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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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的味道

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这段话该怎么理解？

宋调初期的代表作家？

晚唐体的风格衍变

一、宋诗的味道

——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作者：胡晓明　　　　 小 引　　我今天到南京大学讲宋诗，是向程千帆先生致敬来了。在我看来，宋诗的研究无论如何有了多少新的进展，新的成果，如果要想有真正的突破，还是得要从千帆先生这里重新出发。所以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应该有学术史的重新学习，向程先生这样的大师朝觐，以获得新的灵感与能量。向程先生学习，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学术的大目标，一是学术的方法。我先讲前一方面。　　现在，全宋诗、全宋文也都已经编好，文献上是有很大的进步了。论文成果也很多，新的领域、新的论述，不断涌现。但我认为有两个倾向是否有待于克服：一是周围研究的流行。周围研究就是找一个外面的角度，然而把文学对上去。大家大概是习惯于唐诗研究的做法了，又开始在“宋诗与XX”的模式下展开研究，这样下去，又进一步将文学史学化，使文学朝史学附庸的方向继续发展。尽管西方也有这样的主流，文学、思想，都敌不过史学。然而，这样一统天下的局面，毕竟不是正常的。现在很多文学研究，收集了很多材料，整理了很多文献，然而永远只在文学的四周打转，永远也不愿进到真正的文学里面去。他可以讲几小时的诗歌，却可以一首诗都不愿讲。他可以讲几天的文学，却可以根本不提语言的艺术，更不提文学的心灵。因而，文学研究的回归，是我们期待很久的正道。程先生其实早就见到了他身后学术界的道术为天下裂，他提出的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真的大有深意。他讲的批评是文学批评，是提醒大家不要流于繁琐和细碎，要回到文学大义上来。　　另外一个倾向是提不出大的目标，也似乎不在乎大的目标，只满足于一些小的题目，流于一些局部的成果。或者只热心某种占地式的考量。程先生他们心中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还宋诗一个与唐诗“并肩诗衢”的地位，他们有一个整体战役，即宋诗争夺战，因为，宋诗毕竟承载的中国文化的分量更为厚重，更为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花的美丽。我们看程先生在给曹虹书写的序言，以及为全宋诗写的序言里，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程先生写陈寅恪、写马一浮的文字里，也都有相关的意思。　　　但是我认为程先生他们这个目标还是没有完成，宋诗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还是没有过办法与唐诗相比。不仅是一般知识大众，而且古典文学专家那里，唐诗都还是高于宋诗。这个千年门户之见，太深重了。　　学术研究有课题，人家做过，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因为你不应该重复别人的工作。但是有的课题，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再做，因为这个课题不是一次性的，唐宋诗之争，就不是一次性的。只要你有新的解读，为宋诗得分，那都是学术的重要积累。　　所以，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宋诗经典化的工作，包括流派、史实、诗选、理论、文化、断代史等，工作还有很多，几代人都做不完。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的目标，要时时回到程先生这里来，充充电，正心诚意，然后格物致知。　　其次，程先生的方法，我以为是中国诗学研究的正路、大路。对于宋诗研究而论，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方法。现在很多人讲文学变成讲故事，放弃作品、放弃理论、放弃美学了。二是比较的方法。程先生讲作品讲得很细致，特别注重词语。词语其实是诗学的基础。他的比较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我最喜欢《四篇桃花源作品的比较》。是唐宋诗学的经典。如果让我选一篇程先生的论文作代表作，我就选这一篇。这篇作品的大目标，正是唐宋诗并肩的问题。是为宋诗争一大口气。如果将韩愈也看作宋型诗，无疑程先生的美学倾向是宋诗。而且他令人信服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王维无疑是唐诗的典型。浪漫高华，贵族气的、唯美的人生。但是你只要读韩愈的桃花源诗，不能不承认他更有文化内涵，更有深度。