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三大挑战，帮助我们在大趋势下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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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三大挑战，帮助我们在大趋势下顺势而为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么？

我国应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了解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三大挑战，帮助我们在大趋势下顺势而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紧密的国际经济合作，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基于的是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协作，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及其延申出的国际供应链，本身也显现出的一些薄弱环节，对薄弱环节及应对方式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及未来前行的道路。

第一，环环相扣的国际供应链本身的衔接风险，由于整个供应链条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分别完成，从设计、原料、半成品、部件、组装、销售等一整套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紧密配合，虽然，现代的交通运输、信息技术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但这种水平化、横向的跨国合作，在某个环节出现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发生时，整体衔接就会断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如此，比如汽车行业，开始的时候由于中国的零部件工厂因疫情停工，马上就影响到了中国和韩国的总装厂，他们也不得以随之停工；到后来，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复工了，但欧美疫情爆发，消费停摆，外商订单取消，中国工厂又不得不立刻停滞，中国很多的玩具、纺织、电子产品出口加工企业因此陷入危机。

当然，这也是未来国际供应链升级的契机，为应对可能的问题，未来经济合作的链状结构一定会向网状迭代，逐渐用多元化的网状供应来取代相对单一的链状，当然这需要信息、制造、交通技术的进步和国际新的经济治理办法，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贸易保护不会因全球化而消失，相反会与全球化长期共存，我们在之前节目中曾谈到，驱动国际供应链运行发展的两大驱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其中，规模报酬递增是一国利用其比较优势，在全球分工和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其产品或服务可以向多个国家扩展，取得比单一国家市场更大的规模，而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效率就越高，攫取的经济利益就越多。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当然希望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等到更多的市场，取得规模报酬递增，而相反，自然也希望限制别的国家威胁自己的产品和市场。放到整体上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大家都限制了，自己的规模报酬也就无法实现，这个道理很容易懂，所以谁也不希望经济全球化消失，但放到局部上，每个国家又都想多占点便宜，都不想自己吃亏，大家在矛盾统一中不断博弈，为的都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此次脱欧如此的艰难，英国和欧盟，谁都希望享受更多对方的市场，而保护好自己的市场，双方的谈判因此长时间焦灼，几经陷入僵局。所以，未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一定会长期交叉存在，经济全球化不会是一马平川，有时候甚至可能倒退，但国际合作的大趋势是谁都不愿意改变的，各国会在博弈、斗争和妥协中一步步前行。

第三，贫富差距的问题，由少数人掌控的资本、技术和生产资料资源可以利用全球化，将生产资源转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方，同时利用全球市场扩大业务规模，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样，虽然整体经济发展的会更快，但一个弊端就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这些少数的人和机构中，带来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由此，社会不公平会催生社会的动荡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会影响着贫富差距，但解决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要靠国家的财富再分配机制，而非阻止经济全球化，但这个过程会动一些人的奶酪，会比较复杂，需要更多的治理智慧和时间。

经济全球化自身的问题，让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而特朗普就是利用了这种民粹，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的。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及上层群体毫无疑问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随着制造业外包，原来收入不错的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大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工资收入更低的超市收银员、配送员等服务业，他们会把自己的损失和愤怒归结于经济全球化，而特朗普利用的，就是这点，他不敢去动国内富人、穷人财富再分配这一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那也会动他自己的奶酪；他也不会去顾及自我封闭、贸易保护对长期的经济负面影响，他要的只是选票，而且只是一部分能让他当选的选票就够了，玩的就是选举政治。

但特朗普的政策改变不了美国的根本问题，一是贸易保护和全球化、自由贸易是共存的，各国都会此消彼长地进行博弈，博弈既是对抗，也是合作，你想占更多的便宜，而又不愿多付出，别人也一样会这样对你，短期也许可以凭自己的优势和霸权取得一些好处，但长期下来一定还是均衡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二是贸易保护并不能带来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不从国内财富再分配入手，而仅凭想象就想让制造业都回美国，让企业付出更多的工资和成本，美国的企业家就这么愚蠢吗？难道他们是慈善家，还是特朗普的小跟班？逻辑上讲不通，行动上就不可能。

经济全球化从理论逻辑到实践，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它肯定不是完美的，正如我们的个人也一样，常说选择比努力重要，其实，选择和努力没有先后，都一样重要，因为即使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的路上还是要努力战胜一个个困难，万事如意只是美好的祝福语，不会是我们生活的实际。

