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与“马背上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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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与“马背上的朝廷”

乾隆帝南巡的路线是怎样的？他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呢？

乾隆三下江南小故事

乾隆六次下江南，除了游山玩水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一、乾隆南巡与“马背上的朝廷”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美]张勉治著，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90.00元

乾隆朝的所有巡幸活动中，六次南巡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但奇怪的是，虽然相关的官方档案资料十分丰富，民间关于乾隆南巡的笔记、小说等等也同样举不胜举，但相关的学术专著却并不多见。近年来，历史学界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问题，2013年清史学者髙王凌出版了关于乾隆南巡的专著《马上朝廷》，最近美国学者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出版了中文版，这对于乾隆南巡问题的研究无疑大有帮助。

一、古代历史上皇帝巡幸

古代皇帝中，乾隆皇帝大概是最坐不住的一个。据统计，乾隆在位60年，巡幸活动超过150次，其中祭拜东陵、西陵、盛京祖陵66次，巡幸热河及举行木兰秋狝52次，东巡祭孔8次，南巡江浙6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中州1次，其出巡时间占统治时期近四分之一，达15年之久。如此频繁的外出，不仅在清朝皇帝中首屈一指，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朝鲜使臣称乾隆朝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无常”的“马上朝廷”，似乎并不过分。

张勉治的新书书名，或许就是出自于朝鲜使臣的评语。不过乾隆的首次出巡并非南巡。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奉皇太后至热河避暑山庄，八月至木兰围场举行首次秋狝典礼，由此开启巡游序幕。之后，乾隆于八年秋东巡谒陵，十一年西巡五台山礼佛，十三年东巡曲阜祭孔祭泰山，十五年巡幸嵩洛开封。由此可见，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前，乾隆对巡幸活动早已熟悉，并不违和。

中国传统王朝中，皇帝的巡幸活动并不常见，因为类似活动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正如三代时天子巡幸，名为打猎，实为远征，目的是炫耀武力，以保证诸侯对天子的效忠。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士人阶层生根发芽，“天子非展义不巡守”，皇帝的巡幸活动也越来越多受到臣属的阻挠。在大臣们看来，皇帝出巡耗费财用，既不便于行政，对皇帝本人的安全也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所谓“神龙不可失所，人主不可轻行”，纵欲自轻，往往有不测之祸。如隋炀帝的各种作为，即成为后世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宋朝以后，文臣坐大，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皇帝出巡极少，即便有，也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唯一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其在位22年，先后五次出击蒙古，有近半时间远离都城，同样可称为“马上皇帝”。至于其他明朝皇帝如嘉靖、万历等，他们非但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都没有出过。

与汉人王朝有所不同的是，契丹辽朝、女真金国及蒙元政权则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巡幸或说巡游对他们来说似乎司空见惯。以辽朝为例，当时辽帝仍按先人习惯四时转徙，即所谓“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四时捺钵制”。在此习俗下，辽朝君臣车马为家，转徙随时，作为皇都的上京、中京不过用以接见使节。事毕后，辽帝仍回到城外车帐中安歇。以此而论，辽朝廷更像是用牛车载运的帐篷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辽朝的继承者，女真金国同样保持了季节性迁徙的做法，但因为其领土深入中原北部，因而汉臣反对巡游的阻力要远大于辽朝。之后，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也以同样的理由劝谏皇帝不要出游，但他们的努力在蒙古人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皇帝仍按季节巡狩于大都、上都之间，这一做法几乎贯穿于整个元朝时期。

通过对各朝皇帝巡幸情况的梳理，作者张勉治认为，汉人官员与辽金元皇帝对待巡幸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汉人的“贤王仁政”和后者“民族统治”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从根源上说，前者建立在农耕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之上，而后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所致。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则两者兼备。