因为他颠覆了王维的虚幻的美的陶醉，直面现实人生。如果我们再看王安石的诗，特别是那样石破天惊的发问：“天下纷纷经几秦？”你就不能不说，宋诗确实比唐诗更有力量。　　中国诗并不是像西方纯文学那样，只是一种文艺性的东西，中国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有思想的文学。诗言志，没有志，或者小感觉，不是诗，不是诗的文学。五四一个问题，就是把中国诗变成了文艺之一种。他们还自以为是进步，是启蒙。这个是讲宋诗最后不能不涉及的大问题。关系到现代文化建设的大问题。　　沿着程先生的路子，再加以新的综合，可以对宋诗做哪些事情呢？　　有三个新意，一是电子古籍的条件下，可以做更为细致的比较。把程先生他们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做得更细更彻底。我记得程先生说他有时候也会为一个典故，转好几天一无所获。　　二是可以在理论上做大，增加解释力。可以在新宋学的框架下，强调其中的文化心灵的不同。这是程先生在桃花源诗比较中已经涉及到的，可以再深入。　　第三是可以比较辩证，唐宋诗的相互成全。下面我就举三组诗例来谈谈。　　　　第一组：王禹偁《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宋诗中最好的读书诗，读书人不可不知。早晨读来，心头满满，素朴而华贵。比上一首更显得有宋人特点了。试比较：“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何等的销魂，而这里是宋人清醒自信的理性气质：“无花无酒过清明”。且“晓窗分与读书灯”。一大早起床读书。书与火之意象——“以书为资粮，以文为火种”的隐喻贯穿其中，而一种优游涵咏于人文生活的情调，表现了清新明朗、自在潇洒的书生情怀。　　　　　　一年之中，天最清宁，地最平静的时节，如果哪一个节日无花无酒，那就是清明。现代中国人不热闹不足以过节。但是这里有一点古意，毕竟有了一个安静的读书节。甚至不点火，有点斋戒的味道，又不那么太宗教。一切都从新开始，新的风景随时、新的心情感受，以书为缘。请再参读下两首写宋人清明诗：　　　每年每遇清明节，把酒寻花特别忙。今日江头衰病起，神前新火一炉香。（《清明》《古今岁时杂咏》卷一五）　　　可惜韶光过眼明，一分流水二分尘。杜鹃声感客中客，蝴蝶梦飞身外身。一滴清明寒食酒，万家红杏绿杨春。斗鸡走狗非吾事，新火书灯谁共亲。（《清明次韵周君会》）　　两首都是不要热闹的，有宋人气味。前一首是新火先从神前起，一种准宗教的心情。后一首是在“一分流水二分尘”的淡泊心境中，与书灯相亲。　　宋人喜读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底子，是人生无上的财富。更请参证：刘克庄《记梦》：“纸帐铁檠风雪夜，梦中犹诵少时书。”刘跂《学易堂作》：“老不任作务，读我少时书。”陆游《怀旧用昔人蜀道诗韵》：“却寻少时书，开卷有惭色。”陈造《客夜不寐四首》：“少睡更堪寒夜永，新来熟遍少时书。”——皆可见宋人少时读书集义的文化生活带来的人生底气与生命意义，“少时书”成为宋人的新经典。“少时书”包含着重要的教育学信息：生命有自己的季节，一旦错失了，就永远没有意义了。我想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少时书”。晁冲之《夜行》“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唐人骑马诗多，宋人读书诗多，亦可见唐代是“功名的社会”，而宋代则是“书香的社会”。　　另一首清明诗是山谷的：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垅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黄庭坚《清明》）你们看第五六句，很有士风士气。　　　　第二组：王安石《泊船瓜州》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万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送我还。　　“绿”字的用法在唐诗中也有用过，但宋诗却非常注重“诗眼”，即往往用一个字可以打开全篇，也是诗中最闪光的亮点，比之唐人，则唐人多讲究全篇（意境、势、象）、而宋人多炼字讲句法。“绿”可为此诗的“诗眼”。更具有宋诗特点的，我以为是后两句。“春风明月”这一词语的用法。　　值得注意的是，“还”不是还乡，而是指何时还都，即回到报国、报君的政治生活之中。表层意思，“春风”是美好的政治气候，“明月”是贤明的君主提携。春（清）风明月，在抒情传统中本来是指回归家园的、快乐自适的理想生活境界。如“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寒山《诗三百三首》），“明月清风，良宵会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夷陵女郎《空馆夜歌》），“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白居易《长安正月十五》）等，而王安石这里却故意一反旧义而出新。春风、明月分开，分写时间地点，均代表人生中用世报国、发挥才能的美好理想。这是一种脱胎换骨法。　　