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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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的院系沿革

中国自古代到现代12月25日逝世的名人？

黄永年的求学经历

一、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按：1927年年夏，顾颉刚先生应广东中山大学之聘，任语言历史研究所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学校委托池到江、浙一带收书，他就写了一个《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需要搜集资料的各个方面，并指出它的作用，这就说明了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促使了大家的注意和保存。1929年秋，先生离开广东就燕京大学之聘。当时所撰的那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印刷不多，后虽印人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中，但流传不广，知者不多。曾承见赠一册，我一直宝藏到现在。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顾廷龙

以前人收集图书，目光所注，至为狭隘。例如西汉《七略》不收当代律令，清代《四库》不收释、道二藏及府县志等。他们只是一个“圣道” 和“古文” 的传统的观念，以为惟有宣传古代的道德、政治、文学的书是有价值的，于是不赅不备的“经、史、子、集” 四名就笼罩了书籍的全体，大家觉得必要合于经史子集中的某一类的方有被收藏的资格（至多也只有因版本的古而收藏些小说、戏本之类）。私人的书斋是这般，公家的图书馆也是这般。学者看得见的，无论到哪里，总是这几部书，即使版本上有些不同。这种正统正宗的观念，现在是应该打破的了！

近年来，藏书的风气确是渐渐地改变了。例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里，于普通书籍之外，更汇罗明、清的题本和报销册等十余万件，历代的碑碣拓本和佛像照片一万数千种。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分做两部，一是图书部，一是文献部；文献部中，如图画、照片、墨迹、档案以及各种表示宫廷历史的器物都陈列在内。孔德学校的图书馆，广收民众文艺作品，如弹词、大鼓书、剧本、小说等，不下一万种。京师图书馆里，最为学者仰望的，不在《四库全书》，也不在宋、元本书，而在数千种的敦煌写卷和数千种的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因为上一项是直接的材料，下一项尚是二等的记述。北京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当事者又是浮夸哗世的人，却因在北京较有学问之空气中，也知道听从他人的主张，从事征集家谱。

以上所说，都是北京一方面的。因为北京的学术坛坫之中，腐旧分子尚不多，所以会得顺应潮流，开辟出许多条新路，打破二千年来的藏书的传统观念。图书馆中有了新的收藏，自然易于引起学者研究新的题目。

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标准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坏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研究动植物的人，不但要采集翠鸟奇花，并且要采集毒蛇恶草，态度正和我们一样。所以然之故，只为不把这些材料作为崇拜的偶像，也不把这些材料作为抚弄的玩物，而只要把它作为知识的对象，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凡是不了解这个意义的，看见了我们的新工作，一定要发出许多非笑。但等到将来新图书馆成功之后，他们也可以渐渐地认识我们的工作的意义了。

本校委员会于去年十二月中发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第一期扩充计划说明，其中除购置中外国文书籍外，并定创设社会文化部、中国革命历年出版物收藏部、中国近代外交史史料部。这是对于历史材料及民众文化注意汇集的表示。现在承嘱颉刚到京、沪各地购书，谨本此宗旨，拟具计划书如下：

一 经史子集及丛书

此类书为各处图书馆所同有，本校亦当完全具备之。其需用较繁之书，如《十三经注疏》及《二十四史》等，应多购数部，以便观览。

在此类书中，可以看出中国三千年来的君主及士大夫们的正统不想及其所作的事业。又上古、中古时代的历史，除去了这一些书籍也很难得到别的材料，所以我们为要认识古代历史起见，对于此类书不得不搜集完全。

二 档案

凡诏令、实录、国书、奏章、告示、会典、方略、则例、报销册、统计表、货物出口入口表册，及一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公文、公报均属此类。

