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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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德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如何看待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美德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有何重大意义？

一、中华美德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美德文化是道德教育、道德规范的灵魂。建设和谐文明社会，离不开对美德文化的弘扬。对于传统的中华美德文化，需要进行科学的梳理。经过辩证的扬弃，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不断赋予科学的理念和时代精神。让优秀的中华美德文化在和谐文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哺心育魂、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准全面提升的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或消亡的基本标志。作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必须，也只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民族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建立起对民族美德文化的信仰和忠诚。忠于自己的民族，信仰自己的民族美德文化，守护自己的民族灵魂，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超越政治和党派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责”。

中华美德文化以人为本，以如何做人、处事、做事、为官、从政为着眼点，是深深蕴涵在各种文化之中的灵魂。在中华文化，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中华美德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凝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构建起了中民族文化的主体内容，主导了中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次，中华美德文化作为中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保证了中民族文化几千年的传承延续。对中民族文化特色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再次，中华美德文化具有强大的检疫、免疫功能，能对各种外来文化、新生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留优”等检疫、免疫程序，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来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保障了中民族文化的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作者：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孙清彬。图片来自网络。

一、如何看待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资本全球性掠夺、价值“失范”的境遇。在此境遇中，我们应当发挥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廉洁奉公、孝慈对家人、诚信对他人，如此才能防微杜渐、恪守职责、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德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一种大的相互交织的境遇中。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很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而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被某些国家视为威胁，利用经济战、政治战阻碍中国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以现代性名目进行的全球性掠夺，很多国家开始了整体性反思，什么才是现代性的?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立身并发展?再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价值“失范”现象严重。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情境中破浪前进，成为一个突出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单纯地向外求索，全盘西化，也不是单纯地反求诸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是审时度势，立足本国实际，参考他国有益经验，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多管齐下。本文拟选择中国传统美德中与中国当下实际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对其当代价值予以论述，以期对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助益。
一、当以忠勇报国
“忠”，即“一其心之谓也”(《孟子·滕文公上》)，即“临患不忘国”(《左传·昭公元年》)。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大多时间里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忠国”相联系。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君”“国”合二为一的，所以实际上，传统中国的“忠君”其实就是“忠国”，因而传统文化中的“忠”思想，剥离其忠君的封建含义，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传统中国“忠君”即“忠国”的浩瀚几千年历史文明中，“忠勇报国”一直是被整个社会所提倡和赞誉的美德。西汉名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而牧羊北海边19年，受尽折磨誓不投降，为世人所敬仰;南宋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领导岳家军所向披靡，鏖战金军数百次，创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军事神话;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右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五坡岭，宁死不降，跪拜南方，被斩于柴市的故事，世人皆知。
虽然，曾经有学者站着现代中华民族的角度回看当时的历史，认为，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不是民族英雄，因为当时的战争，是“兄弟倪墙”一样的矛盾。但是，本文不赞成这样一种以现在看过去的观点。本文赞成，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善恶，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需要像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回到现象本身”，而不是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判断过去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忠勇报国”体现的是儒家所说的“义”之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义”中，“忠勇报国”尽显了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
实际上，“忠勇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中。上个世纪，当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所有中华儿女，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奋战中。但是，在当下和平年代的中国，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和平崛起。但如前所言，某些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威胁，或故意渲染，或故意制造摩擦，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腾飞，加之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国际摩擦。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大力提倡忠勇报国极为重要。
提倡忠勇报国，就是要提倡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当忠于国家，热爱国家，不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就是要自觉自动地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掌握先进技能，并服务于国家和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见利忘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站好自己的岗位;就是要始终坚守高尚的操守，不与低级趣味相迎合。如此，我们才能防微杜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腾飞保驾护航。