深层意思，更引申说，诗人不仅想象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定会有“春风明月”的良机，而且在诗人那里，春风、明月更是宇宙中最美好长青的生命存在，有这样美好的景物在，人生便有根据。宋诗中，“清风明月”已成常语，多表宇宙恒久美好之证，如欧公“清风明月本无价”，山谷“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寿圣观道士》），王十朋“清风明月处处共”（《宿东林赠然老》），王质“清风明月万古长如此”（《陪林守游南湖月下歌》），以及东坡“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前赤壁赋》）等，已成现成思路。唐诗中（如：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和岑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也有乐观的成分，但宋诗中这种乐观，乃成为有口号有套语、贯穿语言与信念的一种诗化信仰。这样，这首诗就同时兼具了唐诗的抒情传统与宋诗之变化求新。　　　第三组：寇准《微凉》　　高桐深密间幽篁，乳燕声稀夏日长。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　　首先试比较诗与词的异趣：“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冯延巳），这是词。区别在后面一句的旨趣不同。诗与词，一筋骨，一韵度；一尚意（世间清景），一要眇（新月、人归）。　　此小诗又极富于宋诗意趣。凉爽、清空，是宋人追求的身体感觉。先说宽袍大袖，风穿行其间——这种服饰曾在宋代贵族士大夫中盛行一时，以此写人，有人景合一、潇洒自如之美感。譬如：　　　满袖东风惬人意，见君诗与字俱清。（黄庭坚）　　　凭谁画出陈居士，亭角寻诗满袖风。（吴可）　　何时着我扁舟尾，满袖西风信所之。（陈与义）　　对比唐人的“天香满袖归”（孙逖），“馨香来满袖”（钱起），“朝罢香烟满袖归”（杜甫），“满袖香风白日斜”（贯休），唐人的“满袖”，都是东西，而宋人这个诗语中，空灵得多，潇洒自如得多，“清”字被大大张扬了。“清”的美学，源于六朝。然唐美学以“唐三彩”为象征，豪华、瑰丽、挥洒、富于西域色彩的浓烈；宋代美学以“宋瓷”为象征：宁静、清灵。　　　宋诗中“清”的美学。可参张先《题西溪无相院》：　　积水涵虚上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断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入郭僧寻尘里去，过桥人似鉴中行。已凭暂雨添秋色，莫放修芦碍月生。　　张先诗“入郭僧寻尘里去”，表明僧人入于城市红尘之中。宋代宗教很有人间味道，寺庙多修于城市之中，与唐代的深山修行不同。用“积水”“门静”“山影”“鉴中”等，诗人将这一寺庙写得很“清”，同时又有人间味道。是宗教的世俗化，又是世俗的宗教化。其实“清”的美学，也是即人文即宗教，即世间而超世间。宋人的宗教，是结构的，也是建构的。　　　　　　顺便讲到“张三影”。这一趣味，表明了宋诗学对于“影”的审美自觉。“影”为什么美？佛家不是说，人生只是如电如露，只是梦幻泡影么？人生要义，即于无相无住中，把握本然。禅宗明此，更不立二元，转而注重现象与世间，即不舍弃梦与影，于梦影之世间求自我之证立与解脱。　　“清”也是从世间物象中提纯的一种“影”之美。明明是梦，明明是幻，明明是浑沌的世间，偏偏可以发现其中的“清”与“影”之美。所以，“清”也是一种生命升华的观照。　　宋诗学乃是从对于人生否定的智慧中，翻上来再肯定生命。只有洞悟生命而又喜悦生命的宋人，才会有对于“清”与“影”的美学肯定。又可参苏舜钦《夏意》：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从帘里透映的榴花，梦里划过的莺声，此诗以夏日最浓的意味，写出清空而灵妙的心灵状态。又可参黄庭坚《鄂州南楼》：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大幅的精美，如现代张大千的画。如泼墨般将十里荷花、南楼一并绘出。荷花——宇宙中最有清气的生命，清凉无比的生理感觉、与文化的感知化为一体。又杨万里《闲居初夏》：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梅子酸，用身体感觉写出夏天的节令，也是宋诗的日常意味。而芭蕉之绿被阳光反射到窗纱上，则是宋人的影之美学与清之美学合一。可见张镃谓诗人“心胸透脱”，正是一幅天地自然与人心共有的清明莹洁之美。　　既能认识到人生是梦幻光影，又懂得热爱生命、珍惜美好；既不过于沉溺人生，也不夸张超越的体验，这就是宋人达到的高度。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宋诗学的文化高度。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同上引，《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1980）　　其实，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宋学，也是当代文化未尽之大义。讲宋诗，就是心中要有宋代文化复兴的大目标。这才是讲宋诗的正道。