康熙七年（1668年），亲政仅一年的康熙皇帝打算视察北部边防，此举遭到帝师熊赐履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皇帝乃国之根本，“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瞻仰”，万不可轻动。他反复劝导15岁的少年皇帝，“盘游田猎，尤从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诫”，“恐一时轻忽之行，致意外莫测之悔”。为此，熊赐履举出前朝正统、正德两位皇帝的教训，最终让康熙打消了出巡的念头。三年后，康熙以“祭祖”的理由出巡盛京，这让众臣无法反对，因为孝道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宣布东巡祭孔，众臣同样无法反对，因为孔夫子是儒家的圣人；之后，康熙开始首次南巡，理由是观俗问政。就这样，康熙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开创巡幸先例，众臣也由最初的反对到逐步适应，最终不再有异议。

二、乾隆对南巡的观点

乾隆六年（1741年），首议木兰秋狝的乾隆同样遭到科道官员们的反对，但乾隆的理由更加充分：“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时训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致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

在乾隆看来，天子巡幸不仅仅是“敬天法祖”的表现，同时也是“勤政爱民”的体现。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在避暑山庄读书作诗之余发了一通感慨：三代以后，延续时间最长不过汉、唐、宋、明四朝。即便这四朝，往往一二代后即发生内乱。究其原因，主要是继任者不知开国劳苦而怠于政务。有鉴于此，圣祖（康熙）平三藩后即行巡狩，虽有耗财劳众之弊，但可以“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总的来说，“所全者大，则其小者不必恤也”。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白，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晏处宫中，耽于逸乐，而应该走出深宫，体察民情。如对于“宋主微行”之事，乾隆即认为：“第当命驾时巡，省方问俗，进穷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则民隐足以周知”；对于元顺帝“端居深宫，委柄臣下”并因汉人大臣反对而放弃北巡塞外的做法，乾隆并不赞成，其认为：“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乎？”

为了避免受到“贪图玩乐”的指责，乾隆出巡时往往借用儒家的“孝道”做掩护。乾隆朝的早期巡幸活动大多奉太后而行，这一方面是乾隆事母至孝，而太后钮钴禄氏也堪称身体强健，喜好出游；另一方面，乾隆也可以“尽孝”为名，令臣下无从反对。在首次南巡前，乾隆就在谕旨中明白表示：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辛未年（即乾隆十六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

如此一来，大臣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乾隆南巡呢？

“奉母出游”的借口固然冠冕堂皇，但乾隆南巡的目的绝不仅于此。事实上，乾隆六次南巡之举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动或喜欢游山玩水，其屡屡出巡的真正原因和愿望，实际上是借以创立和巩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势”。换言之，乾隆效仿乃祖康熙六下江南，其主要动机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巩固其统治，发展其“盛世”，这才是乾隆真心要做的。

乾隆对江南尤其江浙的重视，与当时的客观情况有密切关系。宋明以后，江浙一向是鱼米财赋之区，两省田地、赋银、赋粮数分别占全国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盐课为例，江浙几乎占到全国总数的近七成；而每年运京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贡献了近250万石。由此可见，江浙二省对于清廷是何等重要了。

此外，江浙也是人文茂盛之区，才子学人及出仕人等远多于他省。以科考功名为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出了61名状元，江浙占了51位，而榜眼、探花及二、三甲进士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由此，江浙官员在各级政府中所占比例，他省均难望其项背。此外，江浙两省也是前朝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与举动也一直令清廷不敢掉以轻心。

三、南巡目的是什么

在《马背上的王朝》一书中，作者张勉治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清帝南巡属于“旗人的事务”，为皇帝筹备南巡的人员为钦定的宗室王公、蒙古贵族和满洲官员，由他们组成一个“总理行营处”，全权负责南巡各项事务的统筹，包括道路勘查、安全保卫等工作，汉人官员一般不参与其事。

其次，南巡基本按木兰秋狝的形式加以安排，其随扈人员的营帐及带有军事动员性质的活动均与皇帝巡幸塞北时的规制无异。作者认为，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想以某种微妙的方式表明，南巡只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帝国进行踏勘、考察、规划和驻防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也是清朝“内陆亚洲统治方式”在江南地区的一种再现。

其三，南巡路线均是精心设计的，一路上，乾隆骑马射箭，校阅驻防八旗，都是为了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通过这种威胁性的方法，乾隆似乎要让江南臣民注意到清军的强势武力并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处于战时状态。