中国人以前只看重道德的政治论而不看重实际的政治事业，所以逞臆妄谈的政论会得永远保存于藏书之中，而实际的政治记载却除了几部极简单的史书之外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以前各机关的案卷，每过若干年是要烧毁一次的。北京国立图书馆里，找不到十种政府机关的公报，更不必说全份的档案。历史博物馆承受了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却忍心把它卖给纸厂做还魂纸。历史观念的缺乏，使得中国丧失了若干万件宝贵的政治史料。思之痛心。何况档案里不但保存政治的史料，亦且保存许多民众的史料。例如我们要了解以前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奴脾、僧、道们的生活，经史子集里是很少记载的，档案里却可搜集到许多，因为他们都生存于国家的法律之下，从他们与法律关系上，可以辑出他们的生活状态。

本校为中国南部诸省的最高学府，窃意南部诸省各机关积存的文件凡是现在行政不需用的，都可请他们送到本校来贮藏，一来免得销毁，二来集中在本校之后，凡是要研究南部诸省的政治和社会的便可得到一个工作的所在了。

三 地方志

凡一统志、省志、府州志、县志、乡镇志、山水志、寺庙书院志、地图、地方调查表等均属此类。

此类书中, 关于户口、钱粮、物产、风俗、宗教等事实均有较丰富、较有系统的记载。我们若要知道各地方的实在状况及民众生活，这是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

志书随时修改，我们应当把各地的各时代的志书都买来，以免所得的材料有偏畸于某一时代的弊病。

四 家族志

凡家谱、族规、家训、祖先图、世德记、氏姓考等均属此类。

中国的社会基础，建筑在家庭上面，以家族为社会的单位。自科第、仕宦、选举（民国以来）、婚姻，以至词讼、械斗，皆与家族有很深的关系；而置义田，设义庄，济弱扶贫，使大家族不至离散，亦为经济史上的重要事实。家谱等即为记载此类事实之专书。又民族的迁徙，年寿的长短，结婚的早晚，生殖的多寡，种性的智愚等等问题，也可在家谱里钩索出来。只因以前史家太不注重此等材料，所以和中国历史关系最密切的家族制度竟无法研究。近数十年来，凡交通便利的地方，受经济的影响，人民散至四方的很多，义庄亦失去了赡养全族穷人的能力，大家族制度已日呈衰落之象，恐怕再过数十年这制度也就消灭了。所以我们对于家族的记载应当趁现在时候赶紧收集。穷乡僻壤，聚族而居，往往若干村中只有一姓，一县中一族有若干万人。这种家族固然团结力很强，但怕他们没有家谱，这有赖于我们的实地调查了。

家谱等书，为书肆所不收，甚难购觅，我们应当登报征求。但家谱往往印刷甚少，每房限制发给一部，续修之谱竣事，原谱即须缴回销毁，故即悬赏征求，亦恐未必能得到多少。我们应于出资购取之外，更向人借钞，务使力所能及的不致失之交臂才好。

五 社会事件之记载

凡报纸、杂志、报告、传单、章程、纪念册、人名录，某一件事之专记等皆属此类。

此类书的性质与价值，和档案相同，不过档案为政府机关之记载，此类书为社会机关之记载而已。

报纸应每月装钉一册，藉便翻检。以前的旧报，人家还有藏起来的，应出资购取。惟报纸质脆易碎，如何可以保存永久，有待研究。

六 个人生活之记载

凡日记、笔记、手札、讣闻、哀启、寿文、挽诗、传文、节孝录等皆属此类。日记、手札等是个人最亲切的记载。寿文、挽诗等固然很多是虚伪的，但即此虚伪的状态也是一种可以研究的材料。

七 账薄

凡商店之取货簿、营业簿、货价单，工厂之物料簿、工资簿、田主之收租簿、完粮簿，公共机关之征信录，家庭和个人的伙食簿、杂用薄，以及婚丧喜庆的用费簿、礼物簿等均属此类。

收集账衡有数项用处。第一，可以知道那时那地的物价和工价。第二，可以知道那时那地的工业出产品及货品的销售状况。第三，可以知道那时那地那一阶级的生活程度和生活方法，及其和风俗、宗教的关系。

收集账薄并不困难，旧家及老店往往积存有一、二百年的账簿，只要买着一批就可以得到许多材料。但是这类东西是书铺子里绝对没有的，非得亲自上门去请求转让不可。我们或者先登报征求一下，再托人去访问。