一、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这段话该怎么理解？

唐以前的诗直接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如草木之生于土，听任自然,故曰长；唐代思想氛围活跃，诗皆由情动于衷而发于言，不事雕琢，随口而出即是大唐气度，故曰嚷；宋人拘于理学，诗多求反映理学思想，故曰想；宋以后文化日益专制,文人多埋首故纸堆，较少反映真实的思想，故曰仿。当然这只是说大体风貌不同而已。如唐诗以气象胜，宋诗以学问胜。不能绝对化。因为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唐诗很多也是想出来的，《河岳英灵集》中就载了很多盛唐苦吟诗人，真正能下笔如有神的毕竟是少数。
读《卫风.氓》《小雅.采薇》《涉江采芙蓉》《归园田居》，与后世诗歌比，从情感和语言风格上最能体会长出来的味道.

二、宋调初期的代表作家？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

北宋统一以后，在文化包括文学
方面，并没有立即带来显著的变化。北宋前期的诗歌，大体依然是晚唐五代最盛行的三大流派——以浅俗平易为特点的白居易体、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的
姚、贾体和以绵密富丽为特点的李商隐体并立的格局。只是这几种风格又互有渗透，畛域不那么清晰而已。宋初的词，大体也是沿着晚唐五代词的方向自然地延伸，
而更接近南唐的风格，一般说来，篇幅较小巧，语言也比较清新晓畅。
　　唯一例外并引人注目的是，自晚唐五代以来几乎已经中断了的古文运动在北宋初期就开始复兴。这主要是因为文章在政治和伦理方面具有更直接的实用性，所以
如柳开、穆修等文人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必要途径而为之大声疾呼。但他们的功利意识过于强烈而对散文的艺术性方面几乎无所注意，因此在当时也没有带来
太大的改变。
　　不过，这种纷乱的文学状况毕竟启示着一个新的变革时代的到来。文学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表现，既然宋代文学不能够追溯初盛唐那种明朗、闳放的气势和自由、
高昂的力度，它必然要找到适合于时代心理的形式和风格。实际上，在宋初王禹偁的诗文中，一些新的苗头已经在显露出来，只是在短时期中其影响还不大。