对于张勉治的观点，杨念群、范金民等学者在不同的新书推介会上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从形式上看，乾隆的巡幸基本按北巡围猎的模式组织，此举并非南巡所独有。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出于方便和成本的考虑，而未必是为了强调军事性或刻意排斥汉人。反过来说，如果用汉人办理出巡事宜，非但耗时更长，而且会有诸多不便并带来更高的成本。以此而论，说南巡是以满人“马上治天下”的观念对抗汉人的传统文化，未免有些过度联想。事实上，康熙也曾六次南巡江南，为何未被后世如此诟病呢？

或因书名的缘故，张勉治在书中反复强调乾隆对骑马的重视，他不但规定八旗将领只能骑马不得乘轿，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每次热河围猎或南巡路过省治、府治，乾隆都要弃舟登岸，骑马入城。在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在乾隆笔下，即为明证。此外，乾隆还在官员们面前一再表演射箭，他的举动无疑是想把自己塑造成“马上皇帝”，并以此激励旗人保持祖先善于骑射的优良传统。此外，乾隆入城时骑马恐怕也是想让百姓看到皇帝与南巡队伍的精气神；而且，骑在马上也比坐在龙辇里更容易接近百姓，并对民生有一个直接而具体的体察。

张勉治认为乾隆南巡是为了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大体正确，但说南巡为了炫耀武力，甚至宣示当时仍处于“战时状态”，则不免有些言之过当了。

大体而言，乾隆对旗人大臣固然要求严格，但阅武只是检查驻防八旗而未必是为了炫耀武力，乘便接见准噶尔使节也非刻意安排。事实上，乾隆朝的八旗驻防已经疲态尽现，如江宁阅兵时，乾隆发现很多驻防兵丁连弓都拉不开，即使力气大的也很少有人拉满弓。对此，乾隆大失所望，感慨地说：“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故鲜大成就。”

乾隆南巡时对八旗武备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坚信“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在“即事”一诗中，乾隆就对“马上治天下”做出了新的阐释：“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覆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有清一朝，旗人形同军户，八旗为清廷立国之根本，这是历代清帝所深知的。然而，八旗的衰落自康熙时期就已初现端倪，这一危机在乾隆朝也没有根本扭转。当然，八旗的衰弱与振兴是另外一个问题，与南巡炫耀武力并没有强逻辑关系。

四、南巡的后勤与花费

在史料方面，张勉治充分利用了大量南巡档案，研究非常精细，譬如六次南巡的队伍分布、南巡的费用包括哪几类、最后花了多少钱等等，计算都相当精准。

据宫中档案的记载，首次南巡的费用为56万两，但实际费用恐怕远不止于此。如地方士人的记载，仅苏州府修路就用去30万两，而两淮盐运使为每次南巡所花的银子均不下100万两。按张勉治的详细估算，六次南巡的总开支在1890万两，每次平均约315万两，接近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5%-10%。

南巡无疑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以御道为例，其标准是帮宽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坚实平整。所经道路，一律黄土铺垫，清水净道，即便石板石桥也不例外。河道狭隘之处要加宽，遇障碍要拆除，必要时甚至要拆桥让路。御舟共用纤夫三千六百名，分为三班，一律穿戴整齐，随时提供服务。至于途中供休息的尖营、茶棚、凉棚，还有替换下来的马匹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民夫前去备办看管。

乾隆南巡是历代王朝难得的盛典，其给地方上带来的经济波动也可以想象。为了保证南巡的各项供应，乾隆在出发前即命截留江浙两省数十万石槽粮备用，并在大运河的主要城市清江浦（淮安）、扬州、镇江、苏州设立了四个官方补给市场。为了方便交易，乾隆又命各省铸币局增铸铜钱数万串，以便于兑换及买卖货物之用，同时也可以避免价格过度上扬。毕竟，这么多人突然来到一个地方，当地商品价格在短暂的冲击下剧烈波动也在所难免。