八 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

凡满、蒙、回、藏、苗、僮等民族之书籍、经卷、公文、金石文字拓本，及记载其语言、历史之书均属此类。

中华民国内，汉族外还有好些小民族，各有他们的文化，但我们要看他们的文籍却极困难，有许多人还没有知道他们的字体是怎样的，是直行抑是横行。我们对于国内民族的隔膜，比了对于外国还厉害。在这一个互相疏远的状态之下，希望全国各民族融合为一个大民族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竭力去搜罗这方面的材料。固然现在能读这类文籍的人不多，但只要积存了许多材料，便不怕不能引起学者的注意，不怕没有人出来研究了。

又外国人派旅行队到蒙、藏等处调查的多得很，他们已经发表的许多报告和研究文字，我们也应当尽量买来。

九 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

凡各新旧基督教会出版书籍，如各种方言之新旧约、宗教学书、历史书、科学书、定期刊物、报告等均属此类。

基督教会在中国，这四百余年是极盛的时代。除宗教以外，西洋的科学和政治思想的输入，先前也借它为媒介。他们著译的书籍甚多，三十年以前，这些书籍曾累次发生极大的影响。

还有许多书是他们研究中国的语言、历史、民俗的，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大成绩，但已经把我们的材料下过一番苦功，可以供我们研究的参考。现在也应当汇集来。

中国之有西文译书，始于教会，其后乃有非教会之译本，如江南制造局出版之科学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政治学书及小说等。今亦一律收集，以见国人在此数十年中迎受外国思想之方向及其能力。

十 宗教及迷信书

凡佛书、道书、善书、神道志、神像，符咒、卜筮书、星相书、堪舆书等均属此类。

这一类书，是民众文化的核心，我们要知道民众的思想法则和生活法则，便不能不对于这一类书加以研究。释、道二藏搜罗佛书、道道书固多，但民间流行的俗陋刻本也多没有收入，我们应当亲自到民间去搜罗。卜筮、星相、堪舆诸书，种类亦甚复杂。只因从来不曾有人做过系统的编录，所以我们不容易知道它们的派别。现在我们一切都要买来，使得具有研究宗教学和民俗学兴趣的人可以作专门的研究。

十一 民众文学书

凡小说、故事、戏本、弹词、鼓词、摊簧、杂曲、歌谣、宝卷、诙谐文等均属此类。

此类书是民众的心声，但一向为士流所鄙簿。其实士流文学莫不承民众文学而来，诗、词、曲、小说皆然。一成了士流文学，便傲然与民众隔绝，而文学也单腾了一些粗糙。民众文学固然粗糙，或至秽亵，但却有热烈的情感，又敢于表现，无论如何总是壮健的。我们要了解民众的生活、言语、想像、情感、艺术，我们要了解一士流文学的来源，这些东西便是最好的材料。

唱歌谣、讲故事的风气，这二、三十年来渐渐地消沉了。其故，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压迫，弄得民不聊生，不必说为了奔走衣食没有闲暇，就是有闲暇，也苦没有这兴趣，此其一。为了生计的困难，人民集中于都会，而都会是没有地方性的，生活的呆板也使得他们提不起这种情兴，此其二。所以民众文学在现在时候，正和百家典藉在汉初一样，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若不趁他未灭亡时赶速收集，必有许多好的作品从此失传之虑。

要搜集此类书，上海的石印书坊是一个大宝库，各地的小摊子上也有许多唱本（例如广州、潮州均有一千种，北京约有一千多种, 厦门约有五百种）。歌谣和故事，刻出来的很少，我们应当登报征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八年来征集的结果，有歌谣二万首，故事数千则，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东西抄写一个全份。