　　第一节　北宋初期诗歌的三大流派

　　北宋最初一个阶段，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偁，正如《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
盟一时”。但过去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王禹偁描叙为似乎是有意识与“西昆体”对抗的诗人，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不但白体诗的流行很早，而且当《西昆酬唱
集》问世而使“西昆体”广泛流行时，王禹偁已经去世了。
　　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本是南唐末年的重臣，那时南唐受着宋王朝的压迫，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后随李后主降宋，虽然做
到散骑常侍，但言行不能不十分谨慎，心情也始终是压抑的。他在痛苦中挣扎，只好求宁静于山水，求解脱于佛道，或在繁忙的交游宴饮中排遣愁闷，总算维持着心
理的平静。有《骑省集》。
　　徐铉的诗大多有一种索寞中略带怅惘的情愫，他把这种情愫写得很淡，语言也是清淡自然的，少有生涩的地方，如《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游人相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
　　这诗可以推断是写于南唐覆灭后。末二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表现对江南故国的依恋。但全诗大半部分只是在写一片萧索迷蒙的景色，看不出很强
烈的情绪；末二句也是借“游人相思”着笔，不正面写自己。此外，像《和钟郎中送朱先辈还京垂寄》的“春愁尽付千杯酒，乡思遥闻一曲歌”，《九日落星山登
高》的“黄花泛酒依流俗，白发满头思故人”等等，大抵都浅切流丽。也许是他生长于江南的缘故，他也写有若干首《柳枝辞》一类的拟民歌，虽不像民歌那样朴素
俚俗，语言还是通畅浅易的，如：
　　老大逢春总恨春，绿杨荫里最愁人。旧游一别无因见，嫩叶如眉处处新。
　　白居易后期的诗，在清淡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雍容闲散的心情，北宋初崇尚白体的诗人，也常有这种情况。如曾两度拜相的李昉就是一个例子，他常用随意闲谈
的笔法，写出绝无焦灼苦闷的心境。而徐铉的情况并非是如此的。他只是努力求得平静，排遣苦闷，内心实际是失意而灰暗的，这种心境总是会在某种触景感伤时显
露出来。再则，徐铉也是一位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在写作那些清丽流畅的白体风格诗篇时，对声律、字句和意象的选择，都比较讲究，这在
前面举出的例子中是可以体会到的。而有些五言诗，更有精致细巧的一面，例如《和明道人宿山寺》中“磐声深小院，灯影迥高房”，《临石步港》中“吹浪游鳞
小，黏苔碎石圆”，《寄从兄宪兼示二弟》中“断云惊晚吹，秋色满孤城”等诗句，都于自然浅近中加入了推敲锤炼之功，并且呈现出幽逼的意境，这又带有贾岛诗
派的特点。
　　在宋初学白居易诗风的诗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为白体所缚、能写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故又称“王黄州”。

　　他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来自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敢于说话。他自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在第三次遭贬
斥去黄州时，还是很不服气地寄诗给当权者说：“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有《小畜集》。
　　出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王禹偁写下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
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
实是“深为苍生蠹”。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
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是已经出现过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的
感动力要差得多。这是因为：第一，诗人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对象的心情并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优秀作品中那样具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显得干枯；
第二，诗歌的后半部分归结到自身时，在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第三，这些诗在艺术上往往有些粗糙，表达“意义”的欲望
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说，这一类诗固然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上述特点，在后来的宋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内在情怀的作品，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
　　这二首诗作于商州，王禹偁当时一方面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怀个人命运的不幸。前一首中“数峰无语
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使之带有生动的趣味，这种写法在唐代还不多，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诗的结句，虽着眼点不同，但都是试图把苦闷加以淡化，也已表现出宋诗的理智倾向。这二首诗的写法很有白居易诗的特点，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
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色彩鲜明但并不浓腻。诗中的对句，虽工整却颇为自然，让人感到亲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诗常是这样浅易流畅、
娓娓道来，而颇有情味的，像《初入山闻提壶鸟》中“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刘博士》中“下岸且寻甘露寺，到城先问惠山泉”等等，可举
的例子很多。他在《冯氏家集前序》中所赞扬的“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畅的风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风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诗的某些特点。据说，他儿子说他的诗与杜诗相似，他便喜不自胜，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
诗二首……聊以自贺》），他还说过“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甫备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诗中常可以看到杜诗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
之一：
　　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
　　诗写羁旅中的孤独凄凉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
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
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其实，就是前面所举出的《村行》和《寒食》，虽说学杜诗的痕迹没有《新秋即事》这样明显，但也是写得比较细致而又曲折和含蓄的，并
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吴江》、《今冬》，七绝《杏花》、《春居杂兴》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贺裳说他“虽学乐天，然得其清，不堕其俗”
（《载酒园诗话》）。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么可以说：王禹偁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