此外，为了方便南巡后勤的采购，沿途官员提前在巡幸驻地一里外设立买卖街，以供应大量的米面蔬菜薪炭及马匹需要的草料、黑豆等物资。为保证沿途的牛奶与羊肉供应，乾隆还提前让人从京师运去乳牛七十五头，御膳房用羊一千只。还有皇家所用饮水也十分讲究，在直隶境内用的是香山静宜园泉水，山东境内用的是济南珍珠泉水，江苏境内用的是镇江金山泉水，浙江则用杭州虎跑泉水。

乾隆是聪明人，他也知道南巡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开支。于是，在出巡前他发布谕旨，宣布蠲免江苏、浙江等省历年积欠钱粮，其中称：“东南贡赋甲于他省，其历年积欠钱粮，虽累准地方大吏所请，分别缓征带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旧并征，小民终未免拮据。……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苏积欠地丁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地丁三十万五千余两悉行镯免。”至于浙江，因为此前并无积欠，“著将本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三十万两”，以示鼓励。直隶、山东所过州县，“蠲免本年应征额赋十之三”外，又免山东欠谷九十七万石余。如此，算是给了沿途老百姓一点实惠。

此外，乾隆还仿造当年康熙南巡旧例增加科考学额，其中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于当年考试文童（即考秀才）时，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南巡途中，乾隆还允许当地士子献诗召试，取中者特赐给举人并授内阁中书等，这也是仿造康熙南巡的旧例。

五、南巡的利弊得失

乾隆南巡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不过客观地说，南巡也不全是负面效应。毕竟，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这六大事务不能说不重要。即便奉母游览，也是提倡孝道，为国表率，并无不可。退一步说，因为乾隆的南巡，沿途官府主动修路搭桥，清理沟渠，对各地交通和城市市容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档案《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记载，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巡幸扬州，曾先后集资修了高桥、香阜寺、天宁寺、迎恩桥、宝塔寺、高旻寺、锦春园等宫殿楼廊五千余间，亭台近两百座。而由于乾隆与皇太后好游山水名胜，沿途古迹也得以保护开发，就连乾隆南巡之迹在内，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总体来说，乾隆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通过六次南巡，乾隆了解了沿途及江南的官风民情，知道了民间的百姓疾苦。正如其在四十九年（1784年）的御制《南巡记》中说的，“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作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功之一，乾隆对南巡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南巡记》中，乾隆也清醒地指出，若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切不可轻言南巡。十余年后，乾隆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乾隆以后，清朝再无皇帝南巡。由此，“六下江南”是否就是乾隆中叶中国国势渐衰的原因，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金满楼）

一、乾隆帝南巡的路线是怎样的？他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呢？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清朝的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与第十五个儿子爱新觉罗·颙琰，禅位后又继续作为太上皇训政。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他也是中国最长寿的一位皇帝。

　　乾隆在位期间，曾于曾于1751年(乾隆十六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南下江南地区，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为大部分皇帝登基后，都是终生居住在都城中，处理朝中大小事务，像乾隆这样六次南巡的真的很少了。

　乾隆南巡的目的

　　乾隆自己曾在1749年(乾隆十四年)下过两道上谕，讲述了自己南巡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

　　一、江浙地区的官员们绅衿恭请皇上临幸

　　二、康熙曾经六次南巡，大学士及九卿翻阅了古籍史经，他们都建议我同意江浙官员的请求

　　三、江浙地区地广人稠，人口密集，我应该去考察一下民情，了解一下民间疾苦

　　四、祖国那么大，我想带母亲出去看看，尽一下孝心

　　乾隆六次南巡路线

　　乾隆第一次南巡的路线确定为：先渡黄河，之后再乘船沿河南下，途径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最后到杭州

　　乾隆第二次南巡去了天妃闸、范仲淹高义园，途径了苏州、嘉兴、杭州、江宁府、徐州、曲阜，最后回到北京圆明园

　　乾隆第三次南巡之时，因为有海潮之灾，他亲临了海宁勘察

　　乾隆第四次南巡路线：由山东入江苏境，再从苏州到江宁，然后由江浙运河回返。这次南巡共计126天，是六次南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乾隆第五次南巡路线：由山东进入江苏之后抵达杭州，返程时经过南京，最后再北上回去

　　乾隆第六次南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先在山东停留，之后又在江南地区巡查，最后北上返回，此时乾隆已是七旬老人