二、当以廉洁奉公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深深地被儒家文化所浸染，而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其道德操守为《礼记·大学》中所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理天下，则当以廉洁奉公。
“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解老》)“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这些都是对廉洁的话语解释，而《左传》中所记载的“宋人献玉”的故事则是对廉洁的事实注解。
百千年来，中国都以“廉洁”为为政之本，出现了很多廉洁为政、恪守职责的官员，彰显着廉洁的美誉。除上文所述“宋人献玉”中的司城子罕，还有东汉时期“悬鱼”的太守养续、北宋时期家中立石碑刻“《诫廉家训》”的包拯、明朝时期以诗明志“清风两袖”的于谦、南宋时期因清贫感动皇帝的张浚等，无一不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然而，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伴随着廉洁奉公文化的，贪污腐败也一直存在。清朝军机大臣和珅、明朝内阁首辅严嵩、唐朝礼部尚书杨国忠都是贪污腐败的反面案例。历史上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发出感慨：“奈何朝杀而暮犯”。实际上，贪污腐败，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在其《地中海》一书中描述了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南欧，北欧等地的腐败现象。
时至今日，单就中国现实来看，贪污腐败现象也依然存在，甚至很严重，反腐斗争也正在进行，形势甚至可以说很严峻，在如此情景下，提倡廉洁奉公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
提倡廉洁奉公，就是要提倡一种廉洁的社会文化，与职位的责权利相呼应;就是要营造一种心理氛围，大力凸显贪污可耻、廉洁光荣;就是要在坚持法治、法规、规则与文化同行，而不是仅仅诉诸法律和规定;就是要树立廉洁奉公的榜样，引导社会舆论，发挥旁观者监督的作用。
在完善社会治理结构、依靠法律法规的手段基础上，发挥廉洁奉公的心理和文化作用，对抑制贪污腐败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此，朱元璋的慨叹“奈何朝杀而暮犯”才不会重演。
三、当以孝慈对家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民族，始终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文化精神。早在春秋时期，《尔雅》里就有对“孝”的解释，即“善事父母为孝”，《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祭义》中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说文解字》中认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些都是古哲先贤们对“孝”的解释，表达了孩子对父母长辈的赡养、尊敬和继承其遗志的含义。
“慈”乃是父母对孩子一种情怀。西汉贾谊《贾子道术》中认为“亲爱利子谓之慈”(《韩诗外传》卷七)中韩婴说“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等，所有这些，表明，“慈”，不仅仅是爱护，还要教导有方。孝慈文化是主导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精髓。《孝经》是著名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二十四孝》是传统社会中儿童的启蒙读物。在这样的文化熏染下，历史上出现了可多值得世人敬佩和发杨的事迹。单就“孝”来说，传说中的舜帝，在经受继母百般折磨几乎至死之后，还仍然善待其母;三国时期的孟宗因为不能让病重的母亲吃上竹笋而大哭;西汉时期的汉文帝刘恒，在其母生病三年中，日夜守护，每次均亲尝汤药;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黄庭坚，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等。
当然，传统社会中的孝慈文化中包含着“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内容，然而除却这些，提倡孝慈却是当下中国所极端必需的。转型的中国，经历着“价值失范”的阵痛，孝慈文化在很多时候被践踏。“公务员打骂咬父母”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问责;“空巢老人”问题，催生了将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的回应;而“父母为孩子熬夜排队”、“虎妈”“狼爸”等则又引发了对“父母怎样爱孩子”的社会热议。如此例子，比比皆是。因而，当下中国，诉诸传统，提倡孝慈极为重要。
提倡孝慈，是要鼓励孩子孝顺父母，承担起儿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就是要提倡如著名画家郑板桥先生对世人“愿诸君待父母如子女一样”的呼吁;就是要提倡“祭而丰不如养之厚，悔之晚何若谨于前”的实践理性;就是要提倡如司马光“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的育子原则;就是要提倡“为人父者，慈爱而教”(《管子·五辅》)的教子精神。提倡以孝慈对待家人，正是使得家庭和谐美满，进而更好地培养良好公民道德的关键性基础。
四、当以诚信对他人
传统文化中，“诚”与“信”具有不同的含义。“诚”，即“只是表里如一”(《朱子语类》卷十六)，而“信”则是“不食其言”(《法言·重黎》)，虽然“诚”与“信”并不同义，但是二者却分不开，都被看作是人在社会中做人做事的重要原则。
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颜回曾经问过孔子，出门在外，将何以立身，孔子回答：“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说苑·敬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孟子则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讲诚信，不仅仅是在圣人先贤们的论述中，也充满在传统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春秋时期的商鞅“立木为信”强大了秦国。秦朝时期的季布“一诺千金”，使其免遭后来的杀身之祸。明朝时期的“徽商”，其重承诺守信誉的美德，使得其作为一个群体称雄于商界。可见“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烽火戏诸侯”之类的故事则表明了不诚信的后果，从反面佐证着诚信的功能。
然而，当下之中国，由于价值“失范”，诚信已经处于危机中，“毒胶囊事件”反映出，某些医药公司缺乏了基本的对社会公众的诚信;不断出现的“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的现象反映出，某些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谎讹诈他人等，这些问题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和道德良知。提倡当以诚信对他人，刻不容缓。提倡以诚信对他人，是要本着自己的内心诚实，表里如一，真实地呈现事实;就是要一诺千金，不自食其言;就是要“以信取利”，而不是以不法手段谋取暴利;就是要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我们应该在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中华传统美德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在大国崛起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每个人的生活中就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传统美德，比如说尊老爱幼，和睦邻里，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等，也正是每个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才使整个社会呈现比较健康向上的氛围，可以说，如果没有传统美德，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就不会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
中华传统美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并传承下去，那样我们的民族复兴梦想的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三、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有何重大意义？

一、规范道德行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总和。

从时间上看，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古代、近代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道德传统。就内容而言，中华传统美德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又有行为规范方面的。

二、对当代人和当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原则上提出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三、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中华民族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扩展资料：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

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