　　北宋初年，白体是许多人喜爱的诗歌风格，但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它浅近易学、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写成顺口溜似的缺乏诗味的作品。欧阳修曾举“有禄肥妻子，
无恩及吏民”为例，讥笑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六一诗话》），徐铉与王禹偁则在学白居易的同时，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
点。尤其王禹偁，对北宋下一代诗歌风气，在多方面具有开启的意义。
　　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
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与所谓“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其中除了寇
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很冷落，又需要显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写这种诗也就颇为自得。
　　贾岛一派诗歌的特长，在于对所描绘对象的细致体察和新颖巧妙的语言表现，北宋初这一派诗人也在这一点上煞费苦心。如魏野的《冬日书事》中“松色浓经
雪，溪声涩带冰”，不但对仗精整，“浓”、“涩”两处“诗眼”的表现力也确实很强；他的《书逸人俞太中屋壁》中“洗砚鱼吞墨”之句，是常人注意不到的景
象，极小巧之妙。九僧之一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据说他曾“默绕池径，驰心杳冥以搜之”（见僧文莹《湘山野
录》）。这两句写鹭鸟的活动，一动一静，互相映衬；后一句写出在一片灰暗的烟霭中呈现白鹭的一点亮色，给人以醒目之感，难怪惠崇对此很自负。
　　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园小梅》）则是他的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联，素来被誉为“警绝”。首先，作者从水中的倒影写梅，从虚处着笔，这就多一重意味，便于渲染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
逸于水上，香气在空中若有若无地浮动，前者打破了纵的图式，形成视觉上的平衡，富有画面之美，后者又打破视界的局限，给人以身临其境似的飘渺之感。而“水
清浅”与梅枝的配合，更显出苏轼《书林逋诗后》所谓“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黄昏”与暗香的配合，也更显得朦胧清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雅超逸的意境，
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意趣。但从全诗来看，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鸣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北宋初这一批追踪贾岛的诗人，对后代宋诗在语言上喜欢翻奇出新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大多有以下几点毛病：一是意象单调。《六一诗
话》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僧一起分题咏诗，提出不许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于是诸僧皆搁笔”，由此可见他们生活
情趣的偏狭。二是形式呆板。他们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句式大体是前两句为二一二，后两句为二二一，而把单音节
处作为“诗眼”，格外加以琢磨。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像“多”或“全”与“半”的搭配（希昼
《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简长《送僧南归》“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入”的使用（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河分冈势
断，春入烧痕青”，《送迁客》“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是诗中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所以色彩比较单一。

　　李商隐一路的诗歌风格，在宋初也有人效仿。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以文学为显示才学与身份的手段，在唱酬应和时往往写一些深婉绮丽、多用典故的诗
篇，在表面特征上很容易向李商隐诗的方向靠拢。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所羡，所以这种诗在上层有相当的影响。到
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
篇，彼此唱和应酬，使这种诗风进一步流行起来。正如当时人所记载：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引《丹阳集》）大中祥符二年
（1009），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如《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
之，诗体一变。”
　　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
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
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刘筠一首如下：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
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
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
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
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
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舄”、“珠喉”、“薄云”、
“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在下一阶段，西昆体遭主张诗文变革的人们的集中攻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西昆体确有很大的弊病，而这种诗体出于朝廷馆阁诗人之手，在社会中的
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
容；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这和道统文学观的日渐强化相抵触。