总之，在快速变化和复杂的发展形势下，看清大的趋势，既顺势而为，又在实践中根据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和迭代，这必然是今后的选择。

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为此中国采取了哪些具体对策？

(一)中国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过去20多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
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4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施。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并行地在汽车、石化等“制高点”领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和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同时实施，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单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果。为了克服体制上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劣势，中国在经济特区、开发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实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和优惠政策，这种局部突破的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吸引外资与国际贸易的扩大。

上述开放战略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本也相当高。例如，汽车、石化等“制高点”产业由于长期受到过度保护，其国际竞争力一直较低；出口导向部门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联系少，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大国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融资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

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的战略将有必要调整，逐步转向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人们通常强调的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国家幅员辽阔，某些资源供给充足的优势等。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优势。

一个优势是大国市场的规模经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处在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阶段，人均收入正接近1000美元。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已经和正在进入对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家电、汽车、电子通信等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张期。这一市场条件有可能使某些相关产业形成世界上特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中既包括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由于产业聚集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低成本不仅会使国内消费者受惠，也有助于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优势是具备了重点发展加工组装制造业的有利条件。一些年来，中国经历了以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进入一个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可以提供加工组装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利用有较高水平且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升的产品。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势看，一批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产业也会向中国转移。近年来，颇具规模的计算机组装加工基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州地区快速形成，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一般认为，汽车产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受冲击较大的领域之一；但据我们的研究，在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在今后10年左右，中国极有可能成长起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的进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的不一致，中国在经济特区等局部地区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贸规则。特区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是市场化改革的实验田。中国政府将特区的成功经验向更大范围推广，形成了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和界定依据逐步得到明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段论述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经济职能上的认识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按照这一基本方向，一些年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

——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计划、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基本形成了计划、金融、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调控机制。国家计划突出了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计划指标要少而精，总体上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财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经营性财政向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转变，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税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体制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出纳”的窠臼，正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政府通过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有效地治理了先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和一定程度上的通货紧缩趋势，逐步积累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有益经验。

——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进展。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2000年，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按市场价销售的比重已高达95%，比1995年提高6个百分点。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超过1000家，股票总市值48000多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成交金额60800亿元。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获得长足发展。90年代以来，相继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对风险较大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通过健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了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政府在规范、监管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行为等方面，正在走向制度化轨道。

——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企分开迈出较大步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已经改变。政府各部门解除了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加强所有者监督职能方面，政府采取了向重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派驻监事会，以及向资产经营机构和大企业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等措施，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正在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份额接近1／4。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不对国有企业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保证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外贸、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取消出口补贴，及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初步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外汇运行机制。引进外资的地域和行业限制逐步放松，各级政府在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管理外商投资、简化办事程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入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对现代化建设的压力日益增大。适应这种形势，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目前，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政府加强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将应用型科研机构推向市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取得明显进展。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政府自身改革取得一定进展。首先，确立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方赂，提出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重视和加强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其次，政府机构改革逐步深入。1998年以来，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相继开始了力度较大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按照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原则，较大幅度地调整和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重点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和执法监管部门，精简撤并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一半。机关工作作风和效率有了一定改进。各级地方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精简，职责权限进一步明确。再次，政治民主化向前推进。更多地听取专家、公众意见和接受媒体监督，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通过直接选举区、县人民代表和农村基层政权领导，以及推行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等，基层民主政治得到发展。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机制也逐渐发育，在争取公共利益、协调经济社会矛盾以及补充、替代和监督政府职能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在有些情况下是主动推进的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迫于形势压力，缺乏远见、深度和系统性，治标不治本。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

——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转轨时期又有某种扩展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企业设立、领导人任免、投资、外贸等领域的行政审批亟待清理、削减。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某些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强化行政审批和个案处理的副作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以及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活动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长官意志，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例如，强行要求效益好的企业在投资、担保贷款、资产重组等方面照顾劣势企业，甚至向企业摊派政府的行政性支出。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战线过长的问题依然突出，对其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够，进展迟缓。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乎竞争环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如何构建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在投融资领域，存在着政府以直接干预微观投融资活动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倾向，其结果往往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对投融资活动的不正常的干预。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承担着投融资主体的职能，花费大量精力争资金、争项目，投资决策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层层审批，不按科学严谨的、市场化的投资决策程序办事，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屡屡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

