国事也是家事，但终究家事和国事还是有所区别，宫中、朝廷也是有所区别。宫中内斗不已，三公九卿以及朝廷官员整体而言成了看客，虽然不排除很多大臣卷进了宫里的争斗。

士大夫作为整体一个阶级，貌似在参政议政，实际上是被剥离在外的，是被边缘化的，他们始终找不到立国安邦的自我价值，兑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帝王家鸡零狗碎地争斗不休，一轮又一轮，几十年不变，每到关键时候，说话算数的不是大舅子，就是小舅子，要不就是就是身边的太监差役，这种压抑无奈的气氛，影响着当时的士风士气。

东汉儒生

近代史家吕思勉论及后汉士风，以“矫激”一词形容，这个词，在今天有一个同义词起码是近义词，那就是“愤”。什么人会愤？大家说，年轻人会愤，要不怎么叫愤青。而我以为，看到闻到吃不到的人才会愤，和年龄基本无关。吃到的不愤，看不到闻不到的也无从愤起。

士风矫激，愤人增加，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信息的适度公开。后汉以来，公学私学办了不少，从京师到乡村，士大夫官员和在家乡的读书人互通声息，虽然没有报刊没有网络，但是信息交流是有的，最高统治者言行不一，把持权柄吃独食，会让得到承诺的士大夫激愤起来，各种怪僻的行为也会多起来。

士风矫激，其实很好治，皇帝索性把话说白了，江山是老子的江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永远不会搞你们想的那一套，你们别他妈瞎操心了。清初盛世的几位皇帝，就深谙其理，也是这么处置的，把明朝末年的士风三下五除二就扭转过来了。

一、讨论一下，东汉王朝是在什么时候走向衰败的

一、东汉后期宦官的擅权
　　东汉的历史,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算起,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截止,总共196年.实际上,从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开始,东汉皇帝便陷于军阀的挟制之中,全国一统的局面也随着瓦解,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寿命实际只有165年.
　　在封建时代,无论哪一个王朝,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性和腐朽性,统治集团内部总是矛盾百出,顾此失彼.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秦始皇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位传至子孙万代.因之骄纵淫侈之心大炽,对人民的役使和榨取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造宫室、修坟墓、求仙药、盛巡游,闹得民不聊生,海内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刘邦及其子孙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在地方上不断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内部经常将政柄交给母后和外戚,结果,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已出；其余各帝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扫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宫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宫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宫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宦官为什么这样嚣张?这是因为：
　　（1）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宫大都出身子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声望和什么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
　　（2）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包围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长宫禁,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
　　（4）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侍一般由宦官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当皇帝年幼或腐化无能、执掌不起政柄时,宦官便乘机盗窃权柄.
　　（5）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井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宫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权势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个宦宫因诛梁冀有功,同日被封为侯.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掠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宦宫苏康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立,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欲尽诛宦宫当权者,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杀.这时灵帝才十三岁,完全是宦宫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范晔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中叙述宦宫的权势与为虐情况时说：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件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
　　由上可知东汉后期宦官之害政祸民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二、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其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预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合,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哪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狱吏,对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打击.秦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对立面.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驾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这对已往士风的矫正,无疑起很大的作用.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宫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员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摇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壮大之时,恰好也是宦宫权势猖獗之日.顺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谄伪之徒,望风进举”.桓帝时,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这样,士人的仕进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士人求得仕进,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高级世族,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宫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孚众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灵帝立,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父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徒、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杀害的正是作风比较耿直的士人.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忠于汉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们的同伴不断惨遭杀戮之后,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复希望其继续存在.例如当时名士郭泰即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从此,名士桥玄公开宣讲：“天下将乱”、“汉家将亡”.士人或转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阴交结豪杰”,准备到天下大乱时,建立一番改朝换代的事业；有的士人更劝说有实力的将领发动兵变,以取代汉室.只是由于土人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直接以武装行动推倒东汉王朝,只有当农民革命发生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皇帝不能行使权力时,他们才出来从事武装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阶级政权.

二、东汉为什么没有超过200年？

戚宦之争、黄巾起义的爆发使得东汉走向灭亡。

1、戚宦之争

汉安帝死后，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

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之后汉桓帝即位。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

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2、黄巾起义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

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中原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

三、东汉的历史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终适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刘钦曾任南顿令。 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长兄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 王莽地皇四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 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朝灭亡。更始帝北都洛阳后， 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
此后，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 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皇裔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 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刘秀在鄗（河北省柏乡县）南千秋亭五成陌（河北省柏乡县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 史称汉世祖光武皇帝，改元建武。时关西号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 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 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 自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 以避猜忌。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专制皇权。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 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改革官制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发展经济 天下平定之后，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 ；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 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据伊吾。 因此西域各国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复置西域都护府，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然而不久焉耆、龟兹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不欲因西域疲敝中国而罢遣都护。
永平十二年（69年），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哀牢国 举国内附东汉，汉明帝以其地设永昌郡。 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中国对云南地区的统治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达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 ；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号称“明章之治”。
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在他死后，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 ，窦太后临朝称制。 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 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 ，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 ，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 、减免赋税 、安置流民 、勿违农时 、招纳贤士 ，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 ，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 ，并任命班超平定西域诸国 ，致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 元兴元年（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5325万人 。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继位 ，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 汉殇帝延平元年八月去世。 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 ，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 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
汉安帝死后，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 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 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 之后汉桓帝即位。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 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 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 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 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 。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汉末军阀割据的祸根。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 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志于铲除宦官势力， 但何太后反对， 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 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 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 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 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 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关东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 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而董卓则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并且焚烧了洛阳， 使洛阳城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 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洛阳。 但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 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 220年，曹丕篡汉，改国号为“魏”，东汉结束，从此进入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