　　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
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
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
也没有什么突破。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
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如钱惟演的词，也像西昆体诗一样辞采华丽，注重于外表的雕饰，如《玉楼春》以“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
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写新竹，真是金碧辉煌，却实在毫无意趣。而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结构很精致，视线从春天的远景拉回到画堂的中景，再拉到妆台的近景，然后又从倚楼人的极目长眺拓开去，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变化，写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怅苦闷。
　　在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说是胸襟比较开阔的一个，他的《点绛唇》虽说篇幅小，境界却颇为远大，是北宋初期词中的佳作：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写登高临远，视界广大，以此衬托出末句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词《相思令》，则是语言朴素，多少保存了民间曲子的生活气息：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一时期，宋词的创作尚未进入兴盛阶段。但有一点仍可以注意到，即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有时很直露的表现，在北宋初期词中已经看不到了，这终究还是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
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
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
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
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

　　这种批评即使也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们所要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更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的主张大体是崇道与尊韩。“崇道”的旗号说来是历
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学爱好的人，总是要把这一理论原则的内涵多少加以扩充，以便为文学的审美性质与抒情性质留下余地，自刘勰至韩愈等都是如此。而柳
开、穆修的“崇道”，则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甚至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
教。“尊韩”当然是和“崇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又把韩愈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为道学家的一面加以强调，如穆修说：“韩、柳氏起，然
后能大叶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唐柳先生集后序》）其实这和韩、柳的情况都是不尽相符的。在文章风格方面，由于他们没有韩柳那样的才气
和个性，只是很机械地反骈文而行，人为地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僻，因而很难吸引人。所以，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
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
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茫然难得其句，昧然难见其义”，于是在《答张扶书》和《再答张扶
书》中谈了一通自己对文章的看法。他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提出：“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传道”与“明心”并论，实际上就是不把道当作纯粹是外在的
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他们所主张的广泛。同时，他又提出，文既然是传道义明心迹的，就不应
该“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而应该“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在散文写作方面，王禹偁也作了有益的尝试。骈偶之文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爱好，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机械地反对骈文，在写作上一切与之背道而驰，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的散文，便有意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形成既自由流畅又有一定音乐节奏的新风格，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如此描绘：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一节文字亦骈亦散，音节和谐又有变化，具有流畅跌宕的风致。在说理性的文字中，由于王禹偁提倡的是“传道而明心”，不只是以“道”即固有的儒学教条
来教训人，而是在阐述“道”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所以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待漏院记》为了说明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道德修养这一政治见解，
把两种宰相在漏院等候上朝时完全不同的心思，用前后对应的排比句式加以描述，写出“贤相”与“奸相”的形象，虽说难免简单化，但确实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念
（道）和个人爱憎（心），所以尚能使人多少受到感染。而无论说理文还是记叙文，王禹偁通常避免生僻晦涩的词句，文笔显得清丽流畅，这一特点在前面所引的一
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再举《录海人书》的一节为例：
　　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
　　文章是借传闻描绘理想的社会模式，笔调颇类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正如叶适《习学记言》所说，王禹偁的散文有“简雅古淡”之长。
　　关于柳开、穆修及王禹偁对后来散文的影响，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从实际创作来说，后来的散文主要是沿着王禹偁的方向发展的；他的文章中既重视表现理念又
具有抒情性的特点，和化骈入散、清晓流畅而又具有韵律感的文字风格，在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家那里都得到继承，从而形成了与唐代古文不同的宋文流派。但是，
在理论上，后人似乎很少提到他的作用与影响，却把柳开、穆修的地位提得很高，尊之为宋初文风改革的开山人物。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在论及五代文体薄
弱后便说：“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邵伯温《闻见前录》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
这是因为：在宋代文学尤其散文中，道统文学观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而柳开、穆修的创作虽无所成就，甚至谈不上是文学家，但他们对于“道统”的鼓吹却远比王禹
偁积极有力。后代作家在追溯其文学渊源时，首先不是从散文艺术，而是从“道统”的意义上去寻找一个连结韩愈、柳宗元与自己的中介环节。创作现象常常是复杂
的，而理论的归纳往往会被简单化，这是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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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唐体的风格衍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尹君处士帖（林逋）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三君帖（林）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2、流派类比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