　　评价

　　益处：亲自掌握了江浙地区的具体情况，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坏处：六次南巡都声势浩大，消耗了大量人力与财力，当地百姓的正常生活节奏也被打乱。

二、乾隆三下江南小故事

1、乾隆三下江南时,见一农家大院正在操办喜事,于是他逢场作戏,送上三个铜钱,在礼账桌前出了一副上联:“三个铜钱贺喜,嫌少勿收,收则爱财。”他想难住人家,桌前的人都互目而视,无人作答,正在此时一个马童脱口而出:“两间茅屋待客,怕穷莫来,来者好吃。”众人拍手叫好,连声称妙。

乾隆又来到一个酒家门前,入店饮酒。美酒飘香,开怀畅饮,席间乾隆得知卖唱侑酒的歌女姓倪,于是乾隆即席出了一副上联:“妙人儿倪家之少女。”此联“人儿”合成一个倪字,乾隆认为难以作答,谁知姓倪的歌女却应对曰:“朋言者诸位中一人。”“言者”合成诸字，应对敏捷，对得贴切。

乾隆称赞不已,令赐酒三杯,不料壶中的酒已饮完,只滴数滴,歌女笑道:“冰冷酒,一滴,二滴,三滴。”乾隆沉思片刻,抬头看见园中之花,触景生情猛然对出下联“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乾隆南巡时来到白龙寺，当时寺僧正在鸣钟，古刹庄严，钟声悠扬，乾隆顿时诗兴大发。

即令侍从备齐纸笔，挥笔写下“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上联。随乾隆南下的纪晓岚放声大笑起来。乾隆不解怒目而问:“朕诗虽然不佳,汝岂能当面大笑?”

纪晓岚急忙解释说:“臣非取笑也，是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此联。恰似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乾隆转怒为喜。

2、乾隆下江南路过遇到一少年，觉得他聪明伶俐，便想考核其智力。于先问其名便知叫阮元，灵机一动想到了上联：“阮元何故无双耳，‘阮’与‘元’看字形有些相似。

一个有拼旁带耳一个没有，本以为会难到少年，谁想少年不假思索便答出下联：“伊尹从来只一人” 乾隆大赞。‘伊’和‘尹’字形对‘阮’和‘元’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伊尹乃商朝时期一人名，可谓对仗工整。

3、一次乾隆皇帝路经南通，那时候的南通叫通州。乾隆帝路过通州，想起京城附近也有一个通州，大清天下竟有两个“通州”，一南一北。便诗兴大发，咏出一副对子的上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咏完转身叫大臣们接下联，当时没有一个人对上包括自己。

想着想着来到一当铺门口，听见一小侍自言自语哼出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声音不高正好被冥思苦想的乾隆听见，“妙哉！妙哉！”这不就是我在想的一个绝妙的下联吗？后来小侍得到了赏赐，连升三级。这是一说法。

4、当时纪晓岚和其他随驾人员都面面相觑无人能对，乾隆便让当地官员在街上立一牌子，征求下联。牌子竖起好长时间都无人来对，后来多年以后山西泽州府的一书生云游来此看到这一上联， 眼睛一亮，随即对出下联：东当庄西当庄，东西当庄当东西。当地府衙上报朝廷，便赐予了嘉奖。

5、乾隆下江南路过泰山，率领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庙。当时庙前正好有野台梆子戏上演《西厢记》，乾隆灵机一动，便对大学士纪晓岚说，联有一联。

爱卿试对如何?乾隆上联说到：“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纪晓岚不加思索心口拈来：“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下联以“春夏秋冬”四季，对上联“东西南北”四方，珠联璧合，十分贴切。

三、乾隆六次下江南，除了游山玩水之外，还有什么目的？

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江南人民为了抵抗，遭受到清军的大规模屠杀，所以在江南地区，百姓的反清意识很强烈。后来清军入关，为了笼络民心，清朝皇帝开始提倡维护满汉关系，至此双方的关系才得到缓和。