十二 旧艺术书

凡医书、乐谱、棋谱、法帖、画谱、图案、游戏书等均属此类。

以前人搜罗此类书，只限于名人的著述，或是他们眼中看作高雅的，例如乐谱，只取古琴谱而不取胡琴谱之类。我们现在应当废除这种成见。

十三 教育书

凡旧式儿童读本、科举用书、历年新式教科书、各学校讲义、课艺、试卷、报单、文凭等均属此类。

这一类书，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个个用它，但个个瞧不起它，因此从来不曾结集过。别种人犹可说，研究教育学及教育史的人也想不到收聚，这是很可怪的。我们现在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觉得这种东西实在很重要。例如以前读书人的思想，单取他们称道弗衰的《四书》、《五经》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取《神童诗》一看便非常明白了，因为这本浅陋的小书正是二千年来读书人求名、求利、求漂亮、求舒服的思想的结晶。又如《大题文府》、《试帖三万首》等科举书，固然庸陋恶劣的气味逼人，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害过了多少人？害得人怎么样？”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也是应该研究的。至于新式课本，和现代青年有密切的关系，它的编制如何，是否适用，是极紧要的问题，决不能由它随便生长，贻误青年。我们搜集在一块，也可以供教育家的研究而防止新教育的腐化。

十四 古存简籍

凡商代甲骨, 周、秦、汉竹木简，汉、魏以下石经，六朝以下写本书，宋、元及明初刻本书等均属此类。

三十年来，古藉发现甚多，使得史学界中起了一个新学派。甲骨发见于河南安阳，为殷商史的最正确的材料。竹木简发见于甘肃及新疆，写本书发见于敦煌，使汉代边戍和唐代佛教的史料增加不少。洛阳发见正始三体石经，更显明古文经伪造的证据。可借一般人不加注意，敦煌写本大半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得，竹木简又为斯坦因带到英国去了。甲骨卜辞，出土后任人购取，散在四方，不可合并。正始石经为贾人贸利，斵碎了出卖。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幸的。本校为公共机关，理应多事搜罗，稗免私家散失之病。将来经费充裕，更应组织旅行队，从事发掘。宋、元本书价值颇贵，或于普通书藉略备之后再行购置，或择清代校勘学者未见的书先行购置均可。

十五 著述稿本

凡未刊之著述稿，已刊著述之原稿、改稿、印刷样本等均属此类。

学者生计贫困的多，往往竭一生之力，作成几部好书，终于无力刊出。我们应当搜集这类稿本，择尤印行。其已有刊本之手稿等，必有修改之处，在这种修改的地方可以见出著者思想的迁变及学问的进益；又刻本如有误讹，可用手稿去校正他，所以也要买。

十六 实物的图像

凡有记载性的图画、照片、金石拓本、留声片、影戏片、幻灯片及模型等均属此类。

此类物品为直接的记载，比较文字的记载为正确。以前的人号称左图右史，其实他们只有书而没有图。现在我们不但要收藏图，并且要把图的范围扩大，使得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时，他的原来的形状与音声都可以给我们知道。例如我们读三民主义的书，同时听到孙总理演讲的留声片，又看到孙总理就总统职的影戏片，那么，我们对于孙总理的人格必有更深切的印象。至于民众文学，但看纸上写的字是不中用的；我们若能多买到这方面的唱片，便可因听的歌唱的声调而对于民众文学的素质与价值有深入的了解了。

以上所分的十六类只为购求图书时定出几种目标，并不是看做图书馆里的正当的分类。例如报销册放在档案里而不放在账簿里，即是就购书时的方便。将来图书馆编目时，应当把通常重视的经、史、子、集和向来鄙视的俗陋猥琐的书一起打通，按其性质置于同一的部类之下才是。

总括我们的购书的宗旨，只是“ 搜集材料” 一句话。我们既不复以星占术的眼光整理天文事实，不复以点金术的眼光整理物质事实，不复以灵方论植物，以堪舆为地理，即不应更以传统下来之文书及其价值为研究中国语言、历史、民俗等等之范围。新的学问，靠新的材料。一科学之成立，靠一科学事件之搜集。我们要以新观点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国各问题之科学化，既以助成新时代之基础建设，并使我们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图书馆。