——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例如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打破行政性垄断；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至今没有最终建立，难以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二是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已有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不断变换手法，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因素导致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猖獗，社会信用关系紊乱，逃废债务现象相当普遍，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严重，等等。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政府改革中专业经济部门陆续撤销以后，综合经济部门、执法监督部门和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但是，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规划、方案和法规时，或在处理部。门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时，往往受到本部门或所管辖的行业利益的局限，对国家利益、公众利益考虑不够，甚至作出违背这些利益和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随着市场化改革向垄断性行业的逐步深入，相关领域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同一部门兼有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状况，容易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使某些行政主管部门比地方政府更加留恋行政审批权。由于对微观经济活动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使体制性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愈演愈烈。

——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国家财权财力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关系尚不合理。一方面，中央财政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挪用工资和养老金搞建设，把欠帐留给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也不利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立法权过于集中于中央，税权划分缺乏稳定的法制基础，难免导致地方政府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和滥用收费权。(2)在分权过程中，一些应当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没有落实到企业。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往往被地方政府截留，不少地方政府迟迟不愿向企业放权，在政企分开方面落后于中央政府。(3)行政性集权一分权一收权的框框还没有根本突破，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人们习惯于按计划经济下“先集权、再分权”的思路考虑问题，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下“分权优先、集权居后”的观念。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以及国家制定的优惠政策，大多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或者限制在一定行政区划的范围内实施。这样往往增加行政层次，例如计划单列市的设置就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性优惠政策，不利于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适当的分权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失控、地区差距扩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反过来又可能成为重新集权的诱因。

——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与立法进程不协调，影响执法效果。目前中国在制定有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执法效果往往不理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常遇到行政性垄断的阻碍。其次是执法落后于立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违法不究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时有发生，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再次是部门、地方政府的法规甚至内部文件与国家法律存在矛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内部文件的权威大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的权威大于国家法律的现象。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往往先依据本地内部文件和法规，然后才考虑中央政府的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法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以国家法律法规而是以内部文件甚或长官意志作为判决依据。此类问题较多地表现在企业改制和涉外经济纠纷等方面。

(四)加入WTO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新挑战

应当说，在经济转轨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能够取得已有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国际社会对此也作出了积极评价。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只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求得解决。中国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甚至在某些方面规定了政府改革进展的时间表，这就大大增强了加快政府改革的紧迫性。

加入WTO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自主的、主动的选择。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潜力的认识和信心。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WTO和经济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方面，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例如，中国可以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可以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势必面临国际市场的强大竞争压力。中国传统的优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挑战。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面临周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在加入WTO谈判中承诺了开放市场的义务，“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将难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实施。国际上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加入WTO后能否有效提升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将对中国构成严峻考验。加入WTO后，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

——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人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

——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难以同时兼顾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

——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么？

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1、区域主义的兴起会促进贸易和投资壁垒削减以及边境内新规则确立，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为我国提供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我国推进与世界更多国家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良好环境，有利于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自由贸易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改善我国对外经贸环境。

3、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自身产业竞争力低、经济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经济调试能力弱，对美欧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追求高标准的经济自由化难以普遍认同。而我国坚持以包容、渐进、公正、互惠的理念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受到普遍欢迎。

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1、TPP、TTIP等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我国排除在外，会形成新形式的非关税壁垒，造成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效应，制约我国对相关自由贸易区内国家（地区）的出口和投资。

2、美国试图以其主导的TPP强化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基础，瓦解我国与亚太国家的紧密经贸关系，制衡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3、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外汇自由转移原则等高标准边境内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与我国现行制度、体制存在冲突，超出我国现有承受能力。

扩展资料

导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因素

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打破了种种地域乃至国家的限制，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第二、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第三、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而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更加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经济全球化

参考资料人民网-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

参考资料人民网-认清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审时度势）

三、我国应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有利于吸收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有利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和风险，使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应以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对待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 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还须进一步加强。首先，要加快部门职能转变。其次，要加快国有体制改革。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创造开放、公平、竞争、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
（二） 确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框架，以国际贸易惯例为参考，尽快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开放型国际贸易体制。 （三） 研究和实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生产和生产力的分配也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更大的动态的调整，我国必须做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其中要着重加大产业间的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提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
（四） 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根本转变、逐步实现法治的时期，因此健全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本国法律保障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加紧修补和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经济法规，建立公平合理、有序竞争的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的和贸易的法制环境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
（五） 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
当前，我国尤其应该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区域合作，注重加强与APEC的经贸联系。要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去分析，把进入区域化的APEC作为我国进入全球化的一个“试验场”和“练兵站”。综上所述，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应该采取切合本国实际的开放步骤和措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唯一正确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发展，保持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平等。善于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才能确保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