到了康熙年间，康熙开始请人重新编修《明史》，并六次南巡，其目的是笼络江南的文人。后来乾隆即位，他视康熙为自己的榜样，于是也六次下江南，不过乾隆六下江南的目的，却比康熙多了几个。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明君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期，江南百姓和清廷的关系已经缓和。当时江浙一带人文繁盛，是最发达的地区，那里的才子学者，也比其他省份多十倍有余。据史料记载，从顺治到乾隆这段期间，共举办了61次科举考试，其中有51位状元，都是出身于江浙一带。

所以江南地区文化、经济都领先于其他省份，这里又是明朝遗民活动的中心，为了得到江南富豪与商绅的支持，皇帝不得不多次南巡。

然而乾隆六次下江南，其目的并不止笼络民心，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游山玩水，因为乾隆出巡，每次排场都十分盛大。但大家仔细想想，如果单纯为了游山玩水，乾隆就不会被后世称为明君了。

因此乾隆六下江南，除了游山玩水之外，还有这几大目的。

一、游山玩水

还是先简单说一下这一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艳羡江南，乘兴南游”。乾隆对江南向往，也是人之常情，这样一个风景秀丽、鸟语花香的地方，任谁都想亲自去感受一下。也正是因为江南有美景如此，才让世人误会，乾隆六次南巡，是为了观赏美景。

二、减免赋税

乾隆每次出巡都耗资巨大，也因此得到不少负面评价，到了后面，江南百姓甚至不想他再南巡。因为每次南巡都要重修建筑，乾隆来到江南又必须要乘船，每次请的民工都多达几千名。另外随乾隆出巡的就有2000余人，南巡时长一般在四五个月左右，期间需要用到的马匹就多达6000匹，船就要四五百只。也难怪百姓怨声载道。

所以为了安抚百姓，乾隆曾多次下令，对江南地区免税。百姓有了好处，自然也就欢迎乾隆南巡，而得到百姓支持，乾隆也达到其南巡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通过减免赋税，来彰显自己是个圣明的皇帝，从而笼络民心。

三、巡视河工

古代时常爆发洪灾，这也是最令皇帝头疼的自然灾害之一，为了防止洪灾，从康熙皇帝开始，就十分重视海防工程。渐渐的，巡视河工，就成为南巡的重要目的之一。

河工兴修规模巨大，所需要的经费也很多，为了保证这些钱都用于刀刃上，皇帝必须亲自监督。为了防止江南地区遭受洪灾危害，乾隆实行了四大工程。

第一是加固大堤，用来防止淮安、扬州等富庶地区遭受洪灾。第二是在陶庄挖一条引河，用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引发灾害。第三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4100余丈的鱼鳞石塘。第四是加固原有的石塘，保证百姓的安全。

乾隆皇帝一共六次南巡，而对于江南地区河工的治理，就多达上百次，在乾隆的圣恩之下，江南百姓的家园、财产及生命，终于得到安全保证。

四、寻访人才

前面说到，江南地区的才子学者很多，乾隆下江南的目的之一，就是寻访人才。当时的大学士高斌，就是在海防工程中立功，从而得到乾隆赏识，被提拔为江南河道总督。

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乾隆南巡增录的考试题，都是由他亲自出的。而当时取了一等的5名士子，都是来自江南的人才，其中浙江就有3名。据悉乾隆六次南巡，增加的生员就有5664名。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为朝中重臣，有的成为文学书法大家。

五、阅兵祭陵

乾隆南巡的时候，曾多次对苏州、杭州、嘉兴一带进行阅兵，并根据阅兵的情况，对军营进行一定调整，训练有方的将领，还会得到赏赐。

康熙南巡的时候，每次都要去祭奠明太祖朱元璋，所以乾隆南巡的时候，每次也要去明孝陵祭奠。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大目的外，还有野史说，乾隆的真实身份存在争议，而乾隆对自己的身世也表示怀疑，所以下江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查清自己的身世。这一说法多出现于野史，还有影视剧中，在此不做过多分析了。

不管乾隆六下江南的目的有多少，至少可以证明的是，随着皇帝南巡，为江南地区带来的益处是很多的。不过后来乾隆愈发讲究排场，导致每次出巡都劳民伤财，对百姓的影响还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