一、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的院系沿革

早在中山大学创办初期，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副校长就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本校图书馆之最大目的，在为中国南方最大之一刊物保存所”的宏伟发展目标，并于 1927 年初专门聘请图书馆学名家杜定友先生来校襄理图书馆，广揽人才，增加经费，从事改良编制，扩大规模，编辑出版《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又聘请著名史学家、民俗学的开路人顾颉刚先生专门拟订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并携巨资赴江浙搜购图书，从而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不多见的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并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基础。
1980 年，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新馆即将落成之际，为了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图书馆馆长连珍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实现了杜定友、袁同礼、陈一百、何多源等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夙愿。 1980 年秋，中国近现代档案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周连宽教授开始招收图书馆学专业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创了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并使我系成为我国 4 个最早开展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单位之一。
从专修科时期（ 1980.10-1984.8 ）的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到图书馆学系时期（ 1984.9-1988.2 ）的初具规模、蓬勃气象；从图书情报学系时期（ 1988.3-1993.3 ）的人才济济、学科兴旺，到信息管理系时期（ 1993.4-1997.6 ）的国际交流、学术远播；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时期（ 1997.7-2005.2 ）信息管理系的学科合并、空间困扰，到实体系资讯管理系成立后（ 2005.2~ ）的重整旗鼓、奋起直追；这是上下求索、励精图治的 25 年，这是连珍、周连宽、骆伟、谭祥金等几代中大人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 25 年。
从 1984 年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设立，到 1986 年档案学本科专业的设立和 1993 年信息学本科专业的设立；从 1980 年招收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 1990 年获得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1993 年获得档案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和 2000 年获得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不仅建立了覆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学科的完整学科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而且在海内外，尤其是粤港澳三地图书馆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从惠德毅（广州市图书馆馆长）、李彭元（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长庆（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余庆蓉（原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林明（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到邓美莲（澳门中央图书馆馆长）、黄洁碧（澳门何东图书馆馆长）、邓志斌（澳门廉政公署图书馆主管）等，一批又一批的中大资讯管理系毕业生已经成为图书馆事业的骨干力量。从肖永英（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博士）、许良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学信息学博士）、刘子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学信息学博士）、徐文晖（德国洪堡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博士）等、到黄晓丽（美国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在读博士）、沈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学信息学在读博士）、张颖（美国拉格斯大学图书馆学信息学在读博士）、朱晓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学信息学在读博士）等，一批又一批的中大资讯管理系硕士毕业生正在海内外茁壮成长。
2005 年 2 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拓展学科的发展空间，中山大学在原信息科技学院信息管理系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全校的资源，组建了新的独立的实体系 —— 资讯管理系，一个崭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学科群正在南国崛起。
2010年12月，资讯管理系更名为资讯管理学院，并成为中山大学国家保密学院的依托单位。

二、中国自古代到现代12月25日逝世的名人？

1、1967年——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逝世。

2、1969年——思想家，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逝世。

3、1980年——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

4、198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曹本熹逝世。

扩展资料

外国逝世名人：

1、1926年——大正天皇，日本第123代天皇（出生1879年8月31日）

2、1977年——英国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逝世。

3、1983年——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雕塑家胡安·米罗逝世。

4、1989年——罗马尼亚政治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死。

5、2006年——美国著名灵魂乐歌手詹姆斯·布朗逝世。

6、2008年——伊尔萨·基特逝世，好莱坞老牌女星，享年81岁。

7、2016年——《去年圣诞》原唱乔治·迈克尔去世。

8、2016年——俄罗斯音乐家，红旗歌舞团指挥瓦列里.哈利洛夫中将因空难离世

9、2019年——抒情男高音歌唱家之一彼德·施赖尔去世，终年84岁。

三、黄永年的求学经历

黄永年先生童年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黄永年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也过了关。
黄永年《周书选评》
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吕思勉先生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 接着又认识了与吕思勉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黄永年作为学生对顾颉刚、陈寅恪等先生满怀敬仰之情，但并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作商榷的